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69年中美开始和解，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在20年的对抗中，打了一场直接战争，三年半时间，双方伤亡都是几十万人，官方公布中国是伤亡30多万。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也称越南战争，我研究是以1963年算起，1973年结束，援越抗美，双方打了十年间接战争。美国向越南派的地面部队50万人，中国向越南派的支援部队前后32万人，这个规模也是相当大的。美国公开派军队，中国向北越派的志愿部队前后32万，最高峰时统计是17万地面部队，包括工程、运输、防空作战，还有海防。这个规模也是很大的，只不过是间接战争，中国军队没有和美国发生直接战争。讲发生的过程太复杂了，有几个基本的原因，如果从宏观角度看，难免有一点历史宿命的感觉。
二战后的历史表明，一方面是美国如日中天;另一方面，在美国世界地位上升到最高峰阶段，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阶段。两个国家都充满了自信，在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领导下，中国人对自己的新国家充满自信，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向往，认为走苏联式道路一定会给中国带来光辉前景，而且全世界一定会走这条道路，这是当时真实的想法，它在当时东亚地区影响非常大。
从1943年开始，同盟国之间规划亚洲地区的局势。第一次规划是在开罗会议，当时东亚唯一参与的国家是中国，去的是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委员长。开罗会议后，中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涉及东亚规划的会议，包括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等。波茨坦会议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去的，那时美苏都秘密规划好了，而宋的主要任务不是解决复杂的地区问题，而是希望在中苏谈判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不要在苏联的压力上让步太多。他是在莫斯科谈判中苏条约期间去波茨坦开会的，他觉得苏联要价太高。中国那时候虽然是战胜国，但最后中国跟苏联的问题怎么解决，要取决于美国、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协议。开罗会议后，中国被排除了。强烈排除中国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苏联，它的理由是自己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如果跟中国领导人直接谈判，会导致日苏战争爆发。第二个理由是三国首脑会议都要讨论欧洲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参与讨论欧洲事务。另一个反对的是英国，那时候英国有香港殖民地问题，丘吉尔说不能丢掉任何一块殖民地，这是祖宗给他留的财产，所以他不希望中国参与解决亚洲问题，在香港问题上也不希望给中国发言机会。结果开罗会议之后就没有中国的事情了，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49年12月，毛泽东到莫斯科，第一天就同斯大林谈新的中苏条约签不签。毛泽东是希望签约的，斯大林很直率地告诉毛泽东，他担心会影响到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议中的其他问题，包括现在苏日之间的北方领土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后来1950年1月初，斯大林最后同意与中国结盟的时候，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说“去他的雅尔塔体系”。整个结盟过程，毛泽东是主动一方。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东亚地区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东亚这个地区的战后秩序因为中国国家的统一而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必须要做根本性改变。说历史有它的宿命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国家有欧洲那么大的规模，从四分五裂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要体现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一些特殊的诉求。
中国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程中，就是有这样的理想，要把中国的经验推向世界，至少推向亚洲周边国家。这种观念的形成和苏联有重大的关系，如果一定要到历史中找根源，从理论上、意识形态角度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革命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苏联的政策是支援世界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国际性的党，其历史使命不仅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还要解决世界的问题，但是这种使命感变为政策，就同苏联有直接的关系了。
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根据我阅读的档案，是在1949年1月末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首次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即中国革命经验适用于亚洲地区。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他怎么会想到那么远。但是说中共的经验有普遍性，说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七届二中全会讨论过这件事情。中共中央真正决定承担这个责任，是在1949年6月下旬到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一次见面中跟刘少奇专门讲到这件事情。刘少奇是中共第二高位的领导人，带着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说，根据世界政治的发展规律，世界革命有一个从西方到东方转移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欧洲转移到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从苏联转移到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就是世界革命中心了。斯大林是历史人物，现在新技术的发展使时间好像在加速运转，你们都觉得是很遥远的历史人物了，不知道斯大林当时的威信有多高。当时斯大林不同意，中国都不能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中国到处挂斯大林的像。毛泽东他们长期在中国农村根据地，对整个世界政治的了解很依赖苏联人的判断。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1950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布文件，要支持亚洲地区革命运动，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责任。
反观美国，这个时期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它不能接受这种改变。它和苏联的对抗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即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国当时在海外，除了日军偷袭珍珠港，战争没有打到本土，但美军在欧洲、太平洋，包括部分非洲，北非地区等，都有美国军队作战。美国在海外作战只讲军人是1250万，还不算一些“民事的”人员。军人里直接作战的按一般的统计是400万。太平洋战场100万，欧洲、北非是300多万。对所有国家提供的作战物资不计其数，当时都说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国内工人要加班加点，食品热量摄入是限制的。当时可口可乐发展起来和管制政策有很大关系，该公司提出口号，让世界上任何地方作战的每一个美国士兵喝上一桶可口可乐，因此得到美国政府鼓励多配给糖。一个历史学家研究，美国文化影响的扩大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因为美国士兵到处打仗，非洲人通过可口可乐了解美国，因为到处扔可乐瓶子。美国这个国家本来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二次大战加强了这种使命感，加剧了美国人对外干预的冲动，要履行使命，维护各个地区的稳定，以及美国的世界地位的观念等等，都被强化了。有一本书《美利坚之弧:美国在亚洲的战争》，这本书是2012年出版的，提出美国在世界的地位跟亚洲四场战争有关，菲律宾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菲律宾战争是美国世界地位上升的开端，打完太平洋战争是美国世界地位最高的时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段时间，是美国世界地位处在顶峰的时候。到了朝鲜战争就开始平行，到越南战争开始走下坡路。
描述美国20世纪的历史，它的世界地位和在亚洲的战争有莫大的关系。按这个历史描述，战后初期是美国在这个地区干预冲动最强的时期，是一个上升时期。为什么朝鲜战争一爆发后三天就决定全面干预，这么快的速度，跟美国内部酝酿的气氛有关。柏林危机在欧洲刚刚结束，朝鲜战争一旦爆发，给美国政策带来的冲击非常大，美国领导人认定是苏联在世界各条战线上发动进攻，是挑战二战后秩序的步骤之一，如果美国不加以遏制，苏联会在其他地区继续这样做。这个经验是什么?还是回到二次大战绥靖主义。当时的状态使美国宁愿动用它的世界优势地位，这个冲动非常强烈，它的顾忌当时是最少的，有点像冷战结束后成为独一无二世界大国时的冲动一样。
中美两个国家处在这样的历史经历中，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具体的原因，这个具体的原因，我个人认为也是重要的经验教训。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到顶峰的关键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双方都选择了搁置与对方的关系，当时要发展什么关系也不知道，按照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人主观意图来说，他们没有更多或者更积极地考虑这个关系，可能对这个关系未来会发生什么影响等完全没有历史经验，所以都选择搁置。在对抗的气氛下选择搁置关系，漂流到最后就可能变成一场对抗。
经过研究，我现在不认为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矛盾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心目中一定是走向敌对、军事冲突，甚至战争。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看现在公布的档案，最早毛泽东在1948年11月中旬就设想建国后和美国建交的问题。持续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急于和美国建交，建国后一个时期也不急于和美国建交，就是搁置。这里面的逻辑就没有不和美国建交的问题，而是不急于建交。他们对搁置关系有时间考虑，就是三到五年，结果这期间发生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对金日成来说预谋已久，对中国来说是突然发生，打了三年半，这个疙瘩解开花了30年。
毛泽东1969年时讲过一段话，那时候他意识到中国的极“左”外交真的走不下去了，当时“wenge”期间不可能扭转，有国内政治的需要，他跟身边几个资深领导人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是在讨论国际形势的一次碰头会上，原话“我们现在孤立了”，这就是当时他意识到中国的处境。但是“wenge”决定了是不能停止的。
尼克松1969年略晚一些时间在关岛讲话，说美国的世界地位下降了，世界出现了5个力量中心，原来是美国一家独大，现在是美国、苏联、中国、日本、欧洲。美国必须全面调整对外政策，由过去美国领导改变为寻求大国均势，美国在亚洲不能在每一个地方保卫每一个国家，参加每一场战斗，盟国必须承担起责任，即保卫他们自己的责任。就是在这样一个双方对世界政治变化和各自外交地位的估计的共识基础上，才有了和解的开始。中美关系历史是有巧合的，例如1949年春季，毛泽东提出一边倒，还有一个“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意思就是搁置中英美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把自己内部的事办完再说，这是毛泽东的表述方式。美国负责外交的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12月说，也就是同一年，对华政策就是“等待尘埃落定”。这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国民政府垮台就像一棵大树轰然倒下，必然会扬起一片尘土。等尘埃落定了，周围局面都清楚了，美国才能看清楚怎么跟新政权打交道，所以也是等等看。
所以从1949到1969年20年的对抗，包括了搁置和后来达成必须要改善关系的共识等巧合。经验教训是：第一个搁置是搁不得的，不能长期搁置;第二是看历史机遇。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双方力量都在衰弱，都面临危险，需要在新的力量对比关系中考虑双方关系，这也发生在同一年。1978年双方建交，历史机遇对中美两国都是稍纵即逝，必须要关注才能看到机遇所在。
1978年5月，美国卡特总统做出决定，和中国展开建交谈判，到1978年10月做出最后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要先于美越关系正常化。对中国来说，中国领导人在11月2日和3日，先是政治局，然后是邓小平，专门听中国外交部参与中美建交谈判汇报。邓小平11月3日确定，美国和中国建交是认真的，中美建交谈判才真的走上了日程。这不是哪一方想搞好就搞好，是有历史机遇的。邓小平非常重视，中美建交谈判中，他最后亲自参与，到最后留下一个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他对其他领导人说，这此谈判就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在台湾问题上最后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如果这次谈不成，建交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冷战结束后错过了多少机会，就是因为国内议程碰不上。
中美建交到现在，中美两国有一个冲撞期、磨合期，和中国处在巨大的转型之中也有关系。从革命运动胜利到最终找到一条现代化道路，花了很长时间;对美国来说，它是从二战后如日中天的地位到对越战争，1972年中美和解，1973年美军从越南全部撤出，从最高顶点到向下低落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判断对于双方是机缘巧合，苏联对这个过程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选择了全球扩张。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国家解体，因为苏联、日本问题要专门谈，今天专讲中美。
在大过程中，讲了一个不能搁置的问题，第二是讲机遇的问题，第三个是中美关系在对抗和和解过程中，国内政治的特殊重要性。就是研究中美关系必须特别要看什么?看美国的国内政治，也要看中国的国内政治。从1972年到1978年，拖了这么长时间，在美国方面，重要的原因是尼克松承诺在他的第二任期解决建交问题，结果第二任时出了水门事件，他辞职了。接任的副总统福特显然没有足够的威信来解决这个问题，中方也看到美国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处理这个问题。
在中国方面，1973年11月，就是基辛格那次访华后，毛泽东对会谈情况不满意，不久开展了批判周恩来的运动，说周恩来跟基辛格会谈中有右倾。他认为军事领域表现不够强。如果研究中外关系，一定要把中国作为专门的对象来研究，不能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生长在这个地方，就以为不进行专业性研究，不掌握专门的知识，自己就一定比一个外国人了解中国，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经验上也不能证明。不要以为自己天然地就懂中国，跟外国人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他可能讲得不对，但是都要自己去研究、解读和分析、解构，没有天然就可以的，这都是很复杂的政治问题。当时周恩来被批后，对他身边的人落泪，根据“wenge”结束后的历史资料，周恩来当时说，“我每句话都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的，不知道错在哪儿，但是还要做检讨。”后来结合批判林彪，周恩来是以批判林彪极“左”，对“wenge”造成的乱局进行整顿;毛泽东说林彪形“左”实右，从批“左”变成了批右，就是不能否定“wenge”。在这样的气氛下，也无法跟美国谈判。例如那时候发生的“蜗牛事件”。美国有一个康宁公司，他们送人最好的就是玻璃烧的蜗牛，是产品的LOGO。我去看过康宁的总部，里面很多玻璃展品，也摆着蜗牛。当时因为中美关系和解了，他们来做生意，给外贸部送了一个玻璃蜗牛，是很珍贵的礼物，专门烧制的。江青说，这是帝国主义讽刺中国。有人说向外国学习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经验，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当时被极“左”批判为“爬行主义”，“爬行主义”的经典动作就是蜗牛或者蜥蜴，就像蜗牛那样爬行。江青说，“在国内批判‘爬行主义’，美国公司送我们一只蜗牛就是讽刺，你们没看出来还敢展览。这就是投降主义嘛。”结果生意也不能做，很多思潮是有根有源的。然后就是1975年开始批判邓小平，到1976年酿成了tiananmen事件，邓小平又靠边站了，国内都在反右。
显然，两国国内政治都是巨大问题，对中美关系来说，要想建立一个稳定的状态，控制两国国内政治对双方都是问题。不仅美国多元政治是问题，中国就是一元政治的情况下，国内政治也是问题。这是观察的重要视角，更不要说国内政治越来越多元的情况下，就更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
中美建交，中国国内政治的推动作用就更大了，我认为中美建交，除了刚才我说的机缘巧合以外，两国都有重要的动机，都真诚、认真地要完成建交的谈判。在美国，卡特总统是选择来选择去的，最后在旁人的规劝下和自己明智的抉择下，1978年10月下旬决定先美中后美越，当时越南为了先与美国建交，做了很大的让步。美国和越南建交了，中美能不能谈下去都是问题，中国正准备“教训”越南人。我们从外交语言来说，这样讲“教训”当然不好，但当时话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要把国家战略转向以向西方学习为鲜明特征。1978年10月，邓小平去日本签订中日和平条约，回来听汇报时跟外交部的人说，中美谈判进程必须加快。美方是认真的，那这个谈判进程必须加快，这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不完全是反苏的安全角度。然后他就去了新加坡、泰国等几个国家访问。回来开中共中央全会，为11月三中全会做准备。主持这个会议期间，12月3日还是5日，让外交部参加谈判的人向美方交底，他本人12月13日还是参加谈判，谈完两国要建交。对他来说，要为国家战略转变解决根本性的外部问题，所以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内把建交这件事办完。为什么说中美建交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中国，而中国主要来自国内，这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基本经验，就是说我们应该观察什么。对于美国也面临同样的国内问题。卡特总统的特点也是很突出的，这是他一生中总会谈到的，引为自豪的外交成就。他到现在也对中美关系持积极的看法，一直在推动中美关系。
概括起来说，在中美前20年对抗的过程中，导致中美关系对抗的那几个基本问题，对于观察后30多年中美的合作同样也是重要的。这几个基本问题的存在，哪方面出问题，中美关系就会出现波动，前20年对抗出现的问题也是后来观察中美合作30多年的基本因素。现在出现了变化，从第一个角度来说，在邓小平时代确定了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现在不这么提了，把周边提到第一位。这是要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客观现实。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就是稳定中美关系，甚至改善和推进中美关系。到现在为止，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两国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次上都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两国在外交领域和则两立，斗则两伤，谁也离不开谁，互相有很多矛盾，但是基本格局还是这个局面。在各个时期，两国国内政治都会冲击双边关系，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方向不改变，稳定的中美关系就是中国的主要外部条件，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或者说这是基本共识。
总之，谈东亚秩序的演变为什么要谈中美关系?东亚秩序从中国内战开始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持续不断，一直到1975年，研究哪一场战争都不能脱离中美之间的对抗来谈。持续到冷战后30年，这个地区为什么稳定，和中美保持合作有莫大的关系。现在回过头来，从中美建交是一个根本性的地区安全秩序的转变，大致上讲三个重大事件，没有时间讲那么具体，后30年中美之间发生太多事。大事件是很清楚的，第一个大事件，就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个大事件的冲击，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巨大动荡，整个东亚地区处在不稳定过程中，磨合期。但是中美度过了危机和动荡，1997、1998年实现领导人高层互访，后面基本上稳定。第二个重大事件，经过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出现了新一轮增长和繁荣，导致了东亚地区在全球中整体地位的大幅度上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很大，稍微发展快一点，就会变成巨大的经济体。第三个重大事件，我们切身感觉到中国世界地位的快速增高。一般学术界说中国快速崛起。首先感受到中国体量大幅增大、增强的还是亚太地区，所以亚太地区现在各种力量处在调整过程中，未来怎么发展，是引起我观察和思考过去的原因。上述几个大的事件伴随着很多具体的地区问题的调整，现在比较突出的是贸易问题，经济问题，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人民币汇率、股市，一堆的内部问题。我们看几个变化，现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抉择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不知道，但是中国终归要做一个选择。中国本身就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重大变化的要素，其他国家也会根据中国的政策、中国的行为和各种各样的后果，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最终东亚地区安全秩序会演变成什么样，还是要归结到这个秩序得以出现的基础，即在开始部分谈的，就是还能不能坚持“都不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的原则。这是底线，不是理想，理想是共同体，底线就是不要在这个地区搞权势斗争，互相在解读对方的行为时，要做非常仔细的分析。历史上有时在互相误读，“中美战略互疑”的危险或者说可能带来的长远后果，就是互相对对方的意图误读，使原有的基础共识消失了;如果能够继续维持这个共识，东亚的稳定与和平还是很有希望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