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孫中山研究所所長。
1920年9月11日，北京大學舉行始業儀式即開學典禮，自任教於北京大學以來連年參加這一活動的胡適，抱病出席，在演講中聲稱：中國“現在並沒有文化，更沒有什麼新文化”，①當然也就沒有新文化運動。此時胡適已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北京大學又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和中心，可是作為領袖之一的胡適，在中心地帶卻宣佈根本沒有新文化運動，沒有新文化，甚至沒有文化，不禁令人好奇為何有此說和如此說。②如果在胡適的眼中根本沒有新文化運動，那麼當時已經被描述得盛極一時的“新文化運動”究竟是什麼，又是如何被指稱出來：如果“新文化運動”的確存在，其發生演化的本來面目如何；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和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有何聯繫及分別；胡適以外，其他新文化運動領袖關於此事有著怎樣的說法。凡此種種，必須以材料為依據，梳理史事的聯繫，才能接近歷史的本相和前人的本意。限於篇幅，本文最多說到入題，而且各方面只能點到即止，詳情及後續的種種問題，將由正在寫作的關於歷史上新文化運動及其認識發生衍化的專題新書予以呈現。
一、“新文化運動”緣起的先行研究
一般而言，坊間和學界並不在意或是完全沒有意識到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意見和歷史意見之間是否存在差別。③通行的看法是，新文化運動興起於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五四運動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在內容、趨向等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按照這樣的時代意見撰寫的通史和教科書，作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無疑也是常態。可是，作為專門研究者，在著述中僅僅表達時代意見而忽略歷史意見，對於史事和材料就不免有些隔膜，容易誤讀錯解，難以體察歷史本來具有的豐富與多彩。所得出的結論和所做出的解釋，總是無法貫通所有的材料和事實，時時處處顯得不相鑿枘，似是而非。
也有細心的學人察覺到上述差異，從不同方面提出問題並有所論述闡釋。較早研究五四運動的周策縱就注意到，“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稱在1919年5月4日以後的半年內開始流行。他特別提到那年12月《新潮》编者在答讀者問時，指出他們的運動是“新文化運動”。而五四前的那些目標遠大的思想和有關活動，直到“五四事件”後才被新知識分子作為一種新文化運動而系統地加以提倡。④因此，他並沒有將五四以前相關的思想和活動，統稱為新文化運動。\r
鄧紹基的《關於“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是專究“新文化運動”成名史的文章。他從魯迅所說“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稱是由原先反對白話文、嘲罵《新青年》的人最早提出來的入手，考察這個人是誰或是哪些人，可是查了幾種現代文學史著作，關於“新文化運動”這一說法是何人何時創立的，沒有找到答案。雖然作者自謙“並無‘考據癖’，再說也沒有條件去作考證，退而求其次，只想知道在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和當時著名人物中，是誰最早採用‘新文化運動’這一說法。”其做法卻頗富啟發性。他分別考察了持主張、贊成或異議、反對意見的魯迅、章士釗、胡適、陳獨秀、蔡元培、梁漱溟、吳宓、郭沫若等人最早使用“新文化運動”一詞以及相關指稱的情形，指出陳獨秀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發表的《調和論與舊道德》，是其所見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最早採用“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的“文本”；“五四”運動發生之後，“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稱十分流行；雖然胡適等人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指稱一度持有異議，可是其他不同意見者不僅將其視為發端者，而且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前的《新青年》扯上關係，最後胡適也逐漸接受了這一指稱。⑤
王奇生大體繼承了前人的研究並有所進展，所撰《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一文的第四部分“新文化形成‘運動’”，著重探討了“當‘新文化’真正被‘運動’起來後，‘新文化運動’這一概念也應運而生”的歷史進程，並指陳以往多認為“新文化運動”一詞是孫中山於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最早提出來的，與事實不合，因為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陳獨秀已多次提及“新文化運動”。\r
關於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關係，“與後來史家以《新青年》創刊為開端不同的是，在20年代初，知識界所認知的‘新文化運動’多以五四為端緒。”“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國各地傳播的進程而言，‘新文化運動’以五四為開端，大體代表了當時人較為普遍的看法。”“當‘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流傳開來後，對於什麼是‘新文化’，知識界競相加以詮釋，卻沒有形成大體一致的看法。”⑥陳獨秀專門詮釋“新文化運動”的文章《新文化運動是什麼》甚少為後來史家所提及，而胡適“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解釋也沒有普遍認同。圍繞相關問題，蔡元培、鄭振鐸、陳啟天、章士釗等人的意見，重點不在新文化運動，而在什麼是新文化運動。這與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如何演化為後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認識，關係緊密。
歐陽軍喜發表於《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的《國民黨與新文化運動一一以〈星期評論〉、〈建設〉為中心》，在註釋中指出，《星期評論》和《建設》在1919年8月底9月初已經在《新文化運動的武器》和《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原》等文中分別使用“新文化運動”一詞，比《新青年》早得多。“新文化運動”一詞最早由國民黨人提出的可能性極大，而不是魯迅所說由反對者最早提出。只是文章的重心在於論述國民黨的主張與新文化運動的呼應關係，未依照時序與同時其他方面比較印證，相關問題點到即止。
經過上述各人的持續努力，研究這一問題的取材範圍不斷擴大，一些問題的癥結逐漸浮現並逐步澄清，“新文化運動”的指稱發生於五四之後，相關各人當時的解說各異，以及陳獨秀、胡適、孫中山、蔡元培、章士釗等人在“新文化運動”緣起中的作用，依據所獲資料大體得到梳理，糾正了一些以訛傳訛的說法，確認了一些基本事實。
在學術研究中，問題的發現到終結需要長期努力。在已經取得的成果之上，顯然還有不少可以擴展的空間。就資料而言，主要檢討他指、後認的新文化運動諸領袖或反對者的言論，仍有假定“新文化運動”的指稱由他們發生和演化的想當然之嫌。既然在新文化運動領袖們表態之前，“新文化運動”已經相當流行，究竟哪些人物、團體、機構在指稱的興起和流行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應當不帶任何成見、從無到有地進行耙梳和檢討。就問題而言，如果“新文化運動”是被“運動”出來的，那麼，究竟是被“五四運動”所運動，還是被“運動家”所運動；如果是後者，真正的運動家是誰，又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五四以後知識人關於新文化和新文化運動的眾說紛紜，作為歷史形態和進程，按時序具體如何呈現；所謂各式各樣的競相詮釋卻並沒有形成大體一致的看法，詳情如何；這些競相詮釋彼此之間的關聯，其中一部分如胡適、陳獨秀、章士釗、魯迅、吳宓等，已經有所論列，而更多的情況仍然缺乏必要的交待。或許研究者覺得意思不大，將注意力轉向他們認為更為重要的事情上面；或許情況過於複雜，難以梳理清晰，只能含糊其辭；又或許今人想當然地判定他們與“新文化運動”無關或不過從屬次要，因而不在考慮之列，以致視而不見。此外，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如何由個別或一些人的看法逐漸演化為一定範圍內統一的標準化認識，在舉證之上，還需要系統梳理，進而展現全程和全貌。
二、恢復原狀與創造新文化
按照胡適等人的思維，欲知新文化運動，應該先知什麼是新文化，還要上溯什麼是文化。而要追究“文化”的發生及其入華輾轉傳衍、意涵變遷的歷史，至少是一本或數本專書的任務。五四前後國人普遍感到困惑的文化與文明的糾結，早在清末已經出現，究其實，當是由法國與德國歷史文化的恩怨情仇演化出來的明治思想史的一段故事。國人不知就裡，從定義解讀，陷入文化定義數以百計，看完更加不知何為文化的知識陷阱。每一次文化論爭，都免不了循環反復地舊事重提。本來歷史上的各說各話並沒有什麼是非正誤，只要符合本相本意，都是事實，都可以敍述為真實的歷史。可惜研究者也往往重蹈前人的覆轍，總要試圖究其一是，結果將歷史變成自己心中的思想史。
“新文化”之說，清季已經出現。1909年4月17日，《申報》為“二十五巨冊，一萬七千頁，圖解三千，每冊四十二萬言”的《萬國歷史彙編》做預訂廣告，就不無誇張地宣稱：“此環球歷史，其內容詳敘泰西之奇特進化，由歐人昔日野蠻漸進於今日文明景象，一一輯載。今日尚有此良機購書，中華好學精思之士及通曉英文惓懷國事者，允宜勿失佳遇，而即行定購此萬國奇珍也。……今者中國吸入新文化，必以各國之往事為指南，凡國內之進化，人類興衰，其為故事，甚大益人智慧，討論尋味，固無論矣。凡此種種，備載是書，大雅君子，欲研求立憲知識，求諸書中，瞭若指掌。熟讀是書，則各國之興衰成敗了然於胸，懲彼覆轍，資吾殷鑒，歷史者誠能益人智慧，為人類進步之歸宿。吾人處世，沿革滄桑，無時或已，苟洞識環球歷史，於事物之變化，豁然貫通，庶於中國無忝新民之職。”⑦
以泰西為新文化的淵藪，大體符合近代中國以西為新的意念。進入民國，新文化的指稱仍然未必流行。1918年7月1日，《申報》刊登北京大學羅家倫來函，對於上海召開各界救國聯合大會感到歡忻鼓舞，並提出救國之舉，要有二端，一是“聯合全國青年學生作一有機體之組織，以愛國之朝氣，按分功之原理，赴同一之目標”，這已有大中華民國學生愛國會為之發動；二是成立一種光明正大之言論機關，以驚醒國民之癡夢而灌以應有之常識，尚寂然無聞，因此建議辦一《愛國報》，貫徹五項宗旨，其中第三項就是“灌輸國民常識且旁及高深之學問，以立中國新文化之基礎”。⑧
來華外國人士在主張新文化方面有所作用。1918年12月6日廣州《英文時報》發表社論，鑒於“中國之人對於和平之曙光莫不歡迎之，希望中國之武力主義終得打破。中國若不受此主義之束縛，則可以對新文化之鵠向緩緩進行也”。⑨而基督教的青年會自詡犧牲自我，服務社會，“凡諸犧牲一貫之精神，無非為福我青年，增高其人格，新我社會，建設其事功，鞏固國家億萬年郅治之丕基，應世界新文化勃興之隆運耳。”⑩\r
如果說五四運動前提倡新文化，主要是為了打破武力主義，迎接世界的科學新文化，改造中國，經歷了五四學潮的衝擊和震盪之後，新文化的鼓吹者則有希望引導青年由政治運動轉向文化改造的意向。1919年7月19日，蔡元培告北京大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書由《時事新報》刊載，清晰地表達了“恢復五四以前教育原狀”的意見：
北京大學生諸君並請全國學生聯合會諸君公鑒：
諸君自五月四日以來，為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不惜犧牲神聖之學術，以從事於救國之運動，全國國民既動於諸君之熱誠，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盡其一分子之責任，即當局亦了然於愛國心之可以救國，而容納國民之要求。在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社會上感於諸君喚醒之力，不能為筌蹄之忘，於是開會發電無在不願與諸君為連帶之關係，此人情之常，無可非難。然諸君自身豈亦願永羈於此等連帶關係之中，而忘其所犧牲之重任乎?世界進化，實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預備……諸君自思在培植製造時代乎，抑在販賣時代乎?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專門技術，繼而普通學校，最後乃始知純粹科學之必要。吾國人口號四萬萬，當此教育萬能、科學萬能時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萬分之幾。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且有研究純粹科學之機會，所以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赖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绝對犧牲之乎?抑諸君或以喚醒同胞之任務，尚未可認為完成，不能不再為若干日之經營，此亦非無理由。然以僕所觀察，一時之喚醒，技止此矣，無可復加。若令為永久之覺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性，必難幸致。自大學之平民講演，夜班敎授，以至於小學之童子軍及其他學生界種種對於社會之服務，固常為一般國民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盡力矣。苟能應機擴充，持久不怠，影響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點，尤在注意於自己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學力，而養成模範人物之資格，則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也。
正是鑒於學生已有“恢復原狀”、“力學報國”的決心，而所謂“原狀”，主要就是學潮發生前“諸君專研學術之狀況”，蔡元培才考慮同意再度出山，“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君與僕等當共負其責焉。”(11)
9月20日，為北京大學開學之日，上午九時，全體學生和教職員相繼在法科大禮堂開大會歡迎蔡元培重新長校，是日到會的學生和教職員三千餘人，“為從來未有之盛況”。學生歡迎會由張國燾主席，方豪致辭，其預擬的歡迎詞先期刊登於當天的《北京大學日刊》第442號，其中說道：“大學肩闡發新學昌明舊術之巨任，為最高尚最純潔之學府，生等必謹以之行，潛研學業，修養德性，答海內之殷望，樹國家之基礎。自經此番之閱歷，頓生絕大之覺悟，現代人材破產，學術窳敗，誠引為至可淒惻之事。願破除一切頑固思想，浮囂習氣，以創造國家新文化、吾身新生命、大學新紀元。先生告生等有曰：‘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盡瘁學術，以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前此蔣敎授代表先生主持校務，亦曾以‘改良社會，創造文化’相敦勉。故今日之歡迎先生，非感情的，非虛偽的，乃歡迎國家(之)新文化、國立大學之新紀元、學生等之新生命。”(12)
蔡元培在歡迎會上的致辭和開學式上的演講，著重強調大學應該研究學理，北京大學能動能靜，而且以靜為常態。其時正好杜威博士來華遊歷，到北大講授哲學，也出席了開學式，並由胡適翻譯，發表了演說，題為“大學事業之性質”(又作“大學任務之性質”)。他與北大師生的主張相呼應，聲稱人類有兩種需要，一為將以往最高尚的學術、經驗與智識，永久保存，傳於後人，二為將所傳下者變化，使其適應於人之新環境。包括大學在內的教育之職務，即為應此二種需要。“中國有數千年不斷之舊文化，今又輸入歐美之新文化，二者亟待調和，以適應於人之新環境。故世界各國負有使新舊文化適合之責任及機會者，無過於今日之中國，無過於今日之北京大學。此種新舊文化之適合，可謂之新舊文化之結婚。大學的職務為做媒，使夫妻和睦，孳生蕃盛。在中國的大學，其做媒的機會較別處多，故責任亦較別處大。這是世界對於此校的宣戰書，我們能答應麼?做媒的人如能稱職，則將來夫妻和睦，必可產生自由的進步的昌盛的兒子。我能在此盡做小媒人之職務，這是我很欣幸的。更賀諸君有做大媒人之機會。”(13)
由此看來，“恢復原狀”，進入靜態，以創新文化，是五四以後北大校方的主要訴求。學生對此表示接受，以免被安福系乘虛而入，重陷數月來的痛苦狀態，雖然內心未必誠服。\r
三、國民黨提出“新文化運動”為革命方法
恢復秩序，為學運退潮後的北京大學所必需，卻與全國的形勢有些脫節。尤其是南方的國民黨受到五四運動的激勵鼓舞，正在尋找新的力量，準備重新回到革命的路線上。(14)發現新的社會動力和探索新的革命形式，成為國民黨的當務之急。而青年學生無疑是可以一身二任的現成社會群體。
一度有學人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指稱最早是孫中山於1920年1月開始使用，這一說法在後來的研究者檢索了《新青年》之後，發現“新文化運動”一詞1919年12月已經多次出現於陳獨秀等人的文章中，因而予以否認。這樣的曲折，或許多少反映了人們認為國民黨人對五四新文化的態度仍然有所保留的基本認識，所以首先還是想到後認的“新文化運動”的運動家們在這方面當居主動地位。然而，拋開一切先入為主的成見，進一步放眼搜尋資料，陳獨秀等人1919年12月在《新青年》第7卷第1號的四篇文章中使用“新文化運動”一詞，也並非最早，而如歐陽軍喜所說，國民黨方面率先提出“新文化運動”這一指稱的可能性的確相當高，至少迄今為止是所見文獻中最早使用的之一。
五四以後，國民黨創辦了兩份重要刊物，即《星期評論》和《建設》，前者為週刊，1919年6月8日創刊，後者為月刊，同年8月1日創刊，二者均發刊於上海，實際上是國民黨積極呼應五四以後的新形勢，努力參與並推動形勢繼續發展的重要體現。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決將五四學生運動引向何方的問题，使之為實現國民黨的政治目標張本。正是在這兩份刊物上，國民黨重要人士不約而同地率先提出了“新文化運動”的概念，並且作為中國現階段革命運動的主導方法。\r
1919年8月31日，《星期評論》第13號刊登署名“先進”(李漢俊)的《新文化運動的武器》，文中引“吳稚暉先生說：‘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單靠白話體的文章，效果很小的。那多數不識字的工人，整天要作十來點鐘的工，即使有人教他的文字，他那裡有學的時間，目下只有圖注音字母的普及。這種音符，是最簡單的，倘若就地拼音，就可以用注音字母寫信了。要他們能夠作文字的交通，然後我們才可以灌輸他們的智識。’”並就此提出：“這件事確是很要緊的。我希望新文化運動者合力在這上面用工夫。”(15)
8月中旬以後，吳稚暉在上海多次演講注音字母，只是相關報導未見提及“新文化運動”一詞，查詢吳稚暉的各種文集文萃，也未能落實，或為李漢俊的聽講記憶或直接交談所得。不過，吳稚暉的說法和李漢俊的呼應，雖然使用了“新文化運動”的指稱，卻存在一定的偶發性，時間上或有“先驅”的意義，內容卻不過是就事論事。
幾乎與此同時，1919年9月1日，戴季陶在《建設》第一卷第二號發表署名文章《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原》，作為結論，作者跳出了經濟的範疇，宣稱：
我們看中國過去及現在種種的變象，都是由歐美日本的壓迫所誘發出來的。中國的社會本來有許多缺陷，不過這些個缺陷，受了這外界的壓迫，都彰明較著的表現出來罷了。但是這壓迫是〈甚〉麼東西?總動力是在甚麼地方?我們詳詳細細的把世界近代的文明史研究起來，就曉得一切壓迫東方的力量都在科學的進步上面，歐美各國國家的社會的缺陷暴露也在科學的進步上面。現在各國的缺陷都一致的暴露出來，所以國家改造和社會的改造已經成了全世界一致的聲浪。中國國〈家〉裡面的內亂，我看一時是不能便靜止的。為甚麼呢?因為中國國家社會組織的缺陷剛才在暴露的正當中。進步的趨向是很明瞭的，助成進步的新文化運動是很猛烈的，但是大多的人還是在睡夢當中，一般舊文化勢力圈內的人，阻止新文化運動進行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在生活爭鬥的上面加上一層文化競爭，這一個極大的震動如果不到新文化運動成功的時候，不會靜止的。新文化運動是甚麼?就是以科學的發達為基礎的“世界的國家及社會的改造運動”。非有大破壞，不能有大建設。但是一面破壞着，同時就要一面建設着。各式各樣的努力都是向着有必要到來運命的新世界走。(16)
這裡的“新文化運動”，已經成為具有普遍意義、全面、根本的國家和社會改造運動。十天後，戴季陶回覆康白情的來函，解答“革命!何故?為何?”的問题，更加明確地提出：
我個人的意思可以總和起來，用幾句狠簡單的話表明他：
1.全人類的普遍的平等的幸福，是革命究竟的目的。
2.中國國家和社會的改造，是革命現在進行的目的。
3.中國人民全體經濟的生活改善和經濟的機會平等，是現在進行目的的理想形式。
4.普遍的新文化運動，是革命進行的方法。
5.智識上思想上的機會均等和各個人理智的自由發展，是新文化運動的真意義。
6.文字及語言之自由的普遍的交通和交通器具的絕對普及(如注音字母)，是造成理智上機會均等的手段。
7.“平和的組織的方法及手段”，是革命運動的新形式。(17)
9月28日，戴季陶在《星期評論》第17號以和朋友談話的形式更加簡潔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中國要解決社會不發達和官僚軍閥的惡政，不能僅僅用武力革命的方式。“平和的新文化運動，造就是真正的革命!這就是大創造的先驅運動!”要想救亡，“還是只有猛力做新文化運動的工夫”。(18)
國民黨的政治判斷，緣於五四以後他們認定中國革命“這一個大責任要靠誰?就是要靠全體覺悟了的青年大家自己擔負的!”(19)正如沈定一(玄廬)所斷言，老舊罪惡的中國，“除卻青年無希望”，“中華民國前途的責任，除卻青年諸君，更有誰人負擔。諸君的真學問，不是僅僅在課本上黑板上幾句現成講義。諸君的人格和責任，不是同暑假一齊放得掉。杜威博士說：學校為社會的一種組織。教育既須從群體的生活進行，故學校不過為一種團體生活，內中集合各種勢力，使學生得享受一個種族或人類的遗傳產業，使他能夠用他自己的能力，造成社會幸福。……諸君是吸收新教育空氣的人，是明白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是在民主國家的裡面振起互助精神的人，是不染‘舊汙’不蔽‘物欲’的人。依據這幾種資格，來改革制度，改革思想，改良社會，改造世界，果能勇猛精進，何患不得勝利?”(20)
之所以對青年寄望如此之大，正是從五四運動看到青年學生的能力和思想鼓動的威力。“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前途，仿佛從黑暗裡殺開一條血路!一線光明，總在前面，只要我們活潑潑地迎合上去。此事的原因，十八九歸功蔡孑民先生和幾位大學教授。我雖是承認這話，但回顧從前中國的思想界，仿佛有一塊無縫的大石頭，壓在思想上面。辛亥革命，這塊頑石已經震裂了。雖說依舊壓著，但思想的萌芽，就從他裂縫裡發生了出來。蔡先生和幾位教授，不過下點培植的工夫。”(21)這樣的說法，既指明了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必要性，又為尋找“新文化運動”的淵源有利於己的聯繫開啟了先例，卻使得“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演化與對“新文化運動”的認識認定出現分離開啟了通道。
四、江蘇教育會組織“新文化運動”演講竇
蔡元培重掌北大以及北大校方師生就恢復原狀達成共識，使得北大在創造國家新文化的中心地位得以凸顯。不過，不僅在北大師生的眼中心裡，中國當時並沒有什麼新文化運動，而且他們也不準備以運動的方式來創造中國的新文化。恰恰相反，蔡元培等人希望學生回到靜的狀態，潛心於以科學為中心的學術。至於學生方面，雖然未必完全同意這樣的主張，鑒於五四以來數月的痛苦經歷，以及著眼於個人和國家的前途，也只能委曲求全。
随著學潮的平息，整個社會也開始安靜下來。然而，1919年10月29日，江蘇省教育會發出《致本省中等以上各學校函》，宣佈將於12月22日在南京舉行第二屆演說競進會。該會於1918年發起，業經舉行一次，“茲者青年思想日益發達，各校方盛倡社會服務，課外講演之舉，隨地而有，則此項演說人才尤須廣造。”並附奉簡則細則各一份，請通告各學生先期練習，報送赴會演說員名單。按照簡則，演說競進會由江蘇省教育會組織，暫以江蘇境內中等以上各學校同程度之學生為會員；演說分組進行，以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學生為一組，甲種各實業學校各師範學校各中學校學生為一組；每年於十一月內由江蘇省敎育會確定會期，提前兩個月預定演說題之範圍及細則，通知各校；演說員以能操國語為及格，每組最優勝之三人由江蘇省教育會贈以名譽之紀念，先期舉行預賽，每組選定六人或九人；演說員以各校各級學生先在本校比賽之結果，每校選出一人或二人；演說員前往集會地的旅費由各校以公費開支；各縣教育會得比照該會簡則，以本縣高等小學及同等學校之學生組織演說競進會。這樣一來，等於利用現有教育機構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動員和組織實施，影響勢必廣泛而深入。
根據該會細則，1919年度會議的演說題範圍為：“關於新文化運動之種種問題及其推行方法”，12月21日在南京舉行預賽，次日午後二時正式比賽。演說時間每人限十分鐘，由評判員判定優劣，前三名優勝者依次頒發紅、黃、藍色錦旗。(22)
鑒於當時社會上“新文化運動”的指稱還不大流行，相關的實事也不夠普遍，這樣的講題很可能令各地的組織者及演講員感到困惑，11月1日，江蘇省教育會特地發佈印刷品，標題為《解釋新文化運動》，作為“簡單的解釋以備各校參考”。這份文件從六個方面大略解釋了新文化運動的內容：\r
一、新文化運動是繼續五四運動傳播新文化於全國國民的作用，其進行方向在喚醒國民，改良社會，發展個人，增進學術，使我國社會日就進化，共和國體日形鞏固。二、新文化運動要文化普及於大多數之國民，不以一階級一團體為限(例如推廣注音字母，傳播白話文，設立義務學校、演講團，都是這個意思)。三、新文化運動是以自由思想、創造能力來批評、改造、建設新生活(例如現在各種新思想出版物)。四、新文化運動是謀永遠及基本的改革與建設，是要謀全國徹底的覺悟(繼續現在的新運動，從基本上著想，使之永遠進步也)。五、新文化運動要全國國民改換舊時小的人生觀，而創造大的人生觀，使生活日就發展(例如從家族的生活到社會的生活)。六、新文化運動是一種社會運動、國民運動、學術思想運動。\r
此外，“還有他種事業及種種問題及推行方法，是要大家研究。”(23)這樣的解釋與其說是說明現行事物，毋寧說是描繪未來願景。
江蘇省教育會的解釋似乎未能令社會釋懷，1919年11月12日《興華》第16卷第44冊“逐日新評”欄以《新文化運動之解釋》為題，全文轉載了這份文件，並附加識語：“讀江蘇省教育會通函《新文化運動的解釋》，簡括新文化大旨，確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所需要者，但未審大多數人民之心理，是否有此傾向耳。”(24)
《興華》編者的擔心的確反映了願望與現實的差異，並非多餘。不過，江蘇教育會此舉對於鼓動起“新文化運動”，絕不僅僅是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果說“新文化運動”是被“運動”起來的，江蘇教育會顯然位於第一批“運動家”之列。相較於國民黨宣傳的號召，通過教育會和中等以上學校的組織運作，至少在鼓動學生關注和響應“新文化運動”方面產生了廣泛而實在的影響。各地在落實江蘇教育會的通告過程中，實際上對於當地學界乃至社會各界進行了普遍動員。以南京為例，12月上旬就組織了頗具規模的預備演說比賽，為正式比賽熱身。據《申報》報導：
南京演說競進會由南京學術講演會發起，分兩組比賽，高等專門大學為一組，中等各學校為一組。高等專門以上學校於十二月六日午後三時，假本城金陵中等大會場開第一次演說會，由趙厚生君主席，與賽者為高等師範學校代表張君鍾藩，法政專門學校代表張君恩輔，暨南學校代表陳君希賢，金陵大學代表謝君承訓，金陵女子大學代表郝女士映青，金陵神學代表楊君鏡秋等六校，講題為“新文化運動之意義及其促進之方法”。眾推舉錢強齋、仇亮卿、過探先三君為評判員。評判結果，以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張君鍾藩為第一，金陵大學學生謝君承訓為第二，由教育廳長胡玉蓀君當場發給紀念品。中等學校於十二月十二日午後四時假本城法政專門學校舉行預賽，由王伯秋君主席，楊杏偉、廖世承、陳鶴琴三君評判。到會者有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代表顧品月，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代表徐君鴻基，省立第一工藝學校代表楊君家祿，省立第一農業學校代表陳君謨，暨南學校代表鄺君榮耀，省立第一中學校代表李君芾，鍾英中學校代表盧君光婁，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代表王君作榘，金陵大學附屬中學代表劉君經邦，匯文女學代表劉席珍，基督女學代表李宏瑩，基督中學代表陳君烈文，求實學校代表孫君劍鳴，華中公學代表朱君公楨等十四校，演題為“發展南京之計劃”。十三日午後三時，復假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舉行決赛，由陶知行君主席，張軼歐、趙厚生、郭秉文三君為評判員。評判結果，省立第一中學學生李君芾為第一，基督女學李女士宏瑩為第二，由省公署教育科長汪伯行君當場發給紀念品。前後兩組演說比賽，到會旁聽者皆千數百人，可謂極南京學界之大觀矣。(25)
從上述報導可知：(1)比賽的題目，在省教育會所定範圍的基礎上有所調整，高等以上將種種問題限定於意義一點，中等各校則改為與各自切身相關且易於把握的講題，以免知識閱歷不足、年龄尚幼的學生鑿空逞臆。(2)優勝者只取前兩名。(3)參與賽事的學校共計20所，教育行政當局和教育界知名人士擔任主持或評判，前來旁聽的學生人數眾多。
12月21日，按照江蘇省教育會的約定，江蘇中等以上學校演說競進會假南京通俗教育館如期開賽，演說題即事先擬定的“新文化之運動及其種種推行方法”。當天下午二時舉行預賽，“與會者中等組二十四校，演說員三十九人，高等組四校，演說員六人，由錢強齋君主席，沈信卿、莊百俞、黃任之三君為評判。結果中等組選九人，為暨南學校黃國元，浦東中學校江建魁，省立第六師範學校徐永慶，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杜心熙，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校姚允明，上海滬江大學中學部張元鼎，省立第二農業學校仇武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呂瑩，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王志瑞；高等組六人，為高等師範學校余天棟、蔣希曾，滬江大學校李峻華，中華職業學校職業教員養成科辛景文，法政專門學校張恩輔，中華職業學校職業教員養成科吳梓人。二十二日午後二時決賽，胡玉孫君主席，蔣夢麟、張軼歐、吳濟時三君為評判，助以高等師範學校及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音樂。演說畢，由主席照章給獎散會。錄優勝員姓名如後：(中學組)第一名黃國元(暨南學校)，第二名姚允明(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校)，第三名呂瑩(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高等組)第一名余天棟，第二名蔣希曾(高等師範學校)，第三名辛景文(中華職業學校職業教員養成科)。”(26)
江蘇教育會組織的演講比賽，不僅廣泛動員了本省各地中等以上的學生關注“新文化運動”，也引起有心人士的思考。1919年11月17日，“進之”在《教育週刊》第39號發表《新文化運動》，便針對演講比賽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國民運動的傾向，已從消極的而變為積極的，已從浮泛的而變為根本的，是政治運動已變為新文化運動了。現在各地所辦的義務教育、學術演講會、注音字母、白話文和那各種出版物，提倡社會解放和改造等等，豈不是新文化運動的起點麼?本屆江蘇各校演說競進會之演題，也已由省教育會定為《新文化運動之種種問題及推行方法》，並把新文化運動的意義簡略的解釋一番。
但我以為，凡欲解決各種問題，必先有一個標準放在胸中，方能井然有條。新文化運動不能沒有一個確切不移的標準，這個標準究竟是什麼，大家急應研究研究。有人說新文化運動是謀永遠及基本的改革和建設的，不過，所謂改革和建設究竟從何做起。有人說是要謀全國徹底的覺悟的，不過究竟覺悟什麼。從我的意見看起來，新文化運動是必要增高個人人格的，這個人格，從康德說就是Personality，從邊沁說就是此亦一人彼亦一人，Everymantocountasone，從陸象山說就是人人要做堂堂的一個人。我們必本此主義，以解決政治、經濟、法律、教育、道德各項問題，方能達新文化運動的目的。(27)
作者所主張的標準，未必能夠得到廣泛認同，可是公開提出問题並試圖解決，就會增加“新文化運動”這一議題的吸引力，從而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和討論。
五、“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與北大
江蘇教育會發動新文化運動，就內容取向而言，與北京大學創造新文化的理念相吻合，就活動形式而言，卻似乎與北京大學校方及師生由動而靜的共識相衝突。
清季以來，由於教育經費幾乎百分之九十由教育界而非各級教育行政機關控制等因緣，江蘇教育會及其前身在近代中國的學界政壇據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國民政府統一之前，江蘇教育會利用其長期持續主導全國教育界的有力地位，不僅掌控著全國教育界的動向，而且試圖進而影響全國政局的走向。蔡元培本來是江蘇教育會將勢力伸向北方的重點依靠，也是該會與掌控北京政壇的安福系角逐的重要憑藉，雙方不僅彼此支持，在五四運動中還相互配合，南北呼應，與安福系主導的北京政府鬥法。更為重要的是，在學潮一度失控、迫使蔡元培等人離職去位、江蘇教育會北進的努力嚴重受挫的情況下，雙方很快就達成共識，力爭北京大學恢復原狀，抵制安福系人馬控制北京大學和教育部的企圖，以便收復失地，努力挽回被動局面。(28)
不過，恢復原狀的考量之一，是避免給不肯善罷甘休的安福系以侵佔的口實，雙方希望恢復原狀的範圍，僅限於北京大學內部，而在校園之外，蔡元培和江蘇教育會並不希望重歸舊態。打破安福系的軍閥統治與改造社會，是他們共同努力的相輔相成的事業。(29)只是鼓動學生直接參與政治運動很容易導致局勢失控，反而有損自己的利益和計劃，因而在校外改用文化運動的形式。1919年9月，蔣夢麟在《新教育》第2卷第1期發表署名文章《新文化的怒潮》，以宣言的形式，正式提出了“新文化運動”的口號，鼓吹用運動的方式來鼓起新文化的大潮，他說：“凡天下有大力的運動，都是一種潮，這種潮漰湃起來，方才能使一般社會覺悟。若東抽些井水，西挑幾桶湖水，澆將起來，這些水就被乾燥的泥土吸去，我們雖終日為挑水勞苦，究竟沒有什麼結果!大凡驚天動地的事業，都是如潮的滾來。”西洋文化的轉機，就是那文運復興的潮。法國大革命的革命潮，二十世紀的科學潮，都有原因。“凡一個大潮來，終逃不了兩個大原因，一個是學術的影響，一個是時代的要求。換言之，一個是思想的變遷，一個是環境的變遷。”杜威認為社會學說是因為社會有病而生，社會有病，學者便要研究什麼病，生出學說。所以環境變遷，就會生出新學術，用以改變環境。“環境更加改變，要求學術的人更多，於是愈演愈大，愈激愈烈，就釀成新文化的大潮。”中國二十年來環境變化大，還沒有新學術供給要求，社會的病日益加重，必至無可救藥：“因為社會病，所以我們要講新學術來救他。講到這事，我們就說着這回五四學潮以後的中心問題了。這個新學術問題，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問題，預備釀成將來新文化的大潮，掃蕩全國，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要釀成新文化的怒潮，要釀成新文化的怒潮，是要把中國腐敗社會的污濁，洗得乾乾淨淨，成一個光明的世界!”他希望青年決百川之水，不要在一擔一桶水裡費盡心力，辦法是：(1)願青年自己認作富於感情、思想、體力，活潑潑底一個人；(2)用活潑潑的能力講哲學、教育、文學、美術、科學種種的學術；(3)用寶貴的光陰在課堂、圖書館、試驗室、體育場、社會、家庭中作相當的活動；(4)抱高尚的理想拼命做去；(5)多團體活動，抱互助精神，達到團體的覺悟。“青年青年，你們自己的能力，就是水；運用千百萬青年的能力，就是決百川之水；集合千百萬青年的能力，一致作文化的運動，就是滙百川之水到一條江裡，一瀉千里，便成怒潮——就是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國腐敗社會洗得乾乾淨淨，成一個光明的世界!”(30)
這一宣言，使得在率先提出“新文化運動”方面國民黨不能獨步。而這樣的大聲疾呼，顯然並不是希望青年學生由動而靜。還在五四運動前夕，與北京大學尚無淵源的蔣夢麟在其主持的《新教育》上，已經公開鼓吹以北大作為中心點的新舊兩派思想學術競爭，應如文藝復興席捲歐洲那樣蔓延到全國。“今日吾國之新潮發軔於北京古城，猶文運復興之發軔於義大利古城也。其彌漫全國之勢，猶文運之溯湃全歐也。”(31)
在《新文化的怒潮》發表的前一期，蔣夢麟發表了《改變人生的態度》，認為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基本改變了生活的態度，“成一個新人生觀。這新人生觀，生出一個新宇宙觀。有這新人生觀，所以這許多美術、哲學、文學蓬蓬勃勃的開放出來。有這新宇宙觀，所以自然科學就講究起來。人類生活的態度，因為生了基本的變遷，所以釀成文運復興時代。西洋人民自文運復興時代改變生活態度以後，一向從那方面走——從發展人類的本性和自然科學的方面走——愈演愈大，釀成十六世紀的大改革，十八世紀的大光明，十九世紀的科學時代，二十世紀的平民主義。……這回五四運動，就是這解放的起點，改變你做人的態度，造成中國的文運復興，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類本性的權利。這樣做去，我心目中見那活潑潑的青年，具豐富的紅血輪，優美和樂的感情，敏捷鋒利的思想，勇往直前，把中國委靡不振的社會，糊糊塗塗的思想，畏畏縮縮的感情，都一一掃除。”(32)“新文化運動”幾個字，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6月以前，蔣夢麟的文章中沒有“新文化運動”的指稱，顯示在他心中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概念。7月，在江蘇教育會的支持下，作為該會理事而與北京大學毫無瓜葛的蔣夢麟北上為蔡元培代理校務，象徵著雙方的聯繫進一步加強，甚至說合為一體也不為過。(33)蔣夢麟公開提出“新文化運動”的主張與江蘇教育會定議組織“新文化運動”演講賽的行動在時間點和主旨方面高度一致，很難用英雄所見略同的巧合加以解釋，應該事先有所協商，才能夠配合得如此默契。《新教育》這份刊物，本來就是由江蘇省教育會和北京大學共同出資倡辦，編務由蔣夢麟負責，社址設在上海西門外江蘇省教育會內。(34)江蘇教育會組織的“新文化運動”正式比賽時，蔣夢麟擔任決賽的評判，足以顯示他們在鼓動“新文化運動”方面步調一致。
蔣夢麟等人的主張與國民黨也高度吻合，蔡元培是老革命黨，蔣夢麟也曾為孫中山服務，並與主辦《建設》、《星期評論》的胡漢民、戴季陶等人往來密切。雖然沒有證據顯示北京大學、國民黨和江蘇教育會共同預謀，至少蔡元培、蔣夢麟分別與江蘇教育會、國民黨協商定議的可能性相當高。也可以說，三方面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鼓動者，他們共同組成了所謂“運動家”的陣營。
由於五四前後安福系到處伸手，擴張勢力，進佔教育部和北京大學，派人到上海運動江蘇教育會改選事務，並與南方的國民黨針鋒相對，使得三方被迫協同抗爭。北京大學、國民黨和江蘇省教育會發起“新文化運動”，表面上的遙相呼應以及迎合世界潮流、反對官僚軍閥惡政、改造社會文化的理想追求之下，若隱若顯地展現了聯手反對安福系政權的政治同盟關係。在當時的語境中，各式各樣看似普遍的思想文化主張往往有著具體的政治指向。雖然這些不為外人道的所指並不影響主張的普遍意義及社會影響，可是完全脫離具體指向，對主張的解讀難免過於虛懸，無法理解相關的言論行為。況且，若是簡單地以主張為準則，“運動家”自己也可能進入判罰的行列。國民黨不必論，江蘇省教育會的一些人事也頗受時人詬病。(35)
1919年12月以前，雖然“新文化運動”的說法已經在多家媒體上出現，可是無論國民黨的《星期評論》、《建設》，還是江蘇教育會和北京大學的《新教育》，乃至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發源的《新青年》，基本上仍然處於呼籲鼓吹的造勢階段，後來被統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具體事情已經存在，可是尚未用“新文化運動”的集合概念來指稱，所以整體而言仍然沒有“新文化運動”的實事，以至於在後認之時，究竟哪些屬於“新文化運動”，哪些不屬於，各家還有所爭議。在各方鼓動尤其是江蘇教育會組織演講的動員之下，“新文化運動”在江浙乃至各省迅速被鼓動起來。在此過程中，各地又多次發生學生與當局的衝突，使得五四運動的聲氣在“新文化運動”的形式下繼續延展，並且很快形成“新文化運動”十分流行的局面。\r
“新文化運動”發展至此，至少形式上與後認的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或領袖們沒有多少關係。蔡元培、蔣夢麟乃至江蘇教育會及國民黨方面，雖然與陳獨秀、胡適等人關係不錯，但在鼓動“新文化運動”這件事情上，顯然並沒有事先與之溝通。因此，循著這些先驅和領袖的思想軌跡探尋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反而顯得有些隔膜、疏離，他們彼此之間在認識上也存在種種歧異。由於這樣的緣故，當“新文化運動”十分流行之際，他們的反應不僅多少有些滯後，而且整體上不大協調，有的積極應對，並試圖重新主導，如陳獨秀；有的不以為然，持有異說，如胡適；有的甚至對突如其來的“新文化運動”氾濫以及自己到處被尊為新文化領袖而感到有些彷徨。
六、並非結語
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認識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差異。後來認為的新文化運動發端之時，並沒有諸如此類的文化現象被統稱為“新文化運動”的實事。嚴格說來，“新文化運動”不僅是由五四運動所引發，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是作為延續五四運動的替代形式。只是運動“新文化運動”的運動家大都並非通常以為的新文化運動先驅或領袖，至關重要的江蘇教育會和國民黨的作用基本被忽視，或是雖有提及卻未能放在整體聯繫之中觀察評判，無法盡顯其本意和要義。
將史事當作文學作品進行二次解讀已被視為常態，後認將歷史的起點逐漸拉長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因而揭示歷史的實際進程或許不至於改變後來將《青年》或《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作為新文化運動起點的認定。可是，這樣的認定同樣受到“新文化運動”淵源流變的影響。由於當事人意見分歧，其中有人有意無意地將五四以前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思想的傳播以及社團活動與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聯繫起來，為後來將新文化運動的發端提前並且作為五四運動的思想和組織準備的歷史再造留下伏筆，從而造成與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若即若離的感覺。
不過，若即若離也就是不即不離，完全脫離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在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認識上難免穿鑿附會，脫離實情，妄加揣測。例如關於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論述，後者是當時人認定的西方新文化的基色，而統一的西方本來就只是存在於東方人或中國人的心中，歐美各國對於科學的認識各有不同，近代以來中國人不言而喻的科學觀念，更是言人人殊。至於前者，並不一定是對於國家政體形式的追求。在代議制破產的語境下，新文化運動的民主取向主要體現於教育和社團組織的自律自治，與社會上由間接民權轉向直接民權的訴求相適應。之所以使用音譯，是因為開始用意譯，“致有民本、民主、民眾、民治、唯民、平民、庶民等名詞，繼而以為未甚妥適，不如逕用其音，包含較廣，且名稱可劃一，由是所謂‘德謨克拉西’者，乃成為一種新思潮之慣用語矣。”(36)此類名詞及思潮，反映了代議制遭到唾棄和對直接普遍民權的熱切嚮往，而與今人的解讀或認定相去甚遠。也就是說，即使要鑒古知今，也必須首先瞭解歷史究竟沉澱了多少、積澱了什麼在現今當中，才能避免望文生義地強古人以就我，以至於無從理解前人與前人、今人與前人以及今人與今人之間的聚訟紛紜究竟有無交集，又是如何交集。
無論歷史上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演化，還是後來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認識，由眾說紛紜到逐漸統一的變化進程(後者一直持續到上世紀後半葉，且有範圍的限定)，都是歷史的組成部分，都能夠成為歷史研究探討的客觀對象並且可以用適當的形式加以表述。仔細梳理二者的聯繫與分別，對於認識新文化運動的全過程與各層面，是必不可少的應有之義。問題是，材料的比較與事實的連接，應當以本來時空狀態下史事所具有的各種聯繫為憑藉，可以有所側重，不能隨心所欲。若是跳躍著任意取捨，強作解人，無論多麼具體，仍然深陷自己心中歷史的陷阱而無法自拔。至於那些望文生義的穿鑿附會，以及以偏概全的“我認為”，更是與史事無涉，何足道哉。“新文化運動”即將百年，如果百年之後紀念者的歷史認識仍是一筆理還亂的糊塗賬，真要愧對於九泉的先驅者了。
注釋：
①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收入時題為《提高與普及》，稱：“本文為1920年9月17日胡適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的演講，陳政筆記。原载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學日刊》，又載1920年9月23日《晨報副刊》。”此說時間有誤。據《申報》1920年9月14、15日“國內要聞·北京通信”連載的野雲所寫《紀北京大學始業式》：“今日(九月十一日)北京大學在第三院舉行始業儀式，雖屬照例行禮致詞，但是日頗有較為重要之演說與報告，足以表示該校革新進步之精神”。《北京大學日刊》1920年9月13日第691號第二版“本校新聞”所載“本校開學紀略”明確記載：“本校開學禮已於十一日(星期六)舉行。是日上午九時，全體教職員學生及來賓齊集於第三院大禮堂，行禮畢，由校長蔡先生致開會詞，教務長顧先生、總務長蔣先生相繼致詞。旋由蔡先生介紹新聘教授顏任光、任鴻雋、陳衡哲、譚仲逵、燕樹棠諸先生相繼演說。舊教授胡適之、陳惺農兩先生亦均有演說。至十二時餘，宣佈散會，並撮影以為紀念。諸先生演詞甚長，容另日登出。”各人的演說詞從9月16日開始刊登，胡適的演說詞載於9月18日第696號第三版。
②關於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的質疑以及當時人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在拙作《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北京：《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中已經有所論及。
③關於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的意涵及其分別和關聯，詳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4～7頁。
④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5頁。
⑤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學林漫錄》，第14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69～75頁。
⑥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北京：《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後收入《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為第一章。
⑦《萬國歷史彙編》廣告，上海：《申報》，1909年4月17日，第二張第六版。
⑧《羅家倫來函》，上海：《申報》，1918年7月1日，專件，第11頁。
⑨《外報論南北講和要點》，上海：《申報》，1918年12月17日，要聞二，第6頁。
⑩聶其傑：《溫佩珊君之決志服務社會與其影響》，上海：《申報》，1919年1月21日，第11頁。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中說：“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7頁)此文雖然自署寫於1918年，連载卻在1920年，或有改動的可能。
(11)《蔡孑民先生告北京大學生及全國學生書》，上海：《時事新報》，1919年7月19日，來函，第三版。《申報》1919年7月20日刊載，題為《京學界將回復原狀》。這封公開信，高平叔和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分别由中華書局1984年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均依據《北京大學日刊》署期7月23日，高平叔撰著的《蔡元培年譜長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中冊第230頁)說法相同。而根據《申報》刊登的時間，寫作至少應在7月20日之前。蔡元培日記1919年7月17日記：“致蒋夢麟、羅志希、段錫朋快函(羅、段兩函，附有《告北京大學學生》文)。……以《告北京大學學生》文分送浙江三日報。”(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86頁)從時間判斷，所提到的《告北京大學學生》文，即是《時事新報》所登公開信。
(12)《學生歡迎蔡校長回校之詞》，北京：《北京大學日刊》，第442號，1919年9月20日，本校紀事，第2版。
(13)《二十日之大會紀事》，北京：《北京大學日刊》，第443號，1919年9月22日，本校紀事，第1～3版。
(14)孫中山從來不以代議制為然，護法不過順勢。經過民初實驗的失敗和歐洲的檢討反省之聲日強，原來最熱衷於開國會和議會政治的湯化龍、張君勱、梁啟超等人相繼宣稱代議制在中國乃至世界已經破產。在此背景下，國民黨的護法實際上已經漸成雞肋。參見桑兵：《辛亥國事共濟會與國民會議》，北京：《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5)先進：《新文化運動的武器》，上海：《星期評論》，第13號，1919年8月31日，隨便談，第4頁。
(16)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原》，上海：《建設》，第一卷第二號，1919年9月1日。
(17)戴傳賢：《革命!何故?為何?——覆康君白情的信》，上海：《建設》，第一卷第三號，1919年10月1日。
(18)季陶：《我和一個朋友的談話》，上海：《星期評論》，第17號，1919年9月28日，短評，第4頁。
(19)戴傳賢：《革命!何故?為何?——覆康君白情的信》。1990年與唐文權教授編輯出版《戴季陶文集》時，已經注意到戴季陶關於新文化運動的這些論述，可惜未能特別留意時間點的問題。
(20)玄廬：《除卻青年無希望》，上海：《星期評論》，第4號，1919年6月29日。
(21)玄廬：《就是自然》，上海：《星期評論》，第7號，1919年7月20日，隨便談，第4頁。
(22)《演說競進會定期在寧開會》，上海：《申報》，1919年10月31日，本埠新聞，第10頁。
(23)《演說競進會演題之解釋》，上海：《申報》，1919年11月2日，本埠新聞，第10頁。
(24)《新文化運動之解釋》，青島：《興華》，第16卷第44冊，1919年11月12日，逐日新評，第27～28頁。本文部分期刊资料的收集，得到博士生余露的幫助，謹此致謝。
(25)《學術講演會演說競進會紀事》，上海：《申報》，1919年12月18日，“地方通信·南京”，第8頁。
(26)《演說競進會第二次開會紀》，上海：《申報》，1919年12月25日，第10頁，本埠新聞。
(27)進之：《新文化運動》，上海：《教育週刊》(《時報》附張隨報奉贈)，第39號，“世界教育新思潮·教育小言”，1919年11月17日。
(28)關於五四前後江蘇教育會參與北方角力之事，參見陳以愛：《“五四”前後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載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336～361頁；《五四運動期間江蘇省教育會的角色》，“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五四運動初期江蘇省教育會的南北策略》，台北：《國史館館刊》，第43期，2015年3月。
(29)中國原來少有軍閥之說，使用“軍閥”和“北洋軍閥”的概念並對軍閥予以抨擊，五四前後是一個密集期。當時反軍閥的具體指向主要就是安福系，南方的國民黨和直系遥相呼應，這與蔡元培及江蘇教育會的目標基本一致。至少在鼓動舆論方面，各方實屬不謀而合甚至可以說是共謀。參見桑兵：《“北洋軍閥”詞語再檢討與民國北京政府》，廣州：《學術研究》，2014年第9期。
(30)蔣夢麟：《新文化的怒潮》，上海：《新教育》，第2卷第1期，1919年9月，第19～22頁。
(31)蒋夢麟：《學術進步之好現象》，上海：《新教育》，第1卷第3期，1919年4月，第225～226頁。
(32)蔣夢麟：《改變人生的態度》，上海：《新教育》，第1卷第5期，1919年6月，第451～454頁。
(33)關於蔣夢麟代長北大的因緣，詳見陳以愛：《“五四”前後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蔣夢麟：《西潮》，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1頁。
(34)上海：《新教育》，第1卷第1期，1919年2月，版權頁。
(35)社會舆論之外，同道之間也不盡協調。如胡適對於黄炎培在學界和社會上頗具影響就很不以為然，但又不解其何以能夠如此。或指黄炎培毫無政治野心，從來不搞政治，1927年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部將其列名學閥予以通緝為無端受禍。其實黄炎培數十年剪報不斷，用心不僅在於教育，其參與主導的江蘇教育會又影響政壇學界社會極大，國民黨要實現統一集權的政治目的，勢必要進行打壓，使之收縮於國家政權可以容許的範圍。
(36)木心：《教育與德謨克拉西》，上海：《教育雜誌》，第11卷第9號，1919年9月，第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