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中央的完整表述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认识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方针，首先需要把握与它的形成相关的背景。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处理好新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发展任务，中央的一系列大政方针非常值得进一步领会。十八大后的人事安排基本到位之后，经过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决策层显然在一步一步地把顶层规划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清晰化。

三中全会解决的问题，是改革深水区必须要做的顶层规划，形成了“60条”，它是经济改革为重点的、但是已强调全面配套改革的设计。四中全会则把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非常明确地推进到司法改革、行政体系改革，以及宣传上不直接说、但是回避不了的政治体制改革。五中全会是系统化地把这种大政方针所依据的发展理念做了合乎逻辑的条理鲜明的表述：以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走向共同富裕。最粗线条地说，这样一系列指导方针的明朗化里面的关键词，至少是如下几个表述出来都是以“现代化”为趋向的基本概念的链接。

首先，三中全会“60条”那么丰富的内容，涉及336项具体改革切入点的任务，如做出最主要的浓缩，核心的理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简称“现代国家治理”。“治理”这一用语已经明显区别于我们过去说惯了的管理调控的“管理”，它所涉及的制度安排、机制连接，是要改变过去仅仅强调自上而下管理调控、掌控的架构，转变到必须对应“包容性发展”这一使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充分互动展开的一套新型制度安排，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达到调动一切积极性、释放一切潜力与活力、解放生产力的新境界。这种包容性发展理念，既是对我们整个统一市场多元主体互动和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中各方多赢共赢的内在逻辑的肯定与指导，其实也对应于中国与全面开放进入总书记说的和其他经济体“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就是“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推动多赢共赢。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最基本的内涵。

这种包容性发展、解放生产力，必须落到资源配置机制上，所以，第二个关键词就是“60条”中多次提到的现代市场体系，而且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表述，终于把小平同志南巡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说到位了。当年邓小平以极大的魄力，以他有生之年后被称为“天鹅之舞”的超常规的南巡方式，奋力一推，使中央几个月内形成了最高层级的指导文件，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限制，当时也只能说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现在，又经过二十多年我们对市场经济的深化认识，在汉语语境里三中全会的“决定性”是说到位了，而市场决定性作用后面又跟着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这里面所包含的挑战，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实际生活里面我们过去终于已经认识到政府和市场应划清边界，要“井水不犯河水”式地各行其道，这当然体现了认识上的重大进步，但现在最新的境界是什么呢？政府可以跟市场主体以伙伴关系PPP来实行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政府怎么更好发挥作用？PPP体现了认识以“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进步。中国特色下，守正还要出奇。后面还会汇报自己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以现代市场体系的资源配置机制配合现代国家治理，解放生产力，在三中全会“60条”中又给出了过去中央从来没有以这样的高度来表述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要求，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就是说，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必须先解决好“以政控财、以财行政”，“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怎么用”这一套问题。因此，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首先审议通过的第一个配套改革方案，就是财税改革，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营改增，是财税改革中税收改革排在第一位的重头戏。至于大家关心的股市、房市，跟财税改革也都有种种直接、间接的联系，整体发展的配套改革中，财政要继续像80年代初、1994年和这次一样，打头阵服务全局。在强调全面配套改革的同时，财政改革要在推进过程中率先启动。这些我们是在三中全会之后，通过上面三个关键词的链接可以形成的基本认识。

到四中全会，又推到全面依法治国。我对它的概括是，这是在现代化取向上与中央文件过去已有所表述的政治文明对接。中国整个的发展，需回忆一下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后一幅著名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把它进一步对应到我们现在必须把握的现代化趋向上的一些最基本的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大潮流来说。

所谓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推进，归结起来有哪些只能顺应、不可能反向而行的基本潮流呢？看大势，首先第一条是工业化，中国的落伍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拉开了近现代史帷幕，一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内忧外患，终于在上世纪，出现三件大事依次展开，一是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二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我们整个版图的主要部分摆脱了内战，自“一五”时期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力求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上海等工业基地成为整个中国工业化的带头羊、领头雁，在传统体制下就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当历史给了邓小平机会，以改革开放这第三件大事打开新局面之后，“三步走”现代化战略构想贯彻中工业化已形成经济起飞的主要支撑并推进到“世界工厂”。工业化后面必然伴随的是第二个大潮流：城镇化。我们过去不论改革开放前后，对工业化的追求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关于城镇化的认识过去曾经走入明显的误区——想想十年浩劫中上海和其他地方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逆城镇化”，后来的结果是不得不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工业化、城镇化两个潮流全球范围内是相伴而行的，中国特定的挑战，是怎么弥合自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走到一种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状态，那么又必须伴随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表明的市场化、国际化，这两方面邓小平看得非常清晰，说得非常到位：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改革是什么？市场化取向，一直走到南巡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开放是什么？全球化取向，义无反顾地加入国际竞争，到千年之交有锁定全面开放格局的入世，以及现在必须进一步做好的开放发展。上面四大潮流之外，就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大潮来了，必须实现高科技化或称信息化，这是第五。

此外还有什么呢？非常关键、不可或缺的就是现代政治文明所不能回避的法治化、民主化，即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与发展民主政治。上面六大潮流所合成的文明路径，我觉得就是我们十八大以后前述几个关键词联结、体现的中国必须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的最基本的大方向，最确定无疑的要领。现在基于这种认识，合乎逻辑地抓住创新第一动力往前攻坚克难，这一套认识最新的概括可能就是大家已经注意到，媒体上很长一段时间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领导不断发表文章来讨论怎样认识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一，全面小康，这是2020年的目标，现在进入决胜阶段，跟着第二，是全面改革，2020年还必须取得其决定性成果，如果没有这第二个全面，全面小康的价值要大打折扣，因为它只是邓小平规划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前两步提前实现以后第三步中的一个节点，是在50年时间段里给出的一个中间目标，我们是要以全面小康为中间跳板式的过渡，继续发力去实现总书记说的“中国梦”。所以，它一定要伴随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第二个全面性的要求，否则后面继续提升的后劲就跟不上了。全面改革，又必然扩展到政治文明概念之下的“全面依法治国”，以及既然历史决定了共产党是执政党，那么必须解决好王岐山同志对外国专家所说到的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就是要有第四个“全面从严治党”。这里的合法性还不是指白纸黑字规定共产党执政合法，岐山同志讲的是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在“人心向背”的意义上形成的一种自然法性质的合法性，这除了全面从严治党外别无选择。

实际生活中，我们必须承认，要把这四个全面处理好，落到我们整个制度安排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状态，看得出来，有一系列严峻挑战。改革怎么样啃硬骨头、涉险滩，攻坚克难？全面从严治党怎么样继续推进？这种制度建设最后应该是合乎人本主义立场地落到我们整个体制内的官员也能得到制度的保护，大家在一起追求这个境界，怎么样“以治标换治本”，显然我们要迎难而上处理一系列十分棘手的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下，我认为实际的改革推进中的重要要领的概括，就是总书记说的要抓矛盾主要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针形成的大背景，也密切关联着“引领新常态”的客观需要。

十八大前后、特别是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的经济运行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阶段转变。从龙头指标GDP 近年表现看，在我们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出现一个10.4%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但现在看得很清楚，2010年这个表现，就是前面30年算总账年均9.8%（差不多两位数）和“南巡”之后20年算总账在两位数以上这个高速增长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了，以后我们无法再设想中国的年度增长率能够实现两位数的水平。其后的变化，是决策层2011年意识到必须应对内部、外部的经济及社会压力，需要寻求软着陆，提出了“稳中求进”，2012年进一步表述为稳增长。稳字当头的情况下，强调加快发展方式转变，2013年明确提出速度的可接受“区间”概念，到了2014年，明确使用了“新常态”这个概念。“新”是新在经济阶段演变过程中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而新后面跟着的“常”，就深入到经济结构怎样优化这个深层问题；“常”是要追求经济运行下行过程中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持的增长质量“升级版”状态，在增长速度下行中，实现阶段性探底以后的企稳，企稳以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高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就“常”了。所以，可以从总书记2014年末在APEC会议上关于新常态的讲话里提炼出三个关键词，第一是“中高速”，阶段转变，增长速度要下台阶，合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应该出现的规律性的表现，因为各个经济体在进入此阶段后，都不可能再继续高速、而必然要落向中高速。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化”，实质性的追求是在进入此阶段后，通过结构优化打造经济增长升级版。这第二个关键词作为更实质的追求，怎么实现？必须连通第三个关键词“创新驱动”，就是总书记说的“唯改革创新者胜”，别无选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完成攻坚克难，以改革为龙头带动整个生产力新一轮的解放。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方面，中央强调只要在可接受的区间内，绝不贸然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要让市场充分起作用。这一阶段被称为“三期叠加”：第一是增长速度的换档期，速度要下台阶；第二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地方政府、企业、市场人士要有思想准备，要准备经受优胜劣汰的阵痛，才能去接近结构优化的新状态；第三，还有政府指导方面的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只要是在可接受区间内运行情况下，绝对不会“大水漫灌”，要对前期的刺激政策完成消化过程。我认为实际上对应的还应强调有“三期加一期”，即我们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就是在深水区把改革实质性地加以深化去对接其决定性成果目标。

关于经济下行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压力，可以做一个相关指标分析。在2011年增长速度往下走的时候，恰恰在物价走势上，当年的感觉是物价迅速往上冲，而过去物价上扬时从来没有在刚超过CPI（消费物价指数）4%增长幅度时，造成这么大的压力。2011年以后的压力，表现的是经济生活里“矛盾凸显期”到来后，社会上所有的不满都可以拿物价来说事。所以，决策层不得不把控制物价表述为重中之重，其实提到了“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度。这还只是伴随物价压力等问题从社会生活方面视角的一项观察。

从政府感受来看，政府履行职能所依仗的财政收入，2011年之后是明显滑坡的。一些地方政府（包括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几乎是一落千丈式的下滑。从2010年全国合计25%以上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现在已经落到了2015年的8%出头，2016年则只提出5.8%，已经明显表现为财政总收入的增幅，低于GDP增长速度了。

运行中矛盾凸显，怎么掌握好我们应对之策？对照前面大政方针所要求的贯彻落实，和为在实际运行中化解矛盾压力，从多个维度处理好从短期衔接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就必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进一步落到现在决策层重点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上。在五中全会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习总书记对于供给侧改革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表述，话不长，共分5句，但是已经勾画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我们看看这五句话：“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总书记首先说“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这第一句话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央现在这么看重的供给侧改革，并不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把握需求管理的经验，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所强调的“着力加强”都是在供给侧。这是对于经济生活中矛盾主要方面认定之后非常明确地表示把着力点要放在供给侧。首先要解决的，是供给侧的改革问题。落在改革上的这句话，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供给侧改革这个总体的概念，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全新概念，它就是在原来已经作为大政方针推进的改革开放道路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如果从学理分析，邓小平当年确立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就是供给侧发力，改革讲的就是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抓的正是制度供给这个龙头。但现在总书记谈到改革的新意之所在，是直接把供给侧表述在话语里，直接表明我们这个改革就是供给侧的优化制度供给的改革，而同时又表述出这种改革必然带有明显的结构特征，它要处理的首先是利益格局的问题，必然无可回避地联系到“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制度安排结构合理化的问题。

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成分合在一起，是落在改革上；把供给侧标明，对应着我们对主要矛盾方面和大方向的判断；把结构问题标明，对应着我们关于攻坚克难的认识。解决结构问题和需求管理总量调控、反周期相比，要复杂得多，但是这种复杂性无可回避，我们必须正视它，迎难而上解决它。这句话后面跟着的，是供给侧改革一定要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这第三句话其实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供给侧改革要落到把制度要素和供给侧其他要素合在一起的一个系统工程式的、全面和长远的改革发展的整体配套上，这种系统工程式的推进，是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的客观要求。我们的思想准备上，就不能把供给侧改革看成是一个局部的或者短期的任务，一定是一个全面的、长期的系统工程。

这三句话后面，又联系到最后两句话——这种供给侧改革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间落到什么层面上？首先是落在发展可持续性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这方面的动力。所谓可持续增长，也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全新概念，它是在前面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期间我们已经形成的共识，即邓小平非常精辟的“发展是硬道理”（对应着经济建设为中心，要100年不动摇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要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这样一个基本路线的坚持和必要的深化理解。解决可持续性，就要在问题导向下化解“不可持续”这方面的矛盾凸显，以及现实生活中“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威胁，而这里表述增强发展可持续性时，又把增长的动力问题直接标明，其实就是必须完成中央所说动力机制的转型升级。在此之前，中财办刘鹤主任到长三角、珠三角做调研的时候已给出了明确的表述，即要实现我们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关于动力体系的认识分析，一定是要推进到在需求侧、供给侧这两方面整体考虑，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撑下的全面认识和把握。

最后的一句话表明，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与要领，追求的是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直指中国供给侧改革所引出的，是延续我们的超常规发展过程。中国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战略实现现代化，必然是一种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如果是常规发展，已经落后的情况下，你跟在别人后面，实现不了所谓“中国梦”伟大民族复兴，一定要有从追赶到赶超的后来居上这样的超常规特征。其实这些年我们各个地方政府设立自己发展战略的时候，无一不注意到必须明确我们追求的是“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发展”，也就是超常规发展。对于相关的学理，我们也做了分析：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有从追赶到赶超的空间和新兴经济体后来居上的可能。当然对这个可能的空间是需要以成功的创新去追求的，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以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式发展，保持这种超常规发展的过程与势头，方才能够在全面小康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去实现伟大民族复兴。

这五句话虽然用语不多，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理解这里面每句话所包含的重点与实质内容，我觉得也可以回应一下会议主办者让我重点回应的问题，就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什么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焦点是什么，各方的反应如何。前面这几句话里，对应着不同意见，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么几个视角上形成的认识要点：第一，供给侧决不是简单地否定需求侧，对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需要合乎逻辑、合乎学理地认识并注意继续适当扩大总需求；第二，我们看得出来，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虽显然要借鉴国际经验——包括美国里根经济学和它的供给学派里的减税为主的主张，但是绝对不是有人所说的简单把里根经济学的基本经验拿到这里套用。我们是一个比它宏大得多的系统工程式的全面考虑，我的认识理解是，总书记所讲的“不应理解为一回事”，不是完全否定那里的可借鉴因素——美国里根经济学里确实有它的合理因素，比如注重减税，但是我们是作全局和长远的把握，是一个系统工程，比之要宏大得多，我们也并不认同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导向。所以不宜同日而语。

另外，在强调改革这方面，一定要联系我前面强调的对于十八大以来大背景的认识，不要落入有的网上评论所说的供给侧改革是搞新计划经济。这种认识如作为一种担心，其实也有它应该肯定的合理内涵，就是怕在政府如此强势而政府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以供给侧改革之名来处理结构问题，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会更多地管这、管那，处理不好是不是可能产生暗箱式设租寻租、过多干预等种种问题？我认为这是这种担心里所可能引伸出的合理成分，但我们还是应该首先看到中央现在讲供给侧改革，是要坚定不移贯彻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市场经济总体资源配置机制和现代市场体系里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充其量在这个总体性决定作用后面是辅助性作用。这就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当然这里面的复杂之处，就复杂在不是所有的环节、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事项、各个场合都应由市场决定一切，比如现在推进新一轮的发展，我认为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掌握好动态优化当地的通盘战略规划，而在全盘设计发展规划方面，政府必须牵头起主导作用，特别是还要推进PPP式政府与市场主体间伙伴关系的机制创新。这些复杂的问题如能处理得好，便会表现出中国特色的继续超常规发展，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出现有学者所担心的“后发劣势”——技术方面容易形成的“后发优势”被我们改革跟不上所产生的惰性而困住，制度供给滞后成为最主要的劣势原因。从中央精神正面来讲，供给侧改革决不是搞新计划经济，实际生活里，我们要把它掌握好的话，就要警惕在改革和管理名义下出现扭曲，甚至倒行逆施。首先对市场取向改革要坚定不移，我们这个改革绝对不能落到新计划经济上去。

还有就是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网上说得很热闹的所谓认识思路的分歧，有人解释为供给侧改革与“双创”的不同，我个人觉得不是这样，因为供给侧改革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全是一个轨道上的，都是在供给侧发力要追求以创新解放生产力。至于在具体的政策要领上，实话实说，任何决策集团里的重要决策人物，可能有自己相对偏好的重点把握，但是说到现在反复强调的供给侧改革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非常明显都可归为称作“第一动力”的创新范畴。

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有些同志现在还感觉有些陌生的概念，确实反映着最高决策层在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方面的新思维，确实事关全局和长远。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这些年来已经积极致力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反思，进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地做供给侧的深入研讨，形成了我们已有的新供给经济学认识基础。在中央明确做出供给侧改革这个指导方针之后，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既是鼓舞、又是进一步的鞭策。基于我们已经形成的新供给经济学的框架性认识，我们又在今年年初推出了《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这样的专著，听说三、四月份社会评价相当高，分别评为月度好书，都是第一名。这也说明方方面面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关注、重视程度相当高，而且大家在这方面愿意进一步深化认识。借此机会，结合中央的新精神，勾画一下我们已形成的基础性认识，再对应经济生活做一些展开讨论。

在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关于供需双方关系的认识，首先应指出：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生活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有的同志说的供给侧陌生感我们可以理解，前些年我们相关的中央文件和媒体上，大量的信息里比较强调的是扩大内需，需求侧的概念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但现在强调供给侧后，到底怎么把握，有不少同志是感觉陌生的。我们从经济学学理层面可说明，需求与供给的互动，就是经济学一向讨论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对基础概念：有需求，才产生用以满足需求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的，供给对需求的不断响应，形成了一轮一轮的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这种需求和供给的互动，如果需要得到政府调控影响的话，我们过去也已经认识到了，政府的调控作为，在于促进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这也正是从总量、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过去已经确定的政府职能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总供需动态平衡在调控中的技术路线，原来也合乎逻辑地存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一对概念。但是要承认：过去中外经验比较丰富、套路比较成熟的，是需求管理，它是总量型、指标单一可通约的反周期操作模式下的政府调控行为。每一个年度，政府管理当局要判断一下经济运行的态势是属于经济周期的什么阶段，如果是低迷阶段，政府调控的基本要领就是要在总量上放松，增加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流动性，抬升经济景气水平，它的量化指标是放松银根，使一般认为以M2为代表的广义货币供应更为宽松；反过来这一年度如果判断不是低迷，而是经济在高涨，有过热的风险和压力的话，那么正确的要领就是必须抽紧银根、控制流动性。宏观层面所有政策工具合在一起是实施“反周期”操作——这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清晰的通盘解释，是来自上个世纪凯恩斯主义的诞生，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实践中最先在一个国家中形成成功的案例，则要提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理论实践合在一起以后，在上个世纪，主要的经济体不约而同地接受了这种反周期操作需求管理的基本调控模式。

中国在邓小平南巡确立市场经济模式后，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过程中都有意识地借鉴国际经验，再结合本土国情实施反周期需求管理的操作。但我们在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反思，强调的是必须注意到需求管理的局限性，要指出过去主流经济学理论和调控实践中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如对供给侧管理作正面讨论，它的结构特征十分鲜明，指标复杂不可通约，涉及到很多的要素和变量，过去的理论分析阐发还相当薄弱，但是调控实践中却不可回避。

试想有那么多年的需求管理，在政府决策方面本来认为使经济相对健康运行有很大把握的情况下，怎么会来一个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对全球造成如此大冲击的世界金融危机呢？在此期间到来之前，为什么没有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作出稍微像样一点的预测呢？危机发生后必须要做的反思方面，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而不必等待西方主要的经济学研究者达到条理化认识。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在这方面已明确地形成了认识框架。认识的起点，在于认明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中外实践中的进展，需要让我们的理论跟上。首先，显然需要探讨美国这方面调控的基本经验：美国人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的调控中，固然运用了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需求管理，但是它做得特别有声有色、可圈可点的，是“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是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原来的思想积淀和理论成果，而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一大套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供给管理措施。

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管理当局在总结对雷曼兄弟公司生死攸关时未施以援手、其垮台后马上危机升级的教训之后，在危机继续演变中，较果断地先后以公共资源给花旗、两房注资，一直走到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这种动用公共资源对一个特定市场主体“点对点”式的注资，过去主流经济学里从来没有讨论过，但是美国人采取这个措施之后，一而再，再而三，直至形成危机冲击之后进入复苏过程的一个拐点——到了给通用注资之后，市场恐慌情绪迅速得到收敛，再往后的市场预期向好逐渐变成一个主要趋势。一步一步地我们看到，在美国，拐点之后率先完成了发达经济体里的复苏过程，如今已经告别量化宽松，进入到现在以对付通胀为主的升息轨道。就在给通用注资之后，在几轮量化宽松的同时，美国管理当局又非常有声有色地采取了一系列我们可以称为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供给管理方面的重要举措，这些已经得到很多的信息：形成概念的有美国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克林顿总统时期就反复强调的“信息高速公路”又有一轮接一轮的升级发展，以及后来强调的“制造业重回美国”，人力资本方面要引揽全球高端人才为美国服务，以及在特定产业增长点上如美国特斯拉的电动汽车，在它要突破瓶颈期的关键节点上，华裔能源部长朱棣文视察特斯拉的电动汽车生产线，跟着美国能源部提供一笔规模可观的低息优惠贷款给予支持。我们现在看到特斯拉如此具有发展的气势，对前面的政府供给管理措施难道不应该好好做一些研究吗？诸如此类的事情合在一起，是美国实践的经验，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美国的经济学界对此做出什么条理化的分析和总结。

我们中国人所做的工作，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既然这种供给管理的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我们当然应该合乎逻辑地研究它，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回过头来我们可以以这样的理论研究创新成果支撑我们的科学决策和制度、政策的优化设计。中国自己的调控实践也表明，“反周期”的同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从来都不能稍微忽视一点供给侧的结构优化问题。当年朱镕基同志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又在1998年正式出任总理，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发生，1998年1季度的数据不对头，使他敏锐意识到必须采取有力举措，跟着就下决心实施年度预算安排的调整，迅速出台预算调整方案的同时，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作总量扩张，这属于需求管理的经济景气刺激措施，但跟着他明确给出长期国债资金投向的六大重点，如大江大河的治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升级建设，以及当时他特别关心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匹配的全国要建多少多少平米的粮库这种硬件建设，又及农村区域电网的改造，还有当时已十分关心的房地产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托起的保障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等等，同时强调：一分钱也不允许用于加工工业项目。但1999年，根据现实需要，又明确提出长期国债资金可以结合贴息方式用于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些处理的就是供给侧结构问题。温家宝总理看到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明确地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跟着启动四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而再往后就是他主持一连串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每个会议专门讨论一个领域、一个行业的结构优化问题。中国实践表明，政府介入结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要求。总之，实际生活表明美国、中国等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管理中，调结构都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政府发挥职能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域。我们现在于经济基础理论层面，就要应对实际生活里的真实图景，而做出我们研究方面的新的努力，使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情况得到校正。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框架里形成的基本认识，是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概念讨论开始，推进到关于供给和需求两侧必须增加对称性的讨论，再推进到关于经济发展中动力生成、传导、运行机制的全面把握与认识。这也对应于决策层已经点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关于经济增长动力体系和供给侧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学理层面简要地说，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是需求，有了需求，才会有后面要满足需求的所有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活动，即供给侧的生产及其必然伴随的要素配置。但是，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却是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发表的论文里有一个排为三列的表格，第一列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第二列是和这个时代特征对应的生产力视角一个个台阶上供给侧的演变，它的创新发力所提供出来的生产工具的代表性创新，第三列是跟前面两列对应的生产关系，即反映人和人关系方面的不同社会形态。最简单地说，人类社会一路发展中，最开始脱离动物界，是以分工与合作从事供给侧的采集和狩猎，来满足社会成员“活下来”这种最基本的需求。再以后终于演变到人们的供给能力完成了走入农耕文明的农业革命，于是经过一个季节的更迭，人类社会就可以相对稳定地预期，通过供给侧提供的产出，不光满足社会成员活下来的生存需求，而且可以满足社会成员中一部分人的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按照历史唯物论，就可以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到了这个发展程度上，人类社会就必然要脱离原来的原始共产主义氏族社会状态，而进入阶级国家状态。

再往后，供给侧往上提升供给能力的重大事件，是农业革命之后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又可以具体区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以及现在我们面临的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每一个具体的上台阶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所对应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到现如今最前沿的是什么？是已经形成了在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情况支持之下，大家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智能化，以及智能化支撑的“共享经济”——几乎完全超出了原来的想像力，经济生活中过去的竞争，有你就无我这样一个基本的排他逻辑，现在可以一下子转到另外一方，就是大家共享。虽然现在看到的还是某些点上的突破，但是苗头已经非常明显，跟着这个生产力新台阶往上走，我们的人际关系，即所谓生产关系视角上我们已经接受的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包容性增长，共赢多赢式的发展，就是习总书记就任以来在国际国内场合多次明确宣布的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是“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这些就反映着人类需求和需求的满足，是跟着供给侧一个个台阶往上的演变，对应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回到基础学理层面，就是一句话的认识：生产力和根本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

如果稍微展开一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80年代邓小平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战略判断，当时他在宦乡等学者做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一锤定音：我们所处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把关于基本的时代特征这个全局战略判断，归结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当时这话说出来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冲击力，但是我这几十年在研究中反复回想，邓小平这个判断的意义非同小可，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直率地说，他这个判断是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个基本战略判断，即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是从列宁那里延续而来的。当时既然是这样一个判断，那么别无选择，必须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全面打，要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去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所以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邓小平这个战略判断引出来的，却是“再也不可错失机遇”，我们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改革开放中通过“三步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这两个基本判断引出的基本路线是如此的不同，但这两个基本判断论证的逻辑链条都是畅通的，那么就必须回到一个基本的“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这两个自身逻辑都内洽的重大判断，哪个更符合实事求是，更接近真理？学者论证，到了核威慑时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世界上有一个根据相关指标形成的核毁灭钟，原已很接近代表末日的零点了，但是它现在已经倒拨回来很大一段。虽然我们看到世界上局部的战争还不可避免，摩擦不断，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受到的战争威胁，特别世界大战的威胁，确实已明显地调低了。究其原因，植根于生产力供给能力的演变，而生产力正是在供给侧一个个台阶上升、阶跃式走到现在。宏大的主题后面，就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道理。

我们在学理上看清楚这一点以后，再往下要讨论的，就是关于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体系的认识，其关键也是要延伸到供给侧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和把握。我们过去已经有了需求管理“三驾马车”之说，但人们现在已感觉它的局限性太明显了。不能否定“三驾马车”认识框架的合理成分，它是对总量型需求管理不得不做一个结构化的处理，因为要把一个总需求区分为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这就开始有结构化特征，但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必须传导到供给侧，形成一个对供给侧更复杂的所有要素放在一起的结构化体系，才能引出我们对整个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这是原来“三驾马车”之说已经内含、需要延展的一个逻辑链条。但是过去一旦说到供给侧，学术上涉及复杂的结构问题，学者们往往会望而生畏：模型都建立不了，怎么能发得出去论文，怎么评副教授、教授？另外又有一种安慰——一句话可以把这个难题打发掉：政府只要实行了总量型的反周期操作，熨平波动，市场竞争中要素的流动，会达到市场出清的状态，该卖的都卖出去了，这个时候的结构自然就是合理结构，所以无需再花费多少心思去研究了。

这个认识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我们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认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在哪里？我们现在看得也很清楚：这样一个认识隐含的理论假设，是“完全竞争”，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有助于理解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应充分发挥的原理，但这一理论假设并不符合现实社会的真实图景，我们强调：不只是中国，就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社会生活真实的图景也是“不完全竞争”，否则无法解释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遭受危机冲击之后，美国政府供给管理的这些举措。

我们认为，现在作进一步的深入研讨，不完全竞争应该成为理论创新中的一个新的假设前提，要研讨理论假设“升级版”的情况下怎么认识经济运行与发展，怎样把整个动力体系的认知延伸到供给侧以后，对于全套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作正确把握。所以，我们跟着就要讨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间，政府除了反周期，还必须提供优化结构的政策供给，以及政府处理好能够使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的制度供给。这都是在供给侧发力，都涉及供给侧改革的概念。

从供需互动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做个原理层面的点评，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需求的变化，广义的需求如果按照一般理解，作为人的需求出自人的本性，它是永无止境的。你设想一下，把一个乞丐一路抬到国王的高位上，他还想多活500年呢，这种永无止境的发自人类本性、称得上“贪得无厌”的需求，不是经济学可以讨论的，经济学所讨论的需求一定要给个定义，就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我们现在看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钱包越来越鼓，就是社会总体上增加着“消费者主权”支配下的有效需求。这种需求要实现于交易中，要使百姓买到称心如意的好东西，而且“用户体验”上要求升级换代，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对应于花钱感受的“获得感”。获得感再进一步说，就是幸福感了。老百姓的“用户体验”要满意，这是需求最基本的趋向。

怎么满足它呢？对不起，需求者其实自己不知道到底怎么落实令其更加满意的诉求，一定要有供给侧的成功创新，提供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出品，让他们眼前一亮，欣然购买，把钱花出去，就形成了现实的交易和经济景气因素。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例子，是到了信息时代，大家都要用手机，乔布斯主导的成功创新的苹果智能手机产品，刚刚宣布问世，几天之内，大洋彼岸的中国就会出现对新款产品的抢购热潮。我亲眼所见，在北京西单商业区大悦商城苹果旗舰店，已经到了夜晚，仍是人山人海排队热购新款iPhone。这种情况，就叫做供给侧发力的真正成功的创新，可以引领和创造需求。在全球化时代成功创新的产品风靡市场的效应，已不是一呼百应了，而是一呼万应，一呼亿应。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判断，看到了这个手机的信息，拿到这个手机的样品，综合考虑下会迅速决定掏钱购买，跟着巨量的有效需求就体现在市场交易当中，这就成为消费潜力顺利、充分实现的情况下经济活力的释放，就带来更多的繁荣，需求与供给互动所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正是应当从这个角度加深理解。

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中国老百姓钱包鼓了，虽然现在排浪式的经济活动不多了，却还有排浪式的出国，大批人出国到日本以后，又会排浪式地购买在日本销售的“马桶盖”，就是家庭卫生洁具升级换代的坐便器。马桶盖被中国人大批购买的现象，引出了很多分析认识。开始认为，中国本土自己的制造能力、技术水平不够格，所以，中国人要跑到日本去买。后来发现不对，中国人买的这个马桶盖，原产地是咱们长三角杭州附近，是我们的生产厂家按照人家的规范和订单提供出来的产品。做何解释呢？不是我们自己制造能力不够格，技术水平不过关，一定是有别的原因。直言不讳地说，原因在哪儿？是在于供给侧的制度环境供给问题：我们的市场上，制度供给不够格。我的说法就是我们的这类家用电器市场鱼龙混杂，好的产品、不好的产品混在一起，老百姓对于假冒伪劣心有余悸的情况下，不能稳定形成购买以后自己用户体验和获得感的好的预期，他们便不敢买或者形成不了这种购买气候。但是到日本，口口相传的“公信力”来了：放心买吧，有全套的质量控制，有严格的政府监督，你买回来以后不会有什么烦恼，好好享受，就这么个区别。我们缺的不是技术和制造能力，缺的是我们怎么样发挥和维护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让真正好的产品形成它应有的品牌效应和公信力。按照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的说法，中国现在家用电器市场，就是处关系的市场，各个厂家都在这里处关系（实指处与政府管理方面的关系），处关系的结果就是鱼龙混杂，应该有的优胜劣汰的过程不能展开。马桶盖算是一个负面的案例，给我们的启示就非常丰富了。简单地说，中央所强调的供给侧改革，如果看到需供给侧发力，在创新中形成新的转型升级的动力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打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视角，问题导向下，首先抓住的应该是制度供给这个龙头。制度供给在中国转轨过程中，一定是纲举目张、统领全局的，跟着的是力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层的互动构成我们引领新常态里的“创新驱动”，五中全会说的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

这就可引出对中国供给侧改革做相关考察分析以后的一个小结：供给侧的改革，就是在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上要以攻坚克难深化改革作为核心内涵，优化结构解放生产力，实现动力机制和体系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如果有这样一个认识，我们还要进一步展开一些，讨论一下供给侧的复杂性。

供给侧有它复杂的结构特征，这个结构特征使过去很多的研究者裹足不前。实话实说，大学、研究机构里那些必须解决怎么评教授、评研究员现实问题的研究者，他们如果写论文要寻求发表，还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必须认同在全世界早已形成的学术范式，要建模型，作量化分析。研究需求侧的问题，模型容易建立，因为单一指标可通约易量化；一旦到了供给侧，建模都成了问题，这个论文怎么写？写了以后怎么发得出去？“看不到前景。所以，一般人的选择就是望而生畏退避三舍。好在过去有一个认识，是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打发掉的安慰：这个复杂的供给侧结构优化问题，可以交给市场由竞争中的要素流动自行解决，就无须研究者煞费苦心了。而恰恰我们现在于供给侧研究里比较活跃的这些同志，实话实说已经摆脱了需要发表论文评什么研究员、评什么教授这种约束，我们也更愿意直面现实挑战问题去“碰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以及可以评价的全世界所有的供给侧研究者，现在还没有能力拿出一个供给侧漂亮的数量模型，但是我们可以首先建立理论模型，以求逐步深化认识。

我们现在可构建的理论模型，是把供给侧复杂的要素抽象、归结为五项基本要素：第一，劳动力；第二，土地和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第三是资本——资金能产生增值、带来剩余价值，就有了资本的属性；第四是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应用；第五是制度和管理。这五大要素，在经济动力体系里各自有各自的贡献，是各领风骚的，但是在不同发展阶段里，它们的组合又需要有推陈出新。各个经济体的一般经验，是在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过程中，前面三项比较容易被人们清晰感受到它们的贡献和支撑力，但是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种情况会发生明显改变。从中国自己的经验来说，首先看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后，一开始中国农村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低廉，形成了我们在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便支持着我们一步步走来发展成世界工厂、总量全球老二——传统体制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被称为“盲流”，要管控，这个概念改革开放后没有了，但实际还延续了一个概念叫“农民工”，这些人从农村流入城镇，做的是工人的活，只因为户籍在农村，所以被称为农民工，但劳动成本低廉的这种比较优势还是真正发挥出来了。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过去传统体制下无法与市场对接，一旦到改革新时期，首先在深圳，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也要招拍挂，即通过竞争机制，于是市场经济中的物质利益激励，就使各种主体积极地通过竞争来取得土地使用权和自然资源开发权，后面跟着带出的是一轮又一轮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超常规发展。再看资本：一开始是明显匮乏的，但是有了开放的环境条件，首先便有外资认为到中国市场有利可图而进入，带来的不光是资金，还带来了管理与技术，于是引发了中国本土上不断在跟进中发展着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和一轮又一轮的投资与扩大再生产，到了现在，一般评价民间资本已十分雄厚，中国整个市场上不缺钱。这三项在前些年的支撑力，是非常明显的，但最近几年，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三项供给侧要素的贡献和支撑力在明显滑坡。

劳动力方面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招工难反着说就是就业容易，这方面首先我们看到低端劳动者——粗工、壮工、农民工，以及做家政服务的保姆，他们在市场上有了更强的要价能力——你不给我满意的工资我就不在你这儿干了。所以，整个市场运行的结果是低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节节上升。北京这几年保姆的工资水平是翻着跟头走的，我估计上海也这样。这个演变过程从正面来讲，是发展到了一定火候，低端劳动者实打实地参与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过程，他们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比全社会统算的平均工资增长还要快一点。所以，这几年中国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基尼系数高于0.49后没有再往上走，而是稳中趋缓，落到0.47，这跟现在观察到的现象是对得上的。正面讲这就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具体表现。但是负面来说是什么呢？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过去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迅速丧失，又加上了中国现在人口结构“未富先老”所造成的拖累，这就可以看清楚，首先发生在珠三角、以后发达区域都要讨论的“腾笼换鸟”势在必行。我们原来的传统制造业腾到哪里去呢？是要腾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缅甸等地，这和当年这些产能往我们这儿流动，是一个道理，腾笼以后换鸟换得成换不成，这可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换不好没有实现升级换代，我们就被边缘化了、发展就被憋住了。

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我们过去看到它的支撑力，但这些年在城乡结合部征地拆迁补偿成本迅速抬高、越来越高，本来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还有大约四亿人要从农村到城镇定居，完成整个城镇化过程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动力源与引擎发力，伴随的就是建成区必须扩大，而这个扩大过程中，这些年形成的讨价还价机制所抬高的综合成本，已经很显然地威胁着我们进一步往前如何再保持发展势头了。比如北京前几年城乡结合部拆迁碰到的具体补偿概念叫做1：5，即拆一平米必须给5倍面积商品房的补偿，这个事才过得去，社会才能接受。十几年前，北京曾报出一个社会上议论纷纷的事情，拆迁碰到一个钉子户，怎么谈谈不下来，晚上忽然进去一群人把这家人控制住，是把人家捆起来，眼睛还蒙上，扔到一边，然后听到的是机器轰鸣。第二天这家人被解救以后看到这一片已经夷为平地，媒体一片哗然：北京首善之区，出现建国后过去闻所未闻的野蛮强拆事件。怎么解决呢？居然后来没有结果，据说是这家人只能猜，没有证据、说不清楚谁干的事儿，连起诉都没法做。但这个事情不可复制，后来我们听到各地因为拆迁动不动就出人命，出流血极端事件，这就制约着城镇化与土地开发进程，如果不另辟蹊径，这条路可能越走越窄。

资本这方面，现在普遍反映说资金是雄厚了，但是这些有钱的主体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一边是“三农”的生产经营，还有小微企业，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那些手中有钱的主体不知道该往哪儿投，这两边对不上，其实反映的是经济学中早就讨论的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已在中国普遍、大量发生，这方面真正处理好升级换代的问题才有出路，一定要有新的一套动力机制。

面对上述三项要素的滑坡，要更多地打后面两大要素的主意。现在中央所说的“全要素生产力”概念是聚焦在哪里？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必须要强调的制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说的这个话，表述上是非常简洁的。我记得，那时候邓小平在文革中复出，曾经对毛主席提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个看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毛主席琢磨了以后回应说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这表现了两位领袖人物思考问题时的侧重点明显不同，毛主席最关心的是不要落入所谓“唯生产力论”，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特别关心的是一定要务实地赶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定要跟上时代抓科技。当年我也在努力地学习马列原著，记得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里有一句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我觉得邓小平的印象就是从这儿来的。什么叫革命性力量？就是现在很多企业家所说的“颠覆性创新“，科技可以一下子改变局面开创新阶段。学者的论证是：生产力传统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里面不是说要做加法变成四要素，这个组合不是“3+1”，科技是乘上去的，传统的三个要素迭加一个乘数，这个放大效应是革命性的，所以它是第一。颠覆性创新，讲的还是这种特定要素的贡献。

正像360公司的周总说，颠覆性创新体现出来，把原来认为只能收费的变成免费的，360的免费杀毒软件一下做到通吃，整个社会谁也不必再花钱买杀毒软件了，当然老百姓得到好处和实惠，但360公司做了这么多努力，靠什么形成它的赢利模式？是所谓“羊毛出在猪身上牛来买单”，他真搞成了。这种颠覆性创新，“零边际成本”，大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的质量，增加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又比如我们现在智能手机的摄影录像都成为“傻瓜”模式，过去光圈、快门、感光度这些组合，是要专业训练的，现在不用，傻瓜模式，照出片子怎么美化，软件都弄好了，用户体验完全是新境界。这些颠覆性的创新，在中国一定要跟上，要抓住不放。

我们注意到，过去所说需求侧的三驾马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动力滑坡的时候，亟需形成有支撑力的上行因素来对冲下行因素，缓解压力打造升级版，所以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央提出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和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接着要说的是，一定要强调：在中国科技创新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中必须配上制度创新。西方学者一开始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注意到把前面的传统要素算清楚贡献账以后多出的那一块（所谓“索洛余值”），虽然量化起来困难，但是一定跟科技有关。所以，“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把所有东西等量齐观的概念，它强调的是传统要素之外的科技，但我们还需要吸收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成果，明确地加入制度因素，聚焦到制度和科技这两项。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吴敬琏老师过去所强调的一句话，在很多特定观察下，“制度高于技术”，因为科技创新在中国转轨中迫切需要由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

科技创新自身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创新，包括高校、研究机构、企业要合在一起努力实现的攻关突破，有这么多投入下去，一百个项目能成功几个，谁也不清楚，无法打保票，要调动这些创新者的积极性，不是你揪着他的耳朵说你给我出成果他就能出来的，必须要有一个适宜的、符合科研规律的制度环境，包括其中的人文关怀。在这个制度环境能够比较符合科研规律地调动和释放科研者积极性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太看重它，美国日常生活中对硅谷有谁强调它的制度环境？但是实际上那里非常开明，那些分散的小规模创业主体、创业小组，在美国的小平房里、车库里作各种“胡思乱想”，“奇思异想”，在这帮科技精英想怎么创新的时候，后面跟上的是已经有“有限责任”制度框架的一帮金融精英，他们不惜动用成规模的资金去支持选择出的特定对象，在里面试错，这类天使投资、风投、创投，支持100个项目不求成功十个、五个，这里面成功两个、三个就不得了，即便成功一个，如果成功的程度比较高，就可能一飞冲天，所有的投资一起加总也可取得丰硕的回报。这种创新过程看起来好像是科技精英、金融精英在主导，但其实离不开政府营造的低税、开明、少干预、多服务、给予人文关怀鼓励的创新的环境。这些年看起来硅谷的经验全世界都在学，但中国人往往很难学到的是美国开明的制度环境。我这大半年很有感触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研究者在创新、科研努力中的现实问题，非常遗憾地看到，在中国实际生活里各个方面如此看重科技创新的同时，却出现了很多在具体观念、管理环节上按官本位逻辑、按行政化趋向，把“八项规定”之后用来约束官员的一些规则，一股脑变本加厉地施加到科研人员头上，对高校的教授，研究单位的研究员及他们带领的团队都有这种“加强管理”措施，而且做得非常起劲儿。

我们注意到，2014年政协俞正声主席就强调，不要把八项规定的管官员的规则，套用到知识分子头上；到了2015年下半年、2016年年初，国务院方面有非常明确的信息，是推出优化学术环境的国办文件，强调不能把官本位行政化的东西施加到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中去，中央还专门推出尊重人才、培养人才的文件。克强总理前一时间，又反复强调砍掉科研领域的繁文缛节，后来到北大、清华调研、座谈、视察，他已经把一些问题直接点破到细则上了。他说，现在科研课题经费管理中，教授只能坐飞机的经济舱、高铁的二等座，这都是什么规定？这正是指有关管理部门非常起劲的在这方面“加强管理”的规定，不光是现在执行这些规则，而且还要往前追溯，把前几年的课题，包括科研人员自愿参加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一起翻出来重新处理经费报销问题。课题里面的学术带头人，哪怕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老科学家，如果行政上没有司局级待遇，出国也只允许坐经济舱，国内则司局级的也只允许坐经济舱，过去已经报销的公务舱机票，统统要算出与经济舱的差额，把这笔钱倒退出来，即把已经报销的科研经费要吐出来。坐高铁，只能坐二等座，超出的通通要退钱。老科学家、老知识分子上高铁连一等座都不能坐，这在天理人伦上都说不过去啊，但现在就是这样，管得非常起劲。退钱退到哪儿呢？按道理回到横向课题里，还是应可使用的吧，不行，不能动，实际上听起来是“充公”的意思，退回去就不能再用了。诸如此类的事情，符合科研规律吗？还有，一天市内交通费80块钱封顶，在北京打个车去机场要一百多块钱，超出80块钱的部分不能报销，已经报销的退出来；餐票一张一张要标清楚和谁吃的，意思是要找人对质的，以人均50块钱封顶，超过50块钱的吐出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著名海归教授钱颖一前几年担任独立董事拿到的薪酬，现要一股脑吐出来（其他系主任、院长们概莫能外）。这些事情现在做得如此起劲，我的感受是什么？是煞有介事的官本位，漫无边际的行政化，它不符合科研规律，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科研人员面对巨大的科研创新不确定性，他要能够“内生地”发挥积极性，持之以恒地做科研，需要感觉自己处于一个有基本人格尊严、有心情做科研的人文环境，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现在的科研人员普遍感觉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横向课题干脆不接了，计划课题也是能不接就不接，中央早在传统体制下就说要让科研工作者5/6以上的时间精力用于科研，做得到吗？学术带头人要派自己的研究生和学生在教务处的楼道里彻夜排队解决报销的问题，有填不完的表，动不动写思想汇报和检查，处理怎么把钱吐出来的具体问题、还引出多少多少不愉快。试想，海外有潜在可能性走钱颖一之路的这些高端人才，知道钱颖一们现在的苦恼，他们会做何感想？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摆在我们面前。中国要真正抓住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要真正鼓励引导成功的创新，需要教育改革，需要科技改革，需要解决真正符合科研规律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所以，全要素生产率一定是把科技和我们的制度供给问题放在一起把握，在中国转轨过程中，更要把“制度高于技术”、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空间说到位。说实话我看总理很着急啊，反复讲砍繁文缛节。在前一段时间的博鳌论坛上我曾得到机会向他进了一言，我说总理希望您在百忙中关注一下水平非常高的国办优化学术环境这个文件的落实。他很敏感，马上反问：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也实话实说：都不动。他当即表态回去一定要抓，果然没几天社科网站和新华网又全文发了一次国办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到了清华、北大，总理更是直接讲课题经费管理这个事。前几天，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总书记又专门讲到科研规律和人才培养，要使我们的科研人员有荣誉感和获得感。这件事的取向已很清楚：我们必须在实际改革过程中，于问题导向下解决问题。这是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特别要抓住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龙头，是全要素生产率里必须聚焦的内容。

这一大阵“跟知识分子”过不去的表现也警示我们，供给侧的供给管理它是有可能走入误区的，我们传统体制下，有最典型的非理性供给管理，认为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中心可以控制所有的结构问题和细节问题，企业建一个厕所都要它批，不批就不能建，这种供给管理是违背客观规律窒息生产力和积极性的，对科研的不当“加强管理”又是在走类似的错路，不能不纠正。所以在供给侧，要抓住真正“理性的供给管理”，要谨防以加强管理为名的扭曲乃至倒行逆施。

在五中全会之前，中财办找了五位学者做内部“命题作文”式的课题研究，以为决策做一些参考铺垫。五个题目各不相同，比如有宏观经济趋势分析，有日本、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我接受的课题，是完善供给侧环境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和活力。拿到这个题目，我就有一个基本判断，决策上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图，是“谋定后动”地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从供给侧入手来打造新动力体系，而且是要落到微观主体怎么样能够发挥潜力与活力。中央对供给侧这方面的指导方针，从这个安排的意义上来说想进一步借鉴吸收学者的意见建议。我们尽自己所能提供出建设性看法与意见，形成了三个层次、结构比较简明的一个文本。

第一层：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需求管理旁边，已可观察到有大量的供给管理案例和迫切需要，所以我们强调传统的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亟需打破。比如，领导人一定关心全面小康决胜阶段怎么托“三农”这个底，中国广大农村区域的七千万贫困人口怎么脱贫？这个“底”是一定要托起来的。中央文件现已明确要求“精准扶贫”，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供给管理表述，绝对不是一个总量需求管理的概念。什么叫精准扶贫？是要把七千万人的致贫因素一一分析到位以后，对症下药形成一套解决方案的组合，这是一种供给管理方案。七千万人里，有一类可以认定是因为他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一旦认定这一点，那么别无选择，必须采取过去已确立概念的异地搬迁扶贫方式，时间表还很紧迫，再高的成本也必须去做，对于在哪儿找到地皮建新村，怎么组织相关投入尽快把新村建好，跟着要组织干部力量逐家逐户去做说服动员，故土难离也要离，引导、服务这些人搬过去之后，还要做回访：过去的经验是常常过几个月、大半年，新村的人又跑得七零八落，很多人又回老地方去了，说住不惯，还是原来的地方住得惯，结果还是不能脱贫。所以，一定要巩固搬迁成果做到位。第二类，不能认为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能在生产上打通门路而致富？必须赶快组织有水平的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专家过去给人家耳提面命，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打开具体的致富门路。另外再有一种可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农村往往一人得了大病群拖得全家进入贫困状态，这就需要以大病统筹制度覆盖整个农村，包括所有穷乡僻壤，而且还要在里面配上应急的扶助、救助机制，这才能解决这类人怎么脱贫的问题。还有区域性的怎样突破“要想富先修路”方面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过去对此已有认识，现在时间表带来了硬约束。前些天我在四川凉山州参加一个论坛，那里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属高科技前沿，但又有大片的山区，如著名的木里县，藏族同胞聚居区，一万多平方公里几万人全在山里，他们怎么样脱贫致富？所谓要想富先修路，是必须赶快建成几条交通干道，这是个巨大规模的投入，钱从哪里来？凉山州导入新机制，跟民营企业太平洋建设签定协议，太平洋建设用它的经验和可调动的资金，以PPP方式来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修成5条干道。这些都是“精准扶贫”解决方案中必须处理好的事情，是非常明显的供给管理问题。

类似的，其他不同领域、不同视角，有很多供给管理必要性的例证。比如，在我国区域发展中现在摆在前面三项的第一项——京津冀一体化，要做的是什么？是问题导向下，必须解决经受时间历史考验、打破三地行政区划局限的高水平建设规划如何形成与实施的问题，据说是总书记说了重话、气话，北京和周边地区这么多的问题，再不解决要逼着中央迁都啊！现在不得不做的大手笔、大规划是，北京市级的所有管理机构三年之内要搬到五环外通州的潞河镇，打造城市副中心。这使人想起当年的梁陈方案——很遗憾大半个世纪过去人们才发觉梁陈方案水平如此之高，但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不了，迅速被否定。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了，问题丛生不解决已过不了日子，必须再来一轮新的改造、大的动迁，当然以后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考验。但愿我们这次把所有的功能区、所有应调整的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里的城乡一体化要求，生态、人文考虑，在三个行政区划打破局限性的情况下，做一个高水平的优化方案，这正是典型的供给管理，也是一定要接受历史考验的。

科技这方面我有特定体会：当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我也是参加核心组讨论的，认为必须排列出一些以举国之力攻关的项目，因为所针对的科技成果，或者是花多少钱外国人也不会卖给我们，或者是外国人手上也没有的，只能依靠自力更生。传统体制下由于国力原因限制，只能勒紧裤带做两弹一星，现在可多做一些了，但也不可能很多，结果是以举国之力，落到16个重大专项上。那里面，有一个当时称为绝密的大飞机项目，现在已经无保密必要，官方媒体正式宣布中国国产大飞机已经下线，进入取得适航证阶段，而且中国人现在手上已经拿到来自全球的几百架国产大飞机的定单。这个纠结了中国人几十年的大飞机，是当年下决心要上马，没有当年的这个供给管理决策，不会有今天大飞机的重大进展。

另外，一些重点建设事项也是例证：比如与“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有一个事情一开始可能并没有明确意识，但是后来促成了。开始是越南跟我们生事，逼得我们在南海正式成立三沙市，一个地级市对应着220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域，当时只有永兴岛那里有像样的永久据点，有飞机跑道。但既然有了三沙市，除国防之外，对应我们以后的整个发展战略，这几年已不声不响地建成了好几个更大的岛屿，现在网上看卫星图片很清楚，新建岛屿的飞机跑道都比永兴岛升级了，可以起降最大型的飞机。这样的具体方案设计及其建设，显然对我们全局的战略具有结构优化上的支撑意义，不仅国防是支撑点，我们以后“一带一路”的通讯基础设施，成犄角之势的一些后勤补给基地，以及整个通盘考虑的物流体系，统统在这里要组成一套结构优化的基础设施支撑格局。

凡此种种，在中国，在这个层面上做一小结：我们除了继续做好需求管理之外，必须在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国防、重点建设等领域，运用结构性政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我们称为理性的供给管理，以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特别包括制度供给，来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发展过程的后劲。

这里面所表述的理性的供给管理，内含着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供给管理天然合理，一定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创新。我们从长期视野、全局视野看供给管理的一句话，是“守正出奇”：守正是必须顺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认识、顺应、尊重、乃至敬畏市场，但同时又不是把这一点守好了，把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拿过来就可以使中国一路现代化了，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特点，实现成功的创新，出奇制胜。这种创新未必一定成功，但是我们寻求的是一定要有成功的创新，才能以出奇真正支持我们的超常规发展，从追赶到赶超，后来居上。

第二个层面，我们的看法是要针对中国基本的国情约束条件，实施成功的创新走过三段战略分期。基本内容这里简单作个勾画。

第一个国情制约，是“胡焕庸线”半壁压强型三重叠加的巨大能源环境压力约束。上世纪30年代胡焕庸教授首先勾画了中国的一个基本格局：如果以黑河（那时叫“瑗珲”）为起点划线，连到云南腾冲，大概45度角，右下方我们称为东南半壁的部分，占整个国土面积是36%或说1/3多一点，但人口比重是占到了96%。这么多年下来，此格局居然没有多大改变。建国后多少轮的支边？大量人口的迁徒，变来变去，仍然是19/20以上的人聚居在东南半壁1/3多一点的国土上——不要忘了当年胡教授考察时中国是四亿人，现在则已接近14亿人，上了数量级了。所有这些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都要更多耗费资源能源。这是第一重，我们称为“半壁压强型”基本格局，这已经是一个各个民族国家里的非常之局了，试想美国的版图跟中国差不多大小，但它整个人口规模只有三亿，是中国一个零头都不到；日本也有人口密集的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但它整个人口规模就一亿出头，跟中国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这个半壁压强，在中国又有第二重叠加：我们这几十年经济起飞中的粗放增长——起飞过程中必然伴有粗放增长特征，但是环境承受力方面的问题已经发展到出现雾霾这种危机因素，大气、水流、土壤的污染，进一步威胁到全民的食品安全与生活安全。再有第三重叠加；现已看得很清楚，中国基础能源“以煤为主”，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根本改变，我们的核电、水电比重是下降的，这些年努力发展的风电、太阳能电，基数很低，很长时期中无法挑大梁。当下，企业居民都要用的电，80%是以煤烧出的火电，而煤的清洁化使用是最困难的。美国已经基本不用煤了，靠什么？石油、天然气、油页岩。而中国石油、天然气已60%以上依靠进口，不可能再提高依存度了。基于我们的资源禀赋条件，就必须突破性地实现煤的清洁使用，并纳入各种多方努力的措施的组合之中。这种破解非常之局的非常之策是什么呢？正是供给管理形成的一大套系统工程式的方案——这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另外，我们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考验就在眼前。虽然对这一概念还有争议，但是中央现在已经非常明确地从领导人到有关部门一起在讨论怎么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中国必须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面对中央文件表述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如果处理不好，前面大半个世纪90%的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大概率在中国重演的话，我们原来“从未如此接近”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就可能变成可望而不可及。这个威胁难道不是国家战略层面必须考虑的大问题吗？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严重一些，一定要正视中国怎么避免重蹈那么多国家的前车覆辙，而力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我们强调，要应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解决好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当年非常清醒而高水平地给出一条思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致富；致富不可能齐头并进，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要回过头来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不能解决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是他非常清晰的认识。现在网上不少人情绪化地说邓小平只知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完全不符合历史情况。我不认为邓小平是完人，邓小平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在这个事情上必须说公道话，邓小平非常清晰地特别强调了要坚持走向共同富裕。问题是怎么走？比如中央三中全会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此前在千难万难的情况下，上海、重庆两地启动了房产税试点，但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步履艰难。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共享发展是归宿，要优化再分配，走向共同富裕。操作点在哪儿？看来看去，再分配能避得开财产税、房产税吗？恰恰在这个事情上现在我们还没做出无法绕开的立法与制度建设。其他相关的事情还有很多复杂、细致的问题。但别无选择，必须往前走。

在国情制约和问题导向下，要解决问题，攻坚克难，时间表上我们必须清楚地划出三个战略分期。第一，全面小康阶段决胜阶段必须实现的2020年的任务目标，一是达到全面小康；二是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的难度比全面小康大得多，全面小康达标只要未来几年年均GDP增长6.52%以上，再配上社会政策托底，而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则要艰难得多，现在要看再往后，中央怎么进一步作出指导。第二，再往后的十年间，中国那时候人均GDP应该在一万美元以上了，再往上走两三千美元，可达到动态比较的高收入经济体的下沿，那时候还要防止出现反复，很多先例是到那时候反复了。如果中国能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有第三，即再后面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而达成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软实力怎么提高，更是一篇大文章。

我们向中财办上报的第三层基本看法，是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和意见，主题和基本思路就是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

首先，针对着五大要素相关问题，必须逐一考虑对策化的解决方案设计。人口政策方面要及时调整。我们提出放开二胎，后来中央五中全会宣布的是“放开两孩”，与此仅有微妙的区别。放开二胎怕什么呢？谁撞上大运，前面一胎是双胞胎，也允许他们要二胎，就这点小区别。但是有关的管理部门斤斤计较，五中全会的中央表述是放开“两孩”，比放开二胎稍微严格一点。现在看，放开“两孩”以后一系列的信息表明，中国人生育意愿在明显降低，很可能需要更积极地考虑后续推出鼓励生育的措施，并实施优化和提高人口素质的战略部署。

其次，在土地制度方面，我们认为应该积极推进重庆“地票”试点，解决好一定要“另辟蹊径“的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地票制度有很多合乎逻辑的创新点，而且重庆也在这方面努力积累了经验，已走了七年，有关部门的态度是只许在重庆试，成都曾经跟进，迅速被叫停——我们认为这不符合邓小平的改革智慧，应当尽快扩大试点范围，总结经验积极推进。

第三，在金融改革方面，我们也提出一系列的建议。金融改革在2015年有非常重要的进展，应当乘势巩固存款保险制、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成果，落实后面的跟进措施。

第四，企业减负的改革，除了减税之外，还要实质性减少税外的收费、五险一金、各种各样的隐性负担。一个企业开办，要盖很多章，至少几十个，每个章都要有打点，这种负担的减少，不是靠运用减税概念能够解决的，一定是配套改革才能解决。

第五，在教育方面一定要有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方案，破解“钱学森之问”，科技方面一定要有符合科研规律的全套制度安排，才能真正可持续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这五大要素所对应的供给侧改革，还必须配上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司法等多方面综合配套的改革，这方面我再举个例子。我们认为，必须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结合式”地来对接给整个行政架构伤筋动骨、脱胎换骨的一番改造，这才能取得实效。总理这么强调、三令五申的减少行政审批，现在推进到中央政府层面还剩400多项审批权，都是“命根子”了，都是实权，怎样真正进一步改革？应当结合大部制和扁平化，在结合式配套改革中动真格。横跨两届政府都明确的大部制改革，很遗憾只走了一点小碎步，以后有没有可能，找到机会来一个真正把大部制跟扁平化结合在一起的“凤凰涅槃”。这个事情可看看法国、韩国，人家早早就作出了大部制改革。中国要过这一关，时机在哪儿？我们看重的是十九大，不敢说一定能解决，但方方面面应努力推动一下。十九大离现在越来越近了，有可能在这方面促使决策层下决心吗？如果能够真正脱胎换骨地来个“大部制加扁平化”，把这些庙拆了重新整合以后，再处理好和尚怎么念经、行政审批怎么合理化的问题，那就可能得到一个新境界来理顺全套政府架构，跟着的就是那个时候已精简了、消肿了的政府，怎么“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把职能合理化问题做更好解决，还有如何积极解决给政府工作人员提高工资的问题。这些我们在建议中形成了粗线条框架。

我们特别强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考验关口，中央确定供给侧改革，所要寻求的，就是抓住矛盾主要方面，攻坚克难——只有通过供给侧入手的这套改革，才能把千千万万微观主体创业、创新、创造的活力真正释放出来，把可观的潜力真正激发出来，以实现全面小康，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达到伟大民族复兴，完成现代化伟业。

还要简要回应一下大家对于市场的关切。首先，我知道大家关心股市与供给侧改革的关联。非常简单地说，我认为供给侧改革对股市的影响总体来说是间接的、中长期的。我个人理解，当下中国的股市需要在剧烈动荡之后，走一段休养生息的调整。在经济基本面形成稳定向好支撑力之前，轻易不要相信在某些特定时点上所谓“牛”的因素，改革牛也好，资金牛也好，消息牛也好，等等，这些分析，看着有一定道理，但是一定不要忘了整个股市如果能出现一个相对来说有牛市特征的发展过程，一定要有基本面的这种支撑。我们现在基本面上经济继续下行，还没有切实完成探底企稳，实话实说还伴随不少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困扰我们的方方面面。企业家是这个感觉，我们的体制内人员也是这种感觉，知识分子也相当普遍地有这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真正让方方面面吃定心丸，怎么可能来个基本面的牛？总书记在今年两会上专门到工商联和民盟会上讲话，给大家吃定心丸，看来这个定心丸还要继续吃。因为最新的令人不安的信息，是这几个月中国的民营企业投资明显在走下坡路，这个事情要赶快跟踪分析，一定要认清，我们升级版的发展是要坚定不移地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怎么让民营经济在复杂的环境下有基本的信心，定心丸需要继续吃。在这个情况下，股市主要是间接地与供给侧改革发生联系，不要以为对供给侧改革有个什么样的表述，有个什么样的具体部署，股市会应声而起。当然对中长期影响我们可以做一些期待，已经有这么多信息表明决策层是认准了推进供给侧改革，不断发文件，股市的相关建设与完善，必须跟上供给侧改革。如果说经历了一个结构优化调整的阵痛过程，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是很有希望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比如在今年年底之前，最晚明年年初、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阶段性的探底，探底以后处理得好，就应该能够企稳，企稳以后这个经济状态也就可望“常”了。其实我们已经几乎退无可退，季度GDP增速已经落到6.7%了，稳增长加上优化结构，要稳在6.5%以上，企稳以后，时间越长越好，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跟着的市场信心就可能开始积聚，对股市，那时候可以讨论有没有可能展开一轮更接近慢牛的行情。当然对剧烈振荡，大家还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形成结构优化、增长质量提升的全面铺垫以后，供给侧改革才有可能支撑出一个中长期近乎慢牛的行情。

房市方面，应该有望更快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有种种针对性的，都包含非常明显的触动与改善结构的意图。比如房地产市场上“去库存”，这是非常明显的对应性指导方针，但是具体分析我们的房市，一定要抓住它的“分化”特征：现今中国的房市、楼市，形象的说法叫“冰火两重天”，火的一边，大家都体会到了，深圳火，上海跟着，北京热度也比较高，广州稍微温度低一点，但仍然是提升的状态。一线城市往上明显回暖，甚至升温过猛，已经逼出来一些更严格的限购措施——最近一段似乎在开始见效，但是一线城市绝对不是去库存的问题了，是赶快向前考虑怎么增加有效供给的问题，而且应当一并考虑中长期制度建设。我认为一度被管理部门有意回避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之事，现在要再做一次反思，至少我们不应该在推进立法方面再拖延。法律规则上的设计可以根据情况有所区别对待，比如在一线城市争取首先把人大审批通过的房地产税法加以实施，这可能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积极态度。

在“火”的旁边，我们还得注意“冰”的那一边。原来大部分的二线城市多为冰的部分，现在看起来有越来越多的二级城市跟着火起来了，需要及时在具体区域掌握好针对性的对策。三四线城市总体上听到的信息，普遍的还是库存压力沉重，但已经不排除某些三四线城市开始有交易放量，那就要及时处理好去库存和增加有效供给之间的关系。更多的三四线城市则在去库存压力很大的情况下，需要讨论具体用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来实现去库存目标。仅仅以商业性金融方面的手段给予支持，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希望，主要在于吸引农民工与自己家乡就近情况下，出手买房子，但他们的资金实力，大多数情况下不足以支持购买商品房。所以，必须在三四线城市中匹配一些特定的政策杠杆。总体的“去杠杆”背景下，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还需要加杠杆，特别是政策杠杆，从而把一些存量房转为共有产权房，甚至可以调整为公租房。配上这些政策杠杆支持去库存的实际推进过程，都是需要一城一策具体设计的。

所以，在房地产市场非常明显带有分化特征的情况下，一地、一城要设计供给管理，不能满足于像需求管理那样笼统地说一个调控方向是什么。我们现在于大面上，只能说去库存主要对“冰”的方面，而冰的方面的每一个城市，都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好一套带有操作细节的方案，这就叫供给管理，而且要求是尽量高水平的供给管理。可知，大家关心的股市、房地产市场这方面，可以从前面所认识的供给侧改革概念，引出如何设计和掌握带有结构复杂性、挑战性、但是非做不可的供给侧改革方案。

很多同志关心营改增。我们注意到2016年5月1号以后，已按照“军令状”全面铺开营改增，后续的细致工作必须迅速跟上，有关部门会紧密关注信息的反馈。比如上海的同志说到营改增里怎么处理好人力资本比重比较高的特定行业，这实际上涉及我们说的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发挥机制问题。很多高科技企业有大量的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相关的科研开发带头人和团队的薪酬，在企业综合成本中的占比高，而可做抵扣的因素比别的企业要少。怎么按照营改增内在逻辑真正支持这类企业发展？如果简单按现在营改增的套路不加区别，恐怕就事与愿违，他们受到的不是鼓励，很可能受到的是限制。怎么形成解决方案？那就得专门作调研，赶快制定和跟上针对性措施。我们在企业调研中还碰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中国公路运输中的货运是至少近千万辆大卡车，这些货运大卡车过去的相关税制设计叫“有车承运，以票控税”，每辆车的个体车主在什么地方（大都在原籍）注册完成税务登记，以后就要在那边取得凭证，然后做进项抵扣。实际这哪里做得到？这些车是布朗运动式地分布在全国，一单一单随机接活的，他怎么可能按原来的那套税务规则来完税呢？新兴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出现了一种无车乘运的服务平台，有的企业已经做出一定的成绩来了。比如一家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生主导的公司，通过互联网联系全国200多万大货车主，在信息平台上处理整个物流，尽可能方便地让他们有活可接，相对低成本地来发挥公路大卡货物运输的功能作用。这种无车承运的主体，即服务商，作为一个公司注册，是成规模的一般纳税人，在它发票上是11%的税率，但前面他联系着的200多万分散的个体车辆的车主，是小规模纳税人、税率是3%，怎么对接？这就碰到难题了。实际生活里逼出了潜规则、大多靠过桥过路费、加油费发票等找利益平衡，越搞越紊乱。没有如何按照实际业务发生情况完税的可行规则，营改增所要追求的实际效果可能大打折扣。业内人士很着急，也在跟我们互动讨论怎么形成一个解决方案。有关部门的基本态度往往只是认现在已拿到的文件依据，公权环节上的管理者很难形成一种积极主动性，去参与讨论碰到问题以后怎么解决，这也是感觉很令人遗憾的事情。所以，营改增这么好的一个大方向正确的改革措施，要真正取得实效，各行各业在供给管理这个概念上，一定要解决具体问题、落到设计好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上。

还有一些同志，关心改革发展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机遇，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我觉得企业界的朋友们首先要有个思想准备，还得继续忍受阵痛。但与这个过程结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苦练内功”。其实有些企业，前面已积累了一些优势，是在普遍感觉困难的情况下，“没事偷着乐”，订单可能不降反增，是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品牌效应，在乘势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这种企业给我们做出了一定的表率。另外一些企业，要争取突破临界状态，通过炼内功、忍受阵痛以后达到升级的境界。实话实说，竞争的最后结果一定是有些企业过不去，这方面光讲空话不解决问题，现在已有的社保体系，就是要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与真正淘汰落后产能而出现相关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带来人员安置、培训的问题相匹配。就业问题解决好，要靠政府牵头，以社保体系托底来解决到位。企业则必须争取在市场竞争里面找到自己应对挑战的相对优势来采取生存发展和做大做强。有些领域里，我观察其实是乘势往上继续发展的问题，比如这几年虽然经济一路下行，但在中国，大家可注意一下，保险业、理财公司的日子非常好过，只是在很多场合不公开说而已。看看这些保险、理财方面的著名公司这几年的基本数据，业务量增长幅度不是20%，是30%以上，利润水平也是，动不动就是30%以上的年度利润增长幅度。什么道理？经济下行过程中，中国的一些发展潜力仍在释放，老百姓收入仍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有了金融意识，而看到经济下行他们又增强了避险意识，凑到一起，保险、理财倒是香饽饽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一定要分别做出具体的分析，所以也不是简单的忍受阵痛，你说这些保险业的高速发展中有什么阵痛？这些事情都得具体分析。另外像华为，很独特的那一套创新发展，大家还在继续观察。我看华为是在高度的风险意识下按照已经形成的一套企业文化和企业发展战略，鼓足干劲继续乘势往上追求超常规发展。诸如此类的不同行业、企业所面临的形势、机遇和困难，一定要具体地分行业、分企业、分特定条件来做出分析认识。

最后谈一下有些朋友反复追问的一个事情：将供给侧改革说来说去，有大道理，有原则，到我这个区域，到我这个行业或者企业，我有什么抓手，能不能讲点基本的切入点。我看切入点至少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表述。

第一，供给侧首先要考虑如何抓制度供给。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方面并不能说可以对改革做全局优化设计，但是于中央的改革规划之下，地方政府有什么自己创新的空间，还是应继续鼓励先行先试，同时中央还有一句话：重大事项上不能抢跑。显然这个地方有所作为的空间有限而微妙，但毕竟存在一些自主作为空间。如果看区域发展中地方领导班子决策上能够形成共识的制度供给创新点，我可举个例子：当年中央说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改革，除了财政的省直管县之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行政上也试行，后来广东曾经跟进，据我所知全国唯一的一处明确实行行政省直管县的地方，是顺德，当然后来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像模像样的经验总结，但毕竟这是地方可以抓制度供给创新点的一个例子。新的一轮改革走到一定的时候，特别到十九大对通盘设计又会有一些明确指向之后，地方、企业都一定要注重抓制度供给创新。企业相关的制度方面，更有不同层次上的创新点，华为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上市，是不是也属于一种创新个案？

第二，对政府来说，抓规划的供给。如京津冀一体化，其他各个地方政府，无一不是需要动态优化自己辖区通盘的发展战略规划，落到“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现在这看得很清楚，不可能指望基层分散的主体通过试错法，在每个地方政府辖区形成一个通盘合理的结构性复合型规划结果，政府这方面的责任天经地义。政府需要很好组织专家力量凝聚专业能力，汲取全社会的聪明才智来支持规划层面的科学决策。以后几十年，地方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争先恐后的竞争”还会延续，比拼的首先是规划。企业和企业集团也有生产经营战略规划这方面的供给管理问题。

第三，抓政策供给是不言而喻的。有些政策是垂直的，如“去杠杆”指标上广义货供应量币M2由中央调控，跟地方企业不直接相关。但到了地方，如果说到财政政策，分级财政的贴息、信用担保、产业基金、引导基金等等相关政策，都有可塑性和创新空间，这都是可以抓住其可塑性来加以优化的政策供给问题。

第四，投融资的供给，在PPP方面大家值得做更多的了解和努力。我认为确实有广阔的前景，它最容易在很多人指责所谓“官场不为”的情况下，却在不少区域决策层达到“天时、地利、人和”凑在一起的状态把事情做起来，因为，政府、企业、专业机构是一起走阳光化的程序，谁也不用担心别人抓你的小辫子，不担心吃不了兜着走，就可能把一些事情真的做成了。想干事、会干事的人合在一起干成事，不出事，PPP是一个阳光化的好机制。实话实说，欠发达区域的领导层在PPP这方面往往更敏感，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我们接触了不少市县级领导，他们听明白PPP以后真的是眼睛一亮，已经看到，很多中西部区域在实行PPP开拓创新中比长三角、珠三角做得更积极一些，这也合乎情理。发达地区这边，政府财力雄厚一些，而欠发达地区感受到政府财力方面更有压力，一定要找到政府以外的资金。做起来不会发现，PPP是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在一起“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可以更快形成好事做实、实事做好的政绩，经受时间考验，政府何乐不为？企业在里面也会得到它的长期投资回报，专业机构也是得到自己专业技能发挥之后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自己专业团队价值的应得的回报。

还有第五至第八个切入点，就是科技的供给，人才的供给，资源的供给，环境的供给。这几个要素中，科技不一定追求数量，地方政府也不一定上来只抓高科技，适用技术同样也是有效供给。人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重大的决策、重要的项目，请国内外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贡献智慧，提出建设性建议，这就有了人才供给。资源的供给现在要看到全球物流模式在迅速改变，我们怎么样跟上，是做好资源供给的创新。环境供给上，要抓住抓好各个政府所在辖区、各个行业相关的绿色发展、低碳化。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供给侧改革看起来确实有复杂性，但完全可以根据理论的创新认识和借鉴实践经验，首先抓住一些各地、各行业企业相对有把握的实际操作点，找到抓手，来寻求做出我们能够在推进过程中不负于时代的业绩！

（本文根据上海市讲座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