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岸田内阁通过发布“安保三文件”，对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作出大幅调整，标志着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路线的重大转向。日本重拾激进强军扩武路线，尤其是引入“反击能力”和大幅增加防卫开支，使其“专守防卫”等战后军事约束进一步名存实亡，和平主义发展路线出现动摇。日本国家安全观和对外战略思维突出阵营对抗和大国竞争指向，强化与美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捆绑，凸显“冷战回归”色彩，将深刻影响亚太安全环境和全球战略稳定，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构成新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日本施行“安保三文件”、落实强军举措仍面临诸多内外制约和掣肘，在其国力衰退的大背景下本质上属“以攻为守”之举，根本诉求是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恢复“正常国家”地位，进而谋求在国际秩序变革期中提升大国影响力，未来日本军事大国化仍将是有限度的渐进过程。
关键词：日本军事 日本外交 防卫政策 安保战略 美日同盟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下文称“安保三文件”），明确将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发展“反击能力”等重大政策调整，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防卫安全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安保三文件”所涉及的外部安全形势评估、日本国家利益界定及一系列强军扩武计划，反映出日本国家安全观和对外战略思维的转变，折射出日本国家发展走向的深刻变化，恐将对地区安全环境和国际战略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三文件出台经历长时间酝酿和激烈折冲，未来施行落实仍面临诸多内外制约和掣肘。本文通过对三份文件主要内容的提炼分析，力图阐明日本安保政策调整的重点方向和新特点，进而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性质和诉求、影响及制约因素做出初步剖析，以期对我国相关应对决策提供参考。
一、“安保三文件”：性质定位及核心内容
“安保三文件”的出台，系日本政府首次系统性推出一揽子的防卫安全政策文件，从其性质定位和主要内容看，岸田政府意在彰显国家安保政策的战略性、综合性和实效性，并据此提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强军扩武计划。首相岸田文雄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宣称，此次安保文件修改“是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改变”。日本国内主流舆论认为，三文件中写入可主动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及大幅增加防卫开支等内容，标志着二战后日本防卫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变。
（一）“安保三文件”的性质及其定位
日本“安保三文件”由《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组成，分别构成国家安全战略、防卫政策和防卫力量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系2013年出台的初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修订升级版，属于日本国家安保领域最高级别文件，旨在为外交、防卫及经济安保、技术、网络、情报等国家安保战略相关领域的政策提供战略指针。新版文件明确了新形势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则、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安全保障所面临的课题，并提出国家安保目标、优先战略路径及相关国内基础的强化。该战略执行期限约为10年。《国家防卫战略》是对1976以来已出台过6版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替代升级文件，规定了日本国家防卫的基本方针、目标及达成目标的手段路径，执行期限约为10年。《防卫力整备计划》是迄今每5年更新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的替代升级文件，明确了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水平及中长期整备计划，包括日本自卫队今后5—10年的体制、今后5年防卫费用的总额及主要武器装备的数量等。
（二）日本国家安全观及安全战略思想
1.对外部安全环境的认知更加负面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称，当今世界力量对比出现历史性变化，地缘政治竞争激化，国际秩序面临重大挑战，国际关系进入对立与合作交错并存的时代。随着全球力量重心向印度-太平洋地区转移，日本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维护国家安全面临多重课题，主要包括：（1）针对他国领土主权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做法及尝试；（2）网络空间、海洋、宇宙空间和电磁领域的风险上升；（3）针对他国的经济胁迫行为提升了经济安全保障的必要性；（4）国际社会治理能力下降，难以团结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
2.突出针对中朝俄的战略指向性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有关“印太地区安全保障环境及课题”的内容中专辟章节分述了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安全动向。关于中国，文件中无端指责中国军力持续增强且缺乏透明度，在东海、南海强化以实力改变现状的行动，与俄罗斯加强战略合作挑战国际秩序，利用他国对华依赖进行经济胁迫，对台湾不放弃行使武力并强化涉台军事活动，妄称中国是日本迄今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日本应通过强化综合国力并与同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应对。关于朝鲜，文件中称朝鲜正在快速强化核导力量，对日本构成更加重大且紧迫的威胁。关于俄罗斯，文件中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动摇国际秩序的根基，系欧洲面临的最为重大且直接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动向及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引发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担忧。
3.安全战略目标及实施手段多样化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目标包括：（1）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决定内外政策，保护领土及国民生命财产安全，遏止冲突，排除威胁，减少受害；（2）营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实现安全保障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3）重点在印太地区恢复国际关系均势，防止出现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情形，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4）在多边合作领域实现国际社会共存共荣的环境。文件进而提出将综合运用外交、防卫、经济、技术和情报能力，优先实施七大战略路径：（1）通过外交活动，能动创造防范危机于未然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强化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为此将强化日美同盟，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致力于与周边国家解决外交和领土争端，推进军控和核不扩散，积极参与反恐和应对气候变化，灵活用好政府开发援助开展国际合作，促进人文交流；（2）强化防卫体制；（3）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4）全方位无缝隙地维护国家安全，强化网络、海洋、宇宙、科技、情报领域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对国民和海外侨民的保护体制，维护能源和粮食安全；（5）推进经济安保政策，维护稀土等重要战略物资稳定供应，强化供应链韧性；（6）维护基于自由公正公平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7）在防治传染病、人道支援、人权、国际维和等领域强化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合作。
（三）防卫基本方针及军力发展计划
1.政策目标及三大路径
《国家防卫战略》提出三大防卫目标：一是创造不允许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安保环境；二是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合作，遏制应对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三是万一发生针对日本的侵略攻击，日本要以主体责任来应对，同时接受同盟国等的支援，予以阻止和排除。达成上述目标的三大路径：一是强化日本自身的防卫体制，核心是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的防卫力量；二是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反应能力；三是强化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
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国家防卫战略》提出七大能力建设，包括：（1）防区外防卫能力，即“反击能力”；（2）综合防空导弹防御能力；（3）无人装备防卫能力；（4）跨领域作战能力；（5）指挥控制和信息能力；（6）机动部署和民防能力；（7）作战持续性和韧性。
2.防卫力量建设重点方向
《防卫力整备计划》针对《国家防卫战略》中所提三大防卫目标和七大能力领域作出具体规划，提出武器装备采购和研发部署安排及陆海空自卫队整编计划。重点内容包括：一是大幅增加防卫开支。文件明确了2023—2027财年日本防卫开支总额为43万亿日元，为上一个五年计划的1.6倍。2027年度防卫预算规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2%的水平。二是重点加快防区外导弹的研发、部署和实战运用能力，确保10年后形成兼具长射程能力和足够数量的防区外导弹武库。三是强化导弹防御系统，完善现有的28个“爱国者3型”（PAC-3）导弹部队和8艘“宙斯盾”舰的部署，针对周边国家导弹能力提升以及使用高超音速滑翔武器（HGV）、小型无人机等新威胁，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提升导弹防御拦截的成效。四是加快研发部署无人机装备，应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无人机作战能力，形成战场上的非对称优势。五是加快建立太空、网络、电磁等跨领域的作战能力，建立并完善专门部队和指挥作战系统，加快部署电子战武器装备，加大对卫星通信系统的引进和技术研发、网络战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领域的投入。六是全面强化陆海空常规作战武器装备的质量和数量，融合太空、网络、电磁和无人机作战技术，形成一体化的跨领域作战能力。七是针对偏远岛屿受到攻击的情况，强化部队人员、装备和后勤补给的海空投送能力。八是在维持24.7万人的自卫队兵员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创立常设的统合司令部，灵活机动地调整陆海空部队兵员配置，扩大网络和太空部队规模，通过民间外包和引进无人作战系统以节省人力资源。
二、战略转型：冷战回归与大国诉求
“安保三文件”作为岸田政府因应国内发展困局、国际政经变局的主动战略谋划，全面系统地呈现了日本在国家安全、对外关系和国防建设领域的战略思维和政策取向，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地缘博弈、大国竞争特点。这与安倍晋三执政期间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等战略理念一脉相承，表露出日本谋求进一步“摆脱战后体制”、争当“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也反映出日本政治生态和社会思潮进一步右摆，对外战略思维更趋僵化保守。综观“安保三文件”内容，日本将加快推动国家安保战略“由守转攻”“由内向外”“以军促政”的转型，防卫安全政策取向将呈现四方面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一）安全战略突出意识形态色彩，主导战略思维“冷战回归”
“安保三文件”中将维护“国际秩序”作为实现日本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目标和手段，声称要维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遍价值”和“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明里暗里将中国、俄罗斯等摆在“国际秩序挑战者”的位置。作为战略执行主抓手，文件中全面沿袭了安倍晋三内阁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表述在文件中高频出现，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国家防卫战略》中分别出现21次和14次，其中“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分别出现5次和3次。此外，旧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文件中没有出现的“志同道合国家”（日语表述为“同志国”）这一表述也频繁出现，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国家防卫战略》中分别出现31次和23次。尽管日本政府未予明确其定义和范围，但鉴于这一表述多以“同盟国·同志国”的形式出现，被认为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划线、带有“准同盟”性质的国家地区，文件中具体提到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加拿大、新西兰及东南亚国家。这一表述与日本近年来反复宣扬其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捍卫者，指责中俄等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叙事逻辑一脉相承，其实质是要用美国霸权主导的“自由民主国际秩序”来偷换概念，以取代“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
（二）防卫政策更具进攻性，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
“安保三文件”中最大的看点在于首次写入可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打造“反击能力”也成为日本此轮强军扩武计划的最核心内容。作为“反击能力”的最关键环节，日本政府将发展“防区外防卫能力”即“从敌方射程圈外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置于最优先位置，拟拨款5万亿日元用于相关军力建设，包括从美国大量采购部署“战斧”巡航导弹，将日本国产“12式”地对舰导弹射程延伸至1000公里以上，用5—10年的时间形成1000枚以上中远程导弹打击能力，具备陆海空平台三栖发射能力，并辅以高速滑翔弹和高超音速诱导弹以增强反拦截能力。针对日本国内对于发展“反击能力”属于先发制人性质，违反宪法第九条及“专守防卫”政策方针等质疑，岸田政府在《国家防卫战略》中辩称，“反击能力”符合1956年2月29日通过的“政府见解”，法理上包含在自卫范围之内，并且根据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案”，符合“武力行使三要件”所规定的自卫措施，在满足这一情况下可予行使。文件中还辩称，拥有“反击能力”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专守防卫”理念，性质上也有别于“先发制人”。对此，日本《东京新闻》社论指出，“反击能力”明显背离“专守防卫”方针，实际行使时很难止步于“必要最低限度自卫措施”，日本政府的相关解释“纯属诡辩”。
（三）军力发展更趋外向型，积极参与地缘博弈和阵营对抗
从近年来日本推进军事松绑的政策脉络看，呈现“正面突破”和“横向拓展”两条主线。前者表现为谋求强化“自主防卫”，“安保三文件”中反映在大幅扩大防卫开支和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两大“正面突破”上，后者则表现为日本军事行动范围的扩大和“准同盟”网络的扩张。“安保三文件”显示，未来日本将全面深化对外防卫合作。就其战略布局而言，日本对外防务合作将进一步呈现“一个轴心，两翼拓展”的形态，凸显“以点带面”的特点。依托“美日同盟”基轴，日本一方面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强化横向联系，包括重启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与澳大利亚全面深化军事合作，强化与菲律宾的防务联系，推动“轴辐”形态的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向“蛛网”形态演变。另一方面，日本还内引外联，积极扮演“亚太北约化”的推手角色，助美打通跨大西洋和亚太两大同盟体系。就其战略内涵而言，则呈现“由虚向实”的特点。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已远超传统的人员交流和舰艇互访范畴，正在向联合演训、人员培训、情报共享和武器装备联合研发等深度合作演进。2022年以来，日本与澳大利亚、英国先后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就双方部队相互访问和军事物资运输作出便利化安排，标志着日英、日澳防务关系已初具“准同盟”性质。日本还与德国、加拿大商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全面融入美西方的军事情报网络。2022年12月，日本和英国、意大利宣布将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此系二战后日本首次与美国之外国家开展重大武器装备合作。2022年日本首相首次参加北约峰会，日本正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日本和北约围绕情报共享、军事演训及装备技术领域的合作正在不断走深走实。
（四）强军思想追求前沿性，服务大国战略目标
“安保三文件”中反复提及将强化太空、网络、电磁波领域防卫技术和能力，提升跨领域作战能力，并大力发展无人作战力量，可看作是日本受乌克兰危机影响，结合现代战争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对其强军思想作出的重大调整，意在通过加大对前沿军事科技领域的投入和布局，实现对现有军事大国的“弯道超车”，“以军促政”抢占未来大国战略竞争的制高点。此外，“安保三文件”中提出将进一步研究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以实现“高安保价值”的武器装备的进出口便捷化，并强化防卫产业基础，也被视为日本有意借此激活国内军工产业，谋求“以军促经”提振日本经济。
三、前景展望：内外影响与施行制约
“安保三文件”所反映出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调整，是二战结束后日本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重新确立强军扩武路线，标志着日本国家发展路线的重大转向。日本自民党政权借国际地区环境动荡不稳之机，渲染外部威胁，煽动民众危机意识，其根本诉求仍是“摆脱战后体制”，恢复“正常国家”地位，进而谋求在国际秩序变革期中提升大国地位和影响。若日本有关政策举措在未来5-10年内逐步付诸实现，将对亚太安全环境和全球战略稳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其施行过程中也将面临多重国内制约和外部掣肘，军事大国化仍将是有限度的渐进过程。
（一）“和平宪法”制约名存实亡，军事松绑进程全面加速
“安保三文件”的出台，与长期以来日本自民党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恢复“正常国家”地位的政策目标一脉相承。日本的“战后体制”主要表现为1947年施行至今的《日本国宪法》所确立的“专守防卫”政策方针，其核心是宪法第九条中关于“不保持军力、放弃发动战争”的规定。根据这一原则，日本在战后只能发展最低限度的自卫能力，防卫开支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一系列自我军事发展约束。日本挣脱“战后体制”的诉求早在1955年自民党成立之初就已出现，多年来一直以“积少成多”“小步快跑”的方式逐步推进，主要表现为以自卫队所代表的军事能力的重建和壮大，尤其是冷战后自民党政权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和安保立法等方式相继实现海外派兵和解禁“集体自卫权”，使宪法第九条的约束不断被掏空。此次岸田政府故技重施，利用乌克兰危机、朝鲜射导和台海局势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渲染外部威胁，煽动民粹政治，为强军扩武政策闯关创造条件。对此，传统中左阵营媒体和学者均表达担忧。前述《东京新闻》社论中严厉质问岸田首相“日本是否还是和平国家”，指出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删除了旧版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历程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尊敬，必须坚持这一路线”的表述，存在轻视运用和平外交和非军事手段等“软实力”的严重缺陷。
尽管岸田政府在“安保三文件”中宣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无核三原则等基本方针不变”，但日本国内普遍承认，拥有“反击能力”将使“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未来防卫开支如实现倍增，日本国防开支规模将从目前的全球第九位一举升至第三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从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看，由于自民党一党独大，一众保守政党占据国会90%以上议席，传统左翼势力几近消亡，右倾保守政治已全面主导日本社会，日本进一步推动“军事松绑”并不存在实质性阻力。未来自民党政权还可能谋求废除“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军事活动约束，降低对外动武的门槛，并加快推动修宪进程。视内外形势变化，也不排除日本会伺机推动放松“无核三原则”，寻求与美国实现“核共享”。
（二）日美将加快军事一体化，同盟关系趋向“对等”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将中俄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对外战略投入受到国内矛盾牵扯，遂转而寻求拉紧全球同盟体系，促盟友替其分担责任。美方对日本防卫安全政策调整持欢迎态度，也是背后的推动者。2023年1月中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拜登说明了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拜登表示“全面支持”，并对“日本大胆的领导力表示赞赏”。从内容上看，日本“安保三文件”也与拜登政府发布的《2022国家安全战略》形成呼应，充斥着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思维。
日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东京新闻》在社论中不约而同指出，拥有“反击能力”后，迄今由日本自卫队充当“盾”、美军担任“矛”的日美同盟责任分担将发生质变。日本保守派媒体和学者则深感振奋，认为随着日本“自主防卫”能力的提升和军事活动范围的拓展，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将由“盾”向“矛”转变，迄今“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美国对日本的倚重上升，日美在同盟中的地位将更趋“对等”。
美国兰德公司学者杰佛瑞·霍侬（JeffreyW.Hornung）接受日媒采访时称，日修订“安保三文件”反映了日本战略思维的进化，日本意欲承担更大的地区安全责任，因而受到美方欢迎。美日在应对中俄朝威胁挑战方面战略思维一致，日方此举有利于美国通过强化同盟体系来提升“联合威慑”能力。但日本如何行使“反击能力”，以及与美方如何配合，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美国对外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条件极为严苛，此次日本对其大举采购反映了美国对日本高度信任。但由于日本缺乏精确制导能力，实际部署的效果可能有限。有分析指出，日本要行使“反击能力”，缺乏军事卫星等探知敌方基地和动态的能力，仍需要美方的支援和配合，未来日美将进一步深化军事融合，尤其是加强武器装备的通用化、作战和指挥体系的一体化。
（三）加剧地区紧张对立，增大地缘冲突风险
日本政府在酝酿出台“安保三文件”的过程中，自民党政客频繁通过媒体渲染日本面临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三面威胁”，煽动民众的危机意识。经过自民党政权长期的政治动员和舆论操弄，如今日本社会弥漫着“反俄抗朝”和“遏华厌韩”的民粹躁动。乌克兰危机、朝鲜射导、台海局势不仅是自民党政权推动强军扩武政策议程的借口，也可能成为日本对外行使武力的主要触发因素。
据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内部设想的可能触发行使“反击能力”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事态：一是朝鲜可能向日本发射导弹，即日方在通过军事卫星掌握朝鲜准备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可先行攻击朝鲜陆上导弹发射架或位于朝鲜领海的导弹发射舰艇。如朝方已发射导弹，则可在发射拦截导弹的同时，另行攻击朝方导弹发射基地。二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或地区遭到攻击，使日本亦面临明确危险时，可能触发2016年生效的“新安保法案”中规定的“存立危机事态”，进而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如朝鲜攻击美国、中国大陆武力攻台等情形。但日本防卫省官员也称，届时无论日方如何强调行动的正当性，都会招致国际社会批评，实际行使反击能力的难度很大，更多发挥的是一种威慑作用。《朝日新闻》《东京新闻》等媒体和不少学者指出，日本政府宣称拥有“反击能力”意在提升日本的威慑能力，阻遏有关国家想要攻击日本的计划，但实际效果只会适得其反，日本此举将向周边邻国发出敌对信号，刺激周边国家加快发展军力，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风险。
（四）激进扩军路线面临国内多重制约
“安保三文件”的出台，在日本国内经历了长时间酝酿和折冲。对于激进强军扩武，日本国内也不乏质疑和反对声音，自民党推动落实有关政策依然面对国内多方制约。第一是反战和平民意。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2022年12月的民调结果，仍有36%的日本民众反对大幅增加防卫开支，31%的民众反对拥有打击敌方基地的“反击能力”。尽管力量已大不如前，日本国内的和平反战团体依然组织了大规模的市民抗议活动，不少学者公开批评“安保三文件”架空宪法第九条，背离和平发展路线。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及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传统中左党派均发表谈话反对岸田政府的激进强军路线。《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东京新闻》等中左媒体通过社论和专家访谈对政府的激进强军路线提出质疑。《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使专守防卫原则空心化，防卫费倍增将打开日本无节制扩军之路。且“安保三文件”决策过程未经国会审议和全民讨论，存在严重程序瑕疵。
第二是财政制约。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经历长期低迷，国家公共债务不断膨胀，财政捉襟见肘。围绕增量防卫开支的财源问题日本国内出现激烈争论。尽管岸田政府东挪西凑，未来防卫预算仍存在1万亿日元缺口，为此提出增收法人税、所得税和烟草税的计划，引发不少企业和民众的不满。《读卖新闻》民调显示，对于“防卫增税”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仅有28%的受访者表示“赞成”。2023年1月17日，向来一盘散沙的在野各党达成协议，拟在1月23日起召开的国会上联手对政府防卫增税计划展开严厉追究，未来岸田内阁要落实财源仍需经历艰难博弈折冲。
第三是落实难度大。日本国内不少前自卫队高层和军事专家指出，增量防卫开支很多用于采购美国武器装备，且新版防卫力整备计划也脱离一线部队实际需求，无法从根本上提升日本的“自主防卫”能力。前自卫队舰队司令官香田洋二指出，大幅增加防卫开支“超出了自卫队的承受能力”，新版防卫力整备计划中堆砌了一揽子雄心勃勃的先进武器装备研发和部署计划，但以目前自卫队的人力、技战术水平、基础设施和运用能力，短期内恐难以胜任有关任务，要达成三文件所确立的强军目标并不现实。
（五）周边国家将持续对日保持压力和牵制
日本安保政策调整突出针对中朝俄的指向性，向周边邻国释放了敌对信号，并且在武器部署和部队整编方面表露出军事介入朝鲜半岛和台海、南海等地缘热点问题的意图，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警惕。“安保三文件”出台后，日本周边国家纷纷作出强烈反应。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当天就日本“安保三文件”涉华消极内容发表谈话，指出日方有关涉华说法严重偏离基本事实，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肆意煽动中国威胁，挑动地区国家关系紧张对立，中方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同时指出，日本大幅调整安保政策，强化反击军事能力，不得不令人怀疑日方正在脱离战后和平发展轨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日本通过新版《国家防卫战略》是“错误而危险的选择”，《国家防卫战略》所写的“拥有反击能力”意味着日本官方宣布可对他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这将对东亚地区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并称朝鲜将通过实际行动表达担忧和不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通过新的“安保三文件”，表明日本已经走上前所未有的军事化之路。日本这种不受限制的军事化发展将导致亚太地区局势升级，并引发新的安全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美国盟友的韩国也作出强烈反应。12月16日晚，韩国外交部和军方人士即对媒体表示：“日本以朝鲜半岛为对象行使反击能力，可能对半岛安全和韩国家利益带来重大影响，应事先同韩方协商并征得同意。”由于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涉及日韩争议岛屿“独岛”（日方称“竹岛”），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分别召见日本驻韩官员提出抗议。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批评尹锡悦政府“对日屈从外交”导致韩国领土主权受损，朝鲜半岛面临战争威胁，并敦促尹政府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修改安保战略，中止对日本盲目的安保合作。该党首席发言人安浩永称日本将“反击能力”写入安保战略是“日本事实上成为战争国家的宣言”，并批评“尹政权对于日本加剧东北亚军事紧张的战争国家宣言提供了支持”。
对于安保政策调整影响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国内也出现一些反思。日本前副外相田中均撰文指出，日本安保政策调整的最大影响在于对华关系。美国的战略盘算是将日本推到遏压中国的第一线，使日本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前沿基地。但日本与美国的对华利益关切并不一致，日本与中国是经济相依存的邻国，地区出现战乱不符合日本利益。中国拥有2000枚以上射程可达日本的导弹，日本拥有“反击能力”根本不足以对中国形成威慑作用。日本与其罗列牵制中国的防卫政策，不如通过积极外交努力，将中国包罗进地区安全合作架构中，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遏止中国“威胁”的目的。
四、结语
日本“安保三文件”的出台，是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政策调整，势必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走向和国际地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是中国近邻，其国家安全战略以中国为最大挑战，军力发展突出防范制衡中国的政策取向，将对中日政治安全互信和国民感情产生严重消极影响。尤其是在美国推动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日加强安全战略捆绑，加快军事一体化进程，并且突出遏华指向性，使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面对新的战略压力。此外，日本强化对外防务安全合作，煽动地缘博弈和阵营对抗，也会恶化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给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带来更大挑战。
应对日本激进强军动向，中国需要军事、外交、舆论等多种手段并举，采取主动行动防范牵制日本军事涉华动向。一是要有针对性加强军事防范，坚决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尤其是对美日军事介入台海保持警惕，有针对性强化军事部署，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二是敦促日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着眼中日关系大局，切实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的有关承诺，推进中日战略沟通对话和防务安全交流，切实发挥中日防长热线、海空联络机制的作用，加强危机管控，完善冲突预防机制。三是引导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激进强军扩武外溢影响保持警惕，共同反对和抵制日美在亚太地区制造军事紧张和阵营对抗的行为，切实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和亚太区域合作进程。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略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来源：《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