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本文摘自《20世纪国际关系史：从军事帝国到科技帝国》
首先向埃尼奥·迪·诺尔福教授的著作《20世纪国际关系史：从军事帝国到科技帝国》中文版出版表示祝贺。受北京大学出版社之托为这本书的中文版写序言，对我来说既是荣幸，也是个系统回顾与学习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机会。一个时期以来，我的阅读范围主要包括了与我个人的研究和教学有密切关系的历史文献和书籍，它们主要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其中多为专题性论著，很少专门阅读系统阐述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图书。另一方面，即使从各种专论中也可以体会到，有关20世纪国际关系史研究不断取得新的令人瞩目的进展，很多过去的结论正受到更为严苛的检验并被更为精确地阐述，也有些被修正或放弃，特别是有更为丰富的视角和层面的解读。及时和尽可能系统地了解20世纪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对于本人或与我处于类似状态的读者是很重要的。
学术界对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思考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巨大的发展。这与前人的贡献和积累有关，与大量新的历史档案被发现有关，尤其与学术界空前活跃的跨国界和密集的交流有直接关系。不过，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说，20世纪虽然已经结束，但毕竟“所去未久”，对于历史研究者，叙述这100年的历史是有学术风险的，不仅需要时刻提醒固有视角（作者明确说，对于他就是“欧洲中心”）的局限性，而且“必须承认，这段历史仍有大量档案文献未解密，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无法获得”，所以这“注定是一场学术上的赌博”。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做这种尝试，而且其成果还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原因就在于“今天的世界仍未走出20世纪所开启的转型期”。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同20世纪存在太紧密和复杂的关联。人们渴望知道身边正在发生的变化缘何而起？它们与过去的联系是否决定着它们也代表着未来的趋势，或者注定早晚要结束？
实际上，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者和读者是一样充满了好奇心的，而且由于新世纪头十几年的变化如此之快、之大、之深刻，以致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出现的诸多积极的期待，其中有部分正成为现实，也不可否认不少已经化为泡影，世界似乎还走在一条充满更多未知数的道路上。所以人们才迫切希望知道未来会不会更好，或至少知道如何做才能避免更糟。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就像是人的一种本能，它促使人们比较容易相信，阅读和理解历史应该是理解今天和预见未来的最直接和简单易行的办法。
进一步说，中国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希望通过阅读有关论著，进一步了解20世纪世界历史各个方面的广泛和迫切的需求。这种需求固然产生于获得有关知识的渴望，但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即中国处在一个巨大发展与转型的阶段，特别是中国的这次转型契合着20世纪轰轰烈烈兴起且远未结束的伟大转型，在时间上也是高度重合的。
在为20世纪伟大转型的浪潮所裹挟并前所未有地快速和深度融入世界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也遇到了挫折，所以中国人更希望了解，他们当今身处其中的世界政治的本质到底有什么变化？中国在其中居于何种位置？他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与全球各主要国家之间充满变数和难以确定的复杂关系？中国人从来笃信“顺天应时”是最好的战略选择，即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是什么才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它是由哪些关键性的因素构成的？在这方面中国人有过惨痛的教训，也有过成功的经验。从刚刚过去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是推动中国人阅读各种有关20世纪历史的论著的重要动力。回应读者的这些好奇和期待，应该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史：从军事帝国到科技帝国》中文版问世的主要原因了，因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思考。
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确有不少需要叙述和思考的特点，作者认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发展的速度。他在导论中阐述了这个观点：“把20世纪独立出来，并且定义为一个充满划时代改变的历史时期，这既不是简单的组织技巧，也不是出于年代划分的需要，而是因为20世纪与历史留给我们的与其他时代都不一样，各个方面的变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这个论断既是对一个重要事实的概括，也富有启发性。比较20世纪初期和这个世纪结束阶段全球的状况，就会发现世界在这100年里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简单举例，比如对比世界人口的变化，20世纪初世界人口大约是15亿，到世纪结束时已经突破了60亿。这里补充一点，这60多亿人的平均寿命高于100年前的15亿人，而这得益于100年来世界总的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增长，作者的计算是比前一个100年高达5000倍之多，其增长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现象是，60多亿人口中的半数以上（有统计是在58%—60%左右）拥有了选举权，而且人数实际上还在继续增加，这个增长速度同样也是惊人的。这对世界政治已经和将继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仅是学术界，更是政治家们不得不严肃对待的。不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人类必须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生活和管理自己。当然，这里提到的人口变化只是一例而已，经济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都可以从不同领域告诉我们无数的数据和事例。
研究20世纪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史，大致都用“战”作为划分不同历史阶段的关键词，至少在21世纪开始时大致还是如此。例如“一战”、“一战和二战间”、“二战”、“冷战”，等等。1991年苏联解体后到20世纪结束大约10年，被冠以“后冷战”，这或许是因为人们还没有或根本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概念来概括这个时期世界政治的本质特征。划分历史阶段的这类概念反映的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其背后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等，也大致反映了人们对各个时期关键事态的感受和认识。其结果之一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叙事必定要以大国的权势斗争以及这类斗争所决定的国际体系、变动的国际格局、均势外交和战争等等，作为重要内容。对这些方面的论述也是这本书的重要内容，无论有何种新的视角和思考，历史学家的本能就是决不使自己的叙事背离历史本身的进路，这本书也不可能是例外。
不过，作者还试图进一步阐述，在100年看起来与之前的时代并无区别的大国权势斗争过程中，世界有没有和发生了什么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包括国际政治演变对这些变化的影响，以及反之，这些变化对大国权势斗争产生了何种甚或是根本性的影响。这包括了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如何定义哪些是“大国”“帝国”，以及它们在20世纪到底是因何而兴起和衰亡。这种叙事方式实际上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对作者的影响，也大致契合了中国读者的内心关怀。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的名字实际上有两个关键词，即“科技”和“帝国”。“帝国”这个概念在学术领域是有专门定义的，不过在大众读者看来，它可以简单地指强大的和在世界或地区据有统治地位的王朝或国家。具备什么条件的国家会成为“帝国”，是一个需要不断观察和讨论的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那些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肯定是不同的。作者在这本书中的结论是富有启发的，即“科技”已经和必将继续成为定义国家特性和影响世界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的强大更多地取决于科技，而非军事。所以作者提出，“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是定义20世纪的关键词”。
对于作者上述观点应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20世纪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已经证明，在支配世界政治的各种因素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将日益强大这一点，是最具确定性的，而且所有其他随之而来的各种变革，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等，从根本上说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至少目前还没看到它会逆转的迹象。或许21世纪将是转型、变革更加快速的世纪，人们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应付科学技术进步正在造成的对既往生活方式、制度甚至文化的颠覆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深入和扩展的速度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20世纪国际关系史：从军事帝国到科技帝国》对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叙述如同一幅逐步展开的画卷，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观阅历史的视角和关注重点的演变。在该书前5章叙事的内容中，“科技帝国”作为书名的关键词之一，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论述。全书的叙述开始于19世纪末的欧洲大国之间的争斗和战争，简单地说就是以“欧洲中心”为起点。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被定性为“殖民主义战争”或“帝国主义战争”。在随后几章中，作者阐述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纵横捭阖与导致一战和二战爆发的历史性因素，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对这些历史性因素的影响，包括了它们之中哪些在延续，以及哪些终于消亡。与这个进程相伴始终的是美国的崛起，以及这个国家如何步履蹒跚地逐步卷入国际事务的故事。
作者在阐述了欧洲几个大国在二战及随后大规模兴起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中衰落之后，将美苏界定为继“欧洲中心”解体后兴起的两个新“帝国”，它们之间持续大约40年的“冷战”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这部分论述的新意是从“帝国”的角度，比较美苏这两个二战后新兴霸权的兴衰。作者比较强调两个“帝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带来的不稳定和美苏政治体制的“不平等”，并断定“无论是苏联帝国，还是美帝国，其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一刻也没有真正消除”，而决定谁在竞争中胜出的关键，则是它们在不同阶段上应对世界性挑战的能力上的差异。到20世纪80年代冷战走向结束的阶段，美苏竞争的关键就是谁更能及时应付“新技术的迅速普及，以及能源问题带给全球生产体系的迫在眉睫的挑战”。
直到第6、7两章，“科技”作为决定国际政治的关键要素才越来越频繁地被论及。这可能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就是如此，直到二战之后，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及其导致的后果才变得越来越明显。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是冷战甚至是世界政治的“分水岭”，其依据是“70年代末，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和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而美苏竞争“从单纯的政治和战略领域（1979—1983年间）逐渐转移到新技术的开发、运用上”。简而言之，科技进步这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美国也因在此领域独步天下而被定义为“科技帝国”。诸多论著关于科技进步对冷战的重大影响的论述等，多集中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从而决定了冷战对抗的基本特点之一，简单地说就是维持了一种所谓的“恐怖的和平”。这本书则进一步指出科技进步对世界政治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还包括了已经并继续在改变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作者也因此认为，“美帝国”区别于以往帝国和“苏联帝国”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在科技领域无可匹敌的领先地位。
美国并非一步到位地成为“科技帝国”。这本书一直贯穿着对美国的世界地位的叙述，从第1章叙述的一战前美国已经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和在一战中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角”起，到有关美国参加二战并赋予这场战争新的观念变革，以及之后美国成为西方阵营的领袖和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国家，直到在冷战中胜出，等等。如果以这本书的主题为线索，最有代表性的内容是作者对美国终于在科技领域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的叙述。在总结世纪末“美国霸权”的特征时，作者通过与当时刚刚解体的“苏联帝国”进行比较，指出了科技作为决定国际史乃至世界史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已经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例如，作者引用了相当具体的数据来描述美国与对手之间的差距，例如“1985年美国的学校已经有了300万台个人电脑，而苏联在那一年提出第12个五年计划，称将在1995年之前，为苏联的学校配置130万台个人电脑，个中悬殊不可以道里计”。这里顺便指出，这个时期美苏在战略核武器竞争中几乎是势均力敌的，但美苏在体制方面的根本差异导致后者在持久的竞争中后继乏力。科技迅速发展并保持遥遥领先的背后是自由活跃的思想、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和富有活力的制度。科技进步与这种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既是美国“科技帝国”的主要特征，也是其得以延续的根本所在。这是20世纪后半叶超级大国竞争及其后果对后发国家的极为深刻的启示。
作者在叙述20世纪最后10年即所谓“后冷战”时代时，将美国霸权及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置于中心地位。正如作者所说的，“将美国定义为‘科技帝国’，该内涵实际上指向一种价值观、发展模式的输出”。在这一点上，美国经常表现得“瞻前顾后”，这反映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实施全球霸权时的力不从心与迟疑不决”。
在世界政治进程中，美国的一超独大和输出其现代化模式等等，最终也没有导致一种类似以往的诸多国家对霸权的“附庸关系”，而“相互依存”在更多的情况下占主要地位，并正在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在苏联解体后似乎更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并没有忽视美国霸权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即世界性的反美主义思潮的出现。他认为“仇视美国所代表一切的情绪，始终与美帝国的崛起如影随形，这一点谁都不会否认”。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甚至愈演愈烈，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作者认为，反美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全球化的改头换面的极端表现”，这个观点还可以进一步论证。
与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叙述相对应，作者也概括阐述了20世纪一些主要新兴国家的发展趋势及其已经和必将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理所当然地被排在了显著的位置，尤其是对20世纪末期的叙述中。作者根据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获得的巨大成就，断言“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将会更加深刻地影响世界，其国际存在仍将不断加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注定成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
中国崛起将给世界带来何种影响，作者的评价是谨慎的。如同其他诸多研究成果一样，作者除了确认这个事实之外，认为中国未来在世界体系中将发挥何种作用，是难以预测的，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看法可以说部分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的程度。
客观地看，作为一部20世纪国际关系史，这本书对二战后东亚地区的巨大变化和对世界政治产生的深刻影响等，论述的是不够充分的。这样说是基于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和惨烈的局部战争几乎都发生在东亚，而且持续时间相当的长，伤亡极为惨重，造成的破坏极为严重；其二是东亚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起，出现了持续繁荣的局面，至今已经成为与欧洲和北美鼎足而立的第三个世界中心。叙述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国际关系史和探寻其中的历史性原因，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
20世纪的世界充满了争夺和血雨腥风，人类社会也一直在探索真理、追求解放和治世之道，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然也取得了堪称辉煌的进步。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这100年及其与当今世界的关系，对所有的研究者都是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本书在最后一节对20世纪后期兴起的全球化进程做了宏观的总结，实际上也是据此对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发展做出概括性的评价。
世界进入21世纪后，的确出现了大动荡和诸多未曾预料到的混乱局面，甚至一些地区发生了血腥的战争，而且它们都多少与20世纪的某些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甚至导致了对全球化的严重质疑。不过，从作者提供的数据看，与过去千年的情况相比，人类社会在20世纪取得的进步无疑是空前的，而且为未来的进一步改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在作者看来，“19世纪的工业革命改善了全球的生活质量，20世纪的科技大爆炸带来的颠覆性革命更毋庸赘言”。在更大的历史过程中思考今日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除了有助于了解其来龙去脉和对症下药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人类的未来持乐观的心态。毕竟，经过了20世纪的100年后，世界政治的逻辑正在发生无可否认的巨大变化，国际社会正在走出黑暗森林，在诸多国际规范的约束下，正在变得更加有秩序，当然这绝不是说人类社会已经可以避免所有令人担忧的问题、矛盾，甚至新的灾难。
作为系统阐述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著作，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比较好读，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作者对全书结构的独特设计。作者在导论中说明了他撰写这本书的出发点，即“尽可能将那些既不统一也非理性的内容纳入一个统一而理性的范畴中。”可能是这种设想使作者并没有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诸如日军如何偷袭珍珠港、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过程等等，作为书中叙述的重点。他更多的是梳理和阐述导致一战、二战、冷战等等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关键性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被改变或者得以存续下来的。
全书共有七章，而每章的开始都有一节“导读”。它们大致概括了作者对各个时期的关注的重点和见识，对于每章中的叙述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当然，在这些“导读”中有不少闪光的观点，它们都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认真阅读和理解各章的“导读”，对于把握作者对该章所涉历史时期的认识和阐述等，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也需要指出，这种叙事结构对读者提出了一些要求，即需要对20世纪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否则会增加理解全书主要观点和发掘其价值的困难。
总而言之，这本书的叙事不论是对20世纪100年历史保持兴趣的读者，还是对那些有意深入探究它与今天的联系并希望为未来寻找前进之路的读者，都是有启发的，相信阅读此书的读者会同意我的看法。
2016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