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关 键 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美日同盟  集体自卫权  亚太再平衡  钓鱼岛

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加强美国的同盟体系是个主要着力点。而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中，美日同盟无疑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加强美日同盟可以说是奥巴马政府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美日同盟，在各种文件中强调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础”(foundation)、“基石”(cornerstone)、“支柱”(linchpin)、“中心环节”(centerpiece)，等等，不一而足。20多年来，三位美国总统对美日同盟进行了三次重要的调整，表现了民主、共和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

一 克林顿任内美日同盟的调整

冷战时期苏联是美日同盟的假想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同盟原来的针对性消失，在美国和日本都产生了怀疑同盟价值的思潮，在美国，两党的头面人物中都有人主张解散美日同盟。共和党领导人中，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是取消同盟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民主党内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也倾向于终止同盟，或者代之以友好条约。①这种倾向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缓和，美日经贸关系中的摩擦突出，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贸易不平衡使双方关系中的竞争性层面凸显出来。虽然美国对日本打压多年，但日本经济仍然在增长，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3.37万亿美元，为美国的60％，人均26920美元，超过美国。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如汽车、半导体等方面，已经取代了美国原先的主导地位，甚至把美国本国的工业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美国对日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日本大量游资蜂拥进入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幸福》杂志所列的500家美国大公司中，只有45％在日本有投资，且在合资企业中常常只拥有少数股份。而日本的前500家企业中，在美国投资的占65％，且多数在合资企业中持有多数股份。1990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为570亿美元，其中有48％是在美国。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总额是320亿美元，其中只有10亿流向日本。②日资收购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公司和不动产，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和好莱坞影城，引起美国各界的不安、忧虑甚至惊恐。报刊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日本在美国的出击”(1988年的《商业周刊》)、“遏制日本”(1989年的《大西洋》)、“日本入侵好莱坞”(1989年的《新闻周刊》)、“日元换权力”(1990年的《新共和》)。美国国会众议员海伦•本特利(Helen Bentley)在《幸福》杂志的文章中甚至说，美国“正在迅速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谴责日本的各种书籍和电影也大为流行，且每每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诸如“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上升的太阳”，等等。③

其次，在共同的危机感消失之后，原有的同盟关系已不能满足双方的目的和要求。许多日本人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可以使亚洲走一条与欧洲相仿的道路，因此对“亚洲化”的兴趣大增，而对美国的监护感到越来越不适应，要求实行平等、独立的情绪与日俱增。而美国人对日本在安全方面“搭便车”的行为也不再那么宽宏大量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议员问：我们为什么要继续为那些把我们挤出主要世界市场的日本人承担防卫负担？国会议员对日本所担任的国际角色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相称进行了猛烈批评。美国的压力招致日本的抵抗。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一度成为日本最畅销的书。日本知识界继续辩论“日本是亚洲的一部分还是西方的一部分”，质疑日美同盟的寿命和活力，质疑关于使用日本自卫队、武器出口和核武器的戒律，舆论广泛认为，美国因为经济衰退不得不依赖日本，但却不愿意与日本分享权力。有的日本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人要记住，这不是美国上升的时期，这是美国下降的时期”。④1992年，宫泽喜一首相和樱内义雄众议院议长公开表示，日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是美国工人懒惰和教育水平低下。两国的媒体又火上浇油，把这些摩擦放大。在华盛顿看来，日本是在玩弄拖延战术，用尽量多的时间，做尽量少的事情。而在日本看来，美国每次把一项让步装进口袋，便接着提出另一项要求。⑤

在政治方面，美日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达到高峰。日本被描述为一个充满异质的奇特国家，一个“罪恶帝国”的代名词。1990年初，驻日美军一位高级军官公开提出了“瓶盖论”，称“驻日美军将发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化)的瓶盖作用”。同年4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题为《展望21世纪的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报告也对美日关系表达了“严峻的看法”，报告指出：“为了弥补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力量的下降，日本加强军事力量，这对该地区的国家来说是令人担忧的，特别是它们觉得日本的行动不受《美日安保条约》控制。”报告表示要劝阻日本发展向海外的战争投放能力，不鼓励日本发展同美军非互补性的武器系统。⑥当时美国国内有一种担心：德国正在把欧洲国家搞到一起排挤美国，日本也在把亚洲国家拢到一起排斥美国，如果这样，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就大大下降了。⑦

海湾战争既显示了日本这个盟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却又加深了相互的不满。日本向海湾地区派遣非战斗支援人员的勉强态度、出手援助的拖延，以及与美国的讨价还价，使它遭到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批评。甚至日本为战争提供的财政支持(总共130亿美元，超过海湾地区以外的任何国家提供的财政支持)和在海湾地区部署扫雷舰也没有为日本赢得多少赞誉和感激。这自然使日本人感到愤愤不平。1991年3月，美国的“哈里斯民调”显示，只有22％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对“沙漠风暴”的贡献是足够的，73％的受访者认为不够；民调还表示，56％的受访者因为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对日本的看法更加负面了；68％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72％的人甚至认为，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威胁比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更严重。⑧一些美国人对日本作为盟国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日本威胁论”在美国盛行，“敲打日本”成为一种时尚。而在日本，许多人担心美国所倡导的“全球伙伴关系”可能会导致美国发号施令而由日本付账。一旦海湾战争结束，对美日同盟的支持即迅速受到销蚀。⑨

1993年8月9日，日本细川护熙联合政权诞生，这是38年以来首个非自民党政权。1994年2月，细川首相成立防护问题恳谈会。恳谈会的最终报告于1994年8月发表，主张“从冷战防卫战略转向多角度安全保障战略”，引起了美国的警惕。⑩

为兑现竞选时提出的“振兴美国”的口号，克林顿上任以后，立即于1993年2月26日发表演说，要实现与日本的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大致均等。(11)当时美国很多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会把经济繁荣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选择。克林顿政府在执政最初两年期间，把贸易争端问题视为处理对日关系的重中之重。双方贸易争端激烈，日本强调自由贸易，美国强调“公平和有管理的贸易”(fair and managed trade)。日本对美国的压力竭力抵制。宫泽首相在1993年4月16日第一次会见克林顿时就强硬表示：“日美两国的经济繁荣建立在我们深深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文明必须立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以合作的精神来培育这一关系。这不能用管理贸易或在单方面措施的威胁下来实现。”(12)1994年2月，细川首相访美，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美方旨在减少对日贸易逆差的数值指标要求，在日本国内获得广泛称赞。同年3月，克林顿签署法令，重新祭起“超级301条款”这根大棒。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日本被迫同意就电信、公共采购、保险、金融服务、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行谈判。最棘手的是关于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协议，直到实施超级301条款规定的惩罚措施——对几乎所有从日本进口的豪华轿车征收100％关税——的最后期限(1995年6月28日)才达成协议。(13)

冷战结束后的亚洲，没有一个应对安全问题的机制，而地区的安全形势却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变得太平无事。一些旧有的热点没有消失，新的问题又浮现出来。朝鲜半岛形势持续紧张，冷战还在继续。1993年5月，朝鲜发射的一枚新改良的“劳动-I”型弹道导弹落入日本海。与此同时，朝鲜的核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台海地区的形势也不稳定。1995年5月，李登辉访美，中国政府在与美国进行严正交涉的同时，在东南沿海进行了军事演习；1996年春，为了震慑“台独”势力，又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导弹演习。美日双方都十分关注台湾海峡的事态发展。朝鲜半岛和台海形势是美日调整同盟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

美日关系的状况使美国一些战略界人士感到忧虑。1994年4月，美国前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批评说，“克林顿政府已使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而这种关系又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14)美国官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他在1994年提出，美日同盟关系不能再这样随波逐流，要求克林顿政府重视日本的战略价值，并对同盟关系进行全面审议。(15)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基于三个支柱：安全、经济、民主，安全被重新置于首位，改变了先前把经济置于首位的做法。从1994年10月到1996年4月，美日两国就冷战结束以来的安全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双边审议。由于这项工作是由约瑟夫•奈提议的，美国方面也是由他主持的，在新闻媒介中普遍将其称为“奈倡议”。

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这份由约瑟夫•奈主持制定的报告指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加强美国的同盟体系，确定后冷战时代同盟体系的新基础，这是美国战略的“心脏”；第二，保持美军的前沿部署，“美国的军事存在将继续是美国在这一地区安全中发挥作用的岩基”。报告明确宣布，冷战后美国削减海外驻军已经结束，美国将在东亚地区保持约10万驻军；第三，发展地区机制。报告论证了保持美日同盟的必要性：“亚洲仍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紧张和聚集了大量军事力量的地区，维护亚洲的同盟体系是保持地区稳定和促进美国对亚洲关键问题的影响的基础，这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鉴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分量，它在美国构筑适合于后冷战时代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努力中是一个天然伙伴。”报告一再强调，“再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美日关系对于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政策和全球的战略目标都是一个基础。我们与日本的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政策的关键”。针对当时美国社会中一些人以经贸问题“敲打日本”的倾向，报告警告说，“美日整体关系有三个支柱：安全同盟、政治合作，以及经济贸易。我们不能允许贸易摩擦破坏我们的安全同盟，但是为了维护公众对两国关系的长期支持，也必须在解决基本的经济问题方面取得进展。”三个支柱面面俱到，但重点是强调安全关系的重要性。(16)

此后，约瑟夫•奈在《外交》上发表题为《东亚安全：深度接触的范例》的文章。他写道：“长远来看，美国与日本有着平衡的、相互依存的安全关系。我们彼此需要对方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实现我们的安全目标。日本为美国的前沿存在提供基地，发挥着我们在整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石作用……因为一些具体问题的输赢而影响我们长远的安全关系将使双方都付出重大代价，损害美国人民广泛的长远利益。”(17)《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和约瑟夫•奈的文章为冷战后美日同盟的第一次调整确定了基调。

然而，1995年9月，冲绳发生的三名美国士兵强奸日本少女事件导致当地民众要求关闭所有美军基地，这一意愿引起了全日本的共鸣，日本民众对美军长期积郁的不满迅速爆发出来，抗议浪潮席卷各地，大有动摇同盟关系基础之势。(18)克林顿原定于当年11月访问日本的计划，也不得不因此推迟。

为了扭转日本的这种情绪，日本内阁会议于11月底通过了冷战后第一部《防卫计划大纲》。大纲开宗明义地说：“日美安保体制对于确保我国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将继续为确保我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立更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发挥重要作用”。(19)11月，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访问日本时与日本政府商定，在美日两国商讨安全关系最重要的常设机构——美日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2会议)下设立美日冲绳特别行动委员会，研究驻日美军整编和调整冲绳美军基地问题。翌年4月初，特别行动委员会发布中期报告，决定将普天间机场在内的11处设施在今后5至7年内归还日方。美日矛盾由此得以缓解。

1996年4月16日，克林顿访问日本，双方发表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宣言重申了美日安保体制的重要价值，对美日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宣言指出，“以《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两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既是保证实现共同安全目标的基石，也能继续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维护安定和繁荣的基础。”克林顿强调了美国防卫日本的承诺，双方一致认为美军在本地区保持10万人的前沿部署、在日本保持现有水平的驻军是“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必不可少的”。双方还同意对1978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订。(20)

经过一年多的磋商，1997年9月，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台。新《指针》就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做了新的诠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状况：平时的合作；在日本遭到军事进攻时的合作；在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态时的合作。新的诠释导致美日安保体制产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安保体制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新《指针》推翻了安保体制原有的宗旨，打破了“专守防卫”的界限，提出了所谓“周边事态”的新概念，把日军作战的地区范围扩大到“日本周边”，把应对周边对日本安全发生重要影响的事态作为美日安保协力的重点；第二，设想了美日在日本领土外协同作战的情况，赋予日本自卫队前所未有的功能：在出现“周边事态”时，美军在前方负责主攻，日本自卫队则在后勤方面负责助攻，包括在公海为美军扫雷、巡逻、搜集情报以及为公海上美军舰船运送战争物资等；第三，同盟平时功能增强，两国将视需要共同推进亚太地区安全对话、实行国际军备管理和裁军、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或救灾、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等，使两国的防务合作兼具军事和外交的双重意义，提升了同盟的价值。(21)

上述《共同宣言》的发表和《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标志着冷战后美日同盟第一次调整的完成。美日同盟度过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信任危机和战略徘徊期，对同盟给予了“再定义”，使同盟突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定，能为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后，落实新《指针》就成为日本的最大课题。1998年4月7日，美日就《美日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周边事态达成协议。同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了与新《指针》相关的三项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正案》，1999年5月，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三项法案，标志着与美日同盟调整相关的日本国内立法过程的完成。这样，通过对“周边事态”的模糊和扩大的解释，日本实质性地突破了宪法中关于“集体自卫权”的禁区。(22)

二 布什任内美日同盟的再次调整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日经济冲突缓解，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从1992年起，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日本。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的信息产业带动了美国经济的整体繁荣，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从1991年的-0.5％跃升到2000年的5％，而日本经济则每况愈下，从1990年的5.1％下降到1998年的-1.1％。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经济威胁论”在美国悄然销声匿迹了；第二，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发生了市场转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下降。从1985到2000年，日本对亚洲的出口从26.3％增至41％，而对美出口却从23.6％降至19％。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也下降了。(23)

但随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7月以后，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也殃及了东北亚经济发展。日本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债权人，其动向对东亚走出金融危机影响甚大。但日本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表现不佳，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陷入负增长。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要求日本改革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但日本在此方面的改革有限，成效不彰。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无所作为，任随日元贬值。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24)日元贬值和日本经济的“自由落体”给亚洲其他国家，尤其对中国的人民币带来巨大压力。但中国顶住了货币贬值的浪潮，中国政府决定宁可自己的出口受损，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且支持港币保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1998年1月，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对日本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进行了猛烈批评。同时克林顿访华时称赞中国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指责日元贬值。克林顿说：“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坚定地负起了对区内以至全球的责任，帮助阻止另一轮危险的贬值风暴发生”，“我要指出的是，除非日本经济恢复增长，否则亚洲危机难以恢复”。(25)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加深的情况，美国国会和媒体也在问：“日本在哪里？”(26)美国日本问题专家柯蒂斯(Gerald Curtis)认为，“看起来像是在说，中美日三边中，日本已经变成了美国和中国的共同问题……克林顿是第一位把美国对华政策牵扯进美日关系并引起严重怀疑的美国总统。”(27)

克林顿总统1998年6～7月对中国的访问引起广泛关注。他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访华的美国总统，也是1984年里根访华后第一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他在中国逗留了九天八夜，不仅是他任内对单一国家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并且越过日本上空而未作停留，这是对中国进行的“专访”，打破了美国总统出访的惯例(一般美国总统访问东北亚，都会访问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共和党人在访问之前曾经设法予以阻止，访问之后又强烈批评克林顿故意抬高了美中关系，怠慢了美国的盟国，尤其是日本。他们还对克林顿及政府高官公开批评日本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并对中国大加赞扬表示不满。(28)这次访问也给日本带来强烈冲击，被视作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的又一次“越顶外交”。美国对朝鲜导弹试验(1998年8月，朝鲜称是发射卫星)的反应之弱也加剧了日本被排挤的感受。

美日关系的恶化引起了美国知日派的强烈不满。一批知日派由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约瑟夫•奈牵头，于2000年10月发表了《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的报告，也称第一个《阿米蒂奇报告》。报告指出，亚洲是一个大有希望又具有潜在危险的大陆，“美日双边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日本是美国介入亚洲的拱顶石。美日关系是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中心环节”，“是地区秩序的基础”。而日本现在正经历着与明治维新意义相仿的转变。报告指出，虽然1996年美日发表了共同宣言，但是美日双方的决策者并没有真正着力加强同盟关系，没有认真落实1996年宣言中提出的安全议程。因此报告认为有必要重新聚焦于美日同盟。报告详细阐述了加强同盟关系的六个关键领域：政治、安全、冲绳问题、情报合作、经济、外交。在安全领域，报告矛头直指日本宪法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指出：“日本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制约同盟的合作。解禁集体自卫权将能实现同盟更紧密更有效的安全合作……我们把美英特殊关系作为美日同盟的样板”。为此，报告列举了重申防务承诺、切实贯彻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两国各军种之间的合作、全面参与联合国维和与救灾、发展应对地区安全环境的能力、加强军事技术交流、加强导弹防御系统合作等项作为合作重点。(29)由于参与撰写报告的许多共和党人后来在布什政府中身居要职，如阿米蒂奇担任美国副国务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就任美国副国防部长，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任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詹姆士•凯利(James Kelly)担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们都是在政府中实际制定和执行对日政策的关键人物，因此这份报告实际上就是布什政府任内美日同盟调整的蓝图。(30)

2001年1月，布什上任，4月小泉纯一郎开始执政，美日两国都有了新的领导人，这给两国关系的调整提供了一个好机会。6月30日，小泉首次访美，美日发表了题为《为了安全与繁荣的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确认，“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双方决定继续贯彻1997年的《防卫合作指针》，加强在此基础上的各个层面的安全合作。双方确认美国的前沿部署对于地区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并保证在美军基地调整问题上进一步合作，以减轻冲绳人民的负担。双方还决定加强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布什支持小泉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宏观调控，小泉支持布什通过减税和其他措施保持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双方还决定加强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31)布什和小泉还建立了两国监管改革与竞争政策倡议，以此作为美日促进经济增长伙伴关系的重要机制。

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后，日本以异常鲜明的态度支持美国反恐，并采取了十分积极的行动。(32)2001年9月19日，小泉宣布实施援美反恐的七项措施。10月18日和29日，日本众参两院迅速通过政府提出的《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等三个法案，12月7日，日本国会又通过《联合国维和活动合作修正案》，使日本突破了《和平宪法》关于直接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禁令，放宽了日本向海外派兵和自卫队使用武器的范围，为日本派遣自卫队向在阿富汗作战的美军提供后勤支援扫清了法律障碍。随后从2002年4月到2003年3月仅仅不到一年之内，小泉内阁又连续制定近10个与美国反恐战争相关的国内法案，将对美国的支持具体化，同时借此继续扩大自卫队的权限，使自卫队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的活动空间。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小泉又积极配合，日本相继成立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法制”的三项立法。这些法律依据布什“先发制人”的理论规定，只要预测到存在被武力攻击的危险，日本就可以出动自卫队进行防卫作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首相可以不经过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直接调动自卫队、警察和地方政府力量。以此为依据，2004年2月，小泉政府正式将550名全副武装的陆上自卫队队员派往伊拉克战区，这是日本应美国要求首次向战争发生地区派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在海外派兵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是美日同盟关系的重大突破。③

在上述合作过程中，美日两国实际上建立了联合武装干预地区安全事务的新体制，这符合双方的利益。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同时在美日同盟的框架内让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在双边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开展更积极的双边、多边活动，争取更大的空间和发言权，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达到了各自的目的。小泉借助于反恐名正言顺地获得自卫队走出国门的法律权利，并在国内为修改宪法培养了社会氛围。没有反恐战争的背景，他要在国内通过上述法律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根据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军事革命”主张，2004年8月16日，布什宣布了自朝鲜战争以来最全面的重组美国海外驻军的计划，关于东北亚，布什说：“我们正与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一起重构我们的军事存在和指挥结构，同时改善在该地区的能力”。(34)小泉政府立即响应。2004年12月10日，日本防卫厅出台了新版的《防卫计划大纲》，宣布“将建立一支更加灵活机动的部队，使其能够迅速应对恐怖主义活动、导弹袭击和无赖国家”，并首次指名朝鲜和中国是引起日本安全担忧的不确定、不透明因素。(35)2005年2月，美日“2+2”会议就把美日继续合作的主要目的从反恐转向了应对亚洲的新局势，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安全问题列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

2005年10月29日，在美日“2+2”会议出台的《美日同盟：面向未来的变革和改组》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文件。文件对美日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同盟关系被定位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强调为实现地区和全球的共同战略目标而紧密合作，并列出了合作的主要领域。(36)文件重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是地区和平和安全不可或缺的一个核心力量，对美日两国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又表示，要减轻当地社区，尤其是冲绳民众的负担，为此决定采取“一整套措施”，加快搬迁普天间机场。2006年1月的“2+2”会议为落实美军整编的协议制订了“路线图”。双方认为，落实美军整编协议将使同盟的合作进入新阶段。(37)至此，美日同盟的又一次调整完成。

2006年6月底，小泉在执政五年半即将卸任之际访美，做告别之旅。6月29日，美日发表题为《新世纪的美日同盟》的联合声明。声明一开始就异乎寻常地说，小泉的访问是为了“庆祝两位领导人密切的个人友谊和美日两国人民之间深入的不断增长的关系”，盛赞美日同盟“是历史上最富有成果的双边关系之一”。(38)似乎是为同盟的第二次调整做了总结。

第二次调整不仅落实了1997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实际上超越了《指针》的规定的范围。《指针》中只是提到了“周边事态”，而阿富汗、伊拉克是无论如何不能算日本的周边的。这次调整与以往不同，是先有实践，后有文件。日本自卫队已经这么做了，然后再在双边文件中予以肯定，实现了新的超越。战后五十年来，美日同盟基本上是日本向美军提供基地、美军负责保护日本这种“单向的依附性同盟”，现在转变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军事行动”。日本利用国际安全局势的变化，配合美国军事部署和安全战略的调整，不断扩大同盟的适用范围，从“周边事态”扩大到了印度洋和中东地区；同时，随着驻日美军的调整，日本正在变成美国在东半球实施前沿部署的指挥中心和后勤支援中心，双方的军事合作更加密切。

总之，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美日两国的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的知日派精英对此予以肯定。阿米蒂奇在离任时也满意地表示，“我们已经完成了《阿米蒂奇报告》的目标，对于过去四年取得的进展我非常兴奋。”(39)2007年2月，由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牵头，出台了第二个报告，题为《美日同盟：到2020年亚洲的正确方向》。报告强调，美日同盟依然是美国在本地区“最重大的战略资产”，“在过去几年中安全方面已经大大成熟了”，日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作为已经表明，日本要超越东亚的地理范围做出安全方面的贡献。为了确保亚洲直到2020年都是正确的，首先就要使美日同盟是正确的。为此，在经济方面要努力推进美日全面的自贸协定，并使之成为地区市场经济的轴心。在安全方面，双方应该加强在防扩散、导弹防御系统、维和、救灾、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的合作。(40)

三 奥巴马任内美日同盟的调整

2006年9月，小泉政权结束，美日之间的蜜月(或者说布什与小泉的蜜月)也随之完结。日本政坛进入了一个动荡时期，美日关系中又出现了诸多问题。

最主要的是关于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普天间机场位于冲绳县宜野湾市，是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的重要基地。当地住宅密集，一旦发生事故必将伤及平民；平日飞机起降噪声震天，附近居民不堪其扰，一直要求美军撤走基地。1995年9月的强奸案后，要求归还机场的呼声愈加高涨，10月21日，约有8.5万名冲绳民众走上街头游行。1996年12月，美日“2+2”会议决定，日本在冲绳名护市边野古建设替代设施，美军将普天间基地归还日本。但名护市又掀起了反对基地运动。经过一再交涉，美日双方于2006年5月达成协议，放弃上述方案，改在名护市施瓦布军营沿岸以填海造地兴建呈V字形的两条长1800公尺的直升机跑道。日方需在2014年前完成替代设施，在替代设施启用后美方归还普天间机场，并将海军陆战队8000人及其眷属9000人从冲绳迁往关岛。但冲绳民众不同意这个方案，他们继续抗争，要求撤销普天间机场。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联合社民党和国民新党上台执政。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制订了新政策，包括在美军整编、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上进行交涉，修改2006年5月的协定；致力于构筑东亚共同体，强化亚洲外交。鸠山由纪夫在竞选时表示要把普天间机场迁到县外或国外，他甚至提出“美军有事驻留”的方案，即美军只在出现紧急情况时驻留日本，平常不在日本常驻。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也表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就足以保证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地位。这自然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和强烈不满。鸠山由纪夫当政后面临着美国的强大压力，在普天间机场问题上摇摆不定。(41)而社民党则坚持反对原转移方案。奥巴马政府在此问题上毫不让步。2009年10月，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访问东京，为11月奥巴马的访问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催促日本尽快履行普天间机场搬迁计划。民主党政府提出重新审议此事，遭到美方严词拒绝。10月21日，盖茨在离日赴韩国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强烈警告说，如果现在的基地转移协议不能实施，重新部署美军的所有计划都将作废。(42)次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伦(Mike Mullen)也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现行方案无法实施，日本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将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现行方案是双方花费了近15年时间反复检讨的结果，必须予以尊重。在美国施压之下，鸠山被迫回到2006年方案。2010年5月4日，鸠山亲访冲绳，为其无法实践选举时的承诺向冲绳民众表达歉意。5月28日，美日“2+2”会议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普天间机场的搬迁方案，并称最迟将在2010年8月底以前完成替代设施位置、施工方案的审查工作。(43)2010年6月，因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而内外交困的鸠山辞职，民主党人菅直人接任首相。

美日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的顶牛引起了两国舆论广泛关注。亲美的《产经新闻》、《读卖新闻》连续刊登美日本学者的文章或发表专论强调，在朝鲜开发核武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鸠山内阁不应受到左派小党绑架，不应将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决策交由冲绳地方民意来决定，要求尊重美日已经达成的共识。《朝日新闻》等立场中立的报刊也呼吁鸠山政府不要因普天间机场的问题而损害日美关系。(44)

美国智库和学者也纷纷发声。有呼吁鸠山从战略层面、政治层面考虑同盟关系的，也有奉劝奥巴马政府更加耐心的。2010年12月16日，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表报告，批评鸠山政府过多考虑国内政治，要求日方负起地区与全球的安保责任。但美国媒体和学者也建议美国方面不要操之过急，不要对鸠山政府过度施压。2010年，《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奥巴马政府对日本是否过于强硬了？》的社评，其中说，鸠山虽然在基地搬迁问题上举棋不定，但他毕竟还是保证承担同盟义务的，不像有的小党那样要让所有美国军队撤出日本。“奥巴马政府避免严厉的措辞，并给他一些空间是明智的”，“再给他一点时间吧”。(45)2010年1月7日，约瑟夫•奈也致书《纽约时报》说，在鸠山面临着内外压力的情况下，美国需要更大耐心，并从更高战略层面来对待日本，不要因小失大。美国的过度压力只会引起日本民众的反美情绪，让美国付出惨重代价。(46)在冲绳施政权归还40周年之际，美国国务院还特地发表声明，表示“我们认识到美军基地对冲绳的影响，会着手解决问题”，强调会继续采取措施减轻基地对冲绳的负担。(47)

另一问题是日本对待中国的态度。2007年9月到2008年9月，福田康夫任首相。20年前，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赳夫任首相期间，发表了被称为“福田主义”的政见，认为日本外交不应该以日美关系为中心进行被动调整，而应持有更开阔的视野，尤其要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承认民族多样性，以对等立场进行合作；支持东盟强化自主性；他还承诺日本不做军事大国。(48)正是在他任内，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福田康夫深受其父影响。在他当政的一年中，中日关系明显改善。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访问，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49)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当政后，在与中、韩领导人接触时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石，通过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形式，进一步发展为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最终形成与美国、欧盟并列的第三极。美方对此提议表示强烈不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立即表示，在任何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都不能排除美国。正是在美日就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时，12月10日，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率领包括143名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在内的庞大的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胡锦涛主席的接见。不仅如此，小泽的心腹、国会对策委员长山冈贤次14日在上海出席研讨会致辞时也提出，应强化日中关系，以利发展“日美中等边三角形关系”。(50)

美日之间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首先是朝核问题。在此期间，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正在进行。2005年9月发表了各方的《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美朝双方表现出明显的和解倾向。日本关注“绑架问题”，每次会议必提此事。美国主管六方会谈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 Hill)一再批评日本代表提出绑架问题，双方对对方都有不满。(51)日本媒体认为美国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让步，日本政府内部开始有人怀疑美朝背着日本做交易；第二是日本阁僚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批评。2007年1月刚刚上任的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在24日的一次讲话中批评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几天后，他在谈到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时又批评美国态度傲慢，称美国“完全不理解”“我们必须与冲绳地方官员进行良好合作”这样的基础工作的重要性。(52)久间言论当然引起美国不满，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2月访日时拒绝会见久间章生；第三，安倍上任后随即访问了中国与韩国，后又出访非洲和东南亚国家，而对美国的访问被安排在上任七个月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首相上任后的首次出访选择美国已经成为惯例，具有向美国“报到”的意涵。安倍破了在这个惯例，不仅如此，而且在他上任七个月之内，日本的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均未访美。安倍希望改变完全依赖美国的外交格局的这些举动令美国不安和不满。

这样，从布什政府的后期到奥巴马政府前期，尤其是在日本民主党首相鸠山、菅直人任内，美日关系又因为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主党政府对美态度的变化等因素变得磕磕绊绊。奥巴马当政以后，迅速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和全球反恐战争，并决定结束阿富汗战争，把战略重心东移到亚太地区，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正式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表现了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强烈意图。加强美国的同盟体系是确保以美国为轴心的安全结构的关键。美日同盟的这种“漂流”显然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很不协调。奥巴马政府急需把美日同盟体系纳入到美国亚太新战略的轨道，赋予日本和美日同盟新的重要角色。正如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es)所说，“毫无疑问，我们与日本的同盟条约是我们的战略转向亚太地区的支点”。(53)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时候尤其如此。

美国“知日派”对美日同盟的“漂流”感受更为强烈。2012年8月，以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为首的研究团队再度发布报告，即第三个《阿米蒂奇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毫不掩饰对同盟关系在民主党首相任内的“漂流”表示不满，以教训的口吻说，现在该是日本做出决定的时刻：它是要继续做第一流国家，还是心甘情愿沦为第二流国家。如果日本人民和政府觉得第二流挺好，那么这个报告就没有什么用了。报告对双方因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的争执批评说：“结果是，一个第三等的问题，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机场这样的问题占用了本来可以用来规划今后几十年中武装力量的最佳结构的时间和政治资本”。报告分析了亚太形势，朝鲜发展核武器和中国的复兴，分析了日本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在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的能源和核能问题，就如何加强美日同盟，两国政治、安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包括加强在双边军事演习中的合作，联合开发、生产和部署先进武器，导弹防御系统等提出了诸多具体建议。如同以前的报告一样，该报告也呼吁解禁集体自卫权，指出，禁止使用集体自卫权阻碍了在必要时最大限度发挥同盟的潜力，遇到需要保卫日本利益的最严重情况时，两国军队不能共同防卫日本。报告最后强调：

日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键点上。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时刻，日本有能力在自满自足和领导作用之间作出抉择。“错过了这个机会”日本将再也不会有同样的机会来帮助引导地区的命运。如果选择领导作用，日本将能确保一流国家的地位，以及它在同盟中作为平等伙伴必须起到的作用。(54)

这个报告受到野田佳彦和二次执政的安倍政府的重视。2011年9月上任的民主党首相野田佳彦认为“日美同盟对日本的安全和外交而言是最大资产”，(55)他吸取前任的教训，放弃了导致日美关系冷淡的“平衡外交”，借助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全力修复日美关系。为了打破普天间机场问题上的僵局，2012年4月26日，美日“2+2”会议决定对2006年5月确定的“路线图”进行调整，把部分美军撤离与机场搬迁分开处理：同意把驻冲绳大约1.9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的9000人及其家属迁至关岛、夏威夷和澳大利亚，双方还决定在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建立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共同训练基地；双方同意尽快解决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56)2012年4月底，野田佳彦访问美国，两国首脑发表《面向未来的共同愿景》。双方确认“美日同盟对日本的安全，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以及经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双方承诺将履行各自的义务，提高同盟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为保护和开发公海、太空和网空的巨大潜力而共同努力。(57)这次访问表明两国着手修复五年多来处于“漂流”状态的同盟关系。

2012年12月，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安倍复出再次就任首相，成为美日关系的转折点。安倍吸取了他第一任期和民主党首相任内的教训，深知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日同盟关系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捷径”，竭力表现出亲美的姿态。对于第三个《阿米蒂奇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安倍的回答是：日本当然是第一流国家。(58)2013年3月安倍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美国要求日本加入已经好几年了。

从2012年9月野田佳彦政府实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国有化”以来，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之争突出了，成为促使美日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从美国方面来说，争端既成为军事重返亚洲的着力点，减轻了美国向日本基地部署尖端武器的阻力；又可以用作操控日本的重要杠杆。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就加大了在东海炫耀武力、介入东亚海上事务的力度，并与日本举行了多次联合军演。2010年12月3日，美日两国在冲绳东部举行的大规模联合军演，这是美日军演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从日本方面来说，争端调动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威胁”的感受，促使强化美日同盟更为顺理成章。美国把美日同盟关系与中日钓鱼岛争议纠缠在一起，弱化了美国在领土归属问题上原有的中立立场，强化了对日本的支持，把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变成了战略清晰。综合国务院、白宫发言人到美国高官、总统的历次表态，美国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对岛屿的领土主权不持立场。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一直是这么说的，美国至今仍然这样表示，我们暂且接受这一表态的“票面价值”；

第二，日本享有对该岛屿的“施政权”，美国反对任何改变、削弱和破坏日本行政管治的单方面行动；

第三，由于该岛屿在日本的管治之下，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该岛屿，美国“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对日本的条约义务；

第四，中日两国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领土争端；

第五，美方一直用日本的名称“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来称呼该群岛，而不是如称呼韩日之间的争议岛屿那样同时使用“独岛”/“竹岛”的名称。(59)

从以上五点看来，第一、第四两点至少从字面上是中立的，第二、三、五三点明显是偏向日本的。所以总的说来，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的立场是“拉偏架”，当然，美国也不希望两国关系过于恶化，希望争端处于可控范围。对此，中国方面表示了明确的态度。2013年9月9日，在中美第14次防务磋商中，中国副总参谋长王冠中规劝美方说，钓鱼岛及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中方也不希望美国成为这些问题的第三方。美国应保持立场和政策的连贯性，不应释放错误信号，支持和纵容有关国家为所欲为。希望美方从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问题，避免影响两国战略互信。”(60)

2014年4月，奥巴马访问日、韩、澳、马来西亚四国。他在访目前接受《朝日新闻》记者书面采访、在与安倍的会谈中、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等场合一再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共同防卫条款适用于所有日本管辖下的地区，“包括尖阁诸岛”，美方反对“任何单方面试图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施政权的行动”。在奥巴马与安倍的联合声明中也强调了这一点。(61)把这一表态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毫无疑问是要向中国、日本和国际社会表明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明显地采取偏袒日本的立场。

2012年民主党执政后期，美日即开始探讨再次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安倍任首相后，2013年1月修订工作正式启动。2014年10月8日，美日先期试探性地发表了修订《指针》的中期报告。2015年4月27日，在安倍访美期间，两国正式公布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与1997年的《指针》相比，新《指针》主要的调整有以下几点：第一，合作的空间与领域大大拓展。1997年的《指针》提出了三种情况：平时、“日本有事”、“周边事态”。在新指针中这种区分不见了，所强调的是美日间的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同盟“对日本安全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新《指针》虽然通篇没有提及集体自卫权，实际上却解禁了集体自卫权。(62)第二，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双边合作的方式和途径，包括同盟的协调机制、新的战略合作、人道主义救援等，新《指针》提出要构建“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同盟协调和联合应对机制。第三，扩大了美日安全和防务合作的范围，包括美国的延伸威慑(核威慑和常规武器威慑)、太空安全、网空安全、情报和侦察、后勤和军事装备的合作，为两国军事一体化勾画了蓝图。第四，新指针还要求拓展地区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尤其是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的合作，加强伙伴能力建设；显然，美国是要让日本在亚太的盟国体系中起到核心作用；第五，新指针明确地把钓鱼岛写了进去，并称“反对任何单方面行动寻求损害日本管理这些岛屿的现状”。(63)由此可见，这次修订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

新《指针》是美日同盟第三次调整的标志。美国冷战后一直推动的集体自卫权解禁终于实现，只待日本出台相关的国内立法。新《指针》中虽然通篇没有提及宪法，但实际上已经对宪法第九条釜底抽薪。由于《指针》的修订，日本将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64)

通过对冷战后20多年间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的考察，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每次调整都扩大了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使同盟从最初的专守防卫扩大到“周边事态”，再进一步拓展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冷战遗留下来的双边同盟被赋予了全球性的意义。随着同盟一次次地被再定义，日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美日关系的非对称性和不平等性也有所纠正，至少从形式上两国更加平等。但美国不会放松对日本的控制和影响，不会容忍日本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日本也离不开对美国的依赖。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执政时期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进行“美亚并重”的外交理念变革，掀起民主党的“平成外交维新”之风，结果是遭了到美国无情的打压。此后无论民主党还是自民党执政，均推行一边倒的亲美路线。(65)冷战后美日同盟的调整过程使日本领导人领悟到，依赖同盟是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甚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捷径。(66)日本前防卫厅事务次官西广整辉说：“就日本而言，(日美)安保是通向国际社会的护照。(67)可见，日本走向“正常国家”，仍需美国开绿灯。美日同盟“美主日从”的基本结构不会改变。同盟的调整体现了美日两国高度的利益一致性，美日各取所需，同盟的调整都符合各自的战略利益。因此，不论美国和日本国内是哪个党执政，加强同盟关系是一个长期趋势。当然，这并非说两国之间没有矛盾。但凡两个大国，总有不同利益。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上，美日之间就有不同看法。美国对安倍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失望”，对他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模糊态度以至导致与韩国顶牛也感到不满。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一口咬定是日本领土，在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争议；美国主张中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主权争议，两者立场显有差异。尽管美国承诺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但日本对一旦有事美国能否向其提供充分保护信心不足，感到“必须提升自身在地区的防卫能力”。(68)但与两国的共同利益相比，这些矛盾都显得微不足道。

第二，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于美国维护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地位和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的同盟体系以及前沿军事部署在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亚太安全机制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在日本的基地首先是美国保持在亚洲的存在、成为亚洲的“常驻国家”所必需的，也是美国在东北亚维持长期军事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借助驻日本军事基地可以把防御边界划在了亚洲的濒海，而不是在西太平洋。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是美军干预地区事务和实现快速反应的重要前哨。同盟的调整使美军功能和军力投送范围得以扩大，使同盟的功能更加多元化，以适应冷战后的新形势。美国一家智库2012年的一个报告指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任务包括一个从低到高的军事强度谱系：在东北亚，美国驻军必须保持可信的威慑力和战斗力，以应对地区潜在对手不断增长的“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在东南亚，美军必须应对一系列低烈度的和平任务，包括人道主义援助、自然灾害救援等。(69)

第三，美日同盟调整的核心是解禁集体自卫权。从第一个《阿米蒂奇报告》起，美国一直力推解除对日本集体自卫权的限制，这一目标在布什政府时期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但以文件形式落实下来是第三次调整。这样，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就被架空了，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增添了复杂因素和不稳定因素。亚太地区没有如北约一样的军事同盟，要组建亚洲版的小北约也不太现实，美国只有依靠现有的同盟体系，并竭力加强各盟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在这个盟国体系中，美国需要领头羊，日本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足以担当这个领头羊的角色。加强美日同盟是加强美国在地区的整个同盟体系的最重要举措。在1997年《指针》出台时，中国就坚决反对把台湾包括进所谓“周边事态”，对新《指针》及日本的相关法律表示了严重关切。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寻求“绝对安全”，一直不放弃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和部署，并要把日本也包括进来。2006年美国已经把两套预警能力极强的X波段雷达部署在日本青森县基地。中国曾经一再对美日共同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示担忧。如国防部长曹刚川在2003年9月会晤来访的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时即表示，日本的国防政策，包括其导弹防御计划，“可能会破坏本地区的军事平衡，引发一场新的军备竞赛”。(70)2015年4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访问日本时还提出由日本分担南海地区警戒任务的想法，以遏制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的行为。显然，美国要把日本因素引入南海。(71)日本与菲律宾一起在南海有争议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还首次参加美澳日三国联合军演，所有这些举动都使南海的事态变得更加复杂。在5月28日众议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讨论新安保立法时，关于自卫队在“重要影响事态”下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的活动范围时，安倍没有否定在南海活动的可能性。(72)

第四，中国始终是美日同盟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台湾海峡事态，到中国崛起，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到钓鱼岛问题。在第三个《阿米蒂奇报告》中就明确表明：“最直接的威胁就在日本自己的邻国。中国咄咄逼人地对大部分的东海和实际上整个南海提出要求，使解放军和其他海事服务的作战热度急剧上升……显示出北京要在第一岛链内或北京所说的‘近海’寻求更大的战略影响。”(73)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平衡和牵制中国的崛起。在制衡中国的问题上，美日各有需要，相互借重，两国利益又是高度一致的。

20世纪末，美国的一些知日派就说：“当读者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在一代人之后如何保护时，值得问一问是否真有比强大的美日联盟更好的战略选择。很可能我们将希望用多边结构来进一步补充我们的联盟关系……但很难想象没有一个严密的和全面的美日联盟作为我们亚洲政策的核心，美国将如何在21世纪保持其领导地位。”(74)确实，经过这三次调整，美日同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同盟对亚太安全的深远影响值得我们持续高度关注。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专家审稿意见，文中疏漏不当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页；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于铁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0页。阿马科斯特1989至1993年任美国驻日大使。

②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第58～60页。

③Michael Green and Mike M.Mochizuki,"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A Study Group Report),February 1998,available at:http://www.cfr.org./japan/us-japan-security-alliance-21st-century-study-group-report/p.87.

④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第78、104页；Patrick M.Cronin and Michael J.Green,"Redefining the U.S.-Japan Alliance:Tokyo's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November 1994.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Defense University,Washington,D.C.1994,available at: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 AD=ADA421885。

⑤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第13、78、104页；Patrick M.Cronin and Michael J.Green,"Redefin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available at: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 AD=ADA421885。

⑥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第306～307页。

⑦笔者与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2001～2005)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的访谈，2015年4月29日。

⑧Michael Green and Mike M.Mochizuki,"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February 1998,p.6.

⑨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第93～94页。

⑩孙崎亨著：《日美同盟真相》(郭一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孙崎亨曾任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

(11)William Clinton,"Remarks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entennial Celebration," February 26,1993,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available a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pid=46220.

(12)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52页。

(13)迈克尔•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第189页。

(14)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第211页。

(15)笔者与迈克尔•格林的访谈，2015年4月29日。

(16)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United States Securit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February,1995,available at:http://www.dlic.mil/cgi-bin/GetTRDoc? AD=ADA298441&Location=U2&doc=GetrrRDoc.pdf.

(17)Joseph Nye,"East Asian Security: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e,"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1995,available at:http://adps.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51210/joseph-s-nye-jr/east-asian-security-the-case-for-deep-engagement.

(18)迈克尔•格林、帕特里克•克罗宁主编：《美日同盟：过去、现在与将来》(华宏勋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1995年10月，《朝日新闻》所做的一项民调显示，76％的受访者要求美国逐步减少驻军，14％要求美军基地立即撤走。据1996年的另一项民调，仅有7％的日本人赞同在现有水平上保持美军基地。参见该书第181、229页。美国在日本全部军事设施的3/4集中在冲绳。90％的冲绳民众要求削减在该岛的美军。

(19)朱凤岚：《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5期。

(20)"Japan-U.S.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April 17,1996,available at: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ecurity.html.

(21)"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September 23,1997,available at: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guideline2.html.尽管在新指针中说“周边事态不是地域概念，而是事态概念”，亚洲一些邻国仍有疑虑，在日本政府内部意见也不一致。1997年9月，桥本隆太郎首相访问中国时，觉得有必要使中国安心，所以在讨论涉及日本的“周边地区”时没有讨论具体地区。参见刘卫东：《新世纪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22)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第674页；张伯玉：《美国战略调整与其对日本宪法第九条态度的转变》，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3期，第18页。

(23)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第699页。

(24)Marcus Noland,Sherman Robinson and Zhi Wang,"The Continuing Asian Financial Crisis:Global Adjustment and Trade," available at: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wp/wp.cfm? ResearchID=133；《亚洲金融危机》，参见网页：http://baike.baidu.com/view/43874.htm? fromtitle=％E4％BA％9A％E6％B4％B2％E9％87％91％E8％9E％8D％E5％8D％B1％E6％9C％BA&fromid=821560&type=syn。

(25)正源：《克林顿访华言行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219页。

(26)迈克尔•格林、帕特里克•克罗宁主编：《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第336页。

(27)刘卫东：《新世纪的中美日三边关系》，第68页。

(28)在2000年8月的《共和党纲领》中就说：“克林顿对北京的访问就是错误的对华政策的一个例子，这次访问是令人尴尬的叩头，是对我们长期的盟友日本的公开羞辱。”"Republic Platform 2000," available at:http://www.rnc.org/2000/2000platformcontents。

(29)Richard Armitage and Joseph Nye,"U.S.and Japan:Toward a Matrue Partnership," October 19,2000,dvailable at:http://www.atimes.com/japan-econ/B19Dh01.html.

(30)Richard Armitage and 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February 2007,avaiable at: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ads/070216.pdf.

(31)"Partnership for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vailable at: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pmv0106/joint.html.

(32)格林认为，英国首相布莱尔、澳大利亚首相霍华德、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与小泉是四位对美国反恐战争支持最坚决的领导人。笔者与迈克尔•格林的访谈，2015年4月29日。

(33)朱凤岚：《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参见网页：http://yatajsuo.cass.cn/xueshuwz/shouwcontent.asp? id=937；吕耀东：《深化同盟机制：日美双边互动的战略愿景》，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3期，第5页。

(34)George W.Bush,"Fact Sheet:Making America More Secure by Transforming Our Military," August 16,2004.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available a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81227.布什宣布，要在此后10年中关闭不再需要的海外基地，减少海外驻军(尤其是欧洲部分)六至七万人，同时向一些重要的战略地点派驻更加灵活机动的力量，利用新的军事技术，并通过改善与盟国的合作、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来增强美军的能力和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作战力量。

(35)朱凤岚：《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参见网页：http://yataisuo.cass.cn/xueshuwz/shouwcontent.asp? id=937。

(36)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U.S.-Japan Alliance:Transformation and Realignment for the Future," October 29,2005,available at: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cc/doc0510.html.

(37)Embassy of Japa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Overview of Japan-U.S.Relations," February 2008,available at:http://www.us.emb-japan.go.jp/english/html/japanus/japanusoverview2009.htm.为落实路线图，美军计划把原驻冲绳的8000海军陆战队调往关岛。

(38)"The Japan-US Alliance of the New Century," June 29,2006,available at: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ummit0606.html.

(39)刘卫东：《新世纪的中美日三边关系》，第205页。

(40)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February 2007,available at: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70216.pdf.

(41)孙崎亨著：《日美同盟真相》，郭一娜译，第156、179页。

(42)"Official:No Decision on US Base before Obama Trip," Oetober 29,2009,available at:http://www.utsandiego.com/news/2009/oct/22/japan-us-military-102209/.

(43)"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May 28,2010,available at:http://www.doc88.com/p-371141676313.html.

(44)林贤参：《冲绳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与日美同盟》，参见网页：http://www.deas.ntnu.edu.tw/people/writing_journal.php? Sn=14。

(45)"Ha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een Too Tough on Japan?" January 5,2010,available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1/04/AR2010010403142.html.

(46)林贤参：《冲绳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与日美同盟》，参见网页：http://www.deas.ntnu.edu.tw/people/writing_journal.php? Sn=14。

(47)张勇：《同盟关系中的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3期，第30页。

(48)孙崎亨：《日美同盟真相》，第194～195页。

(49)福田康夫还在私下抗衡美国的压力。布什要求福田向阿富汗派遣自卫队直升机，要求日本向房利美、房地美进行巨额融资，福田以辞职来拒绝这些要求。孙崎亨：《日美同盟真相》，第250～252页。

(50)林贤参：《冲绳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与日美同盟》，参见网页：http://www.deas.ntnu.edu.tw/people/writing_journal.php? Sn=14。

(51)笔者与迈克尔•格林的访谈，2015年4月29日。格林对希尔打压日本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希尔自己想使美朝关系取得突破。

(52)《上任不久频频攻击美国，日防卫大臣言论令美不满》，2007年1月29日，参见网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29/content_5666538.htm。

(53)刘卫东：《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再平衡战略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84页。

(54)Richard L.Armitage,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August 2012,available at; http://www.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0_Armitage.USJapanAlliance_Web.pdf.

(55)吕耀东：《深化同盟机制：日美双边互动的战略愿景》。

(56)Consultative Committee,"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ugust 26,2012,available at:http://wwwlstate.gov/r/pa/prs/ps/2012/04/188586.htm.

(57)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United States-Japan Joint Statement:A Shared Vision for the Future," April 30,2012,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4/30/united-states-japan-joint-statement-shared-vision-future.

(58)笔者与迈克尔•格林的访谈，2015年4月29日。

(59)2013年间美国高官对钓鱼岛问题做了多次表态，参见：1月18日希拉里•克林顿在会晤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illary Rodham Clinton's Remarks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fter Their Meeting," January 18,2013,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3/01/203050.htm；9月28日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和国安会亚太事务主任麦艾文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Daniel Russel,"Briefing on U.S.Policy in Asia-Pacific Region," September 27,2013,available at:http://translation.state.gov/st/enlish/texttrans/2013/09/20130928283759.htmll#ixzz2hlx34jKP；10月美日“2+2”安保磋商后共同会见记者时，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的讲话，“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Chuck Hagel,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nd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Itsunori Onodera," October 3,2013,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10/215073.htm。

(60)《国防部：望美勿成钓鱼岛及南海问题第三方》，2013年9月13日，参见网页：http://news.0898.net/n/2013/0913/c231187-19521973.html。

(61)"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April 24,2014,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4/joint-press-conference-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abe-japan.

(62)格林说，美国一直希望，在美日同盟中美国是矛头，冲在前面，日本给予后勤支援。但以往要这样做受到种种限制，新《指针》颁布后，集体自卫权解禁了，同盟的潜力才能完全释放出来。笔者与迈克尔•格林的访谈，2015年4月29日。

(63)US Department of State,"Statement on New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April 27,2015,available at: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sttrans/2015/04/20150427314846.html? CP.rss=true#xzz3cX5bQCOe.

(64)新《指针》颁布后，安倍政府提出了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的新的国内安保立法，包括一项新立法和10项修正案，统一打包为《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这些法案遭到广大民众、宪法学者和在野党的强烈反对。截止2015年8月初，安倍已经强使众议院通过了法案，参议院的审议仍在进行之中。

(65)参见李家成：《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重战略指向》，载《日本研究》，2013年第4期，第107页。

(66)这种依赖不仅是政治上、军事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阿米蒂奇、格林等知日派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结束时离开了政府，日本担心美日关系生变。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笔者亲耳听一位日本学者说，布什政府放弃了日本。当时笔者不禁心头一振。

(67)根据孙崎亨的粗略估计，战后有11位首相奉行相对自主的对外路线，任期都不长，如细川护熙和鸠山由纪夫都只有短短的九个月。离任原因均直接间接与美国干涉有关。而推行亲美路线的首相往往能稳坐江山。参见《日美同盟真相》，第262～264页。

(68)杨伯江：《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第14页。

(69)David J.Berteau and Michael J.Green,"U.S.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August 2012,available at: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4_FINAL_PACOM_optimized.pdf.

(70)《英刊载文分析中国对美日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应和对策》，参见网页：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 baseid=1&docno=174573。

(71)《日媒：美国希望日本分担南海警戒任务牵制中国》，2015年4月9日，参见网页：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50409/735769.shtml。

(72)《外交部：望日方不人为渲染地区局势紧张》，2015年5月29日。参见网页：http://news.ifeng.com/a/20150529/43867815_0.shtml。

(73)Richard L.Armitage,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Anchonng Stability in Asia," August 2012,available at:http://www.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0_Armitage.USJapanAlliance_Web.pdf.

(74)迈克尔•格林、帕特里克•克罗宁主编：《美日同盟：过去、现在与将来》，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