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执政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沿袭传统同盟战略，将美日同盟视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美日同盟处于总体强化进程之中。但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甚至通过牺牲对方利益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激化了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美日在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加重。总体来看，美日同盟的强化将固化亚太国际关系的“二元结构”趋向，即经济纽带与安全联系的相互背离，这明显不利于地区融合发展、安全环境优化及长远秩序重构。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以经济合作为基本路径，综合外交、安全等多种手段，持续增进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共同利益，缓解自身崛起所面临的美日同盟压力。
关键词：美日同盟；特朗普；安倍晋三；印太战略；“二元结构”
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以来，美国与欧亚盟国之间风波时起，龃龉不断。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较之美欧关系，美日同盟总体处于强化进程之中，这是由亚太地区特殊的地缘战略环境所决定的。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特朗普政府并未对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作出颠覆性改变，而是沿袭传统同盟战略，将日本作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首要支点。与此同时，受特朗普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和手法的冲击，美日间分歧和摩擦有所加重，而且短期内难以消弭。同盟内部矛盾的加剧虽不至中断美日同盟的总体强化趋势，但却会制约同盟强化的速度、深度与广度。这一情势为中国展开多边战略博弈提供了新视角。美日同盟的走势给亚太、印太战略局势带来深刻复杂影响，导致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二元结构”趋向固化，同时中国与美日之间的相互影响持续上升，中国对美日同盟的博弈面临新课题。
美日同盟总体持续强化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美日同盟体系的构建与稳固对美国亚太战略的部署和实施具有重大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沿袭传统同盟战略，将美日同盟视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总体上看，美日同盟处于强化进程之中。
一、全球区域战略协调不断强化
特朗普上台后着力推动美日军事安全合作，安倍晋三也多次表示愿与美国加强同盟关系。美日双方一致坚持继续强化美日同盟框架的取向。2017年2月，美日举行特朗普执政后首次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确认美日互为“重要的同盟国”，“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美日的纽带和友好关系非常深厚”。日本2017年和2018年版《外交蓝皮书》《防卫白皮书》等官方文件及安倍在国会的施政演说，均重申“日美同盟是维护亚太地区及世界安定与繁荣的共同财富”。2018年12月，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强调，“日美同盟与日本自身的防卫体制相符，将持续作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存在下去”。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首脑会谈、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即“2+2”（外长+防长）会谈、各种外交与防务高级别磋商的频率提升，沟通机制更加完备。据2018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统计，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美日高层会谈（含电话会谈）达36次。通过高频率的对话沟通，美日就彼此利益关切与重大问题形成了更为清晰的相互认知，强化了政治关系与同盟基础。
在此基础上，美日持续加强在全球、地区层面的战略共识与协调。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日方建议，在上任后首次亚太之行中提出“印太战略”构想。此后，美日地区战略协调范围迅速向“印太”地区拓展，“印太”逐渐成为两国战略协调的一大重点。尽管美日双方就如何推进“印太战略”各有侧重，2018年8月，日方还将“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但两国要共同加强对印太区域战略经营的总方针是一致的。2018年9月，安倍访美，双方再次确认将共推“印太战略”，特别是合作援助印太发展中国家。同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访日，双方宣布将为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700亿美元援助。除双边合作外，美日还共同与印度、澳大利亚开展多边战略协调。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日美澳、日美印分别举行三边首脑会谈，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将联合推进“印太战略”，加强在“高质量基建项目”、地区经济开发与海洋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
二、军事安全合作进一步升级
安全合作是美日同盟的基石。2015年4月，美日发布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扩大协同作战范围，为双方在全球、地区及“新领域”开展安全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动同盟走向“世界中的同盟”并建立全方位安全合作关系。美日深化安全合作的趋势在特朗普执政后加速发展。美国鼓励日本加强军事实力、扮演更重要的地区安全角色，给予其更大的军事发展空间。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要求盟友在防务与军力建设上作出与美国同样的努力——“实现现代化、获得必要的能力、提高战备状态、扩大军队规模”。2018年12月，日本出台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强调日本“特别重视在宇宙及网络领域与美国的合作”，计划成立“天、网、电”司令部并就此和美军展开合作，未来几年将与美国就先进战机的电磁波武器研发应用等展开合作。在双方战略政策的强力推动下，目前美日已着手在太空、网络和电磁波领域进行合作，推动同盟超越地区军事联盟范畴，朝覆盖各领域全面合作的全球性战略同盟方向迈进。
进入21世纪以来，美日一直不断完善同盟协调机制，确保联合行动中的全程、高效沟通与对接。围绕军事安全合作制度化，近年来美日已形成主要由同盟协调小组、共同运用协调所、部队协调所构成的军事协调机制。为沿袭这一发展势头，2017年8月，美日“2+2”会谈决定将尽快落实2015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加强双方在情报共享、侦查、监测及军演方面的合作力度。军事安全合作制度化的不断加深，推动美日军事一体化持续升级，双方协同作战能力不断增强。同时，美日还积极探索同盟外安全合作模式，包括“美日+X”、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QUAD）等多边机制，以期整合同盟内外机制，打造“网格式”军事安全合作体系。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联合军演与军火交易明显增加。2018年11月，两国举行“利剑2019”联合军演。在这场号称“日本及其周边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中，双方有近6万人参加，演习在空中、海域、两栖作战平台上全面展开，充分展现了同盟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深度军事合作的成熟度。同时，美日军火买卖频繁，交易涉及众多尖端武器系统。2018年1月，美国宣布与日本达成军售协议，对日出售价值1.3亿美元的“标准”-3型导弹。这是美国首次出口该产品，旨在提升日本作为其主要盟友的安全和防务实力，“持续维护亚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日本也通过积极向美购置先进武器，加速强化军力建设与装备水平，其改装后的“出云号”直升机航母，理论上可搭载8架美国F35B短距/垂直起降隐形战机。继从美国引进42架F35A型战斗机之后，安倍政府还考虑以超过万亿日元的价格再购买100架F35战斗机。
三、对华战略指向性更加突显
美日在亚太地区层面的战略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围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美日将“一带一路”视为对地区安全秩序及两国地区影响力的“直接挑战”，借“印太战略”笼络域内国家予以对冲，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继2015年修订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将“开发援助”改为“开发合作”、加大对东南亚援助力度后， 2018年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专访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印度洋国家，以防止出现“极端的对华倾斜”。围绕中日东海争端及中方海上维权行动，2017年2月，美日领导人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防卫白皮书》等均用大量篇幅渲染中国军力增长对日本构成的“威胁”，突出强化“西南防卫”政策，明确将中国作为重点防卫对象。日媒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东海海域投入无人潜航器，以提升对中国潜艇的警戒监视能力。在南海问题上，美日保持积极介入态势，不断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的安全军事合作，并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共同介入，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特朗普执政以来，日本积极追随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2018年两国多次在敏感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名曰“保障南海地区航行自由”，实则针对中国岛礁建设实施威慑。
美日同盟内部矛盾有所上升
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对日本等盟国同样会牺牲对方利益，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取向、外交手法与“零和思维”激化了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美日在经贸、防务、国际秩序构建等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上升。
一、双边经贸领域矛盾突出
日本对美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尤其是约占其汽车出口四成的对美汽车出口，制造了巨额顺差。特朗普对日本的对美贸易政策强烈不满，指责日本政府操纵汇率，贸易问题成为美日之间最艰涩的话题。为平息美方不满，日方在特朗普上台后迅速作出承诺，在10年内向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1500亿美元，在美国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和一个市值规模达4500亿美元的基建市场。但美日贸易失衡并未由此缓解，据日本财务省数据统计，2017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反而增加了3.1%，达7.04万亿日元。2018年3月，美国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日本未能像澳大利亚等美国其他盟友一样得到豁免。相反，美方对日一直保持高压态势，威胁称未来可能将进口汽车关税提高至 20%。在美方压力下，2018年9月，美日首脑会谈就举行双边货物贸易谈判取得一致，谈判预计将于2019年春季启动。日本一直期待借助多边经贸框架约束美国，竭力避免与美国进入“一对一”的双边谈判。虽然日本最终被迫同意进行双边谈判，但仍坚持谈判范围仅限于货物贸易，并力争最大限度保护本国产业的利益。美方则坚持“谈判范围不仅包括货物贸易，也将涉及投资与服务业”的立场。美日在汽车、农产品、电子贸易等领域分歧巨大，短期内矛盾很难得到解决，经贸争端恐将长期化。
二、防务安全领域显现分歧
即便在合作持续加强的军事安全领域，美日也围绕“强制军购”与驻日美军费用分摊问题产生了矛盾。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以来加速推动安全战略转型，日本对美军购逐年增加。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要求日本增加对美军购，并且采取军售与贸易挂钩的政策，试图通过加大军火推销使美国“有更多就业机会”，使日本在“变得更安全”的同时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美日按“对外有偿军事援助”（FMS）方式进行的军火交易急剧增加，主导权完全由美方掌控。美国可以单方面改变价格和交货时间，而且武器装备的终身维护保养要委托美方进行。这意味着日本今后将持续不断、越来越多地为对美军购付出高昂费用，无法管理成本，更无法积累技术。以2017年11月美日首脑会谈后日方承诺从美国采购的舰载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Block 2A为例，据日本防卫省测算，该导弹仅在量产阶段（2017—2024财年）的采购价格就要比最初估价高出16%。美国露骨的“强买强卖”政策引发日本社会舆论反弹，美国对日军售被指带有“强迫”性质且价格过高。日本政府担心，“把美国的军需产业利益置于日本的安保必要性之上”，“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采购”美国尖端武器会引发国内政治上的不良后果。此外，特朗普从竞选期间起即要求日本政府全额负担驻日美军费用，指责日方在此问题上未尽到盟国责任。相比美国其他同盟国，日本承担美国驻军经费的比例和金额已是最高，针对特朗普政府上述要求，日方回应“日美两国之间必须进行适当的分担”，坚持不单方面全额负担的立场。但在美国压力之下，2017年度日本承担了驻日美军7897亿日元的相关费用，较上年度增长了255亿日元。
三、重构国际秩序立场不同
围绕如何构建国际新秩序、如何应对全球化发展以及建立怎样的国际贸易体制，日美之间的立场差异正在扩大。特朗普反对自由主义贸易原则，宣布“永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时搁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协定。特朗普废约“退群”，对受益于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奉行“贸易立国”、将TPP作为“安倍经济学”政策基石的日本构成重创。TPP虽然会对日本农业构成一定冲击，但能直接拉动外国资本对日直接投资，为日本经济开启新增长源。日本在美国退出TPP后坚持推动“11国TPP”，并促成其更名为《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8年3月，CPTPP最终达成协议，年底正式生效。美日对多边贸易体制政策的分歧源于彼此利益上的冲突，进而延展到对华政策领域。美日两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识相同、利益契合，在地缘政治、安全领域对华政策高度一致，分歧主要表现在经济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试图以强硬政策迫使中国让步，不惜主动挑起贸易战；日本则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提振国内经济。2017年开始，日本改变此前对“一带一路”消极、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转而采取有限合作政策。2018年中日两国顺利实现总理互访，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共识并签署50多个项目协议。
美日同盟的走势及其影响
在国际权力格局剧烈变化的背景下，现阶段美日之间的相互战略需求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且这种战略需求很难由第三方替代。美国需要日本发挥地区战略支点作用，日本的安全感也只能从美国那里获取。特朗普政府对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改变并不是颠覆性的，仍然以域内同盟体系作为美国地区战略的支柱。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头号盟国，是其主导地区秩序的重要支撑，推动美日同盟体系的强化与完善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新地区战略的重要途径。恰恰是因为退出了TPP，为继续保持充分、有效的地区参与和主导地位，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倚重不会削弱，只会加强。实际上，自特朗普执政以来，驻日美军数量较奥巴马时期未减反增，在2016年至2017年的一年间，从3.8万人增加到了4.4万人。与此同时，美日间的矛盾与分歧也有所上升，同盟内摩擦有所发展。短期内，美日两国在相关领域的利益冲突难以消弭，这虽不至影响美日同盟的总体强化趋势，但会制约同盟强化的速度、深度与广度。美日同盟的这一基本走势，给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周边安全环境带来复杂影响，也给中国应对同盟之道提出了新课题。
一、亚太国际关系的“二元结构”趋向固化
加强同地区国家间安全合作、推动实现“美日+”模式下的安全网络化，是美日强化同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日通过联合军演、军事援助等方式密切与域内国家间的关系，谋求扩大“朋友圈”，引导其“选边站”，对华形成多边制衡。中国则以经济外交作为改善周边关系、密切地区合作的基本路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日渐频繁，在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2001—2015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总额从415.91亿美元增加到4684.01亿美元，增长了10倍以上，东南亚各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不断上升。美日同盟的持续强化，无疑会加深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二元结构”，即经济纽带与安全联系的相互背离。地区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在安全上仰仗美日同盟，这明显不利于地区融合发展、安全环境优化及长远秩序重构。同时，“二元结构”也同样存在于美日对华关系之中，尤其对日本的国际战略行为会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对中国崛起备感压力，持续强化对美安全合作以求“安全”“安心”，但狭小的国内市场无法容纳其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与中国加强合作是其保持经济增长、谋求长期繁荣的不二法门。为此，日本谋求弱化“二元结构”的限制，力图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趋利避害。特朗普执政以来，安倍政府在加速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同时强化对美战略自主性，在倚美抗华的同时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美日同盟与中国的相互作用持续上升
一方面，美日同盟仍将是影响中国战略安全环境最直接、最重大的外部因素，同盟的强化必然牵动亚太、印太安全形势，给中国带来不可低估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因素对美日关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影响同盟走向的主要外在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中国崛起，美日越来越具有“共同的压力感”，认定中国是地区秩序的“挑战者”，需要持续强化同盟以应对“中国威胁”。2018年10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题为《前所未有的重要：面向21世纪美日同盟的更新》的报告（即第四份“阿米蒂奇报告”），认为美日所面临的“对21世纪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和朝鲜——正在不断增加”，“美国需要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日本，日本需要一个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美国”。这份报告代表了当前美国战略学界（特别是阿米蒂奇等亲日派战略学者）对美日同盟及其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的基本看法，也折射出美日战略协调的走向。很显然，美国战略学界已将中国视为强化美日同盟的最大外部驱动力。同样，日本战略学界就日美同盟走向表现出的种种“忧虑”，也都与“中国因素”直接相关。如2017年3月日本外务省下属的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政策报告就强调，“努力维持日美在对华战略上的协调是日本经营对美同盟的根基”，“为避免日美在不同领域出现温度差和导致不必要的摩擦，（日本）仍需同美国在对华认识及政策上不断进行磋商与磨合”。这实际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因素对美日同盟影响力的上升。
三、中国面临如何应对美日同盟强化的新课题
较之集团对抗的冷战时代，中国与美日同盟的战略博弈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关系深刻变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全新的时空背景与主客观条件下展开的。博弈将是长期的，更是曲折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国既要看到美日同盟强化造成的巨大外部压力，保持战略警醒，又要充分重视、善于利用自身日益上升的现实及潜在影响力，积极探索施加影响、推动引导的政策路径和具体方法；不仅要有足够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还要机动灵活，主动出击，不错失任何推动多边博弈、捍卫自身利益的战略机遇和战术机会。比如，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的缓和——从日本角度看是对对美依赖的平衡，从中国角度看则一定程度上缓解、分散了来自美日同盟的压力，这是一次成功的国际战略运作，为精准把握、妥善应对美日同盟强化、美日分歧上升的复杂局面储备了很好的实操案例。着眼长远，中国应以经济合作为基本路径，综合外交、安全等多种手段，持续增进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共同利益，确保彼此间越来越多的利益互持，在深化美日间“二元结构”的同时，削弱美日对华战略一致度，缓解自身崛起所面临的来自美日同盟的压力。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