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要探讨六个层面的问题：一要追问传播主体，即追问是谁传播文学，有哪些人或哪些机构传播；二要追问传播环境，即追问在什么环境中传播文学；三要追问传播方式，即追问怎样传播；四要追问传播内容，即追问传播什么，传播谁的作品和什么样的作品，哪些人的作品能得到及时地传播，什么样的作品更受当下和后世的欢迎；五要追问传播对象，即追问向谁传播；六要追问传播效果，即追问传播有什么作用和效果，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
【关 键 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接受
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21世纪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文学接受的研究已取得不少实绩，而文学传播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它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还不太明了。至少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究竟要研究哪些问题？如何操作？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共识。这里就谈谈我个人的一点思考。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要探讨六个层面的问题：
一要追问传播主体，即追问是谁传播文学，有哪些人或哪些机构传播。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文学传播的主体不尽相同，既有个体，又有群体；有民间机构，如家族、书坊、行会、寺庙等，也有政府组织，如官府和学校等。就宋代而言，民间的家庭、书坊、官方的秘书省、国子监和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州县的学校，都曾经编刻印行文学类书籍。学校不仅刻书，而且像图书馆一样收藏书籍，开放借阅书籍。寺庙虽然刊行文学书籍较少，但负责经营石刻传播的，很多是寺庙的住持长老。像北宋的苏轼、黄庭坚和秦观等名流经常寄诗文给杭州的长老们刻石，类似于当今的作者向出版社或报刊投稿；而有些寺庙的僧侣又常常向当世名流们索取诗文刻石，类似于当今的约稿。唐代的寺庙，兼有学校教育与图书馆传播文化的双重功能，不少士人都曾到寺庙长期住读。古代寺庙在文学传播方面的功能与贡献，很值得关注。
不同的传播主体，传播的目的、宗旨、动机、观念不一样，有随机自发性的，也有目的明确的；有营利性的，也有非营利性的；有职业化的或专业化的，也有非职业化的业余性的。如宋代唱词的歌妓，元明清时期的戏曲演员，宋元时期说书的书会才人，都是职业化的文学传播者。而先秦时期各诸侯国的行人在外交场合诵诗赋诗，则是一种非职业的文学传播者。至于民间自发的随机性的传抄、传诵、吟唱，自然也是非职业化的了。
不同的传播主体，由于各自的角色身份不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同，他们传播文学的作用、效果肯定也不一样。在特定的时期和范围内，官方机构传播文学的影响力辐射力应大于民间机构。营利性专业性机构，如书坊等，由于有专人运作和富有经验，他们传播文学作品的数量、速度和广度应大于非营业性的机构和个人。
从文学传播史的角度而言，我们既要考察每个历史时期文学传播的主体有哪些，还要探讨文学传播主体的变化；既要从共时性的角度把握传播主体的特征、身份、观念、目的，又要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其不同时期的差异和变化。
二要追问传播环境，即追问在什么环境中传播文学。
环境，可分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硬环境，指显性的传播场所：官府学校等官方场所、寺庙村落等公共场所、歌楼妓馆等娱乐场所、勾栏瓦市和书场戏院等演出场所、书坊书铺等营业场所、家庭亲友聚会等私人场所。我们要了解的是，每个历史时期进行文学传播的相对固定的场所和临时场所有哪些，每种场所各传播哪些文学作品，各有哪些特殊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各有哪些限制或负面的效应。
软环境指隐性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相关技术条件等。不同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对文学传播的推动力和影响力不一样。经济发达，有利于文学的传播，人们既有经济实力传播文学，也有更多的物质条件来接受和消费文学，文学消费能力的提高会反过来促进文学的传播。政治环境的开放程度和自由程度，相关传播政策和出版法规的宽严，也直接影响到文学的传播。一般说来，宽松的政策、开明的政治，会促进文学的传播，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会限制阻碍文学的传播。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事情的复杂性，严酷的政策有时却潜在地刺激文学传播，如北宋党争，对政敌作品的禁毁，一方面限制了被禁作家作品的传播，另一方面又潜在地刺激了广大接受者对被禁作家作品的好奇心和获取拥有的欲望。苏轼诗文在徽宗朝曾经以黄金论价，与当时的强令禁止不无关系。
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有关传播制度，特别是有关文学传播法规的了解，还非常有限，这方面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
三要追问传播方式，即追问怎样传播。
在传媒不发达的古代，古人运用哪些传播媒介、手段、方式、途径来传播文学，每个时期各自的传播方式有哪些特点，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我们可以根据传播手段的不同，将古代的传播方式分为两大类：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
口头传播有吟诵、歌唱、讲唱、演出等，《墨子》所说的“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就都是口头传播。其他如汉乐府的歌唱、唐宋词的歌妓演唱、敦煌变文的讲唱、宋元话本的说唱、元明清戏曲的演出，都属于口头传播。这每一种传播方式的具体情形、功能特点及其变化过程，都有待于深入地考察。
至于书面传播，有手抄、题壁、石刻和镂印等。手抄虽然是一种比较原始和落后的传播手段，但在漫长的中国文学传播史上却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在不同时代，它的传播功能和作用是不同的，在唐五代以前，属主流的传播方式，宋元以后，就变成了一种非主流的辅助性传播方式了。至于手抄本的文学作品，是通过哪些渠道、途径传播，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题壁传播，中晚唐以后开始流行，宋金元时期最为兴盛，题壁成为一种便捷的发表文学作品或阅读接受文学作品的重要媒介。文人所到之处，都要看看当地的题壁诗，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就说：“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北宋周邦彦《浣溪沙》词也说过“下马先寻题壁字”，南宋陆游《客怀》诗有“壁间闲看旧留题”的话头，金人赵秉文和元人虞集分别有“下马来寻题壁字，拂尘先读草堂碑”① 和“里父留看题壁字，山僧打送舍田碑”② 的诗句。题壁作为一种固定的文学传播方式，在唐宋金元时期有关题壁的规定和制度，题壁的主体、处所、管理运作的方式以及传播途径等具体情形，都需要做深入的研究。石刻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至少在秦始皇时代就已开始。到了宋代，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传播方式，并有职业化的经营者。石刻拓本，既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也是文学作品的载体，具有特殊的传播功能和价值。过去的金石学，对石刻形制上的特点和史学价值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但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探讨石刻传播的特点、功能和管理运作的过程，还不多见。镂印的文集，过去是版本目录学、出版史和印刷史研究的对象，如何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给予新的诠释，还有待开拓。
四要追问传播内容，即追问传播什么，传播谁的作品和什么样的作品，哪些人的作品创作出来后能得到及时地传播，什么样的作品更受当下和后世的欢迎。
古代文学的传播，具有强烈的“时差性”。有些作家的作品一写出来就立即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特别是知名度高的作家，其作品基本上能及时传播，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文一落笔，即为人传诵。而有些作家，特别是知名度比较低的作家，其作品就很难及时传播，常常是生前藏之深山，身后才得以传之后世。宋代人的文集，有不少是在作者本人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由其后代子孙亲友刊印流传。文学传播的“时差性”必然会造成作家影响的延后性，即作品传播滞后的作家，不可能对同时的其他作家产生影响，而只有当他的作品传播之后才会产生影响。一般说来，作家知名度的高低与传播的速度与广度成正比。作家的知名度越高，读者阅读的欲望也越高，需求量越大，传刻的版本就越多。
作品传播的速度与广度，除与作家的知名度有关之外，又与作品本身的审美趣味相关。能迎合当下审美风尚的作品往往能够及时传播而广为人接受，反之，独立于时代审美风尚之外的作品，则常常不被认同而不能及时传播。如北宋柳永的词作，符合当时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故传播及时而广泛，以至于“凡有井水饮处，皆可歌柳词”。而北宋中后期的黄裳，是神宗朝的状元，在社会上的名气不算小，因为他写词，不注重娱乐性，不考虑听众的审美趣味，只是按自己的志趣写风雅之词，“以清淡为正，悦人之听者鲜”③，所以无人传唱，也无人欣赏，只好孤芳自赏。
作品传播的历程，常常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曲线型的，有沉寂期也有盛行期，有低谷也有高峰。
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具有连续性，在当时及后世都盛传不衰，如宋代欧阳修、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问世后历来都为人传诵，刻本不断。
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则呈现出间歇性特点。盛行一时后，就湮没无闻，沉寂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崛起。比如，李清照的作品，在南宋盛极一时，当时刊行的李清照作品集有《李易安集》十二卷本，《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本，《易安词》六卷本，《漱玉集》一卷本、三卷本和五卷本等多种版本。到了明代，李清照的作品集又全部失传，以至于像杨慎那样博学的学者，也未见过李清照的词集。而近代以来，随着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不断攀升，她的作品又得到重新整理，并广泛传播。20世纪以来，其词的选本、全集笺注本之多，少有词人能望其项背。与李清照同时而略晚的朱淑真，在南宋仅有魏仲恭编的《断肠集》，而且流传不广，影响甚微。明代以后，随着朱淑真声名的鹊起，其诗词集又得到广泛的传播，就连通俗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案头也常摆放着朱淑真的诗词集。
作品的传播，又有突起性的现象。当时传播不广，在后代某个时期，因为某种特别的机缘而大受关注，广为流传，之后又复式微。如宋末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的唱和词集《乐府补题》，在当时传本极少，元明两代一度失传，清代康熙年间朱彝尊偶然发现让人在北京镂板刊行后，即大受追捧，广为传播，词坛上一时形成学习模仿《乐府补题》的热潮，京城的词风为之一变。此后，《乐府补题》虽然并未绝版，但传播有限，以至于在20世纪连一个校注本都没有出现过，跟宋代其他的词选相比较，其传播的广度相对狭小。这种情形，文学史上并不是孤立个别的现象。南宋人编选的《草堂诗馀》，其传播历程即约略相似。此书在南宋一代，传本极少，到了明代，又盛极一时，成为明人学词最主要的典范读本。其传刻批注增补本之多，没有任何一个词选本能与之比肩。明末毛晋曾大为感叹：“宋元间词林选，几屈百指，惟《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致如此！”④ 到了清代，因为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与《草堂诗馀》所代表的词风格格不入，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对《草堂诗馀》大为不满，严加指责，从此《草堂诗馀》就备受冷落，一蹶不振。
一个时期，不仅是传播当代的作品，还要传播前代的作品。一种作品，不仅是在当代传播，还要在后代传播。所以考察一个时期文学的传播，不仅要考察其同代作家作品的传播，还要考察前代作家作品在该时代的传播。如果研究宋代文学传播，就不仅要关注有宋一代先后传播了多少宋人的作品和文集，还要注意当时传刻了多少唐人及唐以前的文学作品集，前代哪些人的作品在宋代最具影响力？是杜甫诗传播更广，还是李白诗传播更多，同时期有哪些变化？
五要追问传播对象，即追问向谁传播。
文学作品的传播，最终是要作用于读者受众，只有接受者接受后才能实现作品的价值。而接受者的价值取向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接受者有三种类型：首先是消费型的读者。如果细分，消费型读者又可分为普通民众和文人士大夫两个阶层。普通民众的阅读，主要是为娱乐和消遣。适合民众娱乐需求的作品类型，容易传播，如宋词的娱乐性比宋诗强，词作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就远远大于宋诗；讲唱文学的话本小说，故事性和娱乐性又大于同期的文言笔记小说，所以它的传播就比文言笔记小说传播要广，更受市民大众的喜爱和欢迎，以至于出现了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书会才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市民大众对通俗小说的浓厚兴趣和需求，又促进了当时通俗小说的兴盛。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制约，文人以写小说为耻，而书商为了经济利益，就纷纷自己写小说或请人代写，使得通俗小说大量刊行，广为传播。文人士大夫的阅读接受，更偏重于文化、审美需求。因此，文化意蕴丰厚、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更会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和重视，其传播也就相对广泛。杜甫的诗歌，在宋代被视为诗学审美理想的典范，杜诗那种超越雕琢绮丽而进入精光内敛的老成境界，深深契合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和审美需求，所以在宋代的传播十分广泛，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盛况。不同的文学作品，总是来源于一定的社会阶层，并为一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宋元话本小说的接受者，主要是当时的市民大众，而杜诗韩文的接受者，则主要是文人士子。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接受群体，由于阅读目的和审美好尚的差异，对文体、作品的选择与接受不尽相同。
其次是批评型的专家。消费型的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主要目的是娱乐和消遣，他们也会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但一般不公开发表批评性的意见。而批评型的专家，常常以审视的眼光来阅读作品，阅读后会根据自己的文学理念公开发表意见，进行价值评估或解读诠释。他们对作品的褒贬，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作品的传播。得到批评家一致好评的作品，往往会引起接受者的关注，激发接受者的阅读兴趣，从而促进作品的快速而广泛的传播。反之，受到批评家否定性评价的作品，或者是受到批评家冷落的作品，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影响到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影响到作品传播的热度。特别是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对作品的褒贬，更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命运。宋代文坛很重视名家“印可”，受名家“印可”赞誉的作家作品，可能一举成名，洛阳纸贵。而没有名家印可的作品，很可能长时间无人问津。
最后是创作型的作家。作家诗人阅读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从中借鉴吸取有益的成分进行再创作。就诗词而言，诗人词客读诗词，常常要追和其韵，或仿效其体。宋词中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就屡屡被人追和次韵。追和之作越多，就会引发和强化读者对被和原唱的兴趣，特别是名家的和韵，更会引发读者对原作阅读的期待。比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向来被词评家视为名篇，人们阅读东坡此词后，就很自然地想了解章质夫的原唱如何，以便比较优劣异同，看看是原唱好，还是和作更佳。这无形之中就促进了原唱的传播和影响力。事实上，有的选本在选录苏轼这首《水龙吟》词时，也连带入选或附录章质夫此词。至于宋代苏轼等人的“和陶诗”，不仅提高了陶渊明在宋代诗人心目中和诗歌史上的地位，也促进了陶渊明诗的广泛传播。至于宋诗中的“效山谷体”、“效东坡体”、“效李白体”、“效孟郊体”、“效贾岛体”、“效昌黎体”等，宋词中的“效柳体”、“效易安体”、“效稼轩体”、“效姜尧章体”等等，既是一种模拟性的创作行为，也是一种传播行为。也就是说，这种模仿拟作，把原作重新推到了读者面前，激发起读者对被拟原作的兴趣，从而促进原作的传播。
还有作家在自己创作中咏叹或引用其他作家作品的情况，也可以促进被咏被引作家作品的传播。比如，李白读到崔颢的《黄鹤楼》诗后，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后他写《登金陵凤凰台》诗，很大程度上可视为竞赛之作。有诗仙李白的高度评赞和竞赛轶事，就极大地提高了崔颢诗的声誉，促进了崔颢诗的传播。此外，作家化用前贤的句式、句意，征引其典故，使用前人创造的文学意象和原型等，也都会促成被引用涉及的作家作品再一次“复活”，从而对这些作家作品起到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
总之，不同类型的接受者，期待视野不一样，阅读兴趣、取舍标准不一样，对作品的选择接受也就不同，从而对作品传播的影响也会不同。接受者对传播的影响，既需要进行还原性的实证研究，也需要作理论性的探索思考。
六要追问传播的效果，即追问传播有什么作用和效果，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是传播的内容产生的效应，还是传播方式或传播途径所发挥的作用。
文学传播的效果，首先当然是取决于作品内容本身的艺术性，但同样的作品，用不同的传播方式来传播，其效果肯定会不一样。比如唐人诗歌，书面传播的效果就不如配乐歌唱的效果那么强烈、动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入乐传唱后，成为唐宋两代传唱不衰的经典名曲，比王维其他诗歌传播更为广泛，更让一般民众耳熟能详。同样的道理，宋词口头歌唱传播的效果又远远大于书面传播。宋代的词，多由女性歌妓传唱，歌妓的美丽面容可以悦目，清亮的歌喉和优美的音乐可以娱耳，较之单纯的通过词作文本的阅读就多了两层悦目娱耳的功能。宋人听词，又常常是在宴会雅集等场所群体听词，其热烈的环境氛围和“现场感”又较之个体的阅读欣赏更富于感染力。
同样是书面手抄传播，由著名书法家书写的文本，又比一般人的手抄本或印刷本更引人注目，因为书法家的书法本身就是艺术品。名家书写的文学作品，是文学艺术与书法艺术的合成结晶。苏东坡书写的欧阳修《醉翁亭记》，就是文学作品与书法作品的珠联璧合，深受后人的珍爱，到处刻石传播。颜真卿书写的元结《大唐中兴颂》，刻石湖南的祁阳，也是传世的经典名作，到了宋代，还时常有人拓印售卖。中国古代流传着多种由著名作家撰文、书法家书写的碑刻。三国时曹植撰孔庙碑文，梁鹄书，钟繇手刻，人称“三绝碑”。后来唐人李华撰写的元德秀墓碑，由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李阳冰篆额，后人争相摹写，后世亦称“三绝碑”。这些文学与书法艺术的珍品(拓印本)，到了明清时代还在广为传播，为人收藏品鉴。
文学传播效果的大小和影响力，既受到不同传播方式、媒介的影响，也会受到作家社会政治地位、文坛地位、家庭背景和个人身份等非文学因素的影响。
一般而言，政治地位高的作家，社会知名度也高，其作品在一定时期内更受人关注，传播也就比较及时广泛。宋代地方官府刊行的时人文集，大多是政治地位较高、知名度较大的贤达显宦的文集，而很少刊刻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文集。北宋宰相王安石去世后，朝廷曾委派专人编辑印行他的文集，这也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相关。
在文坛上享有盛誉的作家，其作品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也往往高于一般作者。北宋欧阳修，是文坛领袖，其作品的传播就非常迅速，如“《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⑤。有时没有定稿就被传播出去，想收回来改正都来不及。苏轼、黄庭坚的诗文也是落笔即为人争相传诵。
作家的家庭环境，对其作品的传播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生长在有文坛背景的家庭，其作品容易进入文坛的视野而受人关注，反之，很难进入文学圈子而备受冷落。宋代李清照和朱淑真是典型的例证。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文坛名士，与苏轼及苏门四学士都有密切的交往，李清照因为这层关系，而受到晁补之和张耒的赞誉，其作品也渐为文坛所知晓，并得到广泛的传播。而朱淑真是生长在与文坛绝缘的普通家庭，没有文坛名流引荐，她的作品也就很难一时广被世人注目，因而传播的范围就非常有限。
作家个人的特殊身份，也影响着作品的传播。在中国古代，忠臣义士的作品受人关注，而奸臣小人的作品就遭人唾弃。唐代宋璟的《梅花赋》，写得婉媚富丽，因为他是一代名相，为人刚毅严明，而大受后人的赞誉追捧，不少文士必欲读之而后快⑥。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为人刚正不阿，人品高尚，其词也深受后人的喜爱。民族英雄岳飞的词作，更是千古传诵。而祸国殃民的蔡京、秦桧等权奸的作品，在其身后就少有流传。明代严嵩的作品，艺术水准并不低，因为他是大奸臣，所以他作品的传播也颇为有限。
影响文学传播效果的其他非文学因素，并不限于这几点，还需要结合具体作家作品作进一步的思考。
考察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又不能仅仅是关注在历史上的影响，还应该注意在当代现实文化生活、文学进程中的影响；既要注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过去完成时态，还应注意现在进行时态和将来时态。应该考虑和关注当代人对于古代文学，喜欢接受什么题材内容的作品，喜欢哪些类型、形式的作品，是原典性的作品还是改编重写的作品更切合当代人的需求？这些需求是源于文化的、审美的？还是源于实用的、功利的？我们还需要考察古代文学在当代哪些传播方式的效果更好。如今古典文学的作品纷纷推出图文版，这种图文并茂的传播形式，使诗词古文得以走出象牙塔，更多的读者乐于欣赏阅读它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唐诗和宋词鉴赏辞典，曾风行一时，一本书的印数多达几十万甚至数百万。这类图书为什么先是畅销后来滞销？而近来《水煮三国》和《孙悟空是个好员工》之类应用型的解读又成为畅销书，又给我们古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提供了哪些启示？对此，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接受研究应该走出学院派的院墙，放宽视野，考察当下社会文学消费和传播的新特点，以便了解现代社会对古代文学的多元需求，重新把握古典文学的丰富蕴涵，深刻认识它的崭新价值和生命力。
注释：
①赵秉文：《游草堂寺》，见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虞集：《自仁寿回成都. 道园遗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黄裳：《演山居士新词序》，《演山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毛晋：《草堂诗馀跋. 草堂诗馀》卷末，明末汲古阁刻词苑英华本。
⑤朱弁：《曲洧旧闻》卷三，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0页。
⑥王恽：《宋广平梅花赋后语》，《秋涧集》卷七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