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当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却称不上历史人物。有关他的史料，如前辈学者余嘉锡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等早已作了整理。梁山泊是在五代后晋到北宋，因黄河屡次决口泛滥而形成的湖泊，据《金史》卷129《李通传》载，到金海陵王攻宋时(1161)，已是“梁山泊水涸”，其水量远非昔比，所以金军制造的战船无法通过，而运到大江北岸。梁山泊与宋江的活动并无多少关系。《水浒传》所述的虚构故事，自南宋到明朝流行了二三百年，经过说书人的不断加工，内容愈来愈丰富，由最初的三十六人发展到一百零八将。
《水浒传》主要是反映中下层的社会生活，如此广泛的、跨越几个朝代的生活面，在古典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对于此书究竟反映的是哪朝哪代的社会生活，文学史家们是不可能解决的。历史学家对此也有分歧。例如吴晗先生生前认为主要是反映元代的社会生活，前辈学者李埏先生特别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一文中指出，全传第八十二回以上和第一一一回以下两部分成书较早，可以反映宋代社会。他特别将书中的庄园与宋代的庄园作了对比和考察。上世纪50年代，何心先生著有《水浒研究》，对于此书中的地名、官名、阶层、风俗等分别作了归纳和分析，给人们以相当大的启发，可惜编电视剧者没有参考此书，造成不少本可避免的错误。当然，何心先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我们还可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再作一些发挥。
依笔者个人之见，《水浒传》反映的社会生活是驳杂的，宋、元、明代都有，正好遗留下各代说书人对《水浒传》故事进行增补和加工的蛛丝马迹。本文所使用的是较早的百回本，一般研究认为，征田虎和王庆的内容是后来添加的，便成一百二十回本。今分述于下：
一、官制：小说第三回有“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按种氏是北宋三代将门，如依小说所述的宋徽宗时推算，有种师道和种师中兄弟。据《宋史》卷335《种师道传》和《种师中传》，北宋季年，种师道“天下称为‘老种’”，他曾任知渭州，按照宋制，必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种师中曾任知庆阳府和秦州，按官制必兼环庆路和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经略相公”确是保留宋人的称谓习惯。如岳飞当低级武将时，给大将刘光世的公文中称对方为“安抚相公”。他任高官后，百姓或可称他“宣相”，即“宣抚（使）相公”。小说第七十六回称童贯为“枢密相公”或“枢相”，这也是宋人的习惯官称。“相公”一词，宋时是对高官的尊称，后代却愈来愈贬值。如元杂剧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称钱大尹为“相公”，就不算高官了。小说第十八回称郓城县的“知县相公”，第二十八回称施恩之父为“管营相公”，又是宋代社会不可能有的称呼。
此外，如小说第二回称高俅为“高殿帅”，第五十九回称“殿司太尉”宿元景。殿司是殿前都指挥使司的简称。金朝改为殿前都点检司，而元朝不设。殿帅或殿司太尉都是宋时的习惯称谓。在此种场合下，太尉是作为武人的尊称。宋朝也设正式的高官太尉，但人们却习惯另呼为“两府”。如小说《碾玉观音》称太尉刘锜为“刘两府”。
小说第二十回说济州府府尹更替，“新官取出中书省更替文书”，“新官宗府尹到任后”，“一面申呈中书省”。第五十九回为骗贺太守，“将出中书省许多公文”，杀贺太守后，宿太尉“便叫本州推官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第八十三回“说中书省差到二员厢官”，克减酒肉。北宋后期到南宋，中央政府还是称三省，金朝改为尚书省，元朝则为中书省。可见是反映元代的官制。
小说第十六回引“昔日吴七郡王有八句诗”。用排行加郡王也是宋人的习惯官称，如南宋初大将张俊称“张七郡王”。此处似亦留下宋人说书的痕迹。按话本《菩萨蛮》有“高宗皇帝母舅吴七郡王”。但宋高宗的母舅应是韦渊，其皇后吴氏之弟见于史籍者，有吴益和吴盖。宋孝宗虽非吴后所生，但吴益和吴盖可称其母舅。
小说第十二回有“北京大名府留守司”，“那留守唤做梁中书，讳世傑”。按宋时设东、西、南、北四京，知大名府必兼北京留守，这是符合宋制的。但应称梁世傑为“梁留守”，或官高者可称“留守相公”，决无称梁中书之理。按元代行政区划，大名府为大名府路总管府，其长官为达鲁花赤（宣差）和总管。小说中所以讹为中书，显然是受元代最高的地方政区为行中书省的影响。当然，电视剧《水浒》中居然出现了梁世傑自称“我梁中书”，更属不认真读小说造成的笑话。
小说第十七回有“缉捕使臣何涛”，人称“观察”或“缉捕观察”。按使臣又是宋朝特有的官名，是八九品小武官的总称。有时又在“使臣”之上另加其职能称呼。如《宋会要》食货46之12载有“押纲使臣”，是押送纲运者。同书兵11之7载有“捉贼使臣”。《永乐大典》卷14626《吏部条法》第25页就有“临安府缉捕使臣”。可知这确是宋制。
第四十六回店小二介绍祝家庄：“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称为祝氏三杰。”古人有避名讳的习俗，尤其是店小二，不应直呼庄主名字。宋朝文阶官有朝奉郎，自金以后无此官名。“祝朝奉”应是官称，何心先生在《水浒研究》第十九章中认为，第五十回“祝朝奉坐在庄门上，左边栾廷玉，右边孙提辖”之描写不合情理，“朝奉只是富翁的尊称，并非现任上级官吏，怎能端坐正中，发号施令，而孙立反如偏裨牙将一般，在旁侍立”。实际上，此处应是留下了宋人说书的痕迹，祝太公有朝奉郎的官位，可以居中。当然，在往后的明人小说中，又将“朝奉”作为老板等的尊称。《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八卷《程朝奉单遇无头妇》有一段解释：“成化年间，直隶徽州府有一个商人，姓程。他那边土俗，但是有资财的，就呼为朝奉。盖宋时有朝奉大夫，就是像称呼富人为员外一般，总是尊他。”此段解释显然有不确之处。宋朝文武阶官往往是官高者名大夫，官低者名郎。如朝奉大夫是从六品，朝奉郎是正七品。人们在称呼其官称时亦须有别。据《鄂国金佗续编》卷5，岳飞为亲卫大夫，则称“亲卫岳大夫”，朝奉大夫的称呼亦当依此，故称祝朝奉者，应为朝奉郎。类似的实例不少，如《夷坚支乙》卷7《姚将仕》说：“姚将仕者，纳粟买官。”将仕，即将仕郎，为从九品末等文官。此外，第五十二回有柴进叔父“柴皇城”，此亦当是宋时官名皇城使或干办皇城司之类。
小说第五十回孙立说：“总兵府行下文书。”按总兵又是明代的官名。
总的说来，小说中对官制的描述驳杂而不准确，但正好是跨越了宋元明三代。
二、吏制：小说中反映了不少基层和地方衙门的吏胥情况。例如保正，小说第十四回说“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第十八回宋江应对何涛说：“晁盖这厮奸顽役户。”保正是宋朝王安石变法后所设的基层政权头目。第三十一回武松在飞云浦杀人后，“飞云浦地里保正人等”向官府报告发现尸体。
小说涉及里正的记录最多，第二回说“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后史进对陈达说：“俺家见当里正，正要来拿你这伙贼。”第十八回对里正的职能介绍更为具体，乡村中“但凡开客店的，须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来歇宿，须要问他，那里来，何处去，姓甚名谁，做甚买卖？都要抄写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时，每月一次去里正处报名”。第二十三回景阳岗打虎，阳谷县榜文说：“见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打捕未获。”武松打虎后，众人“报知本县里正”，“那上户里正都在庄前迎接”。看来里正一般都由上户充任。按宋朝也设里正，而到北宋中期即已废除。但金元都设里正，小说所描写的其实正是金元社会的里正，他们也负责治安。
更加特别者就是社长。这是元代所特有者，杨讷先生曾著专文《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小说第三十五回有“张社长酒店”，又有“东村里王社长”。第六十回李逵说：“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长。”第六十二回燕青射死两个公人，“近处社长报与里正得知”。
但除了反映宋元社会的基层头目外，小说第四十六回说，当发现裴如海的尸体后，知府“委当方里甲带了仵作行人”验尸。里甲又是明代的基层制度。
小说第十八回宋江出场时的身份是郓城县衙的“押司”。第八回在林冲冤案中，“有个当案孔目，姓孙名定”，救助林冲。第四十回蔡九知府办宋江一案，“当案却是黄孔目”。第四十九回登州“有个六案孔目，姓王名正”。第三十九回江州蔡九知府“便唤从人叫库子”。押司、孔目、库子等都是宋时吏名，但库子的名目沿用到元代。第八回说：“原来宋时的公人都称呼端公。”按宋元的吏胥或可分公人和吏人两类，合称公吏，其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应是金朝。第五十回孙立向祝朝奉介绍乐和说：“这位是此间郓州差来取的公吏。”公人称端公，倒是传世的史籍中不易寻找，可补史籍之缺略。
第二十七回说阳谷“知县叫那令史先问了王婆口词”。按宋金时代都设置令史，但一般是中央机构的，如《金史》卷52《选举志》载有“省令史”，卷49《食货志》载有“部令史”，小说所反映的应是元明的情况。第三十八回“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那时故宋时，金陵一路节级者称呼家长，湖南一路节级都称呼做院长”。参对《夷坚志补》卷8《临安武将》，“向巨源为大理正，其子士肃”，“呼寺隶两人相随，俗所谓院长者是也”，可为印证。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宝入狱有“包节级”，乐和充小牢子，为“小节级”。第五十一回朱仝升为“当牢节级”，他放走雷横到沧州府，“那沧州府里押番、虞候、门子、承局、节级、牢子，都送了些人情”。第五十四回高唐州有“当牢节级蔺仁”。第六十二回蔡福和蔡庆为大名府“两院押牢节级”。按虞候、承局、押番、节级等一般是宋代低级军官名称或统称。“押番”一词较为少见，《宋史》卷191《兵志》记载施州等义军土丁，其军官就有押番。但到南宋后期，情况有所变化，如《梦粱录》卷19《顾觅人力》“又有府第宅舍”“顾觅大夫、书表司、厅子、虞候、押番”等，就不是军官。山西万荣桥上村后土庙宋碑中有“手力节级孟仲明”，手力是吏胥名目，此处的节级亦非军官。元代的《通制条格》卷17《滥设头目》就提及“节级以下，更有所设乡司人员”。第五十九回宿太尉下有“客帐司”。按宋代吏胥有造帐司和客司，从语义上看，“客帐司”似为“客司”之讹。前引所谓“两院”，依个人的理解，是指宋时府州一级的司法机构，有府、州院和司理院，但各地依实际情况，或是将州院并入司理院，或是司理院又分为左、右司理院，可参见《宋会要》职官47之74。
三、军制：小说第十六回杨志押送生辰纲，“点十个壮健的厢、禁军”，这当然是宋代特有的军队分类。第九回说“沧州牢城营内收管林冲”，充当“配军”，合于宋朝的史实。按牢城是厢军的一种军名，大致是收编罪犯充当此类厢兵。小说中将牢城营单纯描写为罪犯的集中营，第二十八回描写孟州牢城营，“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担水的，劈柴的，做杂工的”，其实也兼厢军的军营。第三十九回江州蔡九知府“便唤从人叫库子取过牢城营文册簿来看”。
小说第七回“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还有第二回的王进，当然是人们所熟知的。按宋朝各代禁军数不同，所谓“八十万”当然是号称。按宋朝军中确是设置教头，选拔武艺高强者充当，但教头一般作为吏，身份低微，宋时的官与吏身份差别显著，小说中其实是将两人的社会地位抬高了。至于第八十回说丘岳和周昂两将为“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和“副教头”，更是夸大了教头的地位。
宋朝皇帝的近卫称诸班直，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等书记载，南宋时有二十四班，其中就有“金枪班”。小说五十六回说徐宁“做金枪班教师，这钩镰枪法，只有他一个教头”，须“随直”“伺候”皇帝，多少反映了宋朝的史实。第七十二回有“班直人等”，王姓为“王班直”，又显然不符合宋代的称谓。第八十回中提及龙猛、虎翼、捧日等军名，也确是北宋禁军的番号。
小说第十三回说郓城县“尉司管下，有两个都头：一个唤做步兵都头，一个唤做马兵都头。这马兵都头管着二十匹坐马弓手，二十个土兵；那步兵都头管着二十个使枪头目，二十个土兵”，两个都头就是朱仝和雷横。第十八回又说朱仝和雷横“点起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余人”，前往抓捕晁盖。第二十四回和二十六回说武松在阳谷县当都头，手下也是土兵。第四十三回都头李雲 “点起三十个老郎土兵”，捕捉李逵。按照宋金制度，县尉手下有弓手，巡检手下有土兵，都负责地方治安。宋时弓手和土兵有“都”一级编制单位，都头是一都之长。但从金朝开始，弓手又分为马弓手和步弓手。《元史》卷101《兵志》载，元世祖时，设置马、步弓手。元杂剧《张翼德单战吕布》和《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中说关羽充马弓手，张飞充步弓手。可知小说的叙述可能更近于元代的史实。
第四十一回说欧鹏是“守把大江军户，因恶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按宋朝实行募兵制，而元、明两朝都设置军户，世代服兵役。据《元史》卷99《兵志》，中统三年谕中有“守把南边”，大德元年河南行省称“大江最为紧要”。按元是自北而南，混一天下，故用心防范南方的汉人造反，这与明代自南而北，逐走元人不同。故欧鹏的出身其实应反映了元代军制。但第四十八回又说：“原来欧鹏祖是军班子弟出身，使得好大滚刀”，第四十九回称孙新“军班才俊子”。“军班”是宋时指诸军、诸班直，《朝野类要》卷3《军班》说：“内外诸军兵并班直、军头司等人年劳或有功得官皆是。”《永乐大典》卷14622《吏部条法》第2页就载有“军班出身”，可知又使用了宋代的专门名词。
四、刑法：小说第九回管营对林冲说：“太祖武德皇帝留下旧制，新入配军须吃一百杀威棒。”第二十八回武松刺配孟州牢城营的叙述相同。从《挥麈后录》卷1、《宋史?太祖纪》等史料上看，宋太祖生前和身后的尊号与谥号中均无“武德”一词，但他是否立下一百杀威棒的规矩，在今存史料上已无法查核。第八回说林冲被“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杨志被“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这确是宋制。对罪犯、奴婢、军士、某些官府工匠脸部或手部刺字，是宋朝特有的制度。由专门的文墨匠，或称文笔匠刺字，第十七回中济州府尹“唤过文笔匠来，去何涛脸上刺下‘迭配……州’”。刺的字或称“金印”，第三十一回孙二娘说武松：“阿叔脸上见今明明地两行金印。”这在史料上反而缺乏具体记载。
小说第六十二回说卢俊义“直配沙门岛”。北宋时，一个重要的流刑地点就是登州沙门岛。沙门岛大约即是今山东长岛县西北的大黑山岛，一般是作为重犯的流放地，但也有贪官流放的事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六月，“知齐州范航坐受财枉法，免死，杖脊，黥面，配沙门岛”。小说第十七回蔡京的府干威胁济州府尹说：“若十日不获得这件公事时，怕不先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第四十四回说裴宜原是京兆府“六案孔日出身”，“为因朝廷除将一员贪滥知府到来，把他寻事刺配沙门岛”。多少反映了宋代的史实。至于元朝，据《元史》卷102《刑法志》：“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
关于枷制，据《宋会要》刑法6之77，《元史》卷103《刑法志》，都是“死罪重二十五斤，徙、流二十斤，杖罪一十五斤”。《明史》卷93《刑法志》也记载“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但小说第八回说，林冲发配沧州，“当厅打一面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钉了”。第十二回说杨志发配，第三十回说武松发配，用枷相同。第十八回说“取一面二十斤死枷枷了白胜”，第六十二回卢俊义被捕，先是“讨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钉了”，后又“换一具二十斤铁叶盘头枷，就厅前钉了”。第三十九回却说宋江被“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第四十九回解珍和解宝，第五十二回柴进被捕，也都是使用二十五斤死囚枷。这里不能排除小说中有错字或缺字，但三处使用七斤半的枷，不合史书记载的枷制，已难于考察其详。
小说中另有一些行刑的情节，如二十七回王婆被“推上木驴”，施行剐刑的情况，第四十回宋江和戴宗被斩前，“将胶水刷了头发，绾个鹅梨角儿，各插上一朵红绫纸花。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各与了一碗长休饭，永别酒”，在午时三刻行斩之类，可补史料之缺略。宋话本《沈鸟儿画眉记》和《喻世明言》第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为神》都有木驴，午时三刻处斩等记载，似为宋制。关汉卿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最后将张驴儿“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证明元代亦是如此。
五、称谓和排行：古代各朝的称谓变迁颇大。何心先生归纳了小说中的许多称谓，全不见如今影视剧套用的如小姐、老爷、大人之类。若对照一下元杂剧，关汉卿《钱大尹智勘绯衣梦》李庆安称王闰香为“小姐”，他与公人称钱大尹为“大人”。《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张千对钱大尹说：“报的老爷得知。”但元时百姓或下属称官长为“大人”，又与后世在官场中同僚互称“大人”，有所区别。如今影视剧中套用的一些称谓大致始于元杂剧。
《水浒传》中的称谓似乎更古老，例如宋人称官员的儿子为衙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三月癸未条说：“洛下有十衙内，尤放恣。”孔平仲《珩璜新论》卷4说，“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小说第七回有“高衙内”，第五十一回篇名就是“美髯公误失小衙内”。如在后世，应称公子。再如老爷，宋人还没有形成通用的称谓。南宋初造反的巫师钟相，他用迷信鼓动群众，人称“钟老爷”，纷纷前去“拜爷”，“拜爷”就是“拜父”，“钟老爷”即是钟老父。宋人也有“小姐”的称呼，但决不是指富贵之家的女儿，如《夷坚三志己》卷4《傅九林小姐》说傅九“与散乐林小姐绸缪”，类似于今之三陪女郎。即使是富贵之家的女儿，则称小娘子或女娘子，见《夷坚支戊》卷5《任道元》和《鄂国金佗续编》卷27。话本《杨温拦路虎传》说杨温“娶左班殿值（直）太尉冷镇之女为妻。择定良时吉日，娶那冷太尉宅院小娘子归”。但到元代，王实甫《崔莺莺夜听琴杂剧》第三折中，崔莺莺被称为“小姐”，而张珙称红娘为“小娘子”。又如《梦粱录》卷2《诸库迎煮》称宋时“官私妓女”之出众者为“行首”。《朱文公文集》卷18载朱熹弹劾唐仲友，说：“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商业同业组织称为行，而妓馆显然也是一行，美妓可称行首，即行头。小说第二十一回闫婆介绍女儿说：“有几个上行首要问我过房几次，我不肯。”第六十九回称李瑞兰为“李行首”，第七十二回称李师师为“东京上厅行首”，可与上引记载对照。第二十四回说张惜惜是“路岐人”，这也是宋金时的称呼，《金史》卷104《完颜寓传》：“贾耐儿者，本岐路小说人，俚语诙嘲，以取衣食。”
唐宋时，尤其盛行排行，甚至与姓、名、字同等重要，一部分下层民众或只有姓和排行，没有名，更不论字。由于各个家族和宗族的排行各不相同，又无排行的完整史料传世，所以令今人难以捉摸。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排行使用“乙”字，当依甲乙的次序，为行二。小说第六十一回燕青“排行第一”，称“小乙”，又《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大致应照抄宋人话本，其中说“许宣排行小乙”，“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他对白娘子说自己“排行第一”。可见“乙”与“一”通。“将仕”已如前述。宋时排行第一，也可称“大”或“一”。
六、见面礼节：自唐迄宋，由于汉人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俗，引起礼节上的变化。一般是行揖礼，连带有叉手和唱喏。《事林广记》卷4有《叉手法》和《祗揖法》，“凡揖人时，则稍阔其足，其立则稳。揖时须是曲其身，以眼看自己鞋头，威仪方美观。揖时亦须直其膝，不得曲了，当低其头，使手至膝畔，又不得入膝内。喏毕，则手随时起，而叉于胸前。揖时须全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谓之鲜礼。揖尊位，则手过膝下，喏毕，亦以手随时起，叉手于胸前也”。“叉手，以左手紧把右手〔大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皆直其四指，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不得着胸，须令稍离”。唱喏无非是致敬语，《夷坚支丁》卷5《李晋仁喏样》说李祐为县令，参拜磁州知州，“初上谒，鞠躬，厉声作揖。守惊顾，为之退却”，“明日再至，但俯首拱敬，而不启齿”，知州“大怒”，他最后向知州具状说：“高来不可，低来不可，伏乞降到喏样一个，以凭遵禀施行。”成为当时的一个笑话。元代王实甫《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折，张珙见红娘，称“拜揖小娘子”，红娘唱“则见他叉手忙将礼数迎，我这里‘万福，先生！’”
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见面礼又各不相同。《金史》卷35《礼志》说：“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复却，跪左膝，左右摇肘，若舞蹈状。凡跪，摇袖，下拂膝，上则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礼。”但有的记载是跪右膝，蹲左膝，左右膝位正好相反。蒙古人最初是左膝下跪，后改为双膝跪拜。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7记载自己被俘到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小说第二回王进见高俅，“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第七回林冲在白虎堂见高俅，“执刀向前声喏”。第十一回林冲见王伦，也是“向前声喏”。第十六回杨志见梁中书，“叉手向前，禀道”。第二十四回武松见潘金莲，“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那妇人向前扶住”。潘金莲失手滑竿打了西门庆，“叉手深深地道个‘万福’”。第二十五回何九叔见武松，“叉手道”。第三十回“武松到厅下，拜了张都监，叉手立在侧边”。小说中的唱喏也有不同，如第二十四回西门庆初见潘金莲，王婆笑他“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喏”，第二十六回“武松唱个大喏”，第三十八回宋江等四人“大家唱个无礼喏”。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宝见毛太公，“声了喏”，乐和“看着顾大嫂唱个喏”。第五十五回汤隆“叉手向前，说出这般军器和那个人来”。第五十九回宋江向宿太尉“躬身唱喏”。第七十四回李逵到寿张县做假知县，“两个吏员出来厅上，拜了四拜，跪着道：‘头领到此，必有指使。’”“公吏人来，擎着牙杖、骨朵，打了三通擂鼓，向前声喏”。第八十一回，“燕青便起身，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为的是压住李师师的“一点邪心”。古代的拜，在席地而坐与改为垂足而坐时，并不相同，小说中的拜应是作揖。此类看来都是汉人礼节，而不是蒙古人的礼节。
七、阶级：据自宋以降的史料记载，中国很明显的是以租佃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乡村以租佃制为主，但也有雇佣制。第二回描写史家庄，“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第四十一回穆弘打发庄客，“有不去的，都赍发他些银两，自投别主去佣工”。第四十三回李达“是在人家做长工”。第四十六回店小二说祝家庄，“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这些都是反映了农村的基本阶级状况。但在元代社会中，北方各族地主还使用驱奴耕作，这在小说中得不到反映。所以李埏先生认为《水浒传》的庄园反映宋代社会，是有道理的。
第十九回说“蔡太师差干人来”，第七十五回也有“太师府干人来请”，第九十一回又有“陈将士家干人”。干人见于宋代史籍，是富贵人家高级仆人的专称，受主人委托，从事经营田庄，收地租，放债等。在主人面前，干人还是奴仆，有尊卑之分，但在普通平民面前，又往往高人一等。
第七回林冲说：“女使锦儿自和荆妇去庙里烧香。”第二十四回潘金莲为“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又称“女使”。第三十回、三十一回张都监家的“丫環、养娘”也可称“女使”。宋人也有“养娘”的称呼，小说《碾玉观音》韩世忠府中有“秀秀养娘”。第五十六回徐宁家的丫環也称女使。女使又是宋代女仆的专门法律名称，与主人有某种雇佣关系。在金元社会，由于女真、蒙古等族带来的落后的奴隶制，广泛存在着良人与奴婢的严格差别，奴婢往往称为驱口、驱奴，其社会地位低于宋之人力、女使。《水浒传》中没有出现驱口、驱奴等词。
八、民族：宋人一般称女真人为番人或虏人，至于女真人称呼宋人，据《大金国志校证》卷19承安二年记事，应称“南虏”。宋人称蒙古为鞑虏、鞑人，蒙古人称汉人，据《通制条格》卷2《投下收户》，为“汉儿、蛮子”。汉儿是沿用自辽以来对北方治下汉人的称呼，而蛮子是指原南宋治下的汉人。小说第二十九回酒保称武松：“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第八十七回兀颜统军的左右说：“俺这小将军布了四个阵势，都被那蛮子识破了。”无疑是沿用了蒙古人的称呼。第四十一回说马麟“原是小番子闲汉出身”，又沿用了汉人的称呼。关于闲汉，《东京梦华录》卷2《饮食果子》说，在酒肆中“近前小心供过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谓之闲汉”。《梦粱录》卷16《分茶酒店》记载相同，可能为元代所沿用。
有趣的是小说第十一回引用了咏雪的《百字令》词，说“乃是大金完颜亮所作”。按金帝完颜亮的词作，周峰先生著《完颜亮评传》，做过一些整理，《夷坚支景》卷4《完颜亮词》录其两词，却不见此《百字令》。第六十回说段景柱“盗得一匹好马”，“唤做照玉夜狮子马，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又说曾头市“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女真人移居中原，一般住在千户寨，与原来的州县形成平行的行政单位，呈插花状，曾头市似有千户寨的影子。第七十八回高俅说到十节度使与“大金、大辽等处”作战建功，对辽、金以“大辽”、“大金”相称，则无贬意。小说描写征辽，第八十三回有“辽国洞仙侍郎孛堇相公”，第八十四回称“大辽郎主”。按孛堇是女真语音译，意为官人，郎主是金人称呼皇帝，均非辽制。第八十五回有兀颜光都统军，按兀颜非辽代契丹姓，而是女真姓。这些都反映小说作者们距离辽朝远，而距离金朝近，故误将金朝的一些名词姓氏张冠李戴。
九、祖贯：今人使用籍贯一词，但在古代，籍与贯有区别。已故著名秦汉史和明史专家、前辈学者王毓铨先生在《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发表《籍?贯?籍贯》作了论证。《魏书》卷110《食货志》称“诸州户口，籍贯不实”，两字联用，《魏书》中还有一些使用籍贯的记录。据《宋会要》选举15之8，18-19，一方面是有户籍，另一方面是有本贯、户贯、乡贯等名词，其词义相近。《水浒传》中出现的一般是祖贯。第十四回刘唐自称“祖贯东潞州人氏”，吴用“祖贯本乡人氏”。第三十二回介绍燕顺、王英和郑天寿都分别用“祖贯”。按元朝的《通制条格》卷6《军官袭替》除“本贯”、“元籍”外，另使用“籍贯”，规定“开写几年分，是何路府州县附籍”，可知元代的籍贯也含有迁移后的户籍所在之意。《元史》中有多处使用“籍贯”，如此书卷84《选举志》：“中统三年(1262)，诏置簿立式，取会各官姓名、籍贯、年甲、入仕次第。”卷105《刑法志》：“诸阑遗人口到监，即移所称籍贯，召主识认。”卷173《崔彧传》，他向元世祖建议：“自今调官，宜如旧制，避其籍贯，庶不害公。”明代小说《喻世明言》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则称“有个陈濂御史，湖广籍贯”，表明今人使用的“籍贯”一词，大致是始于元明。
十、衣食：关于《水浒传》中的衣食，何心先生在《水浒研究》中专门作了归纳，今作一些补充。中国古代的传统衣料是丝和麻，至宋元明三代，才逐步被棉所取代。这个取代过程长达几百年。小说中见不到棉、木棉等词，而只有“绵”（丝绵）。第二回史进送朱武等“三领绵袄子”。第二十四回王婆要求西门庆“买一匹白绫、一匹蓝绸、一匹白绢，再用十两好绵”，为自己做衣服。西门庆应允，“买了绫、绸、绢段并十两清水好绵”。第三十回施恩给武松“包裹里有两件绵衣”。第六十五回“张顺自打开衣包，取出绵被”。可见当时的丝絮和丝织品还是广泛使用的。
烧酒发明于何时，学界存在争议。从小说中看，饮酒固然也用杯和盏，但好汉们还是常用碗饮酒，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是以酒解渴，第二十三回武松打虎，是有名的“三碗不过岗”，看来都属酒精含量甚低的酒，至少说明烧酒尚不普遍。
小说第二十四回王婆为潘金莲“点盏茶来”，另一处是她“点两盏茶来，递一盏与西门庆，一盏递与这妇人”。点茶为宋代所盛行，可参见沈冬梅先生《宋代茶文化》一书。但第十八回何涛到茶坊“吃了一个泡茶”。这反映了处于从点茶到泡茶的交替时期。
第二十四回说“王婆买了些见成的肥鹅热肉，细巧果子归来，尽把盘子盛了果子，菜蔬尽都装了”。若参对《武林旧事》卷6和卷9，可知所谓“果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果，而是果脯之类，而“菜蔬”是指酱、糟、齑、鲊之类，所以王婆买来就吃，不需要烹饪。第二十一回闫婆接待宋江，第三十八回宋江等在江州琵琶亭喝酒，也都有类似描写。据《武林旧事》卷9，宋人食用果品，是在饭前，《水浒传》就反映了此种习俗。此外，武大郎卖“炊饼”，其实是馒头一类，宋时原称“蒸饼”，因避宋仁宗赵祯御讳而改名。第二十六回有“卖馉饳儿的张公”，馉饳也是宋代的面食。何心先生引证小说第九回、第十四回、第三十八回，说：“宋朝人饮酒，往往先吃一道汤。”其实，这似乎更像契丹人和女真人的习俗，当时汉人待客，是先茶后汤，而契丹人和女真人是先汤后茶，汤往往在吃正食之前饮用。
十一、钱币：北宋末到南宋的钱币有铜、铁钱和纸币，纸币称交子、会子、关子和钱引。金朝铜钱不足，大量发行纸币，一般称交钞，开始出现“钱钞”联用，见《金史》卷48《食货志》泰和七年记事。“钱钞”一词一直沿用到明朝。纸币成为元代的主币。《水浒传》第七回鲁智深说：“什么道理叫你众人们坏钞。”第四十五回潘公对和尚说：“甚么道理教师父坏钞。”坏钞即是破费。第十回李小二说草料场“有些常例钱钞”，第十二回杨志要将宝刀“拿去街上货卖得千百贯钱钞”，也都是使用“钱钞”一词。但小说描写的实际商品交换中，并无使用纸币，使用银者居多，使用钱币和黄金者居少。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白胜卖酒，开价“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众军健“凑了五贯足钱来买酒吃”。第七回林冲买刀，定价一千贯，却是“将银子折算价贯”。但小说中更多的是直接支付白银，并不以钱币折算。这些无疑是反映了明代社会的货币使用情况，当时白银已成为主币。第十二回牛二“讨了二十文当三钱”，第三十七回张横说到钱币，有“省贯百钱”、“五百足钱”。此类币制特别流行于宋代，有所谓省钱，如七十七文当一百文使，一百文就成足陌。又有折二钱、折三钱、当五钱、当十钱之类，即一文钱相当于二文至十文使用。
十二、生辰纲：小说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自然是精彩的故事，但人们未必都知道“纲”的来历。《新唐书》卷53《食货志》载，刘晏组织漕运，“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宋时纲的名称使用最多，一般是以一定数额的同类物资编组为一纲，如铜钱是以二万贯为一纲，金以二万两为一纲，银以十万两为一纲，米以一万石为一纲。汴河运粮，五百料船以二十五艘为一纲，四百料船以三十艘为一纲，一料相当于一石载重量，每艘船以八分载重量计算，正好各是一万石。前面引用的宋代押纲使臣，即是负责纲运者。小说中以“十一担金珠宝贝”的私人礼物，却组织军人运送，依习惯的计量，也组成了一纲。
十三、兵器：参对北宋《武经总要》所登载的各种兵器图，还有其他史料，可知《水浒传》所记载的各种冷兵器，并非是宋时，而是在元明之际的。中国主要自宋代开始，已进入了冷兵器和火药兵器杂用的时代。宋代的炮还不是管状炮，而是人力抛石机，用以抛射石块和火药球，前者为石炮，后者为火炮。小说第三十四回秦明从青州出兵，“放起信炮”，下寨后，次日五更，“放起一个信炮，直奔清风山来”。山“上面擂木、炮石”等打击官军，又用“火炮、火箭一发烧将下来”。第四十七回说：“只听得祝家庄里一个号炮，直飞起半天里去。”第五十五回描写呼延灼发兵，“火炮、铁炮五百余架，都装载上车”。南宋后期与金朝均有铁火炮，其实类似今之炮弹，其壳可称铁炮壳，都是用抛石机抛射。第五十五回描写凌振“善造火炮，能去十四五里远近，石炮落处，天崩地陷，山倒石裂”。“第一是风火炮，第二是金轮炮，第三是子母炮。先令军健振起炮架”。第五十七回说“凌振、杜兴载过风火炮架，上高阜去处竖起炮架”。“那一个母炮周回接着四十九个子炮，名为子母炮，响处风威大作”。第八十三回说“凌振又放一个车箱炮来，那炮直飞在半天里响”。上述记载还看不出是否是后世的管状火炮。但第六十六回说公孙胜和凌振“将带风火、轰天等炮数百个，直去北京城内净处守待”。第八十九回说宋江“造雷车二十四部，都用画板、铁叶钉成，下装油柴，上安火炮”。第九十二回说“宋江阵里轰天雷凌振扎起炮架，却放了一个风火炮，直飞起来，正打在敌楼角上，骨碌碌一声响，平塌了半边”。第九十三回李俊准备“放一百个火炮为号”，“搬过炮笼、炮架来，都埋藏衣甲船内”。第九十五回说“凌振取出九箱子母等炮，直去吴山顶上放将起来”。第九十八回“时迁收拾了火刀、火石并引火煤筒，脊梁上用包袱背着火炮”。他“把火炮阁在柴堆上，先把些硫黄、焰硝去烧那边草堆，又来点着这边柴堆，却才方点着火炮”。“那两边柴草堆一齐火起，火炮震天价响”。这显然都不是指管状火炮，而是南宋后期的铁炮一类。
当《水浒传》拍电视剧时，曾在无锡影视城找我们座谈，我们提出，不论从宋代的现实和小说中的描写看，不应依今人的一般知识，将炮理解为管状火器。但编导者显然没有接受，结果在电视剧中出现了管状火炮，这显然是误导观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第八十回高俅攻打梁山泊所用的车船，“最大者名为大海鳅船，两边置二十四部水车”，“其第二等船，名为小海鳅船，两边只用十二部水车”。这显然取材于南宋广泛使用的车船。但据有关杨么的史料，车船与海鳅船不同，后者是轻快小战船。车船使用两舷侧的翼轮激水航行，是原始的螺旋桨推进器。自宋以降，车船使用不广，后又销声匿迹，尽管明代还有“车轮舸”图传世。
十四、地名：小说引首说赵匡胤“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第七十二回说开封是“四百座军州辐凑之地”。历代惟有宋朝以府、州、军、监为一级行政区划，其下设县。所谓四百军州的约数，是符合史实的。小说的地名也相当驳杂，宋、元、明代都有。如第三十九回的无为军是宋代地名，但说与江州隔江相望，又是不确的。第四十六回的高唐州是元代的地名，第三十三回的青州府又是明代地名。但小说中没有路、省一级的行政区划。
总的看来，《水浒传》确实保存了不少宋代的名物制度，如果与传世的宋人话本，《三言》和《二拍》中宋人话本进行参对，其说书的风格，其叙事的名物制度等都是相近似的。当然，此类宋人话本也留下了后人的加工和窜改的痕迹。例如《沈鸟儿画眉记》的结尾居然出现了明代的“都察院”。《水浒传》叙述宋代的名物制度，固然有不少细微处非元人或明人所能追拟，但也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例如第五十五回韩滔为“陈州团练使”，彭玘为“颍州团练使”，率所统本州人马进剿梁山。按宋时的团练使仅是武人虚衔，并不在本州任官统兵，自金朝以下，撤销了团练使的官名。但按宋代州的分类，这两州都属节度州，其武官名目不是团练使，而应是节度使、承宣使和观察使，名为镇安军节度使和顺昌军节度使，承宣使也用两个军名，而观察使则用两个州名。所以出现此类问题，无非一是后人的窜改，二是后人创作时追述不确。只要看一下今人创作的历史剧，甚至是追述上世纪上半叶的电视剧，竟有难以计数的失真情节，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