外事管理是一种具宏观性质的行政管理,是对包括外交在内的涉外行政事务的管辖和处理。外事管理有自己的目标、主体、规范、客体和手段等。任何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巩固本国统治阶级在国内的统治地位，都需要设立相应的外事管理机构和人员，制定相应的外事管理法规，来实行对涉外事务的领导和管理。
在古代中国，外事管理曾经十分发达。中国最早的，也是最难看懂的史书—《尚书》上就有“外事”一词，意指境外之事，和我们现在的理解差不多。《尚书•康诰》篇载：“（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位。”因此，系统地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外事管理，古为今用，很有必要。
中国古代的外事管理从西周时期到鸦片战争以前，纵横数千年，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形态，依据社会性质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三个时期：（一）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066—前771年）。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国家的成熟形态，也是中国古代外事管理产生和形成的时期。在西周之前，还有夏朝和商朝。（二）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是举世公认的外交大舞台，也是中国古代外事管理高度发展的年代。（三）中华帝国时期（公元前221—1840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原因，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是以中国与周边小国建立藩属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朝贡外交。
（一）西周时期的外事管理
外事管理是人类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萌芽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涌现，外交史上通常称之为“原始外交”或“神话外交”。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可以上溯传说中的炎黄五帝时期。当时华夏各部落之间的关系，除战争外，还存在原始外交联系。几个部落如有共同利害关系，往往通过谈判缔结部落同盟，以对付共同敌人。例如，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就曾联合起来讨伐蚩尤。
严格意义上的外事管理是在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后才出现的，并随着奴隶制国家对外交往的发展而发展。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导致了奴隶制国家的产生，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尽管在奴隶制社会，外交不是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对它的重要性是不应低估的。在夏、商和西周时期，特别是在西周时期，我国古代的外事管理曾经达到过较高的水平。
夏朝的外事管理情况已不可考。商朝的奴隶制国家机器比夏朝健全。《尚书•洪范》篇记载：商有八政（八种政务），其中第七种叫“宾”，是专门负责管理对外事务的。宾官隶属太宰，主管接待宾客和诸侯朝见事务。
西周的外事管理更形完备。陈顾远先生指出：牧野之战，群后摄服，废部落，行封建，周畿千里，绾其中枢，同姓异姓分土而国，朝觐聘问，礼仪明确。迨春秋之世，周室衰微，诸侯强盛，朝聘修好，会盟结信，俨然现代国际结合，不因其远在古代而有逊色。
西周时期，周王朝和众多的诸侯国形成了宗藩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不是平等的国家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体系—宗主与藩属的关系。诸侯国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有自己的政权，疆土和人民，但须奉周王室为宗主，承担纳贡、朝聘和征战、以及定期参加周朝仪典等义务。周王朝与诸侯国以及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具有严格的外交礼仪规定。诸侯及方国来首都镐京朝见周天子的礼仪顺序如下：
“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而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诸侯以爵位而有所区别。
“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 诸方国因方向而有所不同，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谓也。
为了更好地管理对外交往事务，西周还设有专门和兼职的外事官员“使帅其属而掌邦礼”，协助国王处理外事工作。周王之下最高的兼职外事官员是太宰，“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六典包括礼典，即处理与外邦的关系。太宰之下为大宗伯，“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包括宾礼，“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 曰视，…以嘉礼亲万民；以脉番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以丧礼哀死亡，…以吊礼哀祸灾，以 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以宾礼亲邦国”。 在大宗伯之下，还有小宗伯，作为助手。此外司门兼管外商外贸，司税管关税等。同时西周还建立了一支专门的外交人员队伍。外交人员分大行人和小行人，掌宾客礼仪。还设有“候人”一职具体负责迎送宾客，“舌人”掌翻译。外交使节称“行人”、“行李”。“象胥”负责谴召使节，“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事管理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我国进入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相争，群雄并起，实际形成一国际社会。各国的关系除战争以外，还有外事往来。据统计，春秋时代列国发生战争约483次，朝会往来约450次。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外事管理的主要成就如下：
1.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外事管理理论流派。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思想文化比较活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于外事管理，诸子百家如孔、墨、老庄、韩非等均有自己的整套理论主张。概括起来，存在两大理论主流：一是以儒、墨、道家为代表的“王道”派（理想主义）；二是以法家和兵家等为代表的“霸道”派（现实主义）。王道派主张施行仁政，以德治天下，实现世界大同；霸道派则主张追求国家利益和权力，不择手段，用战争统一天下。《鬼谷子》一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关于外交艺术的专著。
2.初步确立了外事交往的规则。当时各国之间的交往，已形成了礼、信、敬、义等外交规则。
礼通常分为朝礼、聘礼、会礼、盟礼、军礼和戎礼等。《礼记•王制》说：“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则君自行。
信即信守诺言，遵守信义。例如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和鲁庄公会盟于柯，当二人正要歃血为盟时，鲁大夫曹沫用匕首劫持齐桓公，逼其退还鲁之三城。齐桓公答应了，但他事后懊悔。齐相管仲认为不可，不退将失信于天下。于是齐退还鲁之三城，遂成就霸业。
敬，就是相互尊重，尤其是尊重外国的使节。外交官都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几乎没有杀害外国使节的记录，强调“两国构兵，不戮行人”。使节的种类有三种：一是聘问通好、吊灾庆贺之，类似现在驻在国外的外交代表；二是会盟参与之使，相当于现在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三是通命示整之使，类似现在的军使。使节的等级则分为相、使、介等。相辅助国君执掌外交事务，有时也担任使节。使通常由大夫担任，类似现在的公使。介为使节的助手，副使，相当于现在的代办。使节的位次，职位同，小国在下；职位不同，职位高者居先。使节的职责，大者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小者也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因此当时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外交家，如晏婴、子产、子贡、张仪和苏秦等。晏婴是巧辩大师，他的外交才能，孔子曾赞不绝口，说：“夫不出于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
义，就是处理国家关系的道义准则，如有违背，必遭谴责。例如，公元前647年，晋国饥荒，求救于秦，秦国给予了晋国以帮助。但两年以后，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国君竟然不给救济。对此晋国大夫庆郑劝告说：“背施无亲，幸灾不行，贪受不群，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 晋君仍一意孤行，他的行为遭到了各国的反对。
3.创造了许多至今仍有意义的外交方式。如国家和政府的承认、朝聘、质、会盟等。
国家和政府的承认。对国家和政府的承认涉及到国家和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性问题。当一个新国家诞生时，必须得到既存国家的承认；而当承认一个新国家时，承认国同时被认为也承认了新国家的政府。但是由于革命或内战及其他原因，一国的合法政府可能被推翻，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这时不存在对国家的承认问题，仅仅涉及对政府的承认。中国古代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春秋时期，周室衰微，但名义上仍保留宗主国的地位，诸侯国则是周的封国，因此不存在对国家的承认问题，对政府的承认却很盛行。国君即位，小国朝，大国聘，就是承认的一种方式。相反，篡位者只有得到既存国家的承认，才有合法性。例如，鲁宣公篡夺鲁国政权以后，曾不得不派遣大夫季文子如齐，“纳贿以请会，会于平州，以定公位”。 有时准予篡位者参加诸侯会议，也是对其合法性的承认。
朝聘。朝聘即朝觐和聘问，是我国古代国与国之间平常交往的一种方式。朝觐指国君出面，或朝见天子，或往见诸侯。朝的原意是朝见天子，臣朝于君，后来诸侯强盛，小国国君拜见大国国君，亦称朝。春秋时期，朝的种类有朝于天子、朝于方伯和朝于诸侯三种；时间上有定期的，也有不定期的。聘问，则指国君不亲自出马，而谴使通好。聘的种类有天子聘于诸侯、诸侯聘于天子和诸侯聘于诸侯三种形式。诸侯聘于天子，分时聘和殷兆两种情况。天子聘于诸侯，则间岁以行之，非正也。诸侯聘于诸侯，《周礼大行人》载：“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朝聘不到，即为失礼。
质。在古代，国与国之间表示友好信义，往往以国君的儿子作为人质。例如，《战国策，赵策四》曾讲述了一个故事，叫触龙说赵太后。当时秦国进攻赵国，赵求救于齐，齐要赵以赵太后的最小的儿子长安君为质，方肯出兵。但赵太后不同意。左师触龙用智说服赵太后，赵太后终于点头，让长安君质于齐。齐兵出动后，击退了秦国的进攻。赵国转危为安。两国关系不友好时，也有以人为质的。总之，相互交换人质的外交方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很盛行。
会盟。就是召开国际会议。鲁史《春秋》记载，诸侯的盟会共有450次，春秋之时平均一年就有两次“国际会议”。会盟时筑有七层盟坛，每层有专人把守，坛上插有绣着“方伯”的大黄旗一面，代表盟主，并设有大鼓、香案，排列朱盘玉器等。盟主主持歃血盟誓，杀牲，宰左耳，取其血，以盘盛之，然后手执牛耳，号令天下诸侯。诸侯会盟以齐桓公时为盛，当时诸侯都信服他，所以他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时，诸侯盟会又以葵丘之会盛极一时。葵丘之会，曾明示五禁，规定了国际公共道德，是人类历史上较早的“互不侵犯条约”。《孟子》说：齐桓公“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三）中华帝国时期的外事管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中华，在东亚大陆建立了由皇帝直接统治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两千多年来，中华帝国虽历经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但终究维持了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同时由于地理上的相对封闭，高山、大海和沙漠隔绝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由于在近代以前中华文化一直比周围四邻文化先进，所以在东亚形成了以中国为宗主的具有宗藩结构的地区性国际体系。因此，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人并无平等的主权国家外交的概念。当时的外事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中国同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如西南列夷、匈奴等；二是指中国与境外亚洲邻国的关系，如朝鲜、倭国等；三是同亚洲以外的国家的关系，如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但实际以前两种关系为主。此种情形造成了中华帝国在外交观念和体制上的改变。正如英国外交家亚当•沃森认为：“中华帝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种拥有宗藩结构的文明，它通常不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也就是说，它被隔离在大墙后面。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仅偶然控制过帝国政府的中枢。在孔子时代，外交曾有过高度发展，但一旦建立了‘中央帝国’，它便忘却了土生土长的外交传统，因为取代了中国国家体系的统一帝国强大得足以支配其近邻，而对更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则无动于衷。十九世纪中叶，由于最后一个统治王朝日渐衰微，中国无法再不理睬西方强国，它才第一次同意与西方国家进行正常的外交对话和交换使节。西方大国拥有军事优势和航海技术，并按照它们的方式同中国进行贸易，它们一步步地把中国拖入到国际政治之中。也就是说，当中国发现她面对的伙伴是一批独立的强大国家时，她不得不同其他国家打交道这种结果对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幸和痛苦的”。
当然，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外事管理在中华帝国时期仍然有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外交原则、策略、思想及惯例等方面，中华帝国时期仍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不同朝代的情况也有差别。例如汉、唐时期，外交作为军事手段的补充还是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比较开放，与世界数十个国家有经济文化联系。当时我国统治者对世界局势也有明确认识。公元857年，一位阿拉伯商人曾与唐朝皇帝交谈。皇帝说，我们只尊重5个国家的王：一是伊拉克王；二是我们中国的皇帝；三是突厥王；四是印度王；五是希腊王。此五王是当前世界上最显赫者，其他国王是不能比拟的。 可见唐朝皇帝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了解得是比较清楚的。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我国统治者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不想与外国平等交往。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挑战面前，大国主义外交终于走到了尽头，中国也一步步坠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中华帝国时期，我国外事管理的基本特点如次：
1.我族中心，大国主义。我族中心指的是古代中国人对本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自我估计。我族中心表现为在地理上自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上最伟大和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一国名就集中地体现了上述理念。同时我族中心还表现为在文化上自认为中华文化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这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由此也导致了民族自大狂和大国主义。正如鲁迅先生指出：“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爱国的自大’。” 古代中国人常常把周围的其他民族都视为蛮夷，称为“化外之民”，他们的国家则被称为“藩邦”或“夷狄”，中国往往以天朝上国的态度对待与他们的关系。总之，唯我独尊，不能以平等态度对待邻邦，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外交观念。这种大国主义的思想自秦汉以来逐渐形成，是根深蒂固的。
2.册封和朝贡制度。中华帝国是具有藩属结构的国家体系。历朝都有不少的属国或藩邦，它们形成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但这种藩属关系与近代西方的殖民关系或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有根本区别。这种藩属关系仅具有文化上的意义,并不存在国际监护问题，或实际的统治；同时中国政府对其属国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例如，1392年，高丽国大将军李成桂自立为王，明太祖就未加干涉。当时中国对属国的政策主要体现为册封和朝贡制度。册封就是对周围国家的首长赐给封号。如汉朝皇帝曾封倭国一部为“汉委奴王”，封高丽统治者为“侯”等。与此相联系还有朝贡制度。朝贡制度就是要求属国定期向中国贡献礼物。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使属国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在政治上实现宣德于外，远近归心；同时中国皇帝对朝贡者也给予巨额的回赐，通过经济上厚往薄来，以达到怀柔和羁縻的目的。
3.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中华帝国是一个封闭性的农业社会，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外界交换商品、人员和信息的程度也较低。由此产生了经济文化上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观念。例如乾隆皇帝曾说过：“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相反外国人对中国货物则必有所求。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尽管一些朝代曾经实行了对外开放，但总体说来是闭关自守的。即使如汉、唐、宋、元等实行开放的朝代，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诸如唐代，它不仅与70多国有政治文化联系，而且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唐朝的京都长安成为亚洲最繁华的国际都市，也是亚洲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唐朝的基本国策是：“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 因此唐朝的对外开放是有限的和有选择的。例如在宗教、艺术和实用技术等方面，唐朝受印度和南亚等国影响较大；但在礼仪、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仍然是秉承祖制。到了明朝中叶以后，特别是清朝，闭关自守的观念更加严重，转变为锁国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祸患。
以上对中国古代外事管理作了一个初步探讨。总之，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中国古代外事管理中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改进和提高我们的外事管理工作水平，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周恩来同志在1963年4月24日会见外宾时，提出了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如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和退避三舍等， 就是对中国古代外事管理的科学总结和推陈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