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据统计
本文尝试定量分析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罗忼烈先生曾在《试论宋代词选集的标准和尺度》一文中说：“古今著名的词选到底选哪些人的作品最多？在古今著名的词话书里被提出的是哪些人最多？一人之作而被评论的个别篇章又是哪些人最多？如果我们不惮烦，统计一下，得到的数字就是历史的见证。词人甲乙，不中不远。”本文便是沿着这种思路对两宋词人进行统计排名，看哪些词人在词史上影响最大、地位最高，并就有关问题作简要分析。
本文主要统计六个方面的资料数据。
一、现存词作的篇数。统计词作数量，目的是要弄明宋代词人各流传下来多少词作？其作品数量的多少与其历史地位的高低、影响的大小有无联系？现在可考的宋代词作者为1493人（不包括无名氏），然而能称得上是词人的究竟有多少？有影响的词人又是哪些？“词作者”和“词人”是有区别的，“词作者”是指写过词的人，“词人”则指词作有相当成就的人。“词作者”是“业余性”的，“词人”则是“专业性”的。词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词人，正如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作家，而不是一般的作者一样。此项数据，据南京师范大学编制的《全宋词》（含《全宋词补辑》）计算机检索系统统计。
二、现存宋词别集的版本种数。词别集是词人个体的专集。词别集版本在历代流传的多少，可以从一个方面了解、显示该词人受到历代读者关注程度（影响）的大小。一般说来，愈是受人注意、推崇的词人，其词作的社会需求量就愈大，其版本传刻也愈多。曾经在历史上流传的版本今天已无法确切统计，我们只能统计现今存世的历代传刻的词别集版本。此项数据，据《唐宋词百科大辞典》（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中杨成凯编著的《典籍•别集》统计。
三、宋代词人在历代词话中被品评的次数。《词话丛编》收录了宋代以来主要的词话著作和词学批评资料。根据《词话丛编》来统计宋代词人各受到多少次品评，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各词人受到历代批评家关注的程度。词话对词人词作的品评，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抑，是评论其价值、地位，还是分析其艺术得失，载述其创作本事，都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词人获得了批评家的关注，表明其人其词有一定的影响。成就越高、影响越大的词人，受到关注的程度应越高，受到品评的次数也越多，统计结果证明了此点。此项据《词话丛编索引》（中华书局1991年版）之“人名索引”统计各词话提及词人名字姓氏的次数。
四、宋代词人在本世纪被研究、评论的论著篇（种）数。成就高、影响大、地位显著的词人总是会受到研究者的特别注意，有关他的研究论著也越多。因此，有关一位词人研究论著的多少能够表明该词人在本世纪词学研究史上影响、地位的大小，也能反映出本世纪词学研究的热点和走向。此项据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黄文吉主编的《词学研究书目(1912-1992)》统计，主要包括1912-1992年大陆、港台地区及海外学者对宋代词人词作研究论著的篇（种）数。为便于统计，一篇论文与一本著作（含笺注、选注）都作一项统计。
五、历代词选中宋代词人入选的词作篇数。本文选择宋明清三代（1900年以前）流行较广的13种著名词选进行统计，看两宋词人各入选的词作是多少，哪些词人入选的作品最多。词选家选谁，谁的词作入选多少，既反映出词选家对不同词人及其词作不同的评价和认识，也显示出词人及其词作影响的大小。词选家的价值判断、选词标准往往会受到前代和当代词评家、词选家有关品评、判断的影响，一位词选家对词人词作的选择往往代表着一个群体、一个流派甚或一个时代（时期）对该词人词作的评价和认同。词选集作为传播甚广的特殊媒体，词人入选的作品越多，接受者对他的认识、了解越全面，他的影响就越大，地位也越高。
词选家对词人词作的选择有时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制约。如清初朱彝尊非常推崇姜夔，认为姜氏“最为杰出”、“词莫善于姜夔”，然而当时姜词“仅存二十余阕”，所以他的《词综》仅选姜词二十三首，入选词数远在周密、吴文英等之下。又如南宋初曾慥颇推重苏轼词，但因家藏没有苏轼词集，以致其《乐府雅词》未能入选苏词（参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第126页）。这种未入选或少选的情形无疑会影响到对词人历史地位评价的全面性。但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历史会平衡弥补这些因偶然性造成的缺陷，统计结果显示苏、姜在词人排行榜中仍名列前茅，就有力地证明了历史的动态平衡性。
所统计的13种词选是：
1.宋曾慥《乐府雅词》。据《四部丛刊》本统计。
2.宋黄升《花庵词选》（即《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和《中兴以来绝妙词选》）。据《四部丛刊》本统计。
3.宋赵闻礼《阳春白雪》。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统计。
4.宋周密《绝妙好词》。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绝妙好词笺》统计。
5.宋佚名《草堂诗余》。据明洪武本题名统计。
6.明杨慎《词林万选》。据《词苑英华》本统计。
7.明陈耀文《花草粹编》。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统计。
8.清朱彝尊《词综》。据中华书局影印本统计。
9.清张惠言《词选》。据《四部备要》本统计。
10.清董毅《续词选》。据《四部备要》本统计。
11.清黄苏《蓼园词选》。据齐鲁书社《清人选评词集三种》本统计。
12.清周济《宋四家词选》。同前。
13.清陈廷焯《词则》。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统计。
六、本世纪（当代）词选中两宋词人入选的词作篇数。本文选择了本世纪流传较广泛、代表不同价值标准和词学主张的8种词选进行统计。之所以将本世纪的词选与古代词选分开统计，目的是为比较考察古今词选家选词标准的异同和词人影响、地位的变化。
这8种词选是：
1.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初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此用198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点校本统计。
2.朱孝臧（祖谋）《宋词三百首》，初版于民国13年(1924)。后多次再版。此用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笺注》本统计。
3.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原分载于《同声月刊》。此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统计。
4.龙榆生（沐勋）《唐宋名家词选》。初印于1934年，后多次再版。此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1版统计。
5.俞平伯《唐宋词选》。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试印本统计。
6.胡云翼《宋词选》。初印于1962年，后多次再版。此用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1版统计。
7.唐圭璋《唐宋词简释》。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统计。
8.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宋词选》。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统计。
需略作说明的是，就当代词集的传播情形而言，词选集的传播广度、发行量要比词别集的传播广度、发行量大得多。从1980年前后两三年(1979-1981)出版的词集看，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宋词三百首笺注》、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胡云翼的《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宋词选》一次印数少则20万册，多则28万册，而同期出的《清真集》、《李清照集校注》、《放翁词编年笺注》、《陈亮龙川词笺注》、《后村词笺注》等一次印数只有1-3万册，李清照集2次印数累计也只有6.3万册。这表明宋代词人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词选产生、形成的。我们应该注重对词选的考察与研究。
下面是统计结果表。根据编辑部的意见，本文省去了辛弃疾等30位词人（参表一）之外的其他数百名词人的各项统计数据。读者如需查证，本文作者将随时提供有关具体数据。
表一 综合排行榜
“表一”说明：
1.表中“平均名次”是指“版本名次”至“当代词选名次”5项的平均数。如辛弃疾此5项名次分别是2、4、3、4、1，其平均名次是2.8，居第1位；苏轼的平均名次是3.4，居第2位。以下类推。
“存词名次”未计入“平均名次”之内，因为词人存词的多少，不是批评家、词选家选择、判断的结果。本表列入此项是为后文分析比较之用。
2.“历代词选”、“当代词选”中的“篇次”是各词选入选的篇次累计数。为省篇幅，每部词选各入选词人词作的统计表只得略去。
二、数据分析
分析一：宋代词人三百家
宋代有姓氏可考的作者为1493人，词作21055首（其中无名氏1569首）。如果无名氏的词作不计，则1493人人均作词13首。如果我们以略低于此平均数的存词10首以上者为“词人”的基本条件，则宋代词人有234人，加上特例寇准（存词7首）、范仲淹（存词5首）、岳飞（存词3首），共237人。这237人词作总量为16674首，占宋代现存词作总数的79%。即是说，现存宋词2万余首，79%是由237人创作的。
如果有词集（含附于诗文别集之内者和后人辑佚成集者）传世也作为“词人”的基本条件之一，另有集传世而现存词不足10首的有85人，加上此数，则宋代词人共有322人。要言之，在宋代1493名词作中，能称得上是词人的只有322人，他们的词作占了宋词总量的80%以上。这322人是词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322位词人中，尚有张继先、宋先生、徐鹿卿、陈楠、可旻、净圆、萧廷之等近20人在《词话丛编》、古今词选、本世纪词学研究中根本未提及。
故宋代有一定影响的词人只有300人左右。
分析二：词人地位与词作数量的关系
根据“表一”综合排行榜，名列榜首的辛弃疾等十大词人存词名次居于10名之内的有4人，另柳永、欧阳修的存词名次分别为第14位与第12位，与其最终名次（地位）基本接近。只有秦观、姜夔、李清照3人的存词名次与其最终名次（地位）相距甚远。这表明，词人的地位、影响与其词作的数量虽然并不完全成正比，但也有较大的关系。杰出的大词人，要求有相当的作品数量。存词过少，难以呈现丰富博大的艺术境界，其历史地位就不可能太高。十大词人中，存词最少的李清照也有50余首，且多是“精品”佳作。进入前30名的著名词人，只有陈与义、王安石存词少于李清照，分别为12首和29首。从比例上看，在30位著名词人中，存词低于50首的占6.7%，换言之，90%以上的著名词人存词都在50首以上。似乎可以说，存词50首以上是成为著名词人的基本条件之一。由此可见，作品数量的多少与作家地位的高低具有一定的正比关系。但并不能因此而倒过来推论：凡是词作数量多的词人其地位必然高。比如赵长卿（339首）、吴潜（256首）、李曾伯（202首）、魏了翁（189首）、韩淲（197首）等词人词作数量相当多，影响却相当小，地位甚低。历代词选中甚至没有入选一首他们的词作。这样看来，艺术质量的大小是决定词人地位高低的先决条件。对于词作相当多而地位又相当低的词人，似乎也应予以注意和研究，以总结他们“失败”的教训，为当今和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反面”教材。
与此相反，存词甚少（仅5首词）的范仲淹排名则居第37位，亦为“名家”。原因何在？我们初步认为这是一种“名作效应”。范、陈、王都有名篇名作，而且都经名人批评。范仲淹的名作《渔家傲》，曾受到欧阳修的注意和批评（见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王安石有名篇《桂枝香》，曾大获苏轼的赞叹（见《草堂诗余》后集上引杨湜《古今词话》）。陈与义有名词《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张炎和元好问都予以高度评价（见《词源》卷下、《遗山先生文集•自题乐府引》）。名篇名作又经词坛名公巨擘的品评，自然会造成“轰动”效应，并引起人们对其整个词作的重视。范仲淹、陈与义、王安石与其说是以“词人”名世，不如说是以一篇“名作”著名。实际上，他们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文，而不在词作。
“名作效应”是文学史的常见现象。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足以奠定他们在诗歌史、散文史上不可移易、抹杀的地位。“名作效应”或“名作现象”是值得深入探究和总结的有兴味的研究课题。
分析三：十大词人的历史定位
“表一”综合排行榜显示：两宋十大词人中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五项名次（存词名次除外）和平均名次都在10名之内或左右，他们作为十大词人之一，可以说是古今词评家、词选家的共识。也许少数的、个别的词评家、词选家对他们的历史地位有异议，但作为历史的群体的选择和认同，他们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李清照、晏几道的五个单项名次有些不平衡，反映出古今词选家、词评家对他们的认识和评价有些差异和分歧。李清照在古今词选中的名次非常接近，反映出古今词选家对她的认识的近似性。然而古今词评家、研究者对她重视的程度差异颇大。在本世纪，李清照是仅次于苏轼的研究“热点”。而在古代，她并不是词评家注目的中心。平心而论，李清照能成为本世纪词学研究的第二大“热点”，也许主要不是其词作的艺术成就能居第二位，而是由于她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女性词人。随着本世纪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李清照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推重。李清照在古今词学批评家心目中地位的差异，与其说是艺术价值观的不同，不如说是妇女观、女权观念的变异。这样看来，词人或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有时也会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李清照在“品评”、“研究”、“古今词选”这四项重要的名次中只有一项位居第10名之前，三项处于第10名之后（这与其他十大词人不同）。假如她在本世纪的“研究”名次稍为靠后一些，十大词人中可能就没有她的席位。晏几道在古今词选中排名居前10位，而在古今研究中则名列10位之后，这反映出古今的词选家与词评家对他的评价有些差异。也许是词选家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其词的佳作甚多，故入选其词较多；而词评家从词史进程的角度看，其词的开拓性与创造性相对逊色一些。
综合来看，晏几道的地位、名次与张炎、贺铸基本接近。张炎是因为“历代词选名次”过于滞后，其原因主要是有8种词选未入选其词，其中宋代5种词选仅《绝妙好词》入选了其词3首。他之所以在宋代如此大范围的落选，是由于他“生不逢时”，《乐府雅词》、《花庵词选》、《草堂诗馀》、《阳春白雪》成书或在张炎出生之前，或在张炎登上词坛成名之前，故无法入选其词。张炎在“历代词选名次”中滞后实有些“客观”因素。然而就历史的动态平衡性而言，他屈居第12位，仍然是历史“主观”选择的结果。明清两代有3种词选未选其词，如果他在这3种词选中能入选一定数量之作，他在历代词选中的名次就会居前，相应的也可能晋身十大词人之列。
分析四：词评家与词选家的异同
词人的影响和历史地位主要是由历代词评家和词选家认定、确立的。词评家通过理论性的阐释、批评来判断、评估词人词作的价值、影响和地位；词选家则通过选择、介绍来传播、凝定词人词作的影响和地位。那么，词评家和词选家在对待同一词人词作的态度上，即价值判断上是近似还是对立？是同大于异，还是异大于同？考察“表一”综合排行榜，发现前30名的历代（古代）“品评名次”和“历代（古代）词选名次”基本接近的有25人，占83%，其中辛弃疾这两项排名都是第4，张孝祥都是第26，显示出惊人的一致性。在本世纪的“研究名次”和“词选名次”中，基本接近者为23人，占76%，其中秦观这两项名次都是第8，张元干都是第24，蒋捷都居第27，也是惊人的一致，即词评家、词选家对辛、张（孝祥）和秦、张（元干）、蒋历史地位的看法完全一致。由此看来，古今词评家、词选家对待同一词人词作的价值判断、地位认同，绝大部分是接近一致的。换言之，词评家与词选家的价值取向、判断标准大体相近。这又表明，综合排行榜中对词人历史地位的排名、确定，是历代大多数词评家、词选家的共识。
古代“品评名次”与古代“词选名次”相去甚远、相差较大的有姜夔（二者分别是2/12)、张炎(6/23)、黄庭坚(8/20)、晏几道(15/5)、贺铸(17/7)等。这表明，古代词评家与词选家对五人的看法有较大的差异。词评家对姜、张、黄颇重视、品评甚多；而词选家对他们则相对冷漠，入选其词作相对较少。而对晏几道和贺铸，正相反，词选家颇推重，词评家则相对冷漠。
本世纪“研究名次”与“词选名次”相去较远的有李清照(2/13)、陆游(6/16)、张炎(15/6)、贺铸(20/4)、史达祖(28/15)、周密(31/11)、高观国(46/28)等7人。对李清照、陆游，研究者相对重视，词选家则相对冷淡。对张炎、贺铸、史达祖、周密、高观国则正相反。
为什么历代词评家与词选家对绝大部分词人的看法、评判基本一致或接近，而对少数词人的认识、评价又颇有分歧和差异？其主要原因也许是词人词作自身存在着某种“悖离性”，同时与词选家、词评家艺术价值评判标准的多元性、审视角度的差异性有关。所谓“悖离性”，是指有的词人，从纯审美欣赏的角度看，其部分词作的艺术性、可读性较高，但从词史的发展进程看，其整体成就或创新性、开拓性相对较小；有的词人则与此相反。晏几道、贺铸、史达祖、周密、高观国大约属于前一种类型。又如金元词，从审美欣赏的角度我们可以挑选出一些能与南宋词媲美的佳作，但从词史进程的角度审视，则金元词的整体成就和地位实难与南宋词抗衡。
分析五：古今变异与本世纪词学研究的走向
从“表一”“品评名次”和“研究名次”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古今词评家对宋代词人关注、重视程度的“冷热”变化。这两项名次相距甚远（相差10名以上）的词人有李清照（“品评名次”与“研究名次”分别是13/2）、陆游(21/6)、陈与义(45/30)、张先(12/23)、王沂孙(14/26)。这表明，本世纪的词学家对李清照、陆游、陈与义等关注的程度要高于古代的词评家；而对张先、王沂孙、周密、史达祖、高观国的热情则低于古代词评家。换言之，李、陆、陈三人在本世纪的地位和影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而张、王、周、史等在本世纪的地位和影响则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如果把对比的范围扩大到“表一”所列的30家，则在本世纪地位处于上升态势的还有辛弃疾、柳永、欧阳修、刘克庄、张孝祥、张元干、王安石等人，地位下降的则另有周邦彦、姜夔、秦观、吴文英、张炎、贺铸和朱敦儒、蒋捷、刘过、晁补之、叶梦得等人。
从流派归属而言（按传统的划分），属于“豪放派”词人的地位在本世纪大多都已上升，而属于“婉约派”或“格律派”词人的地位在本世纪绝大部分都有所下降。从时代归属而言，南宋中后期词人诸如姜夔、吴文英、史达祖、高观国、周密、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的地位在本世纪多有下降。这表明，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存在着较严重的重“豪放”、轻“婉约”，重北宋（词人）、轻南宋（后期）的倾向。不过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南宋尤其是南宋后期词人的研究已在逐渐加强。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格局还严重失衡。以对词人词作的研究而论，本世纪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苏轼、辛弃疾和李清照三人身上，有关他们三人的研究论著达3071项，超过了对其他二百余名两宋词人研究论著的总和（不足3000项）。
本世纪有关十大词人的研究论著为4433项，占全部两宋词人研究论著的70%以上。就对十大词人的研究而言，也极不平衡，有关周、姜、秦、柳、欧、吴、晏七人的研究成果为1362项，仅与苏轼一人的研究论著数相仿。这种过度失衡失重的格局应及早改变。对苏、辛、李研究数量上的“超重”，选题上必然会有许多“重复”。今后的词学研究应该注意研究对象和选题的平衡性，不要过分集中在少数几位词人身上。既要注意（重）“点”的深化，又要加强“面”的拓展。
本文的最终结论亦即统计结果是：两宋词人中居于前10名的十大词人依次是：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和晏几道。按照传统的说法，他们可称为“大家”。张炎、贺铸等其他20位词人（详“表一”）可称为“名家”。
位居第31-40而未列入“表一”的10位词人依次是赵令畤、陈亮、陈克、朱淑真、毛 、范成大、范仲淹、陈允平、康与之、卢祖皋。这十人或者也可视为“名家”。
由统计结果还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带规律性的认识：
一、词人历史地位的承传性和延续性。前代词评家、词选家对某位词人历史地位的评价、认定会影响后代词评家、词选家对该词人的评价和判断。换言之，后代词评家、词选家对某位词人历史地位的评价、认定往往承传着前代词评家、词选家的看法，会受到前人的影响。因此，在前一个时代影响较大、地位较高的词人在后一代的影响也相应较大、地位相应较高。词人历史地位大起大落的现象比较少见，承传性和延续性大于突变性。
二、词人历史地位的变异性。词人历史地位的承传性和延续性中又包含着一定的变异性，即词人的历史地位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时期并不是完全一致、绝对相同的。词人的历史地位在不同时代总会有一些升沉涨落，因为不同时代的词评家、词选家的价值标准、审美理想总会有所变化和差异。
三、词人历史地位的动态平衡性。词人的历史地位在一个时期有时可能会受到某一群体或流派的热烈关注，有时则可能会受到一些相对的冷遇。如苏轼，在北宋时受疵议；到南宋初、中叶则受到推重；而在清代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那里，则又受到相对冷落；到本世纪又倍受推尊。吴文英、姜夔、周邦彦也有着类似的“冷热”变化（此即上述“变异性”）。但由于词人的历史地位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一种“公认”的“共识”，因此，客观而公正的历史会平衡不同流派和不同代群评价上的差异。苏轼、周邦彦等“公认”的“大家”，并不因某一代群、流派的冷遇而影响、削弱其地位，即是明证。
本文的数据由徐国良、方红芹、童向飞三位研究生协助统计，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