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中国遇到英国
现在世界的局势是在朝着全球化前进，世界上各个部分的联系是越来越紧密了。不要说五千多年以前，就是一百多年以前，各个地方的交往也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现在的联系是越来越密切了，整个世界正在不可逆转地一体化。讲到全球化，就必然要讲到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外部世界接触非常少，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自高自大的心态。
中国文明应该有五千年的历史，至少大家都是这么讲。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也就是说距今天差不多170年到180年以前，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和外界接触非常少，所以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和外部世界接触非常少的文化。它自己的文化是基本上闭关发展的。
近代的国家，无论大小，都是主权国家，他们都是独立的、平等的。但是在古代，由于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高，就妄自尊大，看不起周边的民族，把他们叫做蛮夷。事实上汉族的文化也确实高于周边的民族。这种情况，给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造成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心态。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外交部，处理国与国之间事务的，有一个理藩院，就是处理藩邦事务的部门。当时与中国交往的都是藩属，都是属国，所以把处理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就叫做理藩院。一直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中国连续打败仗。打了败仗以后，西方的列强就要求中国也设立自己的外交部。中国的外交部就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就设在东单的外交部街。那个外交部的建筑，就非常反映当时中国的那种心态。按照中国的建筑，一般说都是三个门，中间是正门，两边是两个旁门。正门一般是不开的，除非有大典，比如说皇帝来了，普通事务都是走两边的旁门。外国的使臣来了，也要他们走旁门。可是外国使臣不干，外国使臣是代表国家的，代表国家就一定要走正门。这就闹矛盾了。中国的心态还是天朝上国，所以外交部建筑就只有两个旁门，没有正门，让你出入的时候就只能走旁门。
我们知道英国在18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它是全世界最早步入工业化的国家。换句话说，英国是当时全世界第一个走入现代化的国家。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是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个地位有些像今天的美国。我们知道美国是二战以后才变成今天的超级大国的，而在此以前美国还是孤立的，它不愿意卷入欧洲事务。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了。可是中国那个时候太愚昧了，昧于世界大势，把英国也看做一个藩属。英国在18世纪末年派了一个使臣来中国，希望和中国通商，那个使节叫做马戛尔尼。他上书给乾隆皇帝。乾隆答复给他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不但反映了乾隆个人的心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心态，就是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不需要和你们通商，但是我们是很宽大的，我们容许（恩赐）你们和我们通商，把英国视为落后的蛮夷国家。就是这样一种心态造成了后来很多的矛盾，比如，我们知道在中国见皇帝的时候要下跪，可是他们见国王的时候不像中国那样的三跪九叩。他们对上帝才下跪。
在1840年以前，中国只一个通商口岸，就是广州。在广州有13个洋行，这13个洋行包办了对外贸易。英国人来中国以后，就通过这些洋行和中国接触、交涉。英国那时候已经是自由贸易的国家，并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工商业国家，但是中国设立了很多的关卡尽量限制他们的活动。中国认为通商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一种互利，所以当时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双方争的是什么呢？中国的官方规定，夷人夷妇不得同时上街。夷人就是洋人，夷妇就是外国的女人，也就是说外国的男女不得同时上街。这个规定今天看起来非常可笑，可是当时中国方面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男女公开在大街上招摇，这怎么可以？这叫“男女混杂”，是不可以的。中国在这么一个小问题上争论非常厉害，可以说反映了双方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的不同则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不同。
二、中学和西学冲突的历史
两个民族文化的不同，有先天成分不同的原因，但主要是后天环境造成的。
我们说两个民族的文化不同，这个不同是先天的不同还是后天的不同？是先天的不同吗？清朝末年这个观点就流行了，讲中学和西学，讲中国的学术和西方的学术，好像中学和西学先天就不一样，好像中学天生就走的是这条路，西学天生就走的是那条路。但我想个人之间不同的原因，很可能是先天的成分也有，后天的成分也有，但重要是后天的成分在起作用。各民族文化的不同很可能也是这样：有先天的成分在里面，但主要的是后天的环境造成的。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学和西学冲撞的历史。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自高自大，还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鸦片战争一仗就打败了。为什么吃败仗？这就促使一部分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来寻找原因。他们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认为我们打败仗是因为夷人（就是洋人，具体说就是英国人）“船坚炮利”。那么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魏源的，当时写了一本《海国图志》。这本书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讲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的，就是“世界概况”。这本书今天看起来是个通俗读物，但是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是先进的知识。因为当时中国人很少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各个国家的情况怎么样。魏源还提出一个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我们要学习洋人的长处来抵抗洋人，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船坚炮利”。他们“船坚炮利”，我们就要用更坚的船、更利的炮来对付他们。这是中国在知识方面的第一步觉悟。
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人们就发现，这个船坚炮利也还需要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你要是没有基础科学的知识，你就造不出“坚船”，造不出“利炮”。所以还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工业实际上就是科学的应用。没有科学的基础，你怎么能有工业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到了1860年左右，中国在上海、在北京就设立了一些学习近代知识的学校。那个时候在北京叫同文馆，在南方叫做制造局。制造局就是工厂吧，在工厂里面附带出了许多基本科学的教科书。还有广方言馆，就是学习外语的地方。因为要学习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不懂西方的语言是不行的。
大约过了十年左右，中国敏感的知识分子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当时有一个叫做郭嵩焘的人，是兵部侍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吧。他做了第一任的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和一个中国去学海军的学生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的看法。这个学生叫做严复。两个人谈论中西学术，甚至是彻夜不休。两个人达到了一致的结论，就是中国的落后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但是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落后。科学技术还要有社会体制作为它的背景。没有这个背景，科学技术是无由发展的。这是一个进步，这就是说近代科学，或者说近代技术或工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有各方面的社会条件相配合。没有社会条件相配合，就不可能有近代的科学技术。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日本原来在中国眼里只是一个藩属，结果中国被日本打败了。中国和洋人打，和英国打，和法国打，打败了，不想和日本人打也打败了。大家知道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日本原来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但是日本觉得它原来的传统不行了，所以就进行了一次明治维新。所谓“维新”，他们也叫做“脱亚入欧”，就是说原来它是亚洲，现在它要脱离亚洲，要走入西方的社会。用我们今天的理解，这实际上就是一场近代化。原来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现在日本人要脱离传统社会，进入“近代化”或者叫做“现代化”。
“近代化”或者“现代化”在英文里面都是一个字，是“modernization”。近代化或者现代化同时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大家都要近代化。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这个过程应该怎么走法，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每个国家近代化的过程都不会一帆风顺，总会有许多困难。问题是你如何针对所遇到的问题，改造自己。日本是采用维新来改造自己。日本战胜中国后，当时中国人都认为这是它维新的结果，是日本脱亚入欧的结果，是它近代化的结果，所以中国也就要维新，不但是要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还要改造我们原有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这样才能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甲午战争后没有几年，中国也有一次大规模的维新运动叫做“戊戌变法”。所谓变法就是把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造为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但是变法失败了。
三、科学与民主的共生关系
科学与民主是同步的、共生的。这是中国经过差不多一百年的教训才得到的认识。
戊戌变法以后，君主专制的政体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于是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国。那个时候很多人的想法也很简单，认为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了民国，什么事情就都可以解决了。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中华民国虽然在1912年建立了，但中国的社会并没有改造，仅仅是换了一个招牌。原来的招牌叫做“大清帝国”，现在换成了“中华民国”，但接着就是军阀混战，所以光换一个招牌是没有用的。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又进了一步。那个时候提出了两个口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以为这样两张牌一打出来，中国的事情就好了。确实，中国最需要的也是这两个东西，而且科学和民主还有着内在的联系。科学要求有民主的体制，民主的体制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科学和民主是近代化过程中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近代化，就是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发展不了；没有科学，实行不了民主。这是中国经过差不多一百年的教训才得到的认识。本来这个认识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还不成熟，所以这两个口号的提出并没有真正落实。当然任何口号的真正落实，都是很困难的。当代就有许多例子。一个例子是法西斯德国，它迫害犹太人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差不多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差不多使整个犹太人种族绝灭。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跑到了美国，他的理论被称为“犹太人的物理学”。原子弹是最先在美国而不是德国造出的。对原子弹的贡献最大的两个人——爱因斯坦和费米，都是从欧洲跑到美国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是去瑞典领诺贝尔奖的时候跑到了美国。两个人，一个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一个实现了铀裂变。两个人都是从法西斯国家跑出来的科学家。
所以说，科学和民主是同步的、共生的，是symbiosis，而不是coexistence。Coexistence是共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这是共存。我们说的symbiosis是互相依赖，比如大象和它头上的小鸟就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其实科学和民主就是一种共生的东西。这一点能够被真正认识到并且能够用于实践，是很晚时候的事情，包括“五四”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虽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但是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其间深层的关系。
这是中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只学西学的“船坚炮利”，第二个阶段是学西学的基本科学，第三个阶段是要改造政治社会体制，一直到第四个阶段才是整个社会要科学化、民主化。我们可以说大致是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
四、“学”本身没有中西之分
“学”有真假之分、高低之分、精粗之分，但没有中西之分。
下面我们要谈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一场争论，就是中学和西学之争。一派是主张西学的，另外一派就是主张中学的。有一个有名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提出这个口号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张之洞。他做过湖广总督和军机大臣，那个时候的内阁就是军机处，所以他在当时是非常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写了一本书《劝学篇》，其中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就是传统的孔孟之道，讲仁义道德。但是“用”则要用西学，其具体内容是“声光化电”，就是今天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比他早三十年，有一个曾国藩的幕僚叫做冯桂芬的，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在上海写过一本书，提出中国应该以中学为本，辅之以西方诸国的富强之术来追求中国的富强。这个提法和张之洞在字面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即用中国的本（国粹），以西学为用。
“学”本身无所谓中和西。几何学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它在埃及出现，在希腊形成体系，就是欧几里得几何，我们学的就是欧氏几何，但是我们不能说几何学就是希腊学。因为其他国家的人也可以学习几何，而且可以学得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几何学没有出现在别的国家？这是历史的原因形成的。但不是说，其他国家的人就脑子笨，就学不了几何学。只不过是历史上的某种原因使得这门学科最早在那里出现罢了，而且这种学问出现在那里也并不意味着这种学问就是那个国家的专利。过去中国所谓的中学西学之争，老是认为哪些问题是中国的，哪些问题是西方的。其实“学”本身无所谓东方和西方，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是先天就注定了在某一个方面就落后。中学和西学其内容不同，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作为知识，作为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来说，哪个民族和国家根本上都是一样的。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请金岳霖写审查报告，金先生写了这样一个意见：如果一个人写了一部《英国物理学史》，那么这个人写的是英国物理学的历史呢，还是物理学在英国的历史？显然，应该是物理学在英国的历史，因为没有所谓“美国物理学”。那么有没有一种东西叫做“中国哲学”的呢？金先生没有把握。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叫做中国哲学呢，抑或仅仅是哲学在中国呢？牛顿物理学作为经典物理学是产生在英国，但是不能说这是英国的物理学，它后来是在法国发扬光大的。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并没有所谓英国物理学、法国物理学。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到底有没有中学西学之分？“学”这个东西有真假之分，有高低之分，有精粗之分，但是没有中西之分。我想澄清一下这个观点。“学”（内容）虽有不同，但这是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不同造成的，“学”本身并没有不同。比如说哲学，到底有没有中国哲学？德文里面“科学”那个词Wissenschaft就很好，自然科学也是那个词，人文科学也是那个词，叫做Geisteswissenschaft。作为“学”来说，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作为文化的不同背景来说，则有不同。
是不是全球化将来就意味着全球的大一统？从联系的密切来说，这是必然的。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雷同”，我们所谓的一致是指unity，而不是uniformity。Unity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unityofvariety（多样性）and variety in unity。Uniformity指大家都一样。世界的方向是走向全球化，但是是一中有多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洋务运动时期，从1872年开始，清朝政府前后派送一百多名幼童赴美留学。
是不是全球化将来就意味着全球的大一统？从联系的密切来说，这是必然的。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雷同”，我们所谓的一致是指unity，而不是uniformity。Unity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unityofvariety（多样性）and variety in unity。Uniformity指大家都一样。
世界的方向是走向全球化，但是是一中有多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本文为作者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