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的压力确实较大。近些年影响经济增长的有两大因素：一个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问题，再一个是需求结构失衡问题。
改革期间经历了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基本原因是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从旧的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从政府决定资源配置转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但改革并没有改完，有些方面还不断有进进退退。这些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与改革的进退有直接关系。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效率才能提高，才能走出困难。
几个观点，首先是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必须在市场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市场能非常好地促进效率提升，但是它本身无法防止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分化的问题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其实发达国家有成熟的经验，就是政府把全面的社会保障做起来，把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再分配这些市场管不了的问题管好，全民分享发展成果，收入差距就下来了。
现在有一种倾向，把收入差距过大的“板子”打到市场经济身上，说是搞市场搞出来的，这是鼠目寸光的看法。没有市场经济，搞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大家都穷。做不到共同富裕，只能共同贫困。我们的市场活跃了，民营经济做大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和就业在总体趋势上是改善的，大家的日子明显都好过了。
首先要把蛋糕做大，然后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政府去建立和完善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服务的制度，解决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在不改变市场基本规则的条件下分好蛋糕。这几年一讲共同富裕，私人老板就好像成了罪人一样，这是不行的。比如我们之前对平台经济领域搞过反垄断，对民营教培机构大量解散，其中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我们的平台经济纯粹是靠竞争起家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不当行为？可能有，比如电商的“二选一”，在竞争过程中给对手设置一点障碍。但这是否构成了垄断？我认为没到那个程度。不当的竞争行为纠正就可以了，但当作垄断来打击恐怕就过当了。
不要让人觉得私人企业做大了，就好像犯了罪。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方向还要坚持，还要持续推进。需要鼓励市场公平竞争，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改善营商环境。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要解决需求结构失衡问题。
我说的需求结构失衡不同于很多人讲的总需求不足。如果总需求不足，通常情况是怎么做？通过发货币和政府投资去刺激总需求。这套东西原本是从凯恩斯那儿来的，按照这个理论，如果老百姓不花钱，那就只能靠政府搞货币宽松来刺激投资，或者直接扩大政府投资，来扩大总需求。货币刺激就是放水，通过降息降准，鼓励企业大量借钱投资。而政府直接投资就是靠财政出钱或者政府借贷去投资。
如果刺激投资的政策不断持续，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整个需求结构就会比例失衡。在全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国家的GDP支出构成，都是消费占主体，在80%左右，投资不到20%，发达国家也一样。但是我们国家消费的比例一直大幅度低于国际水平，而投资的比例大幅高于国际水平。
到了今天，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完成了大半。投资比例应当降低，消费比例应当提高。但这个比例不但没有调整过来，反而投资率进一步上升，消费率却降到50%多。这造成了很多问题。
比如当下的情况，产品不好卖，价格下降，有些经济学家出来解释说是通货紧缩，需要靠大量增发货币来解决。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现在的问题不是货币发少了，而是发多了。但为什么货币扩张没有导致价格上涨，反而下降了，PPI增长率经常是负的。这背后的原因是企业的产能过剩，导致过度竞争，企业之间互相杀价竞争。而实际上产能过剩就是不断刺激投资和消费不足造成的。
所以现在就僵持住了，说是需求不足，那就多发货币刺激经济，可货币发得越多，企业投资越多，产能越过剩，企业之间就越会杀价，不光解决不了问题，还让情况加倍恶化。这就导致多发的货币在空转，一些负债过多效率过低的企业和投资过多的地方政府不断借新债还旧债。结果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效率越来越低。
我认为改善民生是关键，这样才能提振消费，扩大市场需求。但最好不要用“刺激”这个词，也不要拿这个钱去扩大政府投资。需求不是刺激出来的，是需要让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回到正常状态，让老百姓得到他该得的东西。这包括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合理了，老百姓自然会消费，需求自然会扩大。
现在城镇就业四亿七千万人，超过一半是农民工，他们没有城镇户口，大量的人没有纳入社会保障。设想一下，你长期在城市里干活，却不被当做本地居民，没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保障，生活的抗风险能力极低，怎么敢去消费？如果不把这些人的问题摆在首要位置上来解决，消费又怎么可能刺激起来？
如果政策仅局限于以旧换新补贴等方面，不会有持续的效果，还很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如果人家的车本来没用到年头，用不着换车，你偏要鼓励去换，这就是资源浪费，不如把这些钱花在该解决的问题上。
不过这些年一讲提振经济就说投资，现在终于说到消费需求了，这是进步。只是讲消费要多关注那些老百姓本来早就该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把市场理顺。市场竞争环境改善了，企业会发展，就业会增加，员工的工资会提高，人们自然会多消费。然后剩下的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教育等等问题，不能靠市场，必须由政府来全力解决。
因此关键是市场的事要由市场决定，政府的钱要花在民生上，回归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把社会保障做好，把必要的公共服务做好，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
如果我们能做出正确的改变和调整，眼前的困难还是中短期的困难，苦日子再过两三年，经济也就恢复到常态了。
怎么做？主要不是靠鼓励企业借债投资，或者扩大政府借债投资。如果应对不当，很可能出现像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经济长期停滞的状况，而且可能更严重。这里讲讲罗斯福新政，其中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整个新政期间，美国政府主要做的是什么？罗斯福称之为“3R”政策，就是Relief、Recovery、Reform，翻译过来就是救助、复苏、改革。当时救助是第一位的，政府大量花钱救济失业者，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能看到，这是政府花钱最多的地方。因为经济滑坡，企业干不下去了，大量工人失业甚至没饭吃，新政不光花了很多钱救济这些人，还建立了失业保险体系，让没有工作的人能拿到失业保险金。
为了做这件事，其它很多政府支出项目都被压缩了，所以这并不是政府支出扩张，而是压掉了很多无关紧要的政府支出，优先去做这件改善民生的事情。那么老百姓得到救济，有钱吃饭了，有钱消费了，直接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于企业而言，是需求增加了，产品能卖出去了，自然也就活下来了，可以正常经营了。因此罗斯福新政之所以能一步一步让企业恢复，关键是在做好了民生改善。当时凯恩斯去见过罗斯福，两个人谈得并不融洽。凯恩斯走后，罗斯福跟身边的人说，“这是个书呆子”，他并不信凯恩斯那一套。
回到罗斯福新政对我们的启发，那就是预防或者应对衰退，需要找对根源，不能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更不能把货币放水和政府投资扩张当成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所以如果要问经济怎么办，我的看法也是救助、复苏和改革。
救济失业，健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启动消费，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分配结构理顺，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扫除发展障碍，改善营商环境，这才是解决根本问题之道，才能恢复经济健康增长。
改革从来没有轻松过。回头去看我们1978年的改革开放，也难，但是我们走出来了。从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是政府说了算，到绝大多数领域都有了民营企业，有了市场竞争，市场调节的民营企业占了经济的主要部分，从过去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到部分实现了市场化，才有了我们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在改革过程中，最难的事情就是给自己动刀子做手术，打破既得利益。改革开放时期做到了，所以成功了。当年说，谁不改革就下台，不是说着玩儿的，也给了全中国人民很大的信心，推动了巨大的改革浪潮。我觉得无论大环境如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事在人为，我还是期待看到咱们国家继续保持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轨道，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回到正常状态。全民的社会保障要有更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加大市场活力的释放，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并且落实到位。
新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跑过偏、吃过亏，但我们也有很强的调整能力，只要头脑清醒，及时纠正不合理做法，进一步改革开放、保护民营企业，保护市场竞争，经济的阵痛期是可以度过的。
王小鲁，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