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7日，由北大国发院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26期举行。在新书《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机会与选择》出版上市之际，特别邀请到全球研究中国经济的多位学者共同研讨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与复杂性。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伍晓鹰在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困难本质上是自身制度问题带来的经济转型的困难，它来自中国经济内部而不是外部。经济转型是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虽然在一场深刻且颠覆性的技术革命中，发达经济体同样可能遭遇经济转型的困境，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地理解它的性质，并且勇于制定相关的政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希望引起学界和政策当局足够的重视。
简言之，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经济效率的挑战，本质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挑战。完全可以说，无论采取何种政策措施、管理手段、调整工具，如果不能成功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转型便无从谈起。下面我首先解析一下中国经济转型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从成本到劳动生产率，再从劳动生产率到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从全要素生产率深入到一个广义的制度问题，最后引申出我们面对的旨在解决制度问题的改革的挑战。
一、劳动成本上升的挑战是劳动生产率的挑战
谈到全球经济危机后的中国经济问题，人们通常会把劳动成本上升视为一个严重的挑战，甚至很多“经济学家”也随波逐流地把它当作一个必需解决的问题，似乎长期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持续的产出扩张，而不是劳动收入的增长。事实上，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劳动收入增长过快而是过慢了。如果比较一个不存在扭曲的情景，我们的劳动收入增长速度应该是反常地过慢，慢到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消费从而制约了生产的程度。这并不是我现在要讲的主题。我要强调的是，劳动成本上升如果成为经济增长的压力或者成为一个挑战的话，那真正的挑战直接来自生产率，首先反映在劳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速度上，即实际劳动生产率（ALP）的增长是否能够抵消名义劳动成本(ALC)的上升。如果要观察这个相对速度，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有意义的叫做“单位（实际）产出（名义）劳动成本”的统计观察指标，通常缩写为ULC（=ALC/ALP）。在这里必需强调产出是平减后的实际值，劳动成本是名义值。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观察和理解我们的问题。
为了比较，我们绘制了图一，把中国经济自加入世贸至今分成三个观察期，即2001-2007年期间的入世后“黄金期”、2008-2012年期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调整期”，以及随后2013-2023年的这个时期，可以姑且称之为“新时期”。“黄金期”之所以是最好的时期，不仅因为它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年平均9.9%，更重要的是这个速度几乎可以与10.5%的劳动成本年平均增速持平，所以单位产出劳动成本或ULC基本上可以保持不变，或者仅仅略升。然而，危机后“调整期”的劳动成本增速一下子翻倍，年平均高达21.1%，远超劳动生产率11.6%的增速,结果将ULC增速推高至年平均8.5%。随后的“新时期”经历了不断上升的GDP增长阻力。无论是官方估计还是我们基于理论模型的重新估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最高点跌落，到目前，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导致这两个指标都大幅度减速。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远慢于劳动成本的上升，只相当于后者的75%。这就推动了ULC的继续上升。怎么办？表面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么是压抑劳动成本上升，要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么是双管齐下？实际上，这个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二、劳动生产率减速本质上是全要素生产率问题
理论上，劳动生产率（Y/L）的变化可以被分解为两个因素，一个是投资导致的资本深化（K/L），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然而，有经济学意义的，或市场自由竞争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必须满足一个TFP条件，那就是后者不能小于零。这是一个经济体最核心的效率指标，也是持续增长的基础。必需提到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就是把整个劳动生产率当作一个效率指标，忽视其中的TFP表现。这个误解始自没有市场竞争约束的苏式计划经济，它被我们的统计体系作为“效率表现”指标长期使用，不问其究竟。表面上，这是个不难理解的指标——只要有投入，就会有产出，一个工人的装备越多，产出也就越高。问题是，如果没有市场标准，它掩盖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过度投资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完全是高成本的，或者说是不计效率损失的。结果肯定是资本收益递减、固定资产投资减速-——资本离场、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这不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吗？
让我们观察加入世贸后中国经济TFP的变化。为了比较，让我们继续使用前面的三个分期，即加入世贸后的“黄金期”，危机后的“调整期”，以及随后的“新时期”。可以看到，第一个时期之所谓是“黄金期”，是在ULC基本上保持不变的情况下，TFP实现了年平均2.1%的增速。这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战后“东亚经济体”TFP表现相媲美的结果！尽管这个估计结果完全基于官方数据，但是在一个理论框架内，经过严格测算以保证充分计入投入成本后得到的。遗憾的是，中国经济的这个“黄金期”其实相当短暂。进入“调整期”后，伴随着ULC每年上升8.5%，TFP竟然每年下降2.0%——一个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很难接受的情况。在随后十年的“新时期”，虽然TFP下降的速度放缓了，但一直没有离开负增长区间，中国经济进入了长期的效率衰退。今天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恰恰说明中国整体经济长达十五年的低效率表现已经是一个不可持续承担的重负。
三、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本质上是制度问题
作为一个会计或核算意义上的“无成本所得”，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是一个解析经济增长因素时首先得到关注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因为它是在充分计量初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的生产者或使用者成本后所得到的、表示一个经济体效率变化的指标。从资源有限性的角度看，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持续增长的问题是一个效率问题，更深入地说，是追求效率的压力所驱动的广义的创新问题，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应该强调的是，追求效率的压力不会来自权力，而是源自生命的自由追逐个体利益的永恒的动力。所以，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是一个如何以法治保证自由和公平竞争的经济制度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取得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成就，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来自制度上对市场原则的肯定，同时对计划经济制度的否定，尽管不应该如此简而论之。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把全要素生产率仅仅解释为一个技术进步指标，隐含一个很强的制度假定，即其所论及的经济体具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它不但不存在导致效率损失的任何制度问题，如要素流动障碍、价格失真、结构扭曲、创新激励不足等等，而且还可以无成本地调整以接受任何技术创新，包括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完全实现其效率预期。现实中，即使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也不能满足这样的制度假设。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尽管由于其引进技术的性质是学习成本较低的适用型成熟技术，领先的技术引进者对整体经济的效率影响也只能通过适应新技术的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才能够实现。这个制度改革是广义的，包括管理、组织、法律、政策、政治等诸方面的内容。
四、经济转型的挑战是制度转型的挑战
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本质，我们就容易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可能是稳定的，甚至有时可能会出现下降，因为任何制度改革从来都是有阻力的。阻力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新技术与旧制度的矛盾，即旧技术、旧职业和旧官僚体系及其相关的旧利益集团对新制度的抵抗；另一方面来自新制度中的漏洞所滋养的各种新利益集团。这都有可能导致制度改进的停滞，甚至出现制度退步。中国经济转型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能否通过新的改革以修正制度缺陷，扭转制度退步，从而克服市场化的阻力。这样的理解也解决了将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技术进步的理论困境：由于不能假定正常情况下会出现技术退步，所以，我们通常会将TFP下降归因为数据问题和其他诸如生产函数内生性的问题等等。现在已经很清楚，如果估计方法得当（我们将这个问题留待其他场合讨论），TFP下降的原因只能是制度退步导致的效率损失，是一个经济体为效率损失所付出的代价。
我们看图二，如果再回到前面谈到的依据我最新估计的结果所进行的观察，特别是其中自危机后“调整期”开始，贯穿整个“新时期”的伴随单位产出劳动成本（ULC）上升出现的持续的TFP下降，可以说我们已经错过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最佳窗口期，即2008至2012年间的“调整期”。为什么说那个时期是转型的最佳窗口期？因为尽管整个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单位劳动成本（ULC）上升的挑战，其全要素生产率尚未有出现明显衰退——图二显示温和的TFP下降始于“四万亿”贯彻下去的2009-2010。显著的效率衰退始于随后的2012-2014，此后一直没有修复，因此没有内在的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克服名义劳动成本上升的力量。
那么，这个“错过”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们和政策当局当时都忽略了重要的成本和效率信号，还是原有的制度惯性阻碍了经济活动参与者对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叠加的反应？至少，“新时期”的所有政策努力并没有产生TFP效果，这说明“保增长”政策和不断强化的产业政策的影响多数情况下并不与企业改善效率努力的方向一致。毋庸置疑，除了面对制度转型的挑战，中国经济已经别无选择。这个挑战就是接受一个全面的、以法治化保障的市场化制度，真正地融入、维护并且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市场体系。若无法完成这个转型，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低增长甚至无增长的、通常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均衡”状态。
整理：何又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