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今天回看那之后的40年历史，称中美建交是亚太地区划时代的事件并不过分。这40年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美苏冷战对抗终结和各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新趋势的发生、发展，其中最突出、最靓丽的现象就是亚太地区出现了持续的发展与繁荣，并且正在成长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第三个世界经济中心。亚太地区出现这个重构了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同战后的欧洲复兴和北美贸易圈的兴起并无不同，它们都取决于一个非常基本的条件，即地区持续的基本稳定与和平，而这里的持续稳定与和平局面恰恰开端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也同中美关系起伏动荡和向前发展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从这个角度看，今年开始以中美贸易冲突为中心的中美关系的急剧和系统性的恶化，或许成为终结地区繁荣的开端，至少其严重程度和目前呈现的演变趋势的确令人非常担忧。作为历史研究者，则应密切关注和研读2018年每一天的变化。这不仅是因为迅速的变化可以证明或推翻以往一些所谓的“战略判断”，而且历史有可能的证明我们正在经历又一个“划时代”。总之无论得出何种结论，都会有助于应对即将到来的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其可能给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带来的严重影响。据传美国前国务卿、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基辛格在最近的北京之行中，在11月14日与老朋友的晚宴中，就是用“新范式”来定义即将到来的中美关系的。他断定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1]

根据本人对讨论当代中美关系的文献很有限的阅读范围，可以确定中国国内正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美正从更多的合作（一度被称为“中美国”）转向“竞争性的阶段”，而且已经跨过了“临界点”，“竞争”将成为定义中美关系的关键词，而且这场竞争“一定有长期化的特点”。进一步说，由于已经到来的中美竞争被描述为“丛林法则要起主要作用了”，英文用“Rivalry”这个词更贴切。[2]这篇论文的论证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上述判断，而不是40年前建交的重要意义。简而言之就是扼要叙述中美关系在建交40年的年头里，是如何跨过那个“临界点”，以及不得不开始适应那个未知的“基辛格新范式”的。

另一方面，在将40年间中美关系演变作为理解亚太安全秩序的关键因素时，有必要指出今天中美两国决策者无论打算将两国关系带向何方以及他们能否如愿，都必须考虑40年来的世界和地区已经发生了的巨大变化，用中国叙述世界政治的专用术语就是要考虑“时代问题”。中美关系在塑造世界，同时也在被变化着的全球和地区的趋势所塑造，从长远看最终还是会淹没在全球趋势之中。这样说是基于一个基本事实：迄今全球人口正逼近80亿，全球生产规模也在不断膨胀，不论中美在世界的人口比重，市场份额和生产量等等的比重，都面临递减的趋势。这不是否定比较两国在某个阶段上各自所占比重的此消彼有其独特的重要价值，那些短时段的专业比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应对中美之间关系和政策某些变化。指出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中美都自认为，他们各自都是当今世界上的例外，而且会越来越重要。其次更重要的是在叙述中美关系的重大影响时，必须考虑亚太地区正在发生的重大趋势，这类趋势或许可以提醒中美精英们不必也不应自我感觉太好。

那种可能导致过于夸张中美影响的判断，同一种宿命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即不少人笃信“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以及“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21世纪人类命运的影响更大”。[3]20世纪的历史进程可以证明这个判断为时尚早。例如在上个世纪的前30多年里，并没有人预期并断言美利坚将主导20世纪后半叶，而早在1870年，美国的总产值就超过了当时的霸主英国；到2013年已经是英国的两倍，美国人的人均收入也超过了英国人。[4]美国人敢宣称“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则是1940年的事情。21世纪毕竟还有80余年，最终谁主沉浮并不是笃定的。更何况历史上几个大国可以左右世界政治的态势至少处于递减之中，在亚太地区，这个趋势的发展是相当明显的。中美关系之于亚太安全固然非常重要，但在作针对中美关系的专门研究时，还是需要有意识地限制对其影响的过度解读。

一、中美正常化与亚太安全秩序革命

自1978年以来，亚太地区形成并维持了约40年的基本稳定与和平，中美战略合作的形成和维持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历史，这40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于1978年秋季，结束于冷战体系的解体。1978年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亚太安全秩序革命之年，即基本结束了冷战开始阶段围绕地区战争和大国对抗而构建起来的对抗性秩序。这期间的关键事件是中国的对外战略变革。这一年，中国相继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美国发表建交公报、以及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根本性改善并提升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这一系列耀眼的外交活动能够成功，固然与亚太地区正在兴起的经济改革有密切关系，不过推动中国对外战略革命的关键动力来自中国内部。当年12月18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就对亚太地区的影响而言，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将越来越深入的融入到亚太正在兴起的区域现代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之中。这次浪潮是从日本掀起的，随后是韩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跟进，到1980年代蔓延到整个地区，中国的加入使其愈发势不可挡。

1978年开启的局面很快促成了维持迄今持续了40年的亚太安全秩序，它大致包括了三个部分。如果比较之前太平洋战争以及之后30年战争、冲突、对抗等不断的状况，中美建交对新安全秩序的形成有着划时代的积极影响。中美两国不是盟友，但建立了特殊和很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开始于1972年2月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被1978年12月中美宣布关系正常化而大幅推向前进。1982年8月17日，中美签署第三个联合公报，实际上确认了中美仍然存在一些严重负面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战略合作在双边关系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两国决策者确信，他们可以在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推动战略性合作。“8.17公报”当时不仅为引发双边关系动荡的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而且为随后深化两国战略合作提供了新的基石。中美随后很快进入史称的“蜜月期”，这对促成冷战以苏联解体的方式终结的作用至今难以估量。[5]

有关冷战中后期形成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实质性内容等，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都有不少论著做过系统论述，也为新公布的档案所不断证明，所以中美关系曾经被当年参加打开中美大门的基辛格先生定义为“准同盟”。[6]

1950年随着冷战向东亚的大规模蔓延，美国在亚太逐步构建了一个涵盖地域广泛的军事同盟体系，它包括了美日军事同盟、美韩军事同盟、美国菲律宾军事同盟、相关的还有美澳新同盟，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日军事同盟。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建立最初就包括遏制——后来变成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以美日同盟为例，1947年凯南在美国政府内部提出，将日本改造成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心，美国对日本的管制最终要发展为军事同盟关系。[7]凯南的建议最初是针对苏联的，也同当时中国陷入大规模内战、杜鲁门政府对国民政府失望乃至对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难以有所作为等等判断，有重要关系。凯南有关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构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被确定为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而朝鲜战争推动杜鲁门政府加快了构建美日同盟的步伐，而且将这一政策明确为针对中国。1950年代中期，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展开积极活跃的对外行动同时，美国的地区军事同盟体系也逐步形成，主要目的就是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

所谓1978年开始的亚太安全秩序革命，主要表现就包括了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中的多数国家同中国逐步建立了正常的、甚至有些还发展为友好的关系，当时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表现的尤为突出。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和解和当年中日建交，到1978年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并与美国建交，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甚至同日本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关系。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对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批评明显大幅下降。特别是到冷战后期，中国不仅没有再认为这个军事同盟体系是针对中国的，而且视之为维护中国安全利益的借助力量，在亚太主要就是共同对抗苏联的扩张及其被认为是对中国安全日益增长的威胁。简而言之，它们成为与中国共同维护亚太稳定与和平的盟友。

这个时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地区组织和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等，也成为地区安全秩序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该地区组织于1967年8月宣布成立，并终于在1976年2月举行了第一次东盟国家首脑会，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巴厘宣言》等重要文件。反观战后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冷战对抗给东南亚地区国家带来的影响，那时一些国家为自保而成为美国的军事同盟；一些国家积极参与亚非运动、不结盟运动等等。东盟作为地区组织在这个时期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太地区一些中等国家终于选择了建构既区隔于强权附属国、又不同于简单诉诸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身份认同，共同致力于摆脱在冷战体系中选边站、追求更多地区共同利益和推动地区经济更快增长的战略。这些国家显然越来越不愿意被动地卷入地区大国的争端，同时也指望靠团结一致而争取成为能够遏制强权在这里为所欲为的有意义的力量。历史已经而且还将继续证明，他们的努力对维护地区稳定是有重要价值的。

以东盟为典型代表的这些地区性组织和机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是正在兴起的资本、技术和贸易向欧美以外的包括亚太地区的大转移的产物。客观地说，这次转移造就的亚太地区繁荣并非始于中国，在中国决定打开大门时，已经有了有关亚太经济腾飞的各种预期和论述，并在中国广为流传诸如亚洲“四小龙”、“五小虎”等等说法，它们反映了人们对亚太新兴经济体的肯定甚至欣赏。

就冷战最后十余年在亚太形成的安全秩序而言，中美和解到建交是最关键的事态。在此之前，这里曾两次爆发了冷战后最大规模或持续时间最长的局部战争。前者是持续三年多的朝鲜战争，中美两国在各自境外投入以百万计的官兵，打的血流成河。后者是持续了10年的越南战争，中美又各自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官兵，打了一场间接战争。美国失败了，中国也谈不上获得胜利。1979年2月，中国同越南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战争，尽管只持续了27天。这场中等强度的局部战争结束后，亚太地区没有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虽然还有一些小的军事冲突和国际危机，但与之前30多年的大战不断相比，亚太地区稳定与和平持续时间之长也算是奇迹了。

傅高义在他的名著《邓小平时代》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中美建交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实际上这对亚太地区出现的和平与繁荣也大致不错。[8]到1980年代，美国在亚太繁荣起步阶段的作用已经越发明显，至少在促进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接受“自由主义秩序”方面，事实就是如此。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地区战略的角度看，就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明智地把握住完全有可能被错失掉的历史机遇，选择融入正在兴起的地区繁荣的大潮流。

中美在经历残酷的局部战争和尖锐的对抗后能够实现和解，固然取决于诸多具体的历史原因，包括两国领导人愿意采取戏剧性的行动，但体现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逻辑和共识更具解释力和持久力，其核心就是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谁也没有能力、更没有必要用武力改变当时大致形成的局面，这个局面在标准的政策术语中就是“现状”，更重要的是谁也不可能从单方面改变“现状”中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在1972年2月发表的中美史上第一个联合公报中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在之后的中美联合公报中，都重申或确认了这个共识。[9]

就《上海公报》发表时的情势而言，这个史称“反霸条款”是针对中美共同的威胁——苏联在全球和亚太的扩张的。但它的产生在逻辑上的确反映了两国的亚太地区政策背后的理念有某些重合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在亚太谋求霸权也是中美两国基于双方理念和道义中重合的部分，向对方做出的承诺。应该承认，在很长时间里，对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强调和争论等，实际上掩盖了“反霸”条款的特别深刻的意义；对它的忽视和过于浅薄的理解，很有可能会导致越来越深的分歧和战略猜疑，这正在被有力的证明。

（本文原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

注释：

[1]关于基辛格访华期间最后一次晚宴的席间谈话，在中国微信群中广为流传。目前尚无直接正式的文字记载，但之后不久已经有专家在使用了，参阅李成:《美国正在寻求中美关系新范式》，《中美聚焦（CHINA-US—Focus）》,2018年11月22日,。

[2]贾康：《如何认识和正确把握中美关系》，FT中文网，2018年10月29日，该文是作者根据一次研讨会演讲修订后，由FT中文网发表，该演讲内容此前在中国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3] Gregg A. Brazinsky, Winning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Press, 2017)，p 1.

[4]参阅韩德著、牛军等译：《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年，第23-24页。

[5]详细叙述这部分的中国学术界最新成果见樊超：《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157-258页。

[6]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72-273页。

[7]参阅资中筠：《从里根到杜鲁门：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58-169页。

[8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3页，第341页。

[9]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见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4，289-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