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国际安全研究》实体期刊 2020年第2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关键词】 中美关系；安全矛盾；亚太安全困境；演变逻辑

【作者简介】 李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达巍，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引言

中国和美国是对亚太地区事务具有重大影响的主要国家，两国之间的利益交融在亚太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作为主导国和崛起国的权力竞争态势在该地区也最为明显。近年来，在大国权力竞争的背景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日益错综复杂，两国战略的对冲态势和围绕主要矛盾的对立日益清晰化。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矛盾演变的结构性动因（实力与权力）和认知因素导致的安全困境，并对“安全矛盾会否导致冲突”进行展望。

一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

冷战结束初期，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并不突出，也并非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成为触发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次危机中，美国不惜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干预中国内政，促使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和军事威胁得出了更为客观的评估，国防现代化进程也开始提速。从美方角度看，在此次危机之前，美国的决策者们很少注意到，中国将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构成挑战，此次危机则使得美国开始关注中国军力发展及意图。美国1997年版《四年防务评估》首次关注中国发展“非对称、反介入能力”，美国国会要求国防部自2000年开始对中国军力发展进行年度评估。中美军事战略的对冲态势初步呈现，两国之间的安全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竞选期间曾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其上任后中美安全矛盾曾一度凸显。一方面，小布什在台湾问题上偏离传统政策基调，表态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另一方面，2001年4月1日，因美机在南海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两军发生“南海撞机事件”。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战略重点快速转向全球反恐战争，中美安全关系总体趋于平缓，但由于中国军力逐渐崛起，中美安全矛盾的总体曲线仍然是逐渐上升的。例如2007年1月，中国成功进行一次反卫星试验，美国政府与媒体大肆炒作，渲染“中国威胁”，成为这一阶段中美安全关系中的突出事件。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实质性制衡中国崛起，使得中美亚太安全矛盾日益突出。这一时期，美国在中国涉及海洋争端中的介入、持续强化前沿军事存在、加强安全同盟关系等举措以及中国快速崛起带动军事能力的加速上升，使得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前所未有的显性化。特朗普总统执政后，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美国彻底放弃对华“接触”的战略框架，则使得中美亚太安全矛盾愈发具有对抗性，冲突风险显著上升。

当前，中美在亚太地区最突出的安全矛盾可以概括为“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两大类。

“秩序疑虑”是亚太安全秩序及中美在其中的位置。冷战在世界范围内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仍然是破碎化的，迄今未能出现涵盖地区内多数国家特别是中、美、俄等大国的安全机制。围绕安全机制，中美之间存在若干突出矛盾。从中国视角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美国的同盟体系存在目的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美国与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及澳大利亚存在五组双边同盟关系，亦即所谓“辐辏（Hub-and-Spoke）结构”。这五个双边同盟均建立于冷战期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双边同盟不但没有随之结束历史使命，多数同盟反而得到了更新和加强。美国并不讳言这些同盟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存在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因此，这些双边同盟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在安全上存在“天然的”敌对关系。冷战结束后，中美都曾试探双边同盟共处之道，但这些探索迄今仍未形成任何机制性安排。随着近年来中国加速崛起以及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间时起时伏的矛盾冲突，对于“中美日”“中美韩”“中美澳”三边关系的探讨越来越少，这几组双边同盟与中国的敌对关系出现了固化态势。第二，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网络化以及多边安全倡议。美国在亚太地区虽然并无多边同盟体系，但是冷战结束后，其双边同盟“网络化”的趋势从未停止。以美日韩、美日澳合作为代表，建立对话机制、实施联演联巡、不断提高武器平台的互操作性，这些动向导致中国战略界长期存在美国可能打造所谓“亚太版小北约”的疑虑。第三，美国推出的地区安全倡议针对中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奥巴马政府虽然一再声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针对中国，但是其对华意涵确实十分明显。从最终战略实施的效果看，这一战略确实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导致中美安全关系进一步紧张。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明确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后，美方积极推动“印太战略”，积极参加美日印澳“四国对话机制”（QUAD），针对中国的意味则更加明显。从美国视角看，美方始终担心中国在亚太地区试图拆解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担心中国与其盟友围绕钓鱼岛、南海岛礁等热点问题的争议，将考验其对盟友承诺的“可信性”，担心中国试图将美国排挤出亚洲，推动“亚太版门罗主义”。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等均抱有疑虑态度。

中美之间围绕“地区热点问题”的安全矛盾，目前主要有三个焦点：

第一，台湾问题。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博弈的高危议题与安全矛盾的重要来源，中美围绕这一问题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中美安全关系的基本态势。虽然中美都宣称“寻求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美国对台政策长期以来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即在保持其“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顽固坚持与台湾地区保持“实质性关系”，其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宣称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之举都将是美国的严重关切”，美国依据此法向台湾地区出售所谓“防御性”武器，形成事实上的“维持现状”，纵容岛内“独台”甚至“台独”倾向。在中国看来，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攸关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属于核心利益；“一个中国”原则既是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政治基础。美国长期坚持所谓《与台湾关系法》、长期对台售武，保持与台湾地区的官方互动、在地缘政治上视台湾地区为围堵中国的支点等举措，显然是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战中国。围绕台湾问题，中美之间历经多次激烈博弈和斗争，逐渐形成各自底线清晰、具有一定政策默契、相对稳定的态势。但是，围绕台湾问题的中美安全矛盾，仍然存在持续发酵甚至破局的可能。近年来，中美关系快速下行，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明确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美国寻求在“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框架下操弄“台湾牌”，在官方高层互动、国会立法抬升台湾角色、提升售武性质等方面，谋求突破中美既有默契，甚至使“一个中国”政策逐渐“空心化”。

第二，海洋问题。近年来，中美围绕海洋问题的博弈也成为两国安全矛盾的焦点问题。在美国全球战略全面转向应对“大国竞争”，以及全球海洋竞争持续加剧、海洋秩序酝酿新调整的两大背景下，中美海权争夺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也将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长期性表现。现阶段海权之争表现为两国在南海的战略僵持，美国维护亚太海上主导与中国谋求建立“海洋强国”的对立，未来则可能出现在涉海问题上的竞争扩散和升级局面。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虽然宣称“不选边站”，但外交实践中明显偏袒与中国存在主权与权益争端的国家，并将此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工具。从更加宏大的海权视角看，海权是美国亚太主导权的重要支撑。为应对大国竞争对于美国海上主导地位的挑战，美国近年来重新聚焦海上力量建设。美国海军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的需要和应对传统海上威胁的考虑，海上战略核心理念由冷战结束之初的“由海向陆”转向“重返制海”。美国海军于2017年1月制定的《水面部队战略：重返制海》指出，“重返制海”的核心要义是确保美军在全球海域的自由行动能力，并阻止对手国家利用海洋对美国利益形成挑战。“重返制海”反映了美国基于国家大战略的需求而重启海权竞争的战略意图。美国重启海权竞争，势必对中美目前在南海脆弱的战略僵持带来冲击。在特朗普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南海的地缘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南海问题随时可能再次升温，中美摩擦在成为新常态的同时，不能排除出现重大冲突的可能性。

第三，朝核问题。朝核问题长期是亚太地区最具威胁性的安全热点，因其具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和牵涉大国关系的复杂博弈，从而成为中美安全矛盾的另一焦点。历史上，中美曾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在朝鲜开发核武器后，尽管中美围绕这一问题在不同时期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合作，并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不时发挥正面作用，但朝核问题也显然再次成为中美安全矛盾的焦点之一。在处理朝核问题的具体目标上，美国更重视无核化问题，中国则偏重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中方立场是“不生乱”“不生战”“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朝鲜半岛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以及维持东北亚的不扩散态势”。在处理朝核问题的具体手段上，中方主张“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反对美国一味施加制裁、军事施压的手段。中国不能接受朝鲜半岛的军事动荡，而美国也不肯放弃针对朝鲜的军事选项。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呈现为螺旋上升态势，形成了安全利益对立、安全理念迥异、围绕热点问题的安全互动矛盾尖锐的复杂态势。中美亚太安全矛盾构成了中美安全关系的主要内容，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地区和平稳定的首要问题。同时，中美亚太安全矛盾又具有特殊性：这是一种复合性很强的矛盾形态，反映了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与第一大国、陆权与海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重矛盾对立的态势。

二  中美亚太安全战略目标的冲突：

“安全冗余”与“霸权护持”

目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已呈现为安全利益、安全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的全面对立态势，具体表现为战略目标与手段的制衡与反制衡、控制与反控制，以及对战略空间、安全理念等的激烈竞争。

（一）安全利益的冲突

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融最集中、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但同时也存在深刻的安全利益分歧。在该地区，中国的安全利益主要体现为：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中国国土安全、海洋权益、确保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并在此基础上追求与自身国力相称的地位，作为中国迈向全球强国的战略依托。中国政府宣示的中国核心利益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二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三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其中第一层次是狭义的安全核心利益。《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指出：“作为亚太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中国深知自身和平发展与亚太未来息息相关，一直以来以促进亚太繁荣稳定为己任。中国愿同地区国家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扎实推进安全对话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的良好局面。”

具体而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既包括安全形势十分复杂的陆上周边的稳定，也包括漫长的海上航道安全；既包括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包括和平解决东海、南海的主权与权益争端。为了维护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发展军力也成为中国的重要安全利益所在。

美国对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界定较为恒定。美国防部1995年《美国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就曾明确列出美国的“长久利益”，包括：确保地区和平与安全；确保该地区的商业准入；确保航行自由；防止任何地区性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出现。2010年，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提出美国在南海的利益包括：航行自由、维护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及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贸易。这一说辞此后也被广泛用于美国对于亚太安全利益的政策宣示。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或间接阐述的美国亚太安全利益一般包括：航行自由、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安全秩序、与同盟及伙伴的安全联系、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一些美国学者对于美国亚太安全利益的界定则更加直白。例如史文（Michael D. Swaine）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几种安全利益：防止可能将美国排挤出去的地区性敌对国家崛起；防止地区争端演变为对和平与发展的危害；确保商业自由和海洋运输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曾任奥巴马政府助理国务卿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包括：确保开放和自由主义的地区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能力，前沿军事存在和军事威慑的可信度，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以及共同限制地区性霸权，基于规则和机制的安全架构。长期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戴维·冈莫特（David Gompert）认为，美国的利益包括“使亚太地区免于冲突或侵略，在大国对立的情境下确保地区稳定，与传统盟友和新兴伙伴保持紧密联系，开放、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综上所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大体包括：对地区安全体系和事务的主导，阻止地区强国崛起；军事力量优势，确保随时介入和行动自由；航行自由；盟友的安全；依托于安全主导的经济活动自由；非传统安全利益。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美对“安全”的需求和利益认知存在很大不同。第一，中国希望变得越来越安全，越来越有能力维护其在本地区的利益。而在现代安全环境中，一国的安全很难仅在国境线以内实现。国境线之外的临近地区也是中国安全利益的相关地区。美国长期在中国周边驻军，部署先进武器平台，有能力对中国产生重大威胁。中美矛盾的长期存在、美国同盟体系内含的针对中国的性质，则有理由让中国担心美国的对华意图。与此同时，美国力图维护对亚太地区安全的主导性，希图中国的安全具有脆弱性、维护安全的手段有限性。当然，美方也同样担心中国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对美意图。简言之，中国对更高程度安全的需求，要求中国不仅确保本土安全，而且拥有一定的“安全冗余”，也就是希望扩大自身安全系数，减少“强敌”在周边临近地区存在所产生的威胁；而美国护持霸权则需要尽可能增强中国的安全脆弱性。由此，广阔的亚太地区就变得“狭窄”和“拥挤”了。第二，美国不仅要维护自身的安全，也要维护亚太盟友的安全，并将之视作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利益和确保亚太主导地位的重要支柱。美国与日本、菲律宾是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还将台湾当局视作需要保护的盟友。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围绕钓鱼岛、南海诸岛也存在严重的主权和权益分歧。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的政策立场就与中国的核心利益形成了冲突碰撞。第三，中美均将必要的安全保障能力视作维护各自在亚太经济利益的根本保障，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捆绑进一步扩大了中美各自安全利益的对立范围。第四，从地缘上看，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太平洋西岸。随着国家的发展、安全需求的扩展，中国势必从传统的陆权大国逐渐发展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寻求向海上拓展战略空间，会与美国长期以来控制太平洋海上主导权、依托海上霸权确保主导亚太的安全利益的战略发生冲突。美国加强地缘控制的举措，明显限制了中国在亚太地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行为。第五，复杂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以及国家利益的扩展，均要求中国加快军事现代化进程，但美国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逐渐损害其军事优势和军事主导地位。为此，美国不断强化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加强军事同盟，美国的举措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对于安全环境严峻性的判断。

（二）安全理念的迥异

安全理念建立在对安全利益的认知基础之上，并随着安全环境的演变而调整。中美两国包括对于安全威胁的评估及标准、应对威胁的手段、安全目标的设定、实现安全的思路等基本安全理念存在明显不同。总体上，中美安全理念都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特征，但是，中国由于相对实力较弱，安全理念具有防御性的基本特征，倡导以合作、发展促安全；美国处于霸权地位，其安全理念则以进攻性为重要特征，以实力、结盟促安全。

在亚太地区，中国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塑造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围绕这一目标，中国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安全能力建设，通过自助确保安全目标的实现。同时，中国近年来提出了一系列安全理念和思想，主要包括：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平等、合作、安全、包容为基本支点的“命运共同体”；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基本特征的亚洲安全观，倡导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以睦邻、安邻、富邻为要旨的“亲诚惠容”等。这些新理念的核心在于，通过合作对话促进安全，以经济和安全并重实现持久安全，塑造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亚太地区安全理念。2017年《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系统阐述亚洲安全观，倡导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太安全之路，与西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安全理念形成鲜明对照。“探讨建立符合亚洲特点的地区安全架构，追求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实现地区国家整体安全”。

美国始终将“防止亚太地区出现势均力敌的对手”为主要目标，以强化军事存在作为确保亚太主导地位的主要手段，将同盟体系作为亚太安全机制的基本依托，封闭性、排他性色彩极强。在威胁评估方面，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在于：“中国持续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上升，并以此为依托意图重建地区秩序，谋求掌握印太地区霸权，取代美国的地位。” 在应对威胁的手段上，更为强调硬实力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军事力量建设和确保海外强大的军事存在，以便向对手实施威慑。在对外结盟问题上，更为重视盟友的作用，致力于维护同盟关系。美国的上述安全理念集中体现于“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的持续实施与演进。例如，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均势态势”，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包括足以威慑和击败敌手的军事存在、长期的军事关系、同盟体系。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印太战略报告》列出三大核心战略手段：战备程度高的前沿军事存在、作为战略基石的安全同盟体系、网络化的同盟关系。

三  中美安全矛盾结构性动因：局部力量平衡下的权力转移

中美在上述安全领域的矛盾对立态势，虽然各有其演变逻辑，但也并非孤立存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中，有的存在多年，近年来矛盾重新激活；有的则属于新近发生，矛盾对立态势急剧上升。从根本上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转移态势，正是决定两国安全矛盾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一）中美局部力量平衡的初步实现

进入21世纪，中美国家实力对比发生引人瞩目的重大变化。两国总体实力虽然仍有较大差距，但中国国家实力与影响力的持续发展，已然引发中美力量对比的“局部平衡”。这种总体力量差距下的局部平衡，成为中美安全关系区别于以往的重要变化，也是中美在新时期互动的重要背景因素。

经济上，中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高速增长，总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美经济总量差距显著缩小。中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由1992年的约1:16（6.5%）变为2018年的2:3（66.4%）。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中国的GDP已经超越美国，分别为25.313万亿美元和20.513万亿美元。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现有预测，按照两国经济增速，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将在2030~2035年前后超过美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预测，中国很可能会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8年年底预测，至2023年中美GDP之比将接近4:5。中国经济规模显著扩大以及与地区内国家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的中心力量。

军事上，中美军力平衡态势持续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局部性、区域性的平衡态势日趋凸显。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1992年，中国军费支出仅为美国的4.6%；2008年该比例升至14.0%；2018年进一步升至38.5%。兰德公司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将略超美国国防开支的50%。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全球军力报告》预测，中国国防开支可能会在21世纪30年代赶上美国。尽管从公开资料中难以测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费投入，但根据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两个60%”军力部署的计划， 可推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费投入占其总体军费开支的比例至多不会超过60%。同时，“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其在东亚地区的力量投入，受其全球介入程度和力量投射能力的影响”。“中国的国防开支大都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而美国战略无论再怎么‘平衡’，也只能将一部分用于此处。” 军费对比的变化，大体折射了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对比变化。此外，中美军力的质量差距也正逐步缩小。兰德公司研究认为，2010~2017年，中美军备现代化水平快速“趋于对等”；依据海军舰艇的“现代化标准”，2010年，中国只有不到一半的舰艇可称为“现代化”；2017年，超过70%的舰艇可称为“现代化”。美国国防情报局（DIA）2019年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体系都取得快速突破，自信已到达一个关键点——认为自己足以在战争中与对手一较高下。”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亚太地区还享有地理上的“主场”优势，越是靠近中国领土，中美之间的军力平衡态势愈明显。美国著名海权问题专家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指出，陆权的强大和地理上的辐射效应，使得中国并不需要在大洋阵地上应对威胁的武装力量。它可以充分利用大陆广阔的战略纵深，以逸待劳等待敌人进入自己武器的射程范围，然后使对手在有利于中国地缘和军事状况的条件下作战。中美双方在第一岛链内还存在投送距离上的极大不对称，美军必须从数千公里之外运输所需物资，以维持作战行动，而中国则是在“前院”作战。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认为，地理上的优势，“意味着中国无须在军力上实现对美国的赶超，就可对美国的安全战略形成巨大挑战”。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013年的报告中指出，未来10~20年间，中美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将会缩小，中国的军事优势在其周边水域对美日同盟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主导地位会受到挤压，形成“被侵蚀的平衡态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优势，越来越难以保证其在亚太地区享有绝对性的军事行动自由。

（二）逐步浮现的权力转移

实力构成了权力的基础，实力增长势必转化为对既有权力结构的调整动机。在中国实力增长的同时，中国运用实力的意愿也更趋强烈，推出了一系列地区性经济倡议和安全政策设想，对地区秩序走向的塑造显著加强，实力增长逐渐转化为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力和控局力，而实力与影响力构成了权力的核心。从这一角度而言，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导致的“权力转移”在亚太地区已经出现，中美安全关系开始进入“权力转移”区间。

目前，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出现了三个层次的“权力转移”。

第一，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地区各国经济联系的显著增强，形成了事实上由中国带动的地区经济发展态势，即“经济靠中”。这与长期存在的“安全靠美”态势构成了亚太地区的二元格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中美亚太共处的模式，也是“中美共治”的体现。这种二元格局的形成，本身就是对亚太原有权力结构的一种重大改变。同时，地区其他国家与中、美的实力差距则愈发拉大。事实上，亚太地区已不再呈现为宏观意义上的“一超几强”格局，而趋向于两个权力中心组成的“二元”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可谓近年来中美矛盾全面加剧（包括安全矛盾）的重大驱动力，因为美国就此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实力及影响力的扩张对于美国地区主导地位的“侵蚀”。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随后的“印太战略”就是试图通过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全面布局，打破“经济靠中，安全靠美”的态势。

第二，中国作为陆权国家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中美静态力量对比的变化，其最大影响在于中国真正具有了足以与海权大国抗衡的实力，具有了真正意义上可对美国进行制衡的地理依托和实力支撑。美国学者陆伯彬(Robert S. Ross)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具有强大的陆权优势，美国具有强大的海权优势，两国各自具备的优势可对对方构成挑战，从而在该地区形成了两极格局或战略平衡。从时间上看，这一平衡态势的形成是与中美静态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步发生的。中国作为陆权力量的实力增长，势必带来“由陆向海”的地缘动机和战略性外溢，这与美国长期谋求保持的亚太海洋主导地位、海上战略“重返制海”的态势不期而遇，成为中美在海洋及地缘问题上安全矛盾不断加剧的重要动因。

第三，在中国的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随着中国海上实力的快速增长，海军战略转向“近海防御、远海护卫”。近年来，中国对于近海的控制能力明显提升：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南海岛礁陆域吹填完成，显著提升了军事投送能力和实际存在；中国海空兵力在邻近海域的巡航警戒密度急剧增大，对美国海空力量的跟踪、拦截强度前所未有地加大；海警力量对于专属经济区海域的执法、管控能力也显著提升。而美国在中国近海的军事活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依托海上力量对中国进行封堵的能力遭到削弱。这一态势大体形成于2013~2019年这一时期。“20年前，美国海军可以在南海任意穿行而遇不上哪怕一艘中国海军舰只，今天则大不一样。中国海军拥有了非常先进的驱逐舰，只要美舰出现在南海由中国控制的岛礁附近，就会被中国海军舰只伴行，接收到中方舰只发出的信号，明确感知到中国实际存在的不断增强。” 陆伯彬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海军在亚洲的支配地位已经终结”。中美海上力量的平衡点（或力量相持区域），逐渐由中国近海向“第一岛链”附近区域外扩。在强化近海存在的同时，中国海军积极走向远洋，常态化走出“第一岛链”，开展西北太平洋、北部印度洋的远洋演训活动；在南海地区，中国海空力量形成了与美国的战略相持态势，扭转了被动局面。兰德公司研究认为，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平衡将陆续面临一系列“临界点”：首先，在台湾等靠近中国海岸的地区，2020年左右中国将第一次具有压倒美国的优势。其次，南沙群岛等更远离中国大陆、但相对于美国而言仍享有地理优势的地区，大致在2030年中美之间达到“临界点”。从地缘上看，在中国邻近海域，不仅有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等核心利益，事关未来海空力量的崛起空间，此海域恰恰是美国寻求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在此区域，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将是对两国安全关系的极大考验。

在力量消长与进入“权力转移”区间的总体背景下，中美核心安全利益需求的对立态势日益明显，各类安全矛盾不时发酵。由于行为体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变动，会带来政策需求和战略目标的变化，中美权力转移所引发的最直接结果，就是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诉求和利益也发生了调整，并继而导致两国所侧重的问题领域、所采取的诉诸手段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传统存在与排他性的安全架构接受度越来越低，谋求将美国力量“推远”；美国则更难容忍中国力量增长带来的行动受限与地位挑战，寻求将中国拓展的实力和影响力予以“推回”。同时，中国实力的增长引发的一个客观结果是中美安全矛盾在地理范围上逐步扩大，美国认为中国寻求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上“威胁”美国的长期主导地位。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程度和范围因而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四  中美矛盾管理失效与安全困境深化

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逐步浮现的权力转移态势，是激活中美在安全领域诸多矛盾的根本动因，这一动因揭示了中美安全关系的方向性和长期性发展态势。然而，中美安全矛盾在短短数年呈现螺旋式上升，并非实力变化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实力仍存在显著差距，全面的权力转移所需的实力门槛还远未达到。在一定意义上，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与摩擦上升趋势超过了双方实力对比所应有的范围。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双方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深化。

（一）中美管理安全矛盾的政策尝试

中美对于亚太安全矛盾升级并非无动于衷，两国在不同程度上寻求管控和抑制矛盾。就中国而言，中国领导人自2012年以来多次阐述管控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愿望与设想。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并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集中反映了中国谋求破解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必然走向对抗的逻辑，管理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关系，避免滑向战略对抗。然而，上述构想基本未得到美国方面的接受，美国认为这是中国迷惑美国、争取崛起时间的“迷幻剂”。美国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消除中美在亚太地区战略疑虑、避免冲突的理念。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曾提出“战略再保证”，意即美国欢迎中国崛起，中国应设法让其他国家放心，保证自身发展不以他国安全为代价，以相互战略交底增进战略互信。美国战略界也提出缓解矛盾的一些设想。例如基辛格有关“亚太共同体”和“中美共同演进”理念；史文、容安澜（Alan Romberg）等提出中美建立长期、综合、战略性对话，以意图透明、互惠行动为依据，相互提供广泛的战略保障；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 Hanlon）、孙飞（Phillip Saunders）等提出中美克制军事投入、避免军事战略针锋相对；美国前任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与韩磊（Paul Haenle）提出继续推进中美合作的“折中方案”，即中国抛弃“核心利益”说，美国则接受“新型大国关系”。

为了管控亚太安全矛盾，中美近年来在官方层面也建立了一些机制性对话。例如，于2011年建立的副外长层级的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旨在加强双方在亚太事务上的机制化沟通和协调，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美良性互动。该磋商从2011年6月至2014年1月举行了五次。又如2015年启动的中美国防部亚太安全对话机制，旨在拓宽两军机制性对话，就亚太安全的问题加强政策层面沟通，增进了解与信任。该机制于2015、2017、2019年共举行了三次对话。在军事层面，中美还达成了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包括“军事危机通报”）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海上、空中相遇附件），建立了两国联合参谋部的对话机制。这些举措主要寻求解决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危机管控，避免军事对抗。

从实际效果看，上述管控矛盾的设想和政策举措在一定时期、一定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十年来，中美军事安全关系虽然日趋紧张，在海上也曾多次发生险情，但中美两军并未发生类似2001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式的恶性事件。这与双方危机规避与管控意识与能力的提高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与中美两国实力消长、权力转移的客观进程相比，与中美安全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相比，现有管控机制是远远不够的，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两国在亚太安全矛盾上的根源。安全矛盾管理的不到位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忧惧心理，安全矛盾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安全困境逐渐成为中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二）安全困境的形成与加剧

“安全困境”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理解国家之间矛盾关系的最广为接受的概念之一。根据美国学者约翰·赫兹（John Herz）的定义，安全困境是指“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民族国家互不信任，相互恐惧，安全成为首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竭力增加军费，获取军事优势，以改善自身安全状况。但是在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中，一国的军事优势很快会被其他国家同样的扩军努力所打破，国家无法获得绝对的安全，从而使各国陷入一种无法解脱的困境”。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鉴于国家生存的首要目标是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安全，安全困境本质上阐述了国家在维护安全问题时所面临的两难状态。因而，安全困境的根源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对他国意图、权力积聚的不确定性认知。

基于上述理论认识，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显然呈现了安全困境的基本特征。首先，中美均对对方的意图和动机充满了“不确定感”。对美国而言，中国实力的增长以及更加主动地运用实力，最终意图就是要将美国从亚洲“赶出”。对中国而言，美国维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和同盟体系，就是要“推回”（push back）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扩展。其次，从中美彼此政策互动看，“制衡-反制-再压制”“投入-竞争性投入-再投入”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东亚的崛起与更积极地维护利益的行为，挑战了美国的战略地位、引起盟友的焦虑，美国不得不持续采取措施巩固主导地位和完善同盟网络。这样的回应，又强化了中国关于美国遏制自己的认识，进而引起反击。这种表现再次让美国确认之前的认知和判断，进而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在军事层面，美国认为，中国不断增加军费、增强在西太平洋的投射能力，通过“反介入/区域拒止”对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而在中方看来，美国强化地区军事存在，升级军事同盟，持续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对中国安全构成了长期威胁。再次，就各自感受的安全度而言，中美各自维护自身安全的行为，并未带来安全感的提升。一方提升自身安全的措施，引发了另一方采取应对措施，双方的安全感最终都在下降。从中方看，虽然自身实力不断增强，但安全感并未相应增加，感到“处于美国战略包围”之中。从美方看，应对中国崛起的投入持续增加，但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和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愈甚。对于管控中国崛起，美国越来越失去信心。

更重要的是，在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的持续过程中，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大有愈发加剧之势。在现实主义理论看来，存在两种类型的安全困境：一种是经典定义的“安全困境”，强调的是安全困境是由一国的“防御性行为”引起，双方均无恶意图谋；一国寻求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另一种被称为“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state-induced security dilemma），强调的是一国为实现自身安全而“有意”使别国不安全。杰克·施耐德(Jack Snyder)首先提出了这一不同于经典定义的安全困境情景，他指出：“一战的案例……表明世界政治中存在着一种更为重要的困境。当1914年来临时，欧洲大国发现它们自己深陷于一个愈加剧烈的‘安全困境’。在这样一种情势里，每个国家相信它的安全需要别国的不安全”。两种类型的安全困境，以“国家行为是否具有损害他国安全的主观意图”为依据进行区分，实则也阐释了国家之间安全困境加剧的过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正呈现为经典安全困境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变化的趋势。在对对方战略意图的判断上，中美均倾向于认为对方是“非善意的”。美国最初倾向于认为“中国意图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促使其进行“最坏打算”“两面下注”。在不断的政策互动过程中，美国关注到中国以“有违国际规则”的方式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南海修建“人工岛”、拒绝承认南海“仲裁”等诸多行为，愈发认为其背后具有“修正现行秩序”的主观愿望，表明中国有意“破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战略地位。而在中方看来，美国抑制中国崛起的种种举措本就会带来不安全，并逐渐相信：美国越来越希望使得中国“不安全”，因为中国的不安全有助于实现美国的安全。例如，美国加强在东亚的反导体系建设、推动“萨德”入韩、提高盟国针对中国的非对称军事能力等，显然都具有非善意的动机。

（一）身份定位与意识形态差异加剧安全困境

中美安全困境加剧的另一表现在于，双方越来越倾向于基于对对方的身份定性——而非以实力或意图是否带来威胁——进行安全判断。中美均认为本方是现状国家，同时越来越怀疑对方不是现状国家。美国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改变现状的国家”“破坏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则认为，美国不仅长期拒绝顺应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更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在全球范围层次展现出越来越强的“修正主义”倾向，加剧了安全风险。“美国曾领导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建构，时移世易，它现在眼看着一步步退化成它一手推动形成的那个体系的破坏者。华盛顿宣称中国和俄罗斯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其实它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国家。” 这就导致两国愈发倾向于从对方作为“修正主义国家”的身份定位，观察对方的政策和意图，对其行为作出判断。事实上，即便中美就是对方眼中的“修正主义国家”，这种身份定性本身并不会对两国的基本安全构成威胁。而各自基于对对方的定性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却带来了真正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可能加剧双方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角色竞争。每一方都认为对方不仅在实力层面带来潜在威胁，而且对方的现实行为更加固化了其作为“修正主义国家”的身份定性。

安全困境本身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理论，本身并不强调困境中双方内部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差异。然而，在“谁是修正主义者”的身份定位差异之下，近年来意识形态与国内制度的差异越来越成为影响中美彼此战略判断的因素。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中国列入“压制性政权”阵营，将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界定为以其为代表的“自由社会”与“压制性政权”阵营之间的斗争。这种基于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国内制度的定位变化绝不仅仅限于特朗普政府，而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曾任奥巴马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认为，“经济增长曾被认为不仅会带来（中国）经济的开放，也会带来政治的自由化……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美国对运用自己的力量来塑造中国发展轨迹过度自信了。” 也就是说，美国民主党精英同样在从国内政治因素出发重新定位对华战略。这一定位变化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大国竞争”绝非美国与日本、欧洲盟友之间的有限经济竞争，而是以击败对方为目的的零和竞争。这一总体定位当然会将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身份判断极易形成不安全感和敌对思维的循环。在中美身份判断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势下，明确彼此战略意图、减少政策的模糊性、释放善意等举措，已经难以缓解安全困境。同时，合作性举动的意义会打折扣，冲突性举动的意义会被放大，为寻求自身安全而进行的投入和竞争，最终结果将是趋向零和的安全关系。

五  中美是否会迈向冲突

可以预见，未来引发中美安全矛盾的既有因素将会长期存在，中美实力对比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仍会持续，两国战略互信欠缺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两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竞争和安全困境很可能无法有效缓解。根据传统权力转移理论的观点，当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权力趋向接近时，冲突或战争不可避免。在结构性和认知性因素大体恒定的背景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会否导致两国走向冲突，可能取决于以下因素：

第一，中美经济依存态势会否发生根本改变。相互依存状态未必能制约冲突，但相互依存的解体则可能成为刺激冲突的重要因素。中美在几十年的交往中形成了广泛深入的利益交融态势，但这种交融态势正遭受战略竞争加剧带来的直接侵蚀。由于贸易战的冲击，中美经贸联系的传统利益纽带已经出现消极发展迹象：2019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9%；2018年中美双向外商直接投资较2017年下降60%，较2016年下降70%；2018年，中国赴美游客人数下降5.7%，是2003年以来首次下降；2019年春季在美中国留学生同比下降2%，是2014年以来首次出现总数下降。上述迹象是否具有长期性意义尚待观察，但相关事态引发有关中美经济“脱钩”的广泛担忧以及美国政府寻求对华“脱离接触”的政策取向，例如出口控制、投资限制以及限制人文交流，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美经济上的融合态势正在走向反面：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减少、供应链重新调整、研究和创新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在缩小。即使中美无法“脱钩”，但仅是“脱钩”的进程和预期就可能对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矛盾起到极大刺激效应。

第二，新技术条件是否导致中美相互军事威慑失效。中美之间不发生军事冲突的预期，首先建立在核领域的“相互脆弱性”之上，即中国拥有能够对美国造成无法承受损害的核打击能力。然而，美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在核领域、导弹防御的投入，显著推动网络、太空的军事化布局，使得传统核平衡态势更趋复杂，中美之间“相互脆弱”态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冲击。尤其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展，相关技术逐渐得以军事化系统应用，使得建立在核武器基础上的传统军事威慑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面临新的挑战，对威胁判断、脆弱性和战略关系的稳定性都会产生影响。例如，依托于人工智能的传感器技术升级，可能导致潜艇和机动导弹等二次打击力量更易被摧毁；高超音速武器可能依托其“快速性”使得目前多数防空武器失效；这些都会打破基于相互脆弱的威慑效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能造就新的军事力量，从而引发军备竞赛，抑或增加国家在危机中有意无意间动用核武的可能性。中美围绕网络、太空等新空间和新技术的投入日益呈现“竞争性”，虽然有着各自追求安全的合理逻辑，但显然这并不能够确保两国寻求的安全，相反很可能出现“越投入越脆弱”的前景，形成新的“安全困境”。

第三，意识形态因素会否成为中美竞争的新内容。安全关系是导致战争的重大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安全困境的情形下，意识形态的相互敌对——关于社会权力在国家内部如何组织的冲突——也对国家间的敌意和战争产生重要作用。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践中，意识形态因素似有上升趋势。例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声称“威权主义”侵蚀所谓“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涉华演讲中污蔑中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提出中美竞争是“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争，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主任奇诺·斯金纳（Kiron Skinner）宣称“与中国的斗争是美国从未经历的不同种族、意识形态的竞争”。有美国学者认为，贸易战反映了中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碰撞；而中国日益增大的地缘政治雄心和美国更加强调竞争的政策，正逐步使意识形态问题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中美在各领域竞争态势的抬升，能否导致更加剧烈的意识形态分歧和竞争，将是决定中美能否出现冲突的重要因素。

第四，非传统安全合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冲传统安全矛盾。尽管中美在安全领域的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矛盾，但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得益于长期的合作累积，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弹性、范畴和深度不断拓展的合作模式，对两国安全关系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例如，在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救援、抗击传染性疾病等领域，中美在东南亚等地区进行了不少富有实效的合作，展示了中美共同努力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中美此类合作往往受到忽视，但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杰维斯认为，安全困境的减弱依赖于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纽带建立。中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或许可以起到建立利益纽带的作用。首先，这种合作可显示中美存在的诸多共同利益，中美合作对于全球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可或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落实推进，面对恐怖主义等共同的安全威胁，中美在相关领域的安全合作可能面临更多契机。其次，中美在一些领域存在矛盾和竞争，并不必然导致无法在事关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关键在于双方认识到就共同利益展开合作的必要性，同时克服战略疑虑，基于共同利益进行积极合作。

六  结论

总体而言，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日益凸显的演变过程和发展逻辑，反映了中美整体关系在过去二三十年发生变化的轨迹。这一矛盾的发展，既是两国力量对比逐步变化的客观结果，也与两国相互认知塑造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最终成为中美之间安全困境的主要表现。

在中美关系进入重塑期的大背景下，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互动态势愈发引人关注。作为中美安全关系的主要方面，两国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和安全困境，短期内恐怕难以有效缓解。随着美国对华竞争政策逐步落实，中美在亚太安全领域的竞争性投入和对冲态势更有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表现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安全困境转化为安全冲突的可能性，则将取决于中美经济依存度、两国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再平衡、意识形态因素等更为宏大且复杂的因素，这种复杂性也意味着未来中美安全关系的演变仍然存在更多路径。同时，安全矛盾的进一步凸显，则可能促使中美以更大动力加强管控矛盾，寻求建立新的共同利益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