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宋帝御集和御笔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1 次 更新时间:2015-11-29 23:59

进入专题: 宋帝   御集   御笔  

王曾瑜  

【内容提要】 宋朝多数皇帝的文化水平确实高于历朝皇帝,其御笔数量十分可观,而宋朝君臣也有编纂本朝或前代皇帝御集的传统,但皇帝的御笔并不都是其亲笔所书,也有不少是他人代书之作。宋朝各代皇帝的御笔,多少反映了他们当权和施政的不同个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宋朝历代政治的一面镜子,反映了自宋太宗伐辽失败后,宋朝基本上就一直过着“支倾补漏,循袭故常”的日子,直到宋朝灭亡。

【关 键 词】宋朝/皇帝/御笔/御集



依今人一般理解,御笔就是皇帝亲笔。但宋朝的“御笔”有专门的含义。据南宋初徐俯说:“祖宗朝应批降御笔,并作圣旨行下。自宣和以来,所以分御笔、圣旨者,以违慢住滞科罪,轻重不同也。今明诏许缴驳论列,当依祖宗法,作圣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称御笔;三省奉而行之,则合称圣旨,然后名正言顺。”[1]所谓祖宗法,按宋朝的行政规范,应是皇帝手写后,交付中书门下或三省,“许缴驳论列”,中书门下或三省通过后,“作圣旨行下”。但宋徽宗宣和时,皇帝以御笔直接发令,已不容三省“缴驳论列”,才有了御笔和圣旨的区分。

然而徐俯的说法也只是规范性的,实际上,在天水一朝,御笔和圣旨经常是混淆不清的。就广义而言,凡皇帝手书者,也都可称御笔、宸翰之类。例如宋太宗“一日御笔飞白书(向)敏中及虞部郎中鄄城张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2]这只是一种提示而已,并非要求宰相执行。宋太宗又“尝御笔题殿柱曰:‘真盐铁陈恕。’”[3]

《朱子语类》卷128说,“宫中有内尚书,主文字,文字皆过他处”,“亦掌印玺,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又明朝王禕《王忠文集》卷17《跋宋太宗御书》也说:“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谓之内批,又谓之御笔。其词多词臣所拟进,而皆内夫人所代书。所谓御宝批者,则或上批,或内夫人批,皆用御宝也。所谓亲笔者,则上所亲书,或加押字,不用宝也。”皇帝御笔由内夫人代写,肯定是有的。①宋徽宗尽管书法颇佳,“宣和改元后,内降则又时时作吏体,非宫人笔札”。他对蔡京解释说:“宫人作字,旧样不佳,朕教之,今其书颇类男子,良可嘉。”[4]至少部份御笔仍是宫人代书。又如宋高宗吴后能模仿皇帝笔迹,“人莫能辨”。另有“刘夫人,字希号。夫人建炎间掌内翰文字,及写宸翰,高宗甚眷之。亦善画,画上用奉华堂记印”。[5]又如宋徽宗时,有宦官杨球、伶人张补等,也代皇帝书写,以致真伪莫辨,这将在后面详细交待。由此可知宋帝御笔的复杂情况,既有代书者,故今人更难以分辨真伪。

一、宋帝御集的编纂

宋朝皇帝总体上文化水平确实高于历朝皇帝,其御笔数量十分可观,也不像清朝乾隆帝那样,很多文字是教臣僚代笔。关于宋代历朝的御笔和御集,宋人编纂记录如下:

(一)宋太祖御集:建隆三年(962年)二月二十三日,内出御札曰:“渴听谠言,庶臻治道,令朝臣以次转对。”南宋绍兴时,洪适進《太祖御笔》六卷。[6]

(二)宋太宗御集:淳化元年(992年)七月,“以御制《秘藏诠》十卷,《逍遥咏》十一卷,《秘藏诸杂诗赋》十卷,《佛赋》一卷,《幽隐律诗》四卷,《怀感一百韵诗》四卷,《怀感回[文]、五、七言诗》一卷,凡四十一卷,藏于秘阁。”[7]咸平三年(1000年)二月,翰林侍读学士吕文仲上新编《太宗御集》三十卷。[8]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内出《太宗御札》二十六卷。[9]景德四年(1007年),时“太清楼藏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轴”,“《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10]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八月,龙图学士陈彭年表上奉诏编录《太宗御集》四十卷,《君臣赓载集》三十卷,《朱邸集》十卷,《文明政化》十卷,《秘藏铨》三十卷,《莲华偈》、《逍遥咏》、《金刚经疏》、《禅枢要缘》、《识至理篇》、《回文诗》、《心轮图》共五十五卷,《九弦琴谱》二十卷,《五弦阮谱》十七卷,《棋势图谱》各一卷。十一月,出新编《太宗御制文集及御书法帖》目一卷,凡十五部,总三百三十六卷。[11]《宋史》卷208《艺文志》载有“《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太宗御集》等藏龙图阁。[12]

《河南程氏文集》卷8《为家君书家藏太宗皇帝宝字后》说:“先臣少师以府僚事太宗皇帝于开封,被眷特异,前后所赐亲笔多矣。……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贵,晋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亲书之,(自来大臣领州,小事多不亲书。)圣心可见矣。”此处的“先臣”是指程羽,他是宋太宗判开封府时的幕僚。程家宝藏的太宗御笔是否编入了《朱邸集》,今人已难以判断。

(三)宋真宗御集: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编“《靜居集》三卷,《玉宸集》五卷,《法音集》七卷,又《維城集》三卷”。[13]天禧四年(1020年)十二月,“辅臣以御书、御制共二十卷进呈,皆帝亲笔及亲作草本”。[14]翌年,“辅臣集御制为三百卷:[凡]《颂铭碑文》十八卷,《赞》八卷,《诗》三十七卷,《赐中宫[歌]诗[手书]》七卷,《赐[皇]太子歌诗箴述》五卷,《龙图阁歌诗》四卷,《[西凉殿]水殿歌诗》一卷,《清景殿[书事]诗》二(三?)卷,《[宜圣殿]四园[歌]诗》三(二?)卷,《三教诗》九卷,《读经史诗》四卷,《维城集》三卷,《奉道诗》十卷,《岁时新咏》五卷,[《歌》十五卷,《词》四卷],《乐章》一卷,[《乐府集》三卷,《乐府新词》二]卷,《论述》十卷,《序》八卷,《箴》《(文武)七条》各一卷,《记》六卷,《文》三卷,《祭文挽词》一卷,《书》十卷,《正说》十卷,《承华要略》二十卷,《静居集》三卷,《玉宸集》五卷,《法音》前集七卷,《春秋要言》五卷,《试进士题》一卷,《密表、密辞》六十九卷(以上三百零五卷),又有《玉京集》二十卷,《授时要录》二十四卷。”②《宋史》卷208《艺文志》载有“《真宗御集》三百卷,《目》十卷,又《御集》一百五十卷”。《真宗御集》等藏于天章阁。[15]

宋太宗和真宗在武功不竞的形势下,就必须更加讲究文治和文采,他们的著述确实颇富。宋朝《(三朝)国史•艺文志》载:“儒家以太宗《文明政化》十卷,真宗《正说》十卷为首。”[16]《宋史》卷205《艺文志》则在子类的儒家类中载有“真宗《正说》十卷”,“太宗《文明政化》十卷,真宗《承华要略》二十卷”。他们父子的御集篇幅之大,居宋帝首位,并且还亲自撰写儒家之作,以倡文治。但《文明政化》和《正说》《承华要略》的文字并未传世,今存宋人的记载竟没有对此三部儒家之作有何赞美之语。从两个皇帝的立身行事看来,此三部书也无非是枉己正人之作。

前述“真宗《承华要略》二十卷”,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4天禧三年九月丙子载有“御制赐皇太子《元良述》、《六艺箴》、《承华要略》十卷,《授时要略》十二卷”。范祖禹《帝学》卷3也说:“帝以《青宫要纪》事有未备,因博采群书,广为《承华要略》十卷,每篇著赞,以赐皇太子。”尤袤《遂初堂书目•儒家类》载有“御制《承华要略》、御制《正说》”。《正说》和《承华要略》同为宋真宗的代表作,但《承华要略》是十卷,还是二十卷,只能两说并存。除儒家外,宋太宗的《莲华偈》、《逍遥咏》、《金刚经疏》《禅枢要缘》等应属道教和佛教,宋真宗的《玉京集》属道教。

(四)宋仁宗御集:治平二年(1065年),编成“《仁宗御集》一百卷;《诗》二卷,《乐章》二卷,《述》一卷,《铭》六卷,《手诏》一卷,《记》一卷,《碑》二卷,《边防》一卷,《挽词》一卷,《观文鍳古图述》十卷,《审乐要记》四卷,《乐府要略》二卷,《乐髓新经》二卷,《迩英圣问》三卷,《钦崇禋祀记》三卷,《洪范政鉴》二十四卷,《洛书五事图》一卷,《风角集占》三卷,《神武秘略》十一卷,《攻守图》一卷,《释门》十三卷,《道门》二卷,《密表词》五卷”。[17]《宋史》卷208《艺文志》载有“《仁宗御集》一百卷,《目录》三卷”。《仁宗御集》藏于宝文阁。[18]

(五)宋英宗御集:宋英宗在位时间短,《两朝(国史)•艺文志•别集类》载有“《英宗御制》一卷”。[19]《宋史》卷208《艺文志》也载有“《英宗御制》一卷”。

(六)宋神宗御集: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编中书御笔手诏千三百四十六事(自治平四年至熙宁十年为三十一册付中书省)”。[20]

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奏:“神宗御制集凡著录九百三十五篇,为九十卷,目录五卷,内四十卷皆赐中书、密院及边臣手札,言攻守秘计。先被旨,录为别集,不许颁行,仍制集序一篇,以纪盛德,发明大训。”元祐六年(1091年)九月,“诏以边机四十卷,送密院机要库掌之。十月四日,三省进《神宗御笔》一百七十五策”。[21]《遂初堂书目•国史类》载有“神宗御批、神宗学士院御批”。《宋史》卷208《艺文志》载有“《神宗御笔手诏》二十一卷,又《御集》一百六十卷”。《神宗御集》等藏于显谟阁。[22]《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2《图功臣之像》载宋徽宗诏:“神宗御集总九千八百余篇,藏于禁阁,揭以显谟,所以丕昭圣作也。”这当然包括许多御批在内,其统计与前引苏辙之说并不矛盾。

(七)宋哲宗御集:崇宁元年(1102年)十二月,宋徽宗“诏实录院编修《哲宗御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书成,共一百册,凡二千五十七篇”。大观元年(1107年)二月,“诏重加编纂,得五十册,以元祐垂帘为前集,绍圣、元符亲政为后集”。《中兴书目》载“《前、后集》二十七卷,前集《政事》十八卷,《文辞》一卷,后集《文辞》一卷,《政事》七卷”。[23]《宋史》卷208《艺文志》载有“《哲宗御制前、后集》共二十七卷”。《哲宗御集》等藏于徽猷阁。[24]

(八)宋徽宗御集: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实录院奉诏编次《徽宗御集》成,上之”。“凡诗百九十有五,宫词二百,赋一,序十二,记十,碑四,策题九,文七,乐章二,挽词二十七,杂文十五,《诗解》九,《论语》解二,《道德经解》八,《南华冲虚经解》二十,《圣济经》十,《科仪》二,政事手札千三百五十,边机手札二百四十四,通为百卷”。[25]《宋史》卷208《艺文志》只载有“《徽宗御制崇观宸奎集》一卷,又《宫词》一卷”。《徽宗御集》等藏于敷文阁。[26]

(九)宋钦宗御书:《玉海》卷34《乾道钦宗御书、三朝御书》载:“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吴敏孙楠进一百轴。十月二十二日,刘愈进二轴。八年七月十二日,毛奎孙劝进十轴,毛勒进一百轴。九年二月二日,陈过庭孙述进十四轴,张伯成进诏旨一轴,程邵进御笔八十八轴及东宫书诗、赋各一轴。(并钦宗)”宋孝宗朝,虽然有臣僚的孙子等进钦宗御笔,但宋朝未编成钦宗御集。

(十)宋高宗御集:开禧元年(1205年)七月,“实录院上《高宗御集》一百卷”。[27]《高宗御集》等藏于焕章阁。[28]

(十一)宋孝宗、光宗、宁宗御集:庆元二年(1196年)五月,“建华文阁,以藏《孝宗御集》”,[29]“诏详定官许及之编次太上(宋光宗)领尹日御笔为七十一册,总目一册,御笔六十五轴。”[30]

嘉泰二年(1202年)八月,“建宝谟阁,以藏《光宗御集》”。[31]

宝庆二年(1226年)十月,“诏《宁宗御集》阁以宝章为名”。[32]淳祐五年(1245年)二月,“《孝宗、光宗御集》成,上之”。景定二年(1261年)三月,“《宁宗御集》成,上之”。[33]以上三个皇帝御集,不明卷数。

从今存史料看来,南宋晚期宋理宗和度宗的御集似并无编纂。

二、宋帝御笔拾零

经历自北宋亡国到如今的政治和军事变故,尽管宋帝御集不存,而传世的宋帝御笔真迹仍有相当数量,至于史料中所载的宋帝御笔原文就更难有完整的统计。今就宋帝御笔中较引人注目者分述於下。

(一)宋太祖御笔:宋太祖御笔留下记录甚少。《齐东野语》卷1《梓人抡材》载:“观《建隆遗事》载,太祖时,以寝殿梁损,须大木换易。三司奏闻,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条截用(模枋者,以人立木之两傍,但可手模,不可得见,其大可知)。上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进来。’……《邵氏闻见录》③乃以为晋邸内臣奏请,且文其辞云:‘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乎!’失其实矣。”可知宋太祖毕竟有武人的粗悍气质,甚至使用口语写御笔,与前引“渴听谠言,庶臻治道,令朝臣以次转对”形成了鲜明对照。此后的宋朝皇帝们就不会有此御笔。

(二)宋太宗御笔:宋人对本朝太宗皇帝御笔中最称道者,当然是著名《戒石铭》。《容斋续笔》卷1《戒石铭》说: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案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踰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僣伪之君为可称也。但语言皆不工,唯经表出者,词简理尽,遂成王言,盖诗家所谓夺胎换骨法也。”

后蜀孟昶是个“专务奢靡”之主,[34]却能写出此篇文字,这也反映了许多帝王枉己正人的两面性。宋太宗其实是抄袭孟昶文字,又加以精简,虽流传甚广,而对整饰吏治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天晓得了。几千年来,古儒一直强调“教化”,其实效对很少量士大夫是有作用的,对绝大多数贪官污吏竟如何?道德规范一般是由统治阶级制订的,却也由他们中的大多数率先违反。

宋人曾为此反其意,写过两首打油诗。其一是《瓮牖闲评》卷8所载:“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其二是《吹剑续录》所载:“尔俸尔禄,难称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投便著,上天难欺,且待临期。”本朝皇帝的圣训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却出现了将本朝的圣训篡改为打油诗的笑柄,这不仅是对圣训“教化”的一个绝妙的讽刺,更是对宋朝官场贪腐现实的忠实描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载宋太宗以“手诏戒谕”其子诸王说:

“朕周显德中,年十六,时江、淮未宾,从昭武皇帝南征,屯于扬、泰等州。朕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太祖驻兵六合,闻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从周世宗、太祖下瓦桥关、瀛、莫等州,亦在行阵。洎太祖即位,亲讨李筠、李重进,朕留守帝京,镇抚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权,岁馀授开封尹,历十六、七年,民间稼穑,君子、小人真伪,无不更谙。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畋游之乐,内却声色之娱,真实之言,故无虚饰。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之善恶,必恐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余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卑纳谏。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而保终吉。先贤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此不可以不察也。”

这份手诏固然有自我吹嘘的成份,但对“生于富贵,长自深宫”的诸皇子,确实也是叮咛告诫备至,反映了他培育皇储的一番苦心。然而按照中国古代财产和权力世袭制的遗传规律,龙子凤孙辈也是决然做不到的,他们只能充当败家子。

(三)宋真宗御笔:人们谈论宋真宗,自然会联想到他对辽用兵的保守和胆怯,为掩饰澶渊之盟的羞辱,又装神弄鬼,推崇道教,虚夸盛世等失政;但从另一方面看,宋真宗又确实力图将本人打扮成以文德和文治化天下,教导臣民的圣君。就宋真宗本人而论,他认为装神弄鬼和教导臣民不仅应是相通的,甚至是一致的。且看《玉海》卷28《天禧真宗御集、注釋御集、天章阁御集》所载御集的若干细目:

歌:《闵农》、《阅兵》、《修身》、《恤黎民》、《念农》、《喜雨述怀》、《观麦》、《喜丰年》、《恩政》、《太清楼阅书》、《奉先》、《喜春雨》、《观龙》、《瑞雪》、《学书》。

吟:《轸田夫》、《贵廪食》、《劝学》。

箴:《自戒》、《守官》、《为政》、《六艺》、《元良》、《内侍》。

论:《勤政》、《为君难为臣不易》、《崇儒术》、《思政》、《守道》、《宽财利》、《恤刑》、《明谏》、《设官思贤》、《建官》、《守官》、《欹器》。

述:《奉天庇民》、《奉神》、《元良》、《钦承宝训》。

从以上篇目看,可知宋真宗为竭力打扮自己,也煞费苦心。宋真宗御书题写的文、武臣七条,在宋朝是很有名的。《宋大诏令集》卷191《文臣七条》(并序,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辰)说:

“列辟任人,治民为要;群臣授命,奉法居先。朕勤择循良,抚绥黎献,虑万方之未泰,每终夕而疚怀。示以诏条,仰惟旧典,守而勿失,政则有成。无旷庶官,期善修于职业;慎乃出令,爰亲述于训词。勉副予心,各扬尔事。今赐诸道牧守及知州、知军、通判、知监、知县七条如左。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责实,谓专求实效,勿[竞]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弟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④

《宋大诏令集》卷191《武臣七条》说:

“夫礼存九法,传载七德,皆将帅之任,军旅之政。朕以虽臻治定,敢怠武经。常训习于戎昭,用安和于师律。缅惟彝典,实著昌言。因取则于前文,俾特颁于明制。言不尽意,聊举于大纲;令出惟行,聿期于可久。凡司兵柄,共体予衷。今赐诸[牧伯洎诸司使而下,任部署]、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等七条如左。一曰修身,谓修饬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则;二曰守职,谓不越其职,侵挠州县民政;三曰公平,谓均抚士卒,无有偏党;四曰训习,谓教训士卒,勤习武艺;五曰简阅,谓阅视士卒,识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谓安抚士卒,甘苦皆同,[当]使齐心,无令失所;七曰威严,谓制驭士卒,无使犯禁。”⑤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正好是宋真宗捏造天书降临的翌年,他颁降文、武臣七条时说:“群臣奏事,朕以职业戒之。因念汉制,刺史以六条问事,齐有五条,晋亦有六条,武臣有诸葛亮七戒。朕今参求要道,以儆励群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赐近臣,今可以并赐一轴。”[35]这当然也是他立治道,饰盛世,而费了一番心思。陈峰、邓小南先生等也注意到文、武臣七条,并作了评价。[36]总的说来,文臣的七条,其相当部份直到21世纪,竟也有某种继承的价值,例如“公直洁己”、“勿[竞]虚誉”之类。《孙子兵法•计篇》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早已对古代的为将之道作出了相当全面的阐述。相比之下,武臣七条根本就不提《孙子兵法》倡导的武将必须具备“智”与“勇”,正是体现了宋太宗和宋真宗的驭将之道。若无谋略与勇敢,又何以为将?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的眼里,却把武将的谋略与勇敢视为无足轻重,依此种规范拴束武将,又必然严重扼制军事干才的脱颖而出。这正是体现了宋朝军事保守的家法。史称“真宗慎兵事,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37]典型地体现了宋朝将从中御的积弊。

宋真宗另一对后代影响颇大的御笔,就是《劝学吟》。明朝高拱《本语》卷6说:

“偶过一学,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予取笔书其后云:‘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泆骄侈、残民蠹国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

他对此段文字的批判是正确的。尽管宋真宗确是写过《劝学吟》,大致是南宋晚期的《东谷随笔•劝学文》中,引用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之句,但并没有说是宋真宗的御笔。元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第一折,虚构范仲淹说:“兄弟也,你是看书的人,便好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前贤遗语,道的不差也。”也没有说是宋真宗写的。由此看来,是否确是宋真宗的御笔,姑以存疑。

(四)宋仁宗御笔:在宋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者是宋仁宗和宋理宗。宋仁宗的著述却显然不如乃祖乃父丰富,而御笔就难找到有何代表性者。当庆历三年(1043年),因西夏战事的失败,加之辽之乘机敲诈,宋仁宗一时似乎有点奋发图强的意思,特别给范仲淹、富弼等新提拔的参知政事下手诏说“今来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韩琦暂往陕西,范仲淹、富弼皆在两地,所宜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避。兼章得象等用心忧国,足得商量。如有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并须条列闻奏,副朕拔擢之意者。”[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所载手诏文字有所差异:

“上既擢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事国,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

当时的宰相是章得象和晏殊,枢密使是杜衍,枢密副使是韩琦。史称“仁宗锐意天下事,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经画当世急务,得象无所建明”。[39]撇开宰相,单独命参知政事条陈“当世急务”,当然是很少见的,此手诏确是反映了宋仁宗在一时冲动下,对范仲淹和富弼的器重和期望,求治心切。宋人讥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40]这个懦弱的,处理军国大事并无多少主意的皇帝,用俗话说,是耳朵根软,听了一些谗言,就将范仲淹等废罢了,短暂的所谓庆历新政便告夭折。北宋就继续维持着因循苟且的政局。

(五)宋英宗御笔:宋英宗在位时间短,且多病,故御集仅一卷,传世很少。周密《过眼烟云录》卷1载:“英宗旧名宗实,监押、侍禁私书及齿药方云:‘生干地黄、细辛、白芷、蛀皂角各一两,去黒皮,并子入藏瓶内,用黄泥固。济用炭火五、六斤煅,令炭尽,入白僵蚕一分,甘草二钱,并为细末,早晚用。揩齿牙坚固,并治衂血动摇等疾。’”可能是他本人有牙病,常流牙血。

(六)宋神宗御笔:宋神宗力图振兴宋朝,富国强兵,《能改斋漫录》卷14《神宗御制祭狄青文》记载:

“神宗自为文祭狄青曰:‘惟天生贤,佑我仁祖。沈鸷有谋,重厚且武。昔居校联,功名自喜。既登筹帷,益奋忠义。惟是南荒,有盗猖獗。陵轹二广,震惊宫阙。群公瞻顾,莫肯先语。惟卿请行,万里跬步。首戮骑将,大振吾旅。金节一麾,孰敢龃龉。遇贼于原,亲按旗鼓。彼长排枪,我利刀斧。马驰于旁,捣厥背膂。驱攘歼絷,如手探取。奏功来朝,遂长右府。旋升外相,均逸邦畿。如何不淑,早弃盛时。逮予纂服,弗睹音仪。因览遗略,又观绘事。缅怀风徽,感叹无已。遣使临奠,用旌前勚。灵而有知,当体兹意。’初,青子谘奏事延和殿,神宗问:‘青征南,尝有遗书存否?’于是谘上《平蛮记》及《归仁铺战阵》二图,神宗乃自为是文祭之。方是时,神宗春秋正富,文已如此。”

这篇祭文反映了宋神宗思得良将的急切心情。王安石变法后,宋朝财政状况大为改善,这主要得益于青苗钱、役钱和坊场钱三大笔司农寺(后为户部右曹)的新法收入。元丰时,设元丰库,宋神宗前后题诗,“一字一库以号之”,其诗如下:

“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41]

两诗也同样反映了宋神宗强烈的愿望和苦心。

今存宋神宗处理政务的大量御笔,搜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都是作为“御批”和“上批”,李焘有时在注中说明是抄自“御集”。李焘显然只是摘录了小部分较重要的御批,从此类文字的内容看,确是事无巨细,证明了宋神宗的勤政和劳神,却也应了《尚书•益稷》所说:“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与宋仁宗相比,可以说他是不会做垂拱和省心的官家。又如《欧阳文忠公全集》卷93也保留两份“神宗御札”。如前所述,“神宗御集总九千八百余篇”,大多数应是关于政务的御批。

宋神宗欲圆强兵梦,但他所遭遇的基本障碍,正是宋朝保守文官政治下的各种军事积弊,也包括他本人不懂军事,却要将从中御。他听从蔡挺之议,实行将兵法,加强训练。京西第五将陈宗上报宋廷,说“昨奉诏,遣教头二人教习马军,各已精熟”。宋神宗派人“案试”,结果却是“弓箭手马、步射不应格”。这不能不使皇帝感到愤慨和伤心,宋神宗御批说:

“朝廷比以四方[骄悍]为可虞,选置将臣,分总禁旅,俾时训[肄],以待非常。至于部勒规模,悉经朕虑,前后教告,已极周详。使宗等稍异木石,亦宜略知人意,今尸禄慢命,既顽且慵。苟遂矜宽,实难励众,可并勒停,札示诸将。”[42]

又如他颇为信任宦官李宪,“上批付王安石:‘已差李宪往熙河勾当公事,今军行,豫议其坐次,可依奉使例进呈。’安石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则王韶节制于景思立。长子帅师,弟子舆尸,凶,则李宪又同三军之政。如此任将,恐难责成功。’上言:‘韶自要宪。’安石曰:‘军中岂乐有此辈,但不得已耳。’”[43]他引用了《周易》中“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一语,予以劝戒。王安石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从今存记载看,他虽然提出一些强兵主张,也不能说完全抓准了矫治积弊的强兵要略。但在对待宦官的问题上,他无疑是清醒的。宋神宗信用宦官李宪、王中正等人主持军事,又如何强兵?

熙宁时,“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条,余悉可之”。王安石表示不同意,出面力辩,说:“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孙乃百姓制百姓,不得止,当如此,岂有天下主亦为孙家所为也?”但皇帝还是没有收回御批。[44]但从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看来,在宋神宗和王安石争辩的大多数场合,宋神宗还是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

宋神宗自将王安石罢相后,喜欢独断,将大臣当摆设。沈括“帅鄜延,阅月纔十有六,承密诏至二百七十三道”,当然只占其御批的一小部份。后“元祐编裕陵(宋神宗墓名)御集,悉已上送官”。⑥他颇有振作之志,却又无其才,虽然给沈括的手诏如此之多,却正是犯了将从中御的古代兵家所忌,最终则是灵州和永乐之战的惨败。宋神宗本人也因此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不久便与世长辞。这个尚有雄心的皇帝,最终竟是“心劳日拙”的悲剧式的下场,也有其必然性。

(七)宋哲宗御笔:从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搜录看来,宋哲宗的施政“上批”和“御批”之类,要比其父少得多,其中也因有《长编》缺帙的因素。李焘有时在注中说明是抄自“御集”。他在位,前后横跨九年时间是高太后掌政,元祐末、绍圣和元符的亲政时间横跨八年。他心胸褊狹,亲政后就对元祐臣僚实施过度的报复。宋哲宗患前列腺炎、肺结核等病,纵欲过度,却向臣僚隐瞒病情。[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9绍圣四年七月戊辰载:

“御批:‘入内押班冯世宁、蓝从熙今月十三日夜内中救护遗火有劳,及统部亲从官等出入禁中,别无疏虞,可特各与使额上转一官。冯世宁除宣政使,蓝从熙除宣庆使。’(《御集》七月十七日事)”

此为奖赏两名救火宦官,蓝从熙后在宋徽宗朝仍得到重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0元符元年七月乙卯载:

“御批:‘贤妃刘氏亲弟景年可特补右班殿直。’”

刘贤妃是宋哲宗宠爱者,她通同宦官郝随、刘友端等,给孟后制造冤狱。宋哲宗为此亲下“御批”,命董敦逸“录问”,董敦逸还是上奏,为孟后辩白。[46]但宋哲宗却执意废立孟后。刘氏则於绍圣四年(1097年)九月,从婉仪超升贤妃,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立为皇后。[47]

(八)宋徽宗御笔:宫廷生活造就了宋徽宗天生的花花皇帝,他固然是古代皇帝中首屈一指的天才艺术家,而处置军国大事,却时而表现出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昏聩。《宋大诏令集》就刊载很多宋徽宗的御笔,或称御笔手诏。《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大观三年“夏五月,制违御笔法。诏中外官司辄敢申明冲改御笔处分者,以大不恭论。政和三年,诏应承受御笔处分,无故违限一时者,徒二年,一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恭论。旧制,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诏,而后命学士为之。至熙(崇)宁间,有内降手诏作御笔手诏,违御笔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焉。有不类上札者,而群下皆莫敢言也。”宋徽宗还为此专设编类御笔所。[48]

当时最麻烦的事,是御笔太多,而真伪莫辨。《宋史》卷352《吴敏传》载:“(蔡)京荐之充馆职。中书侍郎刘正夫以敏未尝过省,不可。京乃请御笔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笔自此始,违者以大不恭论。繇是权倖争请御笔,而缴驳之任废矣。”蔡京“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繇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至使中人杨球代书,号曰‘书杨’,京复病之,而亦不能止矣”。[49]杨球或说是“睿思殿文字外库使臣”,[50]即小武官。事实上代御笔者并非杨球一人,尚有“伶人张补”。⑦以文学侍奉宋徽宗的曹组,曾“以《回波词》对曰:‘只臣便是曹组,会道闲言长语,写字不及杨球,爱钱过于张补。’’⑧此外,大宦官梁师成“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庭莫能辨”。[51]陆蕴对御笔曾有所讥评,说:“御笔一日数下,而前后相违,非所以重命令。”[52]

台谏官黄葆光陈奏时弊,“士论翕然,而蔡京怒其异己,密白帝,请降御笔”说:

“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⑨

所谓“丰、亨、豫、大”,源自《周易》,大意是财多德大,可以放心享受,无所阻碍。蔡京创此说,又由宋徽宗以御笔之威颁发。这是典型的歪曲儒经先王之道,却使皇帝奢靡的生活享受变得天经地义,名正言顺,而不得非议。此语成了宋徽宗御笔的名句。

宋徽宗耽溺道教,直到金军南侵,他还亲自向玉皇大帝敬献青词,《梁溪全集》卷83《道君太上皇帝御制青词一首》所载如下:

“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都天教主:臣[佶]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阳、总真自然金阙下,臣曩者君临四海,子育万民,缘德菲薄,治状无取,干戈并兴,弗获康靖。以宗庙社稷、生民赤子为念,已传大宝于今嗣圣。庶几上应天心,下销兵革。所冀遐迩归顺,宇宙清宁,而基业有无疆之休,中外享升平之乐。如是兵贼偃戢,溥率安康之后,臣即甘心守道,乐处闲寂。愿天昭鉴,臣弗敢妄[言]。若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祸大。已上祈恳,或未至当,更乞重降灾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万国咸宁。伏望真慈特赐省鉴,臣谨因神霄值日功曹,赍臣密表一通,上[诣]神霄玉府玉清,引进仙曹,伏[俟]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以闻。”⑩

这份青词反映了他的悔过之意,却悔之晚矣,虚幻的玉皇大帝事实上也不可能保佑宋徽宗。

(九)宋钦宗御笔:宋钦宗是个标准的苦命皇帝,当了横跨三年,其实一年有余的皇帝,却沦为三十年的俘虏。其实,在正常情况下,他倒是个循规蹈矩、恭俭守成之主,似未得其父的丝毫遗传基因。他不仅与其父有很深的嫌隙,也力图更新朝政,但宋徽宗既然留下了军政腐败,军队不堪金军一击的烂摊子,加之他本人处置军国大计的失措,终于走上了“北狩”的不归路。宋钦宗御笔保存在《靖康要录笺证》、《三朝北盟会编》、《宝真斋法书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

宋钦宗受命于危难之际,其拨乱反正的措施之一,是大量起用被宋徽宗贬斥和流放的人士。他为一个曾上书力谏的安尧臣,下御批说:

“安尧臣昨所上书,议论慷慨,爱君忧国,出於诚心。可特转奉议郎,除见缺台谏官。”

但“聘书甫下,而尧臣死矣”。[53]《梁溪全集》卷45载宋钦宗针对李纲请辞知枢密院事所下的《亲笔手诏》:

“卿累贡封章,恳求去位,自陈危恳,甚骇予闻。乃者虏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猝,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谅卿之不预知也。前日宰执、台谏沮师败谋,格塞公议,已悉罢逐。方今四海所愿,以为辅佐,多聚庙堂,朕于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自以为庶几焉。卿其深体朕心,亟安厥位,以济国事。付李纲。”

从书面上看,他对当时脱颖而出的李纲似乎是“任贤勿贰”,其实却充满了猜忌。“自(陈东领导伏阙上书爱国运动)后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54]他听信了耿南仲等的谗言,终於罢逐了必须倚重的李纲。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却是宋钦宗本人。待他当上俘虏后,又“啮血书襟诏”说:

“宋德不兴,祸生莫测,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而众先溃,使道君皇帝而[降],全族驱质,复闻宗社亦非我族,涕泪横流。卫士潜归,播告四方,忠臣义士,奋心一举,犹可为朕报北辕之耻也![毋忘!毋忘!]”(11)

对自己忠奸不分、亡国害己的行事,做了俘虏后的宋钦宗确实是悔悟了,但同样是悔之晚矣。

(十)宋高宗御笔:与长兄宋钦宗不同,九弟宋高宗近乎完全继承了乃父的遗传基因。正如其亲信的宦官冯益说:“我皇似上皇。”(12)但像乃父那样竭天下以自奉,已绝无可能,而其阴毒和狡狤则又大大超过乃父。他极善伪装,虽做尽坏事,而在许多场合下,坏事并不做绝,又留有余地。

宋高宗御笔保存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宝真斋法书赞》、《铁网珊瑚》书品卷2《宋两朝御札墨本》、《朱文公文集》卷九五《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琬琰集删存》卷1《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鄜王刘公家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光是宋高宗给岳飞的“御笔手诏”,共达“数百章”,[55]而岳霖和岳珂父子辛苦搜求到的“御笔手诏”,仅存八十六件,大部已佚失。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22《宋高宗御札后》记载:“宋思陵、阜陵所赐杨和王及王子枢密公御札,凡三十有九,王之孙文皞稡次刻石,于今二百五年矣。”这是宋高宗和孝宗赐杨存中及其子杨倓的御札,共达三十九份。

宋高宗指挥军务的手诏往往是和宰执大臣一起商量,并由他们为之起草。故《朱文公文集》卷95《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载:“赐诸将诏旨,往往命公(张浚)拟进,未尝易一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说,宋高宗命刘锜“择利班师”的“御笔”,“其实宰相(秦桧)所拟也”。如《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高宗宸翰十四,是由参知政事沈与求所拟,即《龟溪集》卷5《赐岳飞诏》。

有时,他赐大将的手诏为一式几份。如《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2高宗宸翰四十七,写明“卿等”。据《宋史》卷473《秦桧传》,在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初次和议后,“又降御札赐三大将”,可知此手诏并非付岳飞一人,也另付韩世忠和张俊,应为一式三份。《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2高宗宸翰五十一,此手诏亦非发付岳飞一人,又见《琬琰集删存》卷1《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也发付韩世忠,文字稍略,可能是碑文作者赵雄所删。又《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2高宗宸翰六十二绍兴十年付岳飞手诏,据《铁网珊瑚》书品卷2《宋两朝御札墨本》,此手诏又另付杨沂中,至少为一式两份,可能还另付刘錡等人。

建炎四年(1130年),奸细秦桧回到宋廷,就向宋高宗建议对金媾和,当然正中皇帝下怀。但宋高宗因过去屡次亲自向金朝致书求和,对方根本不予理睬,也感到难以为情,便向大将刘光世下达御笔手诏说:

“前御史中丞秦桧近自挞辣郎君寨中脱身来归,所得情实及虏中事宜,皆可质据。今令宰执与桧商量,撰成书一通,录以付卿。卿可依此修写,作书五本,自以卿意,十馀日间,累遣五辈,令往通达。彼若审见利害之实,肯以师还,不复侵略,庶几粗获休息。”

“挞辣郎君”即是金朝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刘光世遵命作书,“择士以行”,[56]但一时仍未得金方的回覆。

宋高宗在绍兴初年,特别是绍兴七年(1137年)初,得到宋徽宗死耗,也稍有点复仇雪耻之心。及至当年淮西兵变前后,就很快改变为一心一意降金乞和,并且害怕武将权重,力谋削其兵柄。绍兴十一年(1141年),解除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兵权,紧接着又对金屈辱媾和,杀害岳飞。《宝真斋法书赞》卷2《高宗皇帝亲随手札御书》载其罢三大将兵权之初的手诏:

“韩世忠下亲随人,有三十余人未曾发遣前去,并王权见在此。可令王权管押,速起发前去楚州,此三十余人不系合留人。”

韩世忠不过多占了三十余名卫兵,居然有劳皇帝亲书御批,下令将他们发回楚州,也足见宋高宗对这位当年苗刘之变救命功臣的猜忌。另一御笔,见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1《高宗御书》:

“成闵所管人,有见在苏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来人,见在亲随马拨入背嵬军。付俊。”

此札应比前札稍晚,付与时任枢密使的张俊。成闵和王权都是韩世忠部将。张俊奉命将原韩家军自前沿楚州后撤江南镇江府,以满足金朝所提南宋不得在江北屯重兵的要求,并将原韩家军肢解,以其亲军精锐背嵬军移屯临安。两件罢兵权后遗留的小事,宋高宗居然不惮烦劳,亲自过问,反映他处理罢兵权的极端精心和苦心,真正做到了巨细无遗,并用以配合对金媾和。

当绍兴和议后,秦桧挟金朝之势,成了宋高宗不得罢免的宰相,他不得不吞食这个苦果,还不得不在表面上与秦桧保持亲睦和配合的关系,他御笔题写秦桧画像赞说:

“惟师益公,识量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清,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元功。”[57]

对“决策和戎”的褒嘉肯定是真心,而“其永相予”分明是无可奈何的假意。直到秦桧病死,宋高宗才在私下对殿帅杨存中说了一句心里话:“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58]

(十一)宋孝宗御笔:宋孝宗御笔保存在《周益国文忠公集》、《铁网珊瑚》书品卷2《宋两朝御札墨本》等书中。

宋孝宗即位之初,“恢复之志甚锐”,[59]但在关键时刻却举棋不定,惑于浮议,既不多谋,又不善断,志大而才疏。他听信老师史浩和张浚,导致德顺和符离两次关键性战役之败,又转而起用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为相。他随后又发现汤思退专注于求和,甚至发怒,遂亲下御批说:

“虏无礼如此,卿犹欲言和。今日虏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之不若。”[60]

尽管如此,却仍不想罢免汤思退。汤思退却仍玩弄阴谋,他勾结宋孝宗的宠倖龙大渊、曾觌等人,居然能在对金谈判中进一步出卖本国利益。待到太学生发动爱国运动,宋孝宗贬逐汤思退,却为时已晚,南宋不得不承受汤思退对金谈判的遗产,在隆兴和议中丧失了更多的利益,宋孝宗也为之后悔不迭。

隆兴和议后,宋孝宗确实在认真整军经武,企图一雪旧恨新耻。《周益国文忠公集•奉诏录》卷3《大石契丹兴兵御笔》:

“睹盱眙报大石契丹欲兴兵事。若无,则已。或果有之,在我安得坐视。他日我若径举兵,则违誓约;若因衅,则将何以为辞?卿须深谋远图,俟数日奏来。卿以此密示郭棣,同议之。候回奏,同缴进来。四月二十一日。”

《宣示付吴挺御笔》说:

“近得边报,大石契丹假道夏国,侵犯金人,未知然否?卿可分遣间探,明斥堠,以诇其实。若所传虚诞,切不可妄动;果或有之,机会似不可失。宜遣文武兼备之人,与之会议,毋使常材,庶使一见信服,事可有济。然此皆传闻,卿更审察事宜,贵于详密,以副朕怀。故兹亲札,想宜知悉。”

尽管西辽兴兵与金朝作战,为传闻之误,但宋孝宗对此事十分关注,溢于言表。他御书《武经龟鉴》序,赐建康府都统制王彦:

“古之有天下国家者,未尝去兵。故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自司马之法坏,后之言兵者必曰孙武。观其消息盈虚,合于天道,横斜曲直,应变无穷,可谓善之善矣。朕于此每有感焉。尝欲考古今之成败,较谋略之短长,以合于武,攽示诸将,庶政方繁,有所未暇。保平军节度使王彦以其所编次《武经龟鉴》来上,采掇前代已然之迹,著其得失,必取武书以验之,诚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斯亦勤矣。噫!文武一道也,三代以六卿命帅,汉以御史大夫护军,凡为将者,安可不学耶?霍去病谓顾方略如何者,此一时有激而云,非万全之计,不当以为法也。彦宜益懋勉,俾无愧于此书,岂不美哉!嘉叹之余,因题于篇首。隆兴甲申岁秋九月甲子,选德殿书赐王彦。”[61]

《周益国文忠公集•奉诏录》卷4《宣示郭杲御笔》说:

“朕惟将帅之道,要当爱拊士卒,与同甘苦,故可得其死力。今所闻不然,贪污掊克,劳役不恤,如大籴少支,勒令沽酒,以至请给稍厚者,使掠僦赁、守门、回易,用备赔偿。甚或轻人命,以事游观。若此之类,不一而足,致其饥饿愁叹,为国敛怨,岂朕所以推毂分阃之意哉!卿往在襄、沔,人多称道之,迩来言者谓卿心迹殊异,朕未欲即以为责。然全宥之恩,理不可再,卿宜悉革前弊,终始如一,思委寄之重,服训饬之辞,以副朕怀。故兹亲札,想宜知悉。”

宋孝宗另有賜閻仲御札说:

“朕惟将帅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叹,而上无胜筭之助。殊不知兼收众善,不掩其劳,使智者献其谋,勇者尽其力,迨夫成效,则皆主帅之功也。昔赵奢解阏与之围,始令军中有谏者死,及许歴进北山之策,而奢许诺,卒败秦师。奢为封君,与廉颇同位,果何害焉?卿当以奢为法,毋蹈前弊,用副注委。已尝面谕此意,故兹亲札,宜体至怀。”[62]

乾道七年(1171年),他“宣引带御器械王明至便殿,御札出诸袖中,亲以授之,令朝夕阅视。未几,差王明统戎池州,继为步帅、马帅”,其御笔《戒谕军帅五事》规定:

“主帅唯务廉正,日前弊事,当一切措置革去。

军中财赋,不得循习旧弊,交结妄用,巧作名目,虚破官钱。

诸军器械、衣甲等,除上教一副外,更当桩办两副,专充出战使用。即不得将已造下军器轮转,作见造数目,重迭支破官钱。

遇升差将佐等,当依公选择,不得私受情嘱,或以喜怒行事。

入队战士不得差拨杂役。”[63]

宋孝宗在位期间,对军事一直十分关注,专志于强兵,然而军政日益腐败的总趋势,即使是皇帝有很大的专制权力,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扭转。光是朱熹,就多次揭露军中各种腐恶,“陛下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而为军士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甚者采薪织屦,掇拾粪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64]“今将帅之选,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65]“主将刻剥士卒,以为苞苴,升转阶级,皆有成价”。[66]

(十二)宋光宗御笔:宋光宗在位时间短,后又得类似于精神分裂的严重的神经症。[67]《说郛》• 103引陈思《海棠譜》所载宋光宗《会僚属赏海棠偶有题咏》与《观海棠有成》两诗:

“浓淡名花产蜀乡,半含风露浥新妆。妖娆不减旧时态,谁与丹青为发扬。”

“东风用意施颜色,艳丽偏宜著雨时。朝咏暮吟看不足,羡他逸蝶宿深枝。”

《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御制》:“光皇以广团扇自题圣作二句曰:‘细叠轻绡色倍醲,晚霞犹在緑阴中。’命(吴)琚足之,公再拜,援笔即书曰:‘春归百卉今无几,独立清微殿阁风。’”由此看来,他还是颇有文采。

宋光宗得病后,又与其父宋孝宗发生龃龉,宋孝宗死,他“御批付丞相曰:‘历事岁久,念欲退闲。’”[68]终于导致让位于其子宋宁宗。

(十三)宋宁宗御笔:宋宁宗是个标准的低能弱智者,但书法还是相当功力,今存史料中载有其若干御笔题额,“字亦雅劲”。[69]庆元五年(1199年),“宁宗御书‘枕戈’二大字,以赐郭倪,刻于石”。[70]郭倪是武将,时为武略大夫、荣州刺史、侍卫马军都虞候,后又升殿前副都指挥使。[71]看来宋宁宗对郭倪颇有期望,而实际上此人却是个草包。

宋宁宗身边不可能没有权臣,前有韩侂胄,后有史弥远。韩侂胄充分利用了宋宁宗的御笔,以巩固和扩大权势,“假御笔,逐谏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72]他还以“御笔除(朱)熹宫祠,不经宰执,不由给、舍,径使快行直送熹家”,[73]将朱熹逐出朝廷。

(十四)宋理宗御笔:宋理宗的御笔,散见于《杜清献公集》、《景定建康志》等书。他登位之初,虽然受制于权臣史弥远,但尚有振作之志。端平元年(1234年)二月,灭金之初,宋理宗下御笔说:

“国家南渡以后,八陵逈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帅臣以图来上,恭览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谅同此情。可令卿、监、郎官以上诣尚书省,恭视集议。”[74]

他随即与臣僚们商议,部署收复三京之役,企图与蒙古以黄河为界,却遭失败。他的《题赵葵墨梅》詩写道:

“溪藤疏影势千寻,笔补春工着意深。止渴调羹归妙手,谁知一片岁寒心。”[75]

也反映了他希望得到称职的辅佐。今存有两份宋理宗在位晚年,即宝祐和景定时的“戒贪吏手诏”说:

“朕闻祖宗立法,悉从宽厚,惟赃吏之罚,独不少贷,为其蠹国害民也。朕待遇臣下,未尝少恩,训廉有铭,正欲善诱。不谓迩来贪风转炽,国与民俱匮,而士大夫之家益肥。间有自号清流,而居官之污浊尤甚,朕将何赖焉?自今小大之臣,各宜洗心涤虑,毋徇于货贿。其或不悛,有淳熙之法在,举而行之,非朕得已也。故兹札示,想宜体悉。”

“朕於赃吏无所贷,以其惟威惟虐,大为吾民仇。民吾赤子,而仇之,是与寇贼奸宄者同科,而何以为天子之命吏?古人喻贪以狼,以硕鼠,直目以物类之恶者,盖不得复言人矣!惟彼贪夫,憯莫之惩,侵牟矫虔,罔知盈厌。朕夙兴夜寐,忧苦万民,封培本根,每愳弗蔇。郡国之吏,乃淫纵其欲,以蠹厥生。间闻田里凄砭人眼,恻怛以还,又甚自愧。朕惟民生寡乏,由於贪官之肆诛求;贪官充斥,由於监司之不按察。抑无瑕可以戮人,轨度其信,而后可以治人,初亦无以大相过耶?我朝戢贪,家法具在,中兴而后,特为详密。监司不按劾,而台臣弹奏,则坐监司罪,此绍兴十一年九月之诏也。以发擿而为殿最,不劾则重行贬黜,则是年十月之诏也。上下相蒙,习为偷惰,当置重宪,悉具臧否,连衔闻奏,违则弹劾,又十三年九月与三十二年十二月之诏也。又如乾道元年之正月,四年之六月,淳熙九年之三月,十二年之六月,庆元二年、六年之正月,皆有诏,而诏不止是也。率以外台耳目不当蔽塞失察之罪,凛乎其甚严。今监司不廉,问不按发。间一二见,或辄用胸臆,而贪者顾得免,朕独安取此。兹当岁首肆用,咸与惟新,继自今仰诸路监司各举其职,无或以避碍纵[蟊]贼。每半岁,具劾过赃吏若干来上。当视多寡为殿最,视殿最加赏罚,而主之以必行。郡守于民为亲,又当助监司所不及。此当以一岁为殿最,赏罚亦如之。或本路、本州无所劾,而台谏论列,则监司、郡守皆以殿定罚。咨尔部刺史而下,典听朕言,无同于厥辜,自取瑕殄。其有治状廉声孚于众德者,亦须摭实奏闻,以俟甄录,荐贤受赏,朕不汝吝。”[76]

宋理宗晚年,虽然怠于政务,但两份手诏还是反映了他对官场越演越烈的贪腐的焦虑和忧心。当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基本政治体制下,皇帝和朝廷虽有极大的权力,而对各官司、各地方的监管,又必然是禁网疏阔,漏洞百出,贪腐的越演越烈,就无可救药,根本不是宋理宗下发两份手诏,即可稍有遏制者。

宋理宗下发的御笔数量也相当惊人,但正如汤汉大约在宝祐时的上奏评论:“御笔之出,上则废朝令,下则侵有司,乡不如是之多也。贿赂之通,书致之操,乡不如是其章也。”[77]也可与前引的宋理宗“戒贪吏手诏”,互相印证。

(十五)宋度宗御笔:元刘壎《隐居通议》卷31记载:“咸淳七年省试,戒饬考试官御札:‘我朝取士之途,惟进士一科,得宾兴遗意,事莫重焉。出为世用者,台莱杞李之材相望也。近年士风盛,而古意衰,习竞浮华,辞昧体要,真材不足以胜謏闻,雷同反得以敝帚倖出。朕甚非之,尝于秋赋澂其原,且令覆引,汰其谬,能者伸矣。比复豫戒春闱,以论策定去取,经赋定高下。此则苏轼所谓以文章言论策为有用意也。兹简儒彦,参典文衡,其既乃心,其详乃视,毋苟且,毋偏执,所置先后惟其当,不必以不自己出为嫌。为国得人,益绵丰芑之泽,则予一人以怿。付方逢辰以下。’”时方逢辰等人为知贡举等考官。

宋度宗“和宋宁宗的鲁钝相比”,“精神发育迟滞更为严重”,“理解能力也很差”。[78]但他从当太子时,就“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直书閤,为最亲”。“即位后,万几之暇,批答画闻,式克钦承,皆出其手”。四夫人即“资阳(郡夫人)朱春儿”、“高安(郡夫人)朱夏儿”、“会宁郡夫人、昭仪王秋儿”、“东阳(郡夫人)周冬儿”。(13)故上引文辞相当典雅的御札,大致可视为四夫人的代笔。

宋朝各代皇帝的御笔,多少反映了他们当权和施政不同的个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宋朝历代政治的一面小小的镜子。自宋太宗伐辽失败始,宋朝基本上就一直过着“支倾补漏,循袭故常”[79]的日子。陈亮曾愤怒地指斥说:“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80]中间有宋神宗和宋孝宗两个皇帝,确是企图有所作为,结局却是心劳日拙。宋朝制度和传统的各种积弊,就是皇帝的权力也是无法改变的,更何况即使如宋神宗和宋孝宗,也不得不受各种荒唐的传统制度和观念的束缚,也有宫廷生活造成的能力不足,个人的性格缺陷等。更扩大一点说,历代皇朝的败亡,其祸根也无非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历代皇朝追求长治久安,也不断做了许多扬汤止沸的措施,却根本不可能釜底抽薪。何谓釜底抽薪?这就是按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以直接选举制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等级授职制,方得走出历代皇朝的轮回。

注释:

①关于宫女代御笔,邓小南先生《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有精细论述,载《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

②《玉海》卷28《天禧真宗御集、注释御集、天章阁御集》,《职官分纪》卷15《天章阁》。

③《邵氏闻见录》卷1:“太祖朝,晋邸内臣奏请木场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也!’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敢动。”

④《经幄管见》卷4,《历代名臣奏议》卷42文彦博奏,《文潞公集》卷30《奏赐儒行中庸篇并七条事》,《咸淳临安志》卷42,《宋史》卷168《职官志》,六处文字稍异。

⑤《经幄管见》卷4,《历代名臣奏议》卷42文彦博奏,《文潞公集》卷30《奏赐儒行中庸篇并七条事》,《宋史》卷168《职官志》,五处文字稍异。

⑥《攻媿集》卷69《恭题神宗赐沈括御札》。《长编》也保留若干宋神宗就永乐之役给沈括的“上批”,卷329元丰五年九月丙申所载:“永乐城至为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则恐误朝廷事愈重。今虽发诸路兵赴救,度可齐集,须更十数日。卿可相度,遣间人与贼约,抽退军马,当追回永乐人兵,给还地界。如委可行,即依指挥。若恐益增贼势,即勿施行。今永乐诸将既已失利,事出无可奈何。”按宋时交通通信条件,此类御批到得前沿,实际上都成废物,只是反映了将从中御之荒唐。

⑦《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二月丁巳。谈及杨球和张补的记载尚有《历代名臣奏议》卷151刘克庄《进故事》,卷311牟子才奏。

⑧《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19曹姓引《容轩随笔》。据同书卷17钱姓引《容轩随笔》,应即是《容斋随笔》。令传世《容斋随笔》佚此条记事。

⑨《宋史》卷179《食货志》,卷348《黄葆光传》。后一句《朱子语类》卷73作“而为因陋就简之说”,应是记忆之误。

⑩《靖康要录笺注》卷4靖康元年三月二十日,文字稍异。

(11)《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癸亥,以《会编》卷99《靖康皇族陷虏记》参校。

(12)《要录》卷118绍兴八年三月己丑。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02页作“我王似上皇”,应据广雅本校改。

(13)《随隐漫录》卷2。王秋儿乃王清惠小名,参见常绍温先生《略谈南宋末女诗人王清惠及其诗词》,载《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




【参考文献】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庚午,《玉海》卷64《建炎亲笔诏书》。

[2]《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4淳化四年七月己酉。

[3]《长编》卷40至道二年闰七月辛未。

[4]《宝真斋法书赞》卷2《徽宗皇帝诸阁支降御笔》引蔡絛《国史后补》。

[5]《书史会要》卷6,《清河书画舫》卷10上,《式古堂书画汇考》卷13。

[6]《玉海》卷33《建隆御札》,《乾德亲郊御札》。

[7]《玉海》卷28《淳化秘阁御制》。

[8]《长编》卷46咸平三年二月壬子,《玉海》卷28《咸平新編大宗御集》。

[9]《玉海》卷33《祥符太宗御札》。

[10]《长编》卷65景德四年三月乙巳。

[11]《玉海》卷28《祥符太宗御集、君臣赓载集、朱邸集、文明政化》。

[12]《职官分纪》卷15《龙图阁》。

[13]《玉海》卷28《祥符靜居集、玉宸集、維城集》。

[14]《玉海》卷28《天禧御制》。

[15]《职官分纪》卷15《天章阁》。

[16]《玉海》卷28《文明政化》。

[17]《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月甲寅,《玉海》卷28《治平仁宗御集》。

[18]《太平治迹统类》卷30,《职官分纪》卷15《宝文阁》。

[19]《玉海》卷28《英宗御制》。

[20]《玉海》卷64《嘉祐编录端拱以来宣敕》。

[21]《玉海》卷28《元祐神宗御集、圣制神宗文集序》,卷34《元祐神宗御笔》。

[22][24][26][28]《宋史》卷162《职官志》。

[23]《玉海》卷28《崇宁哲宗御集》。

[25]《玉海》卷28《绍兴徽宗御集》。

[27]《玉海》卷28《开禧高宗御集》。

[29]《宋史》卷37《宁宗纪》。

[30]《玉海》卷34《庆元光宗御笔》。

[31]《宋史》卷38《宁宗纪》。

[32]《宋史》卷41《理宗纪》。

[33]《玉海》卷28《庆元编孝宗御制》,《宋史》卷43《理宗纪》。

[34]《宋史》卷479《西蜀孟氏世家》。

[35]《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辰。

[36]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M].中华书局,2004:320;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79.

[37]《宋史》卷258《曹玮传》。

[38]《宋朝诸臣奏议》卷147《上仁宗答詔條陳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39]《宋史》卷311《章得象传》。

[40]《北窗炙?{录》卷上。

[41]《宋史》卷165《职官志》,卷179《食货志》,《长编》卷295元丰元年,《文献通考》卷24。

[42]《长编》卷297元丰二年四月庚申,卷298元丰二年五月乙酉,《宋史》卷195《兵志》。

[43]《长编》卷250熙宁七年二月辛卯。

[44]《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丙子。

[45][67][78]史泠歌.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M].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58,86,173,214,54-56,53.

[46]《独醒杂志》卷5。

[47]《宋史》卷18《哲宗纪》。

[48]《宋史》卷161《职官志》。

[49]《宋史》卷472《蔡京传》。

[50]《宝真斋法书赞》卷2《徽宗皇帝诸阁支降御笔》。

[51]《宋史》卷468《梁师成传》,《东都事略》卷121《梁师成传》。

[52]《宋史》卷354《陆蕴传》。

[53]《玉照新志》卷1。

[54]《朱子语类》卷127。

[55]《鄂国金佗续编》卷13《给还御札手诏省札》,《夷坚甲志》卷15《辛中丞》。

[56]《要录》卷39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丁未,《鄜王刘公家传》卷3。

[57]《要录》卷160绍兴十九年九月戊申,《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58]《朱子语类》卷131,《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直前》。

[59]《朱子语类》卷127。

[6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

[61][62][63][75][76]《景定建康志》卷4《御制、御书》。

[64]《朱文公文集》卷11《戊申封事》。

[65]《朱文公文集》卷11《庚子应诏封事》。

[66]《朱子语类》卷107。

[68]《宋史》卷395《赵汝愚传》。

[69]《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99。

[70]《雍正陕西通志》卷98。

[71]《景定建康志》卷26《侍卫马军司》,《宋史》卷38《宁宗纪》。

[72]《宋史》卷393《黄度传》。

[73]《宋史》卷397《项安世传》。

[74]《宋史》卷123《礼志》。

[77]《宋史》卷438《汤汉传》。

[79]《宋朝诸臣奏议》卷21曹辅《上钦宗论不断之过》。

[80]《陈亮集》(增订本)卷28《又乙巳春书之一》。

    进入专题: 宋帝   御集   御笔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447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兰州学刊》2015年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4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