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荣景，并在人力资源上紧密相连。尽管还存在一些闪火点，如朝鲜核问题、南中国海争议、中日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该区域在全球政治已经显著发展为新的权力中心。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亚太地区在21世纪作为重要巨头的潜力。但是，亚太地区的持续和平、繁荣和稳定并非是必然的。随着主要国家在亚太地区加强竞争，区域安全形势变得越发复杂。可信和可行的出路之一，是不断扩大区域的相互接触和伙伴关系。中国于过去20年来就在这么做。
中国同本区域的接触，开始于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政策。近40年来，中国的经贸措施深获区域国家欢迎。如今，在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当中，中国是19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外交上，没有任何亚太国家不同中国建立关系。就算是南太平洋的岛国，都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外部经济联系。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已经显著超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北京要深化接触的最新举措是“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道、输油管和制造业基地强化连接。“一带一路”无疑是中国要把区域的商务和社会更紧密结合的战略。其发展前景还不明确，但中国要扩大区域影响力的用意则不容置疑。
“伙伴关系”在中国的外交语境有特殊的意义，是相对于美国的“同盟体系”的“中国选择”。北京称之为“结伴”来区别于“结盟”。中国自豪地宣称，自己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全球伙伴系统”，来突出中国光鲜的国际形象和增长的影响力。
中国的外交词汇有不同的说法来形容各种伙伴关系。例如，中国和亚细安在2008年宣称，它们的关系已经从“战略对话伙伴”升级到“战略伙伴”。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则是“战略互信”伙伴关系。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在2008年安倍首相第一任期时是“战略互惠互利”伙伴关系。虽然两国面对领土主权纠纷和安全问题的困扰，中国总理李克强2018年5月时隔八年后访问东京时，重申了双边关系的特质。当然，最重要的伙伴关系有两个：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以及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该如何理解中国这些形形色色的伙伴关系？这显然并非易事。至少，这些不同词汇反映了中国对建设“伙伴关系”的重视。
对于中国而言，建设“伙伴关系”的最大挑战就是同美国的具体外交关系。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8年访问北京时，双方一度宣布双方将努力建构“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这证明是两个大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就双边关系所提出的最积极的定义。不幸的是这仅是“昙花一现”。自克林顿以来，没有美国政府愿意用“伙伴”的战略层次来形容和中国的关系。反讽的是，特朗普政府反而在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用“战略上的首要竞争对手”来形容中国。
北京和华盛顿难以用“战略伙伴”来形容彼此的关系，形象地展示了两国在合作之际越来越大的竞争。但是，这不应阻止两强在亚太地区承担彼此重大的责任，减缓军事紧张并追求可行的稳定与繁荣的目标。两国军方尤其应当实施全面的沟通与合作。
中国的“接触和伙伴关系”攻势积极且持续推行，但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北京的论述，而在于其实质成果。面对各种领土纠纷的反弹、关于其“强势”的指控，以及外界对中国在区域享有优势的困扰，北京更愿意采取谨慎和有建设性的外交攻势。推动解放军在本区域的交流，应该不会导致对其战略意图的误解。此外，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上，与亚细安诸国取得法律上及战略上的实质进展，也是中国“战略伙伴关系”是否能真正取得成果的另一观察指标。
（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言论组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