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推动国内的“区域学”研究。区域学大家知道——我看大部分题目都是这样的，没地方安。这么多国别区域的研究，归入哪个学科呢？政治？经济？有的放到法学和历史。这是一个很综合的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应该有它独立的学术地位。出于我们的国情，它没地位、没地方。我现在在推动几个大学论证，想着编一本《区域学概论》，致力于推动“区域学”成“学”。今天主要是谈谈“亚太”。以前我到欧洲所做了十年所长,后来亚太的问题重要了，中国开始很重视亚太，我就去亚太所担任了十五年所长，亚太学会的会长当了二十多年，可以说搞了半辈子“亚太”，还是有很多思考。向大家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我们来共同思考。
首先，怎么向大家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想法？我是这样想的：亚太由“亚洲＋太平洋（加号）”到“亚洲—太平洋（连接号）”，再到今天的“亚洲？太平洋（问号）”。这三个符号代表不同的含义。亚太原本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而是“太平洋加上亚洲”。太平洋的联结尽管从帝国的殖民扩张就开始，但是真正的联结是在“二战”之后。大家学国际关系的都很清楚：西方崛起以后到了亚洲，美国崛起后也是到亚洲来，其中包括与西班牙的争夺，包括打开日本的大门、进入中国等。我将这一阶段界定为“加号”，其中加号的历史很值得研究，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
我想重点还是在“二战”以后。在政治安全上，“二战”后美国跨过太平洋，构建军事同盟网，形成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联结。由于冷战的对抗，这种联结是局部性的，联结实际并不完全。亚太的深度联结缘于经济发展：日本、“四小龙”依托美国的资金、技术、市场起飞，让亚太有了内在的坚实利益基础。我觉得这一联结是连接号的真正出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开始增强“亚太”意识，提出构建以经济为基础的机制化联系。最早是六十年代的小岛清，提出构建环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设想；当时，日本主要就是学习欧洲经验，增强区域意识。
我想强调的是，亚洲联结太平洋的意识开始增强，主动性主要是在亚洲这边。为什么？因为担心这种联结中断，所以要建立机制化的联结。日本于“二战”后最早崛起，所以也最早提出。所以，从六十年代开始，这种观点开始从日本出现，这种提议得到了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例如“四小龙”与澳大利亚等。一系列的区域机制开始建立，１９６７年，由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发起建立太平洋盆地经济委员会（ＰＢＥＣ），这个组织现在还活动，主要由学者、企业家组成。１９６８年亚太贸易发展委员会（ＰＡＦＴＡＤ）成立了。
１９８０年第一次有官方参加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ＰＥＣＣ）成立，之前都是学界企业界的活动，这一组织到现在还存在，当然，其绝大部分的成员现在都退出了，而最执着的就是中国。中国现在有国家级的委员会，任命退休高官，活动非常积极，我曾经担任过多年的副会长。地方分会非常积极，都想用“亚太”名义来参与对外活动。这是亚太地区唯一有地方分会的组织，中国各个省都有，非常积极。
１９８９年是一个大的转折，成立了官方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做区域研究的人务必要对１９８９年有非常深的概念：欧洲统一大市场建立，拥有了无边界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同时，亚太也赶快行动起来，成立ＡＰＥＣ。
我觉得有两个转折值得注意。第一是ＡＰＥＣ，第一次由政府推动亚太地区的机制化，自此亚太具有了官方机制化的性质。第二，１９８９年美国政府开始积极（特别是克林顿上台之后）举办ＡＰＥＣ第一次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当时中国港台地区要参与，同时，因美国干预马来西亚内政，马哈蒂尔拒绝参加。无论如何，可以说美国自１９９０年第一次主动拉拢东亚。研究这个地区的学者可能很清楚，美国打了一场中东战争，经济开始下滑，而东亚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美国需要和东亚建立起机制化的联系。因此，很重要的转折就是美国要与东亚挂钩。转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欧洲的深度一体化非常紧张。欧洲排斥美国，所以美国需要一个大的区域支持，拉住亚洲。再就是后来ＡＰＥＣ的故事，同意“亚太”的是美国，不同意的则是亚洲。当时，美国领导搞这个区域，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内部有歧视性的亚太组织以对抗欧洲。甚至斯坦伯格（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提出不能有“搭便车者（ｆｒｅｅ－ｒｉｄｅｒ）”，不可以让欧洲沾光。
此时，亚太经历了又一次重要转变，那就是美国的积极性非常之高。ＡＰＥＣ上升为政府间合作组织，得到了太平洋两岸国家和地区的推动，但是，机制化的构建出现分歧。美国希望构建大写的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意在主导，其他国家不同意，特别是东盟。东盟刚刚成立，正在构建中，怕美国主导ＡＰＥＣ，把东盟“吃掉”。所以东盟专门开会，在马来西亚的古晋（Ｋｕｃｈｉｎｇ）提出“古晋原则”，就怎么参加ＡＰＥＣ达成共识，最后就确定了“开放的地区主义”。
相对于欧洲“内向的地区主义”亚洲第一次提出该区域构建的基本原则：开放的地区主义。这与舒适度、协商性和非规则性都有关。当然，机制构建也出现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来主导，就此问题，出现了“开放的地区主义”。我将第二个问题称为“多轮竞争性驱动”。“茂物目标”提出，２０２０年建成统一、开放的亚太大市场，这是很清楚的终极目标。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形成这样的市场一定是美国主导，大多数国家根本不适应，这是搞不起来的。所以，后来该地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议、小区域主义、小区域安排。可见，２０１５年“茂物目标”中的“发达国家率先完成”根本没有实现，２０２０年马上到了，“茂物目标”肯定实现不了。当然，大家也没闲着，这就是“多轮驱动”。特别是，美国看到亚太自贸区根本搞不成，所以实际上三心二意，通过１９９４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２００９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ＴＰＰ）另起炉灶。到特朗普时代干脆不搞了，先搞双边主义再说。所以，亚太机制化构建过程出了很大问题。同时，亚太内部联系机制还在。对此，发展中国家也担心，像这样多轮驱动、相互竞争，亚太最后会被分裂掉。２００９年美国开启了ＴＰＰ，对此日本非常紧张，２０１０年日本开ＡＰＥＣ会议，率先提出要建立亚太自贸区，不能只搞ＴＰＰ。在整个构建过程中，利益的分界太大，所以出现了多轮驱动，都有竞争力，但目标不一致的情况。所以，目前到了“问号”的阶段。
在经济方面，我们本来想和欧洲一样，到２０２０年有一个统一、开放的亚太大市场，结果截至目前离这个目标非常遥远。２０１８年，特朗普又说研究加入ＴＰＰ，又在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专家论证认为最好的状态就是ＴＰＰ＋ＲＥＣＰ，两个机制合在一起就是亚太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ＡＰ），这就是中国的目标。２０１４年在中国开ＡＰＥＣ会议，我们当时就是这么设计的，我们站在前台做大家的工作，说服每个成员来参加，说ＦＴＡＡＰ是大家唯一的希望。结果是，提归提，成员同意建立战略研究组，最后却不了了之。只有我出了一本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厚厚的书。
我讲的目的在于，大家要思考在亚太的机制构建中出了什么问题。另外，要思考机制构建的目标设计与后来的实践到底如何，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我曾经就东亚合作写了一本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很多人看过。理想就是形成一个统一的东亚，现实则是多层构架的东亚，最后的实践是两者都不可行，只有在中间找到契合点，这就是协作的方式。在经济学上，这个点放在哪要取决于各种因素，就是取决于“实践”。
在政治安全方面，亚太政治安全一直没有提上日程。ＡＰＥＣ一直避谈安全问题。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之后，２００１年在上海召开的ＡＰＥＣ会议第一次涉及安全问题，就是反恐。在ＡＰＥＣ机制内，我们一直拒绝谈安全问题，因为其中有台湾问题。如果将安全问题、台湾问题放到ＡＰＥＣ会议上谈，大家可能都不谈经济问题，只谈台湾问题了，到今天可能就会谈“中国威胁”等。美国一直希望把同盟体系作为亚太的安全主导机制，并且为之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其中包括以美日联盟为基础的亚太安全机制建设。亚太地区安全具有很强的对抗性，所以难以突破，以对话、协商、共同安全为理念的新安全观也难以得到普遍的接受。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会谈不管用。安全问题不像经济问题有基本的市场机制，企业家都在那里，政府不谈的话企业会推动做。但是，安全不行，安全由政府操作，政府间谈不来就不可行。第二，对于新的安全矛盾难以形成共识。所以，在这些过程中，“亚—太”的连接号在很多时候是虚的；领域是多层的，亚太在内部有分层结构。一方面，经济联结为构建统合机制提供基础，但是经济的竞争性本身具有离散因素，加上竞争性构建的作用，形成了多重结构与多样驱动力。另一方面，政治意愿或共同利益方面缺乏凝聚力，结果亚太一体化机制构建停滞，走向离散型的结构。大家可以思考，未来还会有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吗？虽然ＦＴＡＡＰ还在谈，但是，在领导人会议上几乎不太谈这一问题了。所以，亚太统一的大市场还会有吗?继续谈判还有必要吗？
还有几个问题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和思考。第一个是“印太”问题。中国综合力量迅速崛起，改变了原有的力量结构，对原有结构造成冲击，出现了新的集结，改变了亚太区域概念，从而出现了“印太”框架。我们说过去的亚太概念就是东亚，或者西太平洋这一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这都是和美国联结最主要的地区，才形成了亚太。在安全议题影响之下，“印太”最近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中国要不要接受“印太”？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构建中曾经认识滞后；后来，通过不断的利益参与，逐步接受地区的概念，而且接受的范围越来越广；过去的参与基本上是一个弱势国家的思维，现在情况在发生大的变化。亚太就是美、澳、日这些国家推动的，现在对于“印太”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
我的观点是接受，就像当年我们支持东亚峰会一样。东亚峰会是唯一能把各大国放在一起的契机，吵架也好，讨论也好，没有这个机制就根本到不了一起。就像中日韩，没有这个机制，中日双边像今年还很难实现，有了三边关系的话可以进行一下缓冲。
可以说，“印太”反映的是未来的结构。这就是以太平洋亚洲地区到未来的印度东向政策，加入最新的一轮经济增长；未来增长的边界肯定要扩展到印度。我们的“一带一路”就扩展得更多了。对于未来的预测是存在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印度。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拒绝“印太”呢？我觉得我们要以开放的、往前看的思维来构造“印太”概念和“印太”框架。
我曾经在《外交评论》上写过一篇对东亚进行的再思考的文章。我们曾经极力拒绝印度参加ＲＣＥＰ和“１０＋６”。为什么印度不能参加呢？因为它是个后起的大经济体，中印双边可能很长时间谈不来，如果加入地区框架很多问题就可以谈。就像ＲＣＥＰ一样，放在一起就谈，虽然谈起来很艰难，但是，谈不成的罪责不在中国，大家都在责难印度。我对印太战略也是有着重新思考。我们回顾一下亚太的进程，主要是经济进程，经济有着发展联结，但利益有差别。
第二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朝鲜半岛问题，这是冷战的遗产。尽管朝核问题孕育了超传统的新安全合作共识，但仍然笼罩在原来的大框架之下，陷入“安全困境”。通过六方会谈，这个问题也出现了一次。这个问题的意义非常大，即所有各方终于坐到一起谈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没谈拢，但也许未来有一天又会坐到一起。我觉得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可能会是突破。亚太地区在安全上还是两条线，在这个地方触动了共同利益，所以，核问题可能是个坏事，也可能是个好事。最后，大家终于认识到共同的安全关注的重要意义，导致当前出了很多逆转。尽管这个进程很不容易，但意义很值得我们研究，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三个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亚太的区域观？是经济、利益认同，还是区域认同。首先，区域研究立足于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区域。欧洲首先是以区域认同作为基础，加之利益认同。利益认同的第一点是，战争不能在欧洲发生，要构建一个区域合作框架来阻止战争，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这个来做。亚太不一样，亚太的区域观到底是什么，值得我们思考。其次，对于“印太”的区域性含义，中国能不能因势利导。第三，“一带一路”是区域战略思考还是全球战略思考。
我们过去对区域的划分以两个因素为界限：一个是地缘区域，另一个是利益区域——超地缘。“一带一路”可能两者都有，但远远是超地域的，特别是后来扩展到全世界，包括了拉美。所以，我有时就讲，实际是多带多路。“一带一路”的大框架是多带多路构成的。这个问题值得搞国际关系的学者大加研究，仅仅用“一带一路”去涵盖很多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日本，为什么要接受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对于它来说理由不充足。它也搞，但是搞的地方都差不多。缅甸希望先修仰光到曼德勒的高速公路系统，因为仰光是它的经济中心；但是，我们就想先修仰光到皎漂的这一条，因为我们的经济中心在那里——我们的输油管道、开发区，等等。这个是竞争性的，但是，缅甸接受的是多带多路，绝非“一带一路”，合起来就是一个区域的框架。“一带一路”是国别对接，是不是有可能把不同的倡议实现对接呢？这对世界的发展也有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种趋势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如何？“十九大”提出“世界舞台中央”，我想指出的是，任何国家，特别是中国，是面临区域危机的。杰拉德·赛格尔（ＧｅｒａｌｄＳｅｇａｌ）有一段很著名的讲话：“中国如果不能走出区域，就永远不能变成世界大国。”世界和区域的关系到底怎样，也值得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观察思考。
总之，我今天想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亚太”形成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过程，促使我们研究怎样构建亚太的基础。走到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已经完全改变了亚太的安全结构，传统的亚太就是北美对接亚洲沿太平洋国家；经济上也是如此。所以说，时代正在超越这个概念，亚太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这就涉及战略问题，也就是区域战略，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中国自近代后不太谈区域了，因为所有的区域对我们都是威胁，就像我们不谈海洋一样。现在，我们慢慢认识到这一点，中央周边座谈会第一次提出区域大概念，提出“一带一路”，可见，区域观在重新回归。当然，这一构造过程相当复杂，衰落一百年，再构造一百年，也不为过。我发表过文章，认为世界正处于重要的转变期，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包括经济秩序、国际关系秩序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一方面，现在的经济秩序走的是西方工业化的道路，人类不能走下去，这就是地球的问题，也是地球和人类存在与否的问题，这个模式没法走下去。另一方面就是国际关系，西方主导的这一套正在明显破裂、重构。什么才是重构的因素呢？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国传统理念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什么？过去是“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ｄｅｓｔｉｎｙ”，“十九大”之后，这一术语就翻译成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ｓｈａｒｅｄｆｕｔｕｒｅ”。“共享的未来”就是一种理念，需要机制化构建，我觉得这个英文术语非常准确地体现了中国的“重构”概念。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地区参与，我们这代人有幸参与了地区的创造。我们在推动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过程中提出了传统自贸区没有的新路径，例如“早收计划（ｅａｒｌｙｈａｒｖｅｓｔ）议程”、“分别谈判”、“区别对待”。当然，参与过程也包括安全议程，例如我们现在讲的“共同安全”，现在我们公开把“共同安全”作为一个基本的秩序构建。我们的时代是参与时代，年轻一代学者的时代是重构时代，当然，重构时代可能更艰难，但是大有作为。（注释略）
作者：张蕴岭（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