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友关系，或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转换在大国博弈中是经常发生的。本文试图对这一关系转换的原因做一个梳理：以大国战略制定为基本出发点，以内政与外交的连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对亚太地区的三个主要国家-中国，美国，和日本（也称亚太三雄）进行分析。虽然论述的重点是从学理和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但对今天亚太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应该具有借鉴意义。
一．敌友关系的转换与平衡者的重要性
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引用国际关系中的一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1]”在国际关系中的敌友关系的转换，是从古以来就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纷争，还是欧洲早期历史上城邦国家的竞争，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都是屡见不鲜。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后冷战时期打破了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两极架构，而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就更加引人注目。我们在这里以中美日亚太三雄为案例研究，着重分析国际关系中哪些因素和变量造成了敌友关系的转换。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这里只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五种变量。例如国家利益，势力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国内因素，等等。而并没有过多地强调文化上，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也就是说，我的分析基本上沿用了丘吉尔的这句经典之言。把国家利益当做最重要的分析角度。这里并不是说其他因素是可有可无的，只不过他们不作为重点而作分析。亚太三雄的敌友关系的转换在过去两百年中也是经常能够看见的。
国家利益
第一个因素就是丘吉尔所提到的国家利益。[2]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有一个优先顺位，而这个顺位一旦改变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先以中国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二十几年（1949-1976）可以被称为“毛时代”。如果我们用一个词对“毛时代”进行概括，这个词应该是“革命”。革命在对内政策上是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在对外政策上是支持世界革命。当时的外交政策以毛的“三个世界理论”为纲领。中国非常依赖所谓的“第三世界”，即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而中国自己也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则被中国视为霸权主义国家，在外交上与其对抗。然而，作为第二世界的西欧和日本则是中国外交上争取的对象。1978年邓小平出山，中国外交又一次出现了重大转变。这一时期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现代化。这个从革命到现代化的优先顺位上的转变给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现代化在内政上体现出来是经济改革和实行市场，外交上就是开放，以引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技术和市场。这样的战略使中国外交政策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即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不仅包括西欧国家，还包括了中国的宿敌：美国和日本。
同时，这样的国家利益的优先顺位的变动造成国家战略方针的转换也在日本近代历史显现了出来。从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与“脱亚入欧”的口号开始，日本从相对闭关锁国的东亚国家成长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且走上了对外扩张的殖民路线和军国主义路线。[3] 但在日本1945年战败后，基于盟军占领，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两极对峙等种种现实原因，代表着去军事化，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吉田路线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发展方针成为了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核心。虽然美国在这个阶段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深刻，但是正是因为日本战败后对其国家的核心利益的界定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造成了日本战后独特的外交方针以及其敌友关系的新框架。[4]
实力变化
实力变化造成大国之间关系合作与竞争的转换，在这方面，西方最流行的的一个理论就是权势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5]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经常见到的就是所谓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可能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6]。一个案例日本明治维新后权势转移。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强国，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中国。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完胜大清，并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标志着亚太地区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全面的权势转移的完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侵略战争使日本走向了二战战败国的道路，造成了其实力的大倒退。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美国对日本各方面的影响为其带来了经济奇迹，日本很快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的日本不免与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产生贸易摩擦。而90年代后又出现了经济衰退和泡沫破裂。日本为实力转变能够影响国际关系上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里的第二个案例则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实力可以用羸弱一词来概括。中国实力的变化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到2010年这三十年。这期间，中国GDP的增幅为平均每年10%，这个奇迹是前所未有的。2010年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PPP上已经超过美国。此外，中国在制造业上是世界第一，在中美货物贸易中也是大幅度出超。中国的例子也说明实力的变化会造成大国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在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上。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对中国实行的贸易战反映出美国正在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重新界定，即不是合作伙伴而是竞争对手的关系。[7]
盟友
第三个因素就是结盟的状态。一个国家和哪些国家结盟决定了它和别国是合作者还是对抗者的关系。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则是这一点的最好例证。当时国际社会主要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在1949年建国之后就和苏联签订了《中苏互助友好条约》而正式与苏联结为同盟。而日本则和美国签订了安保条约，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国在与各国的敌我关系也就自然地随着它的结盟而形成。所以，这两个同盟的签订就使得中国和日本分属于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是对抗竞争的状态，那中国和日本也就成为对抗竞争的状态。[8]同盟关系出现了变化，那么敌友关系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外交领域的合纵连横
上文所说的前三个因素都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所引发的外交上的转变，而这第四点强调的则是外交战线的重要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合纵连横的说法，也就是说通过外交工作公开地和秘密地沟通与谈判而达成敌友关系的转换。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的北京之行和同一年田中角荣恢复中日邦交的举措都不失为外交上的经典之作。当然，美日改善对华关系的最大的一个国际因素就是三国在当时都把苏联的扩张主义视为最主要的威胁，共同的敌人使得三个国家走到一起。但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如果没有敏锐的战略思想和娴熟的外交技巧，恐怕也不能马上就造成关系的转变。
而最近的一个例子便是2018年韩国总统文在寅利用平昌冬奥会的契机，巧妙的实现了对朝鲜外交的突破，又进而推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是半岛形势从战云密布转到谈判桌上来，不能不说也是凸显了相关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技巧和灵活身段。
国际--国内连接
这里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不很好地理解一个国家的内政，往往就会误解这个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变动。[9] 比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美日经济摩擦而造成的美国国内反日情绪的蔓延，而出现了朝野同声敌忾“敲打日本”的现象（Japan Bashing）。这也使得日本内部出现脱离美国的呼声，而产生了“同盟漂离”的现象。
美国外交学界非常重视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这也就是所谓的“理念先行”。美国国内的政策辩论卷入的不只是学界和智库，而且往往还包括了政府中的政策制定人和决策者，比如从小布什时代就开始的中国威胁论，到特朗普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和俄罗斯一起）就反映了美国国内精英在理论先行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
平衡者的作用和重要性
在任何一个三角关系中每一方都想使自己站在二对一的“二”的一边，也就是说尽可能的确定一个主要对手，而把第三方作为自己的盟国或朋友。谁都不想被推挤到那个“一”的角落中而受另外两国的联手挤压。日本在其外交政策内部辩论中就明显地有两派思路，执政的自民党和外务省的主流思维强调的是一加一大于一，意思是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而日本只要保持和美国的同盟，那么不管中国强大到什么地步也不可能超过日本和美国的总和。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到2017年，虽然其GDP还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二，但也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半了。中美两强的大格局已经形成，而美国也正式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样一来就可以起到一个作为平衡者的作用。如果中日联手，则美国堪忧。美国是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美国对中日之间钓鱼岛之争的态度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原先的不持立场，到后来的通过对美日同盟条款的新解读，都能很好地展示这一点。也就是说，加剧中日之间的纠纷，加强日本对美国的支持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对日本内部的离心倾向一定要控制在萌芽状态之中。这就是我们看当前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和敌友关系转换的几个重要因素以及平衡者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作为中美两强之间的平衡者就必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谁争取到日本，谁就会在这场大国博弈之中占上风。所以，日本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亚太三雄”互动的八个节点
在世界地缘政治和全球外交的大背景下，“亚太三雄”的国际关系，是理解全球外交至关重要的分析对象。说到中日关系，其起源可以一直从远古追溯到明清时代，然后一直到近现代。美国虽然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有商船来华，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试探性地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区。从“亚太三雄”的角度来看，三国之间外交关系要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分析。我把这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三国之间互动选择了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事件作为节点。总结为八个转折点。当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人们可以对节点的数字或增加，或减少。但有一条恐怕是共通的：三国关系经历了重大的高峰和低谷，以至于敌,我,友关系反复转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些节点，也是为了今后探索，发展出更健康，并有益于自身发展地区安定繁荣的大国关系。
（一）第一节点：从西方入亚到日本的明治维新（1839-1868）[10]
我们可以把中美日三国政治外交的互动的初始节点放在19世纪中叶，西方对亚洲的入侵期间。这一过程既可以被看做西方对东亚的殖民入侵，也可以被看做如费正清所界定的“冲击---反应模式”。第一节点标志性事件是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和美日之间的“黑船来航”。这次互动的焦点是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亚太地区主导国地位的动摇与更替，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互动。1839年开始的中英鸦片战争不但打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对外关系的模式，也以《南京条约》的签订为象征，标志着中国百年屈辱的开始。美国作为西方势力的一部分，也和其他西方国际一样（如德，法，葡，西）随着大英帝国进入了东亚。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1853年针对日本的美国黑船来航事件。
中美《望厦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南京条约》的后续，也就是在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华获得巨大利益后，其他欧美殖民列强也希望以此方式打开中国市场。《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应运而生。其条约内容包括了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是开放中国五个沿海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对外进行贸易通商活动，同时赋予西方势力片面贸易最惠国待遇。此条与《南京条约》所开放的五个城市是相同的。第二是确定了美国传教士在所开放的贸易城市购买地产并设立教堂传教的权利。第三便是美国人在中国犯法不受中国司法机关约束，也就是治外法权。《望厦条约》也是中美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就日本方面而言，虽然美日的交流从1846年就有接触，但当时美方提出的开放贸易政策被江户幕府不置可否。1853年，美国再次派遣一支四船舰队，由马修·佩里准将率领，携带美国国书直奔江户湾，史称“黑船来航”，又称“黑船事件”。此时正值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病逝不久，佩里的舰队的到来使得江户城一片混乱。日本朝野在混乱之下，也迫于外部压力等多方面因素，于1854年与美国签署《神奈川条约》。严格地说，这是日本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同时也打破了江户幕府闭关锁国的政策。条约内容包括了美国人合法定居，片面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确保了美国船只能在日本补给物资等方面的权益。经历这个刺激之后，幕府开始逐步和西方列强建立贸易关系，开设新式西方学堂，派遣使团等，间接地为明治维新和日本在东亚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望厦条约》和“黑船事件”也可以被看作是三国之间敌友关系转换启动期的标志性事件。
（二）第二节点：从日本崛起和美日密约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1868-1931）[11]
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在富国强兵口号的引领下进行社会改革，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进而挑战中国的霸主地位。这一节点的界定是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开始，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对华战争进入全面化阶段为结束。第二节点的标志性事件是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和美日《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确定。在此阶段，日本先是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王朝并签订《马关条约》，取代中国成为地区霸主，转型为地区霸权大国，又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巩固自己在朝鲜和亚太地区的势力。同时中国因战败失去地区霸权，丧失守成大国地位。具体表现为割地赔款，割让台湾，失去对朝鲜宗主国地位，而最终使整个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马关条约》不仅仅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速度，而且也为日本打开中国市场，进一步发展在华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晚清年间，由义和团运动而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将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美国作为一个相对的后来者，为保持自己的利益分一杯羹，也为确保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等）独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协商行动。“门户开放”（Open Door Policy）应运而生。此政策在规定西方殖民势力和日本在中国均享受平等的商业和工业贸易权。1905年，基于日本在日本海海战的决定性胜利，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作为中立第三方，开始介入战争的调停过程（因调停成功，他还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美日在这一段时间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个以相互妥协为基础的两强并存关系。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05年《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确定。时任美国战争部长（职位相当于现美国国防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与访美的日本首相桂太郎进行秘密商谈，并达成了一个三点协议。其内容包括：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权益和1902年日英同盟；同时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权益。在此备忘录的大框架下，日本彻底确立了在东亚地区霸权，1910年日本实现了对朝鲜半岛的全面的殖民统治，美国也得以巩固在菲律宾的殖民地。这种对各自势力范围的相互承认在客观上形成了美日之间的第一次联手。
（三）第三节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美同盟到日本投降（1931-1945）
第三个节点的特征是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关系和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时间点的定论相对笼统。日本对华战争早已经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全面化，但是世界范围二战的正式爆发时间则是从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开始。美国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正式介入二战，投入反法西斯阵营的开始应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这便是对这一阶段的三种算法，中国的“十四年抗战”，普通意义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日之间的 “太平洋战争”的由来。三者共同的结束点则是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为结束。[12]
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由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全面扩张而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美国从曾经观望角度，迅速转变为中国的盟国，形成了中，美，英，法，俄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五个国家也就是之后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国内舆论在珍珠港事件后迅速转向，国家机器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战时经济和生产活动。在此期间，中美之间就抵抗日本侵略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飞虎队”（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印度和中国西南地区的“驼峰航线”，以及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等。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美联手共同抗日。
（四）第四节点：从冷战开始到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1945-1971）
第四节点的特点是三国敌友关系的又一次大转换，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建立和中美交恶。三国关系的第这一节点从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被纳入盟军军事占领时期，一直持续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止。在此阶段，美日在1951年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通称《旧金山条约》）在1952年4月正式生效，不仅仅正式结束美军占领，也将战后日本划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但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友好关系也将中国划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就此形成。
日本方面，为重建旧日本帝国的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结构的遗留问题，驻日最高司令官司令部（通称为盟军司令部）对日本的国家制度，社会体制，以及相关联的国际事务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和重建，也在根本上重新构筑了中美日三国的关系。[13]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社会的全盘改造是历史上罕见的。其控制程度之深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一个主权国家对其他地区能够施加的影响力。美国主导的盟军占领阶段达到了两个对日本社会影响深远的基本目标：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治上剥夺了日本天皇的实际权力，实行象征天皇制度，重新构筑了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参众两院制度。非军事化则全面解散了旧日本帝国的武装力量，将日本曾经占领的海外殖民地交由联合国或美国进行托管统治。《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更在宪法的层面上限制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上使用武力的能力。由此，美国通过将日本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全面重建的方式，将美日关系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一时期，在1946年至1949年，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击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成功地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仅代表作中国人民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对外政策基本思路。由于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国理所应当地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日本则加入了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对立因为冷战局势，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等事件进一步的激化。中美关系了从合作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盟国转变为世界分为两极之后的敌对关系，不相往来二十余年。而美日的同盟关系则近一步加深，日本自卫队的设立以及1960年的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更是确保了两国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紧密合作。冷战的铁幕也缓缓地落在了亚太地区。
（五）第五节点：从对抗苏联到中美日短期蜜月期的出现（1971-1978）
第五节点的特点是中美日三国面对前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一起来了，甚至有人把它称为一个短暂的“蜜月期”。面对苏联扩张主义，中美日在七十年代初迅速接近，标志为中苏交恶，尼克松访华，和田中角荣访问北京。这三件大事又一次将中美日关系再一次重构，缓和了从朝鲜战争以来的三国之间尖锐的对立关系，重新建立了以对抗苏联扩张主义为核心的新关系，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准同盟”的关系。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以紧密合作的外交关系开始在经济建设，意识形态，以及军事合作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一系列的分歧。两国关系在反复论战和外交冲突上越走越远。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标志着中苏在边界主权问题上的冲突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以及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准备也使得两国关系进入了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共九大前后，毛泽东嘱咐周恩来牵头，召集“四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了“国际形势研究组”，就改善中美关系，对抗苏联扩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美国改善关系成为了研究组的议程之一。同时，1967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外交》（Foreign Affair）上的一篇文章《越南后的亚洲》（Asia After Viet Nam）[14]指出了对华不应继续持续孤立政策。这篇文章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美国急欲从越南战争；并且认为当时亚太地区的最大威胁是苏联扩张势力，是中美日三国的共同敌人。这个变动最终促成了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1972年的正式访问，中美关系自此迅速和解，为之后的建交铺平了道路。
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快速变化对中日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史称尼克松冲击）。日本在北方领土的问题上也与苏联关系紧张。此时，田中角荣为首相，大田正方为外相的日本内阁，突破了如石原慎太郎等日本保守势力的阻挠，坚持与中国恢复邦交。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联合声明》彻底结束了两国自二战以来的敌对状态，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老一辈的领导人在中日建交时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让步，为之后中日关系在八十年代的改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田中真纪子（田中角荣的女儿）回忆，田中角荣访华之前，不仅仅被国内保守势力称为“国贼”，胁迫他辞职并切腹自裁，而且在出发前往北京时是抱着会被暗杀的心态上的飞机，这也凸显了第五节点实现在中美日三国内部所面临的障碍以及三国领袖为突破这些障碍所进行的巨大努力。
（六）第六节点：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日本的经济奇迹到三国之间的全面合作（1978-1989）
第六节点是基于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大幅度地改善了和美日的关系。其代表事件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中美建交，以及邓小平的访美访日。中美日在全球贸易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完全改变了冷战时期对立的态势以及避免了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中美日三国的合作关系也完全改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亚非拉第三世界为依托的外交态势。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中国确定了急需启动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项目：资本，技术和市管理。这些必须要从现有工业发达的国家获取，美国，日本，西欧国家以及亚洲四小龙首当其冲。对这三个要素的需求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范式和对外的政治姿态。例如，对台湾问题就提出了和平统一方针；对港澳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办法；对韩国和新加坡也启动了建交活动。对外开放的方针也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顶尖生产技术以及完善的管理方式，为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良的条件和市场环境。其中亚洲四小龙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日方面，邓小平在1978年进一步推动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进程，并于当年10月份以副总理的身份正式访问日本。两国虽没有彻彻底底地解决如钓鱼岛的领土争端和就侵华战争道歉的历史问题，但在和平共处，经济发展，以及对外投资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在1972年《中日联合公报》的商讨期间，中方为确保顺利建交，放弃了政府方面战争赔款的要求。但当时以大平正芳为首的领导人，尤其是为中日建交做出巨大贡献的日本领导人，在这一点上对中国抱有愧疚之心。以对政府开发援助来顶替战争赔款成了日本政界的一种呼声。这也是大平正芳首相在1979年访华时承诺援助贷款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可忽视的是，截至2008年，日本从八十年代开始对中国的政府援助资金（ODA）总量达到2248亿元人民币[15]，对中国当时推动“四个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对美方面，美国与中国在中美建交后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美国的卡特政府仍然继承了尼克松访华的核心战略思维：中国是美国的“准盟友”，双方仍然在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霸权的方面达成了共识。例如，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是一场美国默认的局部战争。当时苏联作为越南的盟国，在阿富汗，东欧等地区都进行了强势的扩张。美国利用了中国对越开战使中国在亚太南部地区遏制了苏联的进一步扩张。同时，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大战略上跟随美国，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扩大了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战略上的共同敌人和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使中美日三国走到一起来了。
（七）第七节点：从冷战结束到三国战略调整期（1989-2011）
第七节点是冷战结束后，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了大幅度调整。三国关系都呈现出了既有冲突，又有合作的复杂关系。首先，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逐步实行民主改革，曾经是冷战半边天的华约集团也瓦解崩溃。1991年苏联解体成为了冷战结束的标志。而亚太三雄在此阶段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战略调整。在八十年代末，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西方阵营由于天安门事件而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这些都无法阻挡以经济急速发展为标志的中国崛起。这使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了既有经济贸易相互依存又有政治安全相互竞争的斗而不破的格局。而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崛起在西方学界和政界又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权力转移的大讨论。
美日关系也是动荡不断。两国在八十年代的贸易摩擦加剧造成了“同盟漂离”[16]现象的发生，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美日两国在1991年到1996年之间的徘徊阶段。美国和日本的决策智囊图均对未来美日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额磋商。美国方面在“三驾马车”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领导下，确认了美日安保条约的位置。[2]日方也在认可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重新决定了“二对一”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如果美日两国结合一致应对中国发展，中国就不会严重地威胁到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其标志性事件是1996年与1997年之间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和美日同盟的重新界定。第七次节点的主要特征是，美日同盟的重新界定是为响应由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而造成的一系列地区与全球国际关系变化。
从地区安全和发展的角度出发，苏联解体后造成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世界格局也在东北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高速持续性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吸引了大量的对华投资。贸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浪潮也使得极具冷战特点的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慢慢淡出了国际关系的视线。另一方面，朝鲜核问题和台海问题再一次成为三国瞩目的地区热点。1994年美朝达成的《朝核问题框架协定》虽然一定程度减缓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脚步，美朝在协议上的多次反复也为日后朝核问题的激化埋下了种子。1996年由于台湾领导人访美，使台独势力不断增长，从而引发了 震惊一时的台海导弹危机。三国在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的前景上的倾向性不同也造成了三国在第七节点上的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情况。
（八）第八节点；从中美双支柱体系的出现到竞争与合作的新局面（2011-现在）
中美日三国关系的第八节点发生在2011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上进入共同领跑地位。大的背景是，三国国家实力的平衡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经济贸易的持续高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超级大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又在2016年经济总量成为日本的两倍半。而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也大幅度缩小。中国在购买力评价和工业总产出都已经超出美国。中美“G2”的呼声不绝于耳[18]。实力的重大变化带动了中美关系在区域经济整合方面的合作和战略安全领域的冲突。虽然日本稳稳保住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的崛起仍然使得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真正到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地步。中美关系又在其内部逐渐形成了在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这一格局。[19]而日本一方面强调加强美日同盟，以“二对一”的态势应对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又达成了我所提出的“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这一外交共识。三国关系可能再次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节点。
如上所述，2011年前后新节点的出现标志着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大国实力分布的变化。尽管亚太三雄扔保持着全球经济前三位的态势，但内部的排位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即由原来的“美日中”变成了现在的“美中日”的排位序列。而且2011年到现在几年过去，中美两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就让亚太国际关系现在更趋向于“中美两雄”相争的态势，也使得亚太三雄互动的动向变得更加活跃。
三．新形势下的中美日三边关系
前世之师，后世之鉴。中美日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互动对分析今天的亚太国际关系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们提出的影响大国博弈中敌友我关系转换的五种变量，亦即国家利益，实力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国内因素等等在今天的中美日互动中都仍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对在不同环境下每一种变量做出具体的分析就成为判断以至于影响敌友我关系的转换的重要方法。
我们先来看这些变量是如何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学界的精英们逐步地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后达成共识，认为未来中国对美国产生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总统奥巴马先后提出“重返亚太” （Pivot to Asia）的概念，并被美国国务院界定为“亚太再平衡。”既然这一战略的实践必须要有日本的配合，那么重新界定美日同盟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2014年奥巴马访日，2015年安倍访美的外交政策主题都是重新确认美日同盟的方针。这些外交政策结合美日安全军事方面的高度一体化都可以被看作是都是1997年重新定义日美同盟的一个延续。奥巴马任期结束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一场富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中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并于次年1月20日正式上任。特朗普总统颠覆传统的执政模式和外交战略为中美日三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美国放弃TPP，要求日本增加承担日美同盟的份额，和冲绳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久拖不决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日关系。但是美日同盟仍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石。
自2018年以后，中美关系进入了颠簸期。从美国方面来看，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采用了“三箭齐发”的战略：也就是在政治外交领域用通过《台湾关系法》来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在经济贸易领域用提高关税和打击高科技企业来防堵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不断派遣军舰进入中国沿岸的南海水域。这一切都如在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所界定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之一。虽然中美关系出现了剧烈颠簸，但双方领导人还是能够通过各种渠道，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分歧，尽量保持“斗而不破”的局面。[20] 中美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所带来的亚太地区“双领导”的模式也引发了各界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在十八大后反复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也为亚太三雄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要回到这几年热议的一個話題，即Power Transition（权力转移）。所谓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权力转移能不能和平的实现。这个也是学界讨论正热的话题。Graham T. Allison（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新书《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所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中美能不能做到像习提出的：太平洋足够大，可以让中美两国共同生存。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历史上的海洋强权。日本也把自己定义为海洋国家。而中国一向被认为是大陆国家。明清时期一直采取封海政策。一直到最近才有了相对强盛的海军。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原有的Power Structure（力量格局）会被打破。Power Transition（权力转移）关注的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关系。而这一权力转移可以表现在很多双边关系的具体问题上，其中之一就是海权问题。美国一直是海上的霸权国家，其海洋利益也被视作国家利益的生命线。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要保持它的霸权地位。在亚太地区争斗方面，美国是正，日本是副，再加上其他可能的抓手，例如：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越南等等。为的就是维护美国现有的霸权。美国要守成，中国要崛起，这就使所谓的“四海问题”更加尖锐了。这具体指：东海，南海，台海，和黄海。东海指的是中日围绕着钓鱼岛等问题的争执；台海指台湾问题；南海指的是中国与其他岛屿申索国之间的争执，以及美国所要求的自由航行；黄海指的是朝鲜半岛。这些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并且均是中美之间存在有重大分歧的问题。同时也是美国政策圈内部对华采取遏制或妥协战略的焦点。
但是中国在面对与美国冲突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在亚太地区的分歧问题上，中国除了保持互动之外，还有一招叫釜底抽薪，意味着中国可以将美国在该地区的抓手给抽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菲律宾。在美国政府和律师界的支持下，菲律宾主导的南海仲裁当时让大陆非常被动。如果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发酵，中国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但是中国很快通过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使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转向。这使得美国在南海之争上失去了一个重要抓手，就像烧火没有柴一样。现在的南海问题比前一段时间平静多了。
正如之前提到的中美海权冲突和“四海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台湾问题。引用当年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没有美国就不存在台湾问题，所以台湾问题说到底就是美国问题。”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这一性质就把这个问题和国家之间的摩擦区分开来。那种认为美国并不看重台湾不会打台湾牌，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表现。在这方面，我们不光要看言辞还要看行动，这一两年下来，美国相继出台了几个重要的涉台方案，例如台湾旅行法，亚太再保证法案等等，并在实际行动上对美台关系升格有所表现，这就不是单单一些台湾游说集团所能达到的效果了。美国还明确地把台湾作为其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应该承认中美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中美竞争的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要大于合作的成分，所以要做好长期战略相持的准备。其次也需要深层次的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发展和社会舆情的变化，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拉锯斗争，以及麦卡锡主义可能出现的苗头。总的来看，当前中美间的对抗还没有脱离正常国家的纷争，两国之间尚不会有全面热战的爆发。但是如果特朗普一味挑战极限，跨过红线，局部的冲突就有可能发生。因此，中美之间的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将变得十分重要。
我们再来看日本。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经历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多位中国领导人的变更。日本都想发挥两个作用。首先，日本要作为一个东西方之间的结合点和交流点。就日本社会而言，日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民间对中国严重“嫌弃”现象。就日本政坛和修改宪法的问题而言，日本国内对安倍和保守势力修宪的反对呼声还是十分高涨的。进一步地，如果一个日本政治家决定放弃亲美政策，而向中国这方面靠拢，那这个政治家可能会失去在日本国内的领导地位。日本前外交官孙琦享的专著里，专门用“被美国击倒的日本政治家”做书名[21]。封面的图就是田中角荣。田中角荣是日本战后唯一的首相，被通过政治力量送入监狱的。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不光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且政治影响力也是很重要的。中美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日本的外交地位有所改善，它既坚持了实行多年的 “A方案”，也就是巩固美日同盟，也在其 “B方案”（即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以及日本在亚洲的处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就使日本的外交态势处于这几年来最为有利的位置，不但可以保证自己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双获利，而且还可以在大国纠纷中出面调停，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这一段时间安倍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不但成为日本历史上在位最长的首相，而且今年还迎来了令和时代的开启，以及大阪G20的主场外交，紧接着就是明年的东京奥运，说不定还能实现他的修宪愿望。尽管如此，难缠的特朗普还是更加坚定了日本两面下注，趋利避害的应对之策。面对这样一个志得意满的安倍，中日关系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至于经济方面，二战后的世界常常被理解为三大经济板块：一个是北美，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亚。北美方面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完成了整合，西欧则通过欧盟建成联盟。只有东亚一直到现在也没完成整合。就连东南亚都有了东盟。欧洲方面，欧盟之所以能搞起来，关键不在英国，而在德法。欧盟是在德法的共同领导作用下实现了经济整合。我的观点是，东亚的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没有中日携手就搞不起来。中日两国能否共同发挥领导作用是个关键。而且我觉得，中国日本还有很多领域能够做到互补。在经济方面中日如何实现优势互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且，区域经济共同体一旦形成，过去很多观念甚至于国家主权、区域分隔这样的一些观念都会出现与时俱进的变化。如果日本和中国能够在东亚携手发展，在货币政策上是不是也能有一定程度的合作？欧洲有“欧元”，而“亚元”的概念也被提出。“亚元”的发展就必须依靠人民币和日元的紧密合作。两国若携手发展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是在将来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方面能起到更多的共同领导作用。我觉得这个将来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面对敌我友关系急剧动荡的中国又应该如何应付呢？新时期的中美日互动亮点层出不穷，一系列的首脑会晤让我们看到了三雄之间的新互动。值得提出的是，中日互动在2018年于东京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中就有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中国总理李克强在随后进行的对日正式访问中，与安倍晋三进行了多次会晤，并取得了多项积极成果。这说明，中日双方不仅重视对美国的关系，也期盼着中日关系的改善。
三雄互动，缺一不可，当前引发全球关注的是2019年6月大阪G20峰会上中美日三国元首的互动。中美日大国博弈应该是大阪G20的重头戏。国际关系中越是风云变换，首脑会谈就越是关键。2019年5月结束的特朗普访日和他与安倍多种形式的会唔都证明美日领导深谙此道。五月刚走六月再来，好斗的特朗普频频赴日为的是啥？恐怕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美国第一！” 巩固美日同盟共同对付中国。而其做法将和以往一样是程咬金三板斧：一是漫天要价，二是极限施压，三是变中取利。特朗普一定还会口口声声的和中国领导秀友谊，这些都是没有用的。用西方的观点来看，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他今天可以说你是朋友，明天就可以拿你当敌人来打。知道了特朗普的这个特点，那就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握手言欢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底线讲清楚，这样就可以起到“勿谓言之不预”的警示效果，既可以使特朗普有所收敛，也可以为下一步采取实际行动做好铺垫。
对面临巨大挑战的中国来说，大阪G20也是一个外交出击的好机会。简而言之是四句话：稳住美国，拉近日本，坚守底线，争取时间。“稳住美国” 就是在经贸问题上既要互有妥协，努力争取一个双赢的局面，又要明确向特朗普示警，以期阻止（或放缓）中美关系大幅下降的势头。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酒”（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与“猎枪”（准备打“稀土牌”）并用的两手准备。“拉近日本”就是在政治、经济、安全全方位地和日本改善关系，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国家元首访日做好踏实的准备。如果中日关系能够出现实质性的突破，则中国的周边环境就会大幅度的改善，对美谈判也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坚守底线” 就是在中美谈判中，北京要明确坚持美国不能干涉中国内政，更不能在台湾问题上跨越红线。“争取时间” 指的是，说到底中国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样才能积聚力量把危机转化为机会，在国内建设和外交舞台上都更上一层楼。如此，就能使中国在当前大国博弈的这场惊涛骇浪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三国的共同的建议就是建立一个中美日三边联合沟通机制。一直以来，美日之间有“2+2”两防长，两外长的沟通机制。现在中美做到了“2+2”。美中日之间还没有。至于各国的未来发展，从美国角度来说，心态应该更放平。中日关系的距离就未必要比美日关系的距离要远。中日关系紧密的时候，美国也应该理解为地区稳定的重要的一步。从日本的角度说，平常心的保持也是很重要的。从前中美之间的“越顶外交”不一定是针对日本。中美关系平稳的发展对日本也会有积极效果。从中国角度而言，消除普遍存在的轻日情绪是至关重要的。日本毕竟是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不应轻视日本，更不应该出现问题就不沟通，不努力去了解。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处理好周边关系无法忽视日本的存在的。不去做，不去想，不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是不能改变现状的。中国在未来不能抱着“搞定了华盛顿，我就搞定了东京”这样不符合实际的思维方式。重视美国的同时，也要重视日本。
中国复兴的这个概念其实也涉及到了以前的东亚国家国力强弱变化的历史事实。近代以前的千百年来一直是是中国强，日本弱。明治维新之后，才逐渐发展为日本强，中国弱，这是以甲午战争，日本完败中国为转折点。所以，我们经常说权力转移不是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才有这个概念，而是一个多世纪前日本挑战中国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那一次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是中国将亚太地区霸权位置让给了日本。现在的亚太地区从实力来讲，应该说是“强强”局面。也就是，一个富强的中国面对着一个富强的日本。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短期之内，日本的第三大的位置也不会被现在居于第四的德国超越。至于中国和日本将来要被印度超越的说法，在短期之内应该不可能。所以，我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日之间会保持这个“强强”的关系。
因此，中美日三边的关系仍然要从三边的角度进行处理。之前提到的三国联合沟通机制的倡议又变成了讨论的核心。北京方面可能存在的顾虑是，认为一旦建立三边沟通机制，中国会面对美日联手“二对一”的格局。虽然不能排除这样的风险，但是“二对一”存在多种可能：也可能是中美在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共同针对日本，或者是中日联手在美国在日驻军问题上针对美国。就目前的情况来分析，三国之间的学者会议已经有很多了。三国协调机制一旦成立，其对改善现状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机制”的概念上，在“一轨”政府之间的协调的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可以先启动“二轨”学者和专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进而推动政策交流机制的建立。未来三国的交流和协调不会仅仅将注意力放在文化方面上，进一步推动政府间的交流机制对三国关系的改善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引用资料
[1] 丘吉尔的这句话往往被认为是他的首创，而且广泛流传。但据考证，最早的原文出自第三代巴麦尊子爵亨利·坦普尔在1848年一次演说。详见：UK Parliament, Treaty of Adrianople—Charges Against Viscount Palmerston,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848/feb/23/treaty-of-adrianople-charges-against.
2关于国家利益的具体论述，详见：Quansheng Zhao,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Micro-Macro Linkage Approac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关于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理论发源，详见：内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国家改造論策集，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info:ndljp/pid/1908468.
4关于日本战后外交方针的具体分析，详见：高坂正堯，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公クラシックス，2008.
5关于权势转移理论的相关分析，详见：Steve Cha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Abingdon: Routledge, 2007.
6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7这个“竞争对手”的界定最早出现于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并且他在2018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也明确使用了“对手”一词（Rival）。详见：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state-union-address/.
8 June Teufel Dreyer, Middle Kingdom and Empire of the Rising Su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9 关于国际---国内链接的理论分析，详见： Quansheng, Zhao, Japanese Policymaki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1 Gordon, Andrew, A Modern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 广岛，长崎的两次原子弹袭击不仅促使日本投降，也成为了当下美日之间一个微妙而敏感的历史问题。
13 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Norton, 1999.
14Nixon, Richard M., “Asia Aft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 46, no.1, (1967): 111-125.
15“日本对华援助三十年,” 来源：南方周末，2008年2月28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7707
16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9.
17 Quansheng Zhao, “Troika” and Foreign Policy —the Shift of U.S. Strategy towards 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5, no.1, (2016): 5-33.
18 “G2”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布热津斯基在2009年《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一个能改变世界的两国集团》（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详见：https://www.ft.com/content/d99369b8-e178-11dd-afa0-0000779fd2ac
19 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一期。
20 相关论述见：赵全胜，“美国为什么用台湾问题逼中国出手“ 2018年3月，http://haiwaikanshijie.blogspot.com/2018/03/blog-post_21.html
21 孫崎享，アメリカに溃された政治家たち，東京：小学館，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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