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以来，各国学者和思想家都在回顾历史、重温先哲教诲,同时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需求。
早在20多个世纪之前，东方发达的农耕和成熟的游牧环境，促使哲人仅仅凭借历代相传的知识和自己感官的观察和体验，提出了人类至关重要的一系列问题，并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研究宇宙和人生，基本上是孤立地观察和思辨，没有条件像我们这样跨洋渡海坐在一起交流切磋。他们提出的杰出思想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局限于耳目所及和能够想象得到的空间时间范围。虽然如此，由于他们的超人智慧，所得的结论却是超越时空的。也就是从那时起，希伯来文明和中华文明以及婆罗门文明各自走上了一条极具个性的道路。
根据考古和文献研究，中华大地早在距今一万年时，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农耕时代。中国夏商时代，“天”还是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格神，是居于其他崇拜对象之上，护佑王室利益的最权威者。到了周代，“天”的神圣色彩逐渐淡化，最重要的表现是认为“天命靡常”，福祚只赐予有德之人，而对开创王朝或家族事业的始祖以及历代先人的崇拜则上升为实质性的第一位。出现这一变化，与农耕社会必然极为重视土地、工具、技术、道德的继承和血统的纯正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于是天命“被重新理解为个体的使命和个人对于为天下人效力所做的承诺”（狄百瑞：《儒家的困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以人为本的传统就是从这个时期正式形成的。与神灵-世俗关系这一变化相应，“天”蜕变为“自然”的象征，“天”之本然成为宇宙的“本体”（“道”）。《周易》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但表达了宇宙原生、整体、一元的哲学理念，而且也把本体和世俗伦理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在春秋时期定型的。众所周知，孔子是这一转型定型的中心人物，套用雅斯贝斯的话说就是，孔子成了中国历史的“轴心”。在此后的历史中，原始崇拜也还留有不少痕迹，但无论任何神灵都不是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因而有“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诗经》）以及“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昊天不惠”、“昊天不平”（《诗经》）的呼声。及至近代，不少佛教徒还有“许愿”和“还愿”之举，意思是神灵兑现了我之所愿，我就给以回报。这说明，中国人对“天”不是无条件的、不是只为神增添荣耀而生活，并不索取。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人是有信仰的，只是不同于西方希伯来宗教系统的信仰而已。
20世纪以来，许多中外学者纷纷指出，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有普世价值；“中国的宇宙论和宇宙生成论似乎比其他宗教和神话更接近现代物理学的观点”（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这种宇宙论把人们从各种震慑的教条和罪的戒律之下解放出来，让他们跟宇宙形成了一种两不相害的人性关系。”（同上）这些或许就是未来世界所最需要的东西吧。
当今时代，从现象看，与产生轴心时代思想的社会状况极其相近：“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雅斯贝斯语）。但是从促成其思想发生的环境及其实质内涵看，则又有着巨大的差异：一是西方所定义的“现代化”以其无限的诱惑力把人类拘禁于眼前利益，拉向物质的享受和追求。而技术的高速发展更加快了为人们提供花样翻新的物质的速度。这和孔子、耶稣基督、释迦牟尼时代物质相当匮乏、生产活动艰难有着显著的不同。二是相对而言，人们对世界、对宇宙的了解，范围更大了，更深入了，这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亦即经济全球化基本实现以来，尤为显著。对于有些宗教，特别是以神启、原罪、救赎、转世为教义的宗教，无疑是又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当今时代的特征：在经济领域，一切都在技术化、全球化；在生活领域,人生价值急速变得物质化；在人文领域,丢弃传统、混乱倒退；在思想领域,狂妄自大、固步自封。在这样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与2500年前一样，人类应该寻找未来的方向。这样的现实，在雅斯贝斯那里，就是人类将要迎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新轴心时代的形成还需要时间，那时的理念将是怎样的，现在的人们难以预言。但是有几点是极为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经历的。
在敌对、仇杀、战争接二连三发生的当下，更要加大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强度。尤金·莱斯教授在给牟复礼教授的《中国思想之渊源》所作的序中说：“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众多德性之一就是努力做到：承认我们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信仰的相对性，同时肯定研究非西方文化的文明价值。”这番话，是针对习惯于按照欧洲中心论思维习惯观察思考的人说的，但是其中也包含着这样的前提：不同文明背景的人都应该肯定、尊重“他者”文化的价值，而不是相反。我曾经在尼山论坛上提出：不同文明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了解-理解-欣赏-学习，就是为此。这种心态应该是对话时代出现和持续的基础。
毋庸讳言，现在笼罩着全世界的主流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即希伯来－希腊罗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同时，西方的传统文化也在相当程度上异化了，同样被自己所催生的现代科技和生活方式压迫着、折磨着。因此，在现代技术加经济全球化包裹着的无限度无遏制的贪婪面前，人类所有的文化遗产无一能够幸免于难，独善其身；政治、经济上的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争斗犹如在拳击场上的比赛，谁胜谁负都改变不了组织比赛者的动机和观众的心理。
由此我想到，不同文明各自都应该进行反思。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相继出现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流派，勾勒出了不断反思、质疑的延续路线的轮廓；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国学热”、“儒学热”也是反思掀起的波澜。
反思既往，洞察当下，探索未来，需要防止两个极端：全面否定传统（同时可能全面肯定异质文化）和顽固地固步自封（同时可能全面拒绝异质文化）。历史已经证明这两条路都走不通，无需我在这里辞费。
所有为人类未来焦虑的学者、神学家、政治家，为了人类的未来都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韧力，即使新轴心时代要在两个世纪或更久之后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也要始终不渝地反思、对话、呼喊，甚至抗争。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印度佛教大约在汉哀帝元寿年间（即公元起始时）传入中国，经历朝高僧大德研究阐发，到唐代惠能创禅宗顿教，中国佛教的理论体系方告完成，前后竟历近7个世纪；而佛教之真正普及，则又阅两三个世纪才得实现。欧洲文艺复兴也用了两三个世纪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交通通讯、信息传输发达快捷，已非昔日可比，但民族文化传统所遭受的冲击之大，也是前所罕有的。我们以历史为鉴，宁可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些，把新的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想得长些。
放到今天的视域中，人们坚信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长处和需要异质文化提供营养之处。只有冷静地反思，并且和不同文明进行对照，才能明确各自传统中可以适应今天和未来人类生活的理念。因此，我们应该持续地进行多议题、多层次、多角度、多地域的不同文明对话，而且要努力影响各国执政者，也许更重要的是要为广大人民，尤其是我们的后代提供充实的精神食粮。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对话不但是有意义的——这已经由近年来世界各地开展的论坛、研讨会、对话的成果所证明，而且还会像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和基督那样，在对话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各方均有所获，从而共同孕育出融合了不同文明智慧的新文化。现在，新的轴心时代不是会不会或能不能出现的问题，客观现实和主观意识都已经提出了急迫的需求，2500年来的文化积累也为我们准备了经验条件，问题是寻找和确定通向新轴心时代的路径。在我看来，“对话文明”，可能就是新轴心时代的“前阶段”或它将要喷薄而出之前的曙光。
按照儒家的思想，人类在自我完善过程中的自我超越能力是无限的。它既是不断连续的，又是逐代累积的。当代学人，就是这连续带上的一环，又是累积叠加中的一层。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作者为民进第十一届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本文为作者在“嵩山论坛：从世界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上的主旨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