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绛，曾是钱钟书的“灶下婢”，长久以来人们忽略了她的丰瞻华采。与“钱学”日益壮大之势相比，对杨绛的研究评述要冷清得多。
尽管杨绛的创作量并不丰，但她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多面手。作为翻译家，她翻译过《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拉布斯》等西班牙名著；作为文学理论家，她对中西方小说戏剧理论有系统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并结集为《春泥集》、《关于小说》出版；她又是个广泛涉猎各种文体、进行多样化尝试的作家。40年代以“喜剧的双璧”（柯灵语）《称心如意》、《弄真成假》而在沦陷区的上海家喻户晓；新时期以来连连推出短篇小说集《倒影集》、长篇巨制《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以其极富个性化的鲜妍风格而独安于文坛的边缘一隅。她的低调的姿态和学者的身份，也是一个原因。
杨绛进入人们的视野，严格说来当从她创作于上海滩的两部喜剧开始，尽管早在1934年她的第一篇小说试作《璐璐》就获得了朱自清的赞扬和推荐，并选入林徽茵主编的《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但并未引起足够多的关注。同时，1949年后，她正式调往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工作性质的限制和各种大小运动，使她远离了创作而致力于翻译工作，成果显著。直到“文革”结束后，她才重新执起那文学家的妙笔，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小说、散文。在经过了长时间的隔绝后，人们又欢喜地发现杨绛常青不老的创作才华，因此，新时期以来，对杨绛的研究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开始。大致说来，以1988年《洗澡》的出版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8）主要针对其散文、短篇小说创作进行，未及达到深入展开，大多只是对其作内容、思想意义及艺术形式上的粗略概括。进入第二阶段后，研究者们的眼光大开，研究角度多有更新，不仅结合创作分析具体作品，而且在微观分析时努力注意了宏观整体把握，解读了作家本人。在此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更不能以片面进化论的眼光判定后必胜于前。由于杨绛的创作量少质高，研究者似乎一时还未能确定一个整体的研究格局，因此，多依其小说、散文、戏剧等进行了个别文体分析。
（二）
对杨绛新时期研究进行述评，不能漠视她创作生涯中的隔断，事实上，杨绛三四十年代的几篇短篇小说和散文，虽不出众，但已经显示出她独特的个人才华。喜剧双璧甫一出世，便得了李健吾的赞扬，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将其与丁西林相提并论：“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众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李健吾以朋友的身分指出，“唯其具有性静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划人物，她才独具慧眼”，第一次充分青肯定了她在地道的中国式世态喜剧中的地位。
在双璧之后，杨绛与导演姚克合作上演了《游戏人间》，反响并不算很大，麦耶却在《游戏人间——人生的小讽刺》中肯定了作者深入生活又跳出生活的真正的写实主义风格。他所“始终以为杨绛是位悲剧作者”的断定，虽然失却定义上的准确性，却正是首次透过喜剧的帘幕看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
孟度发表于1945年5月的论文《关于杨绛的话》虽也属于李、 麦式的作家印象点评，但通过对《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二剧的微观作品分析，却第一次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杨绛喜剧创作在题材处理和语言风格上的特点，并认为其创作的最大成就乃是“用自己的兴会和独到的手法技巧来表现自我”，折射出纷乱时代中普通人的普通生存状态。解放前能诉诸于文字的杨绛研究大多比较散乱，侧重于作品的分析和缕述，主观的欣赏代替了客观的评论。唯其如此， 也才直逼人心， 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很多影响。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逐步深入，尤其是中国现代喜剧研究的不断深化、定型，杨绛的喜剧创作也重新被纳入研究视野。有的论者就杨绛喜剧的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问题展开了评述，发表了一些论文，指出了其学贯中西的良好素质对于创作的指导性作用，这属于就事论事的单向研究。进入90年代研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仅仅是对本文作向内的细读，更被置于时代思潮、创作流派、群体中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有代表性的便是许道明和张健，在他们各自的专著中都为杨绛留下了专门的章节，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
许道明在其论著《京派文学的世界》一书里将杨绛看成是京派喜剧在丁西林、李健吾之后的又一发展。他立论于京派文学的特征，认为杨绛喜剧的创作特色来自于“用京派的态度写海派的世界”，不管是题材选择的敏感精妙，还是在戏剧结构矛盾中所显示出来的幽默的讽刺，无不于此相关。这一论点揭示了杨绛喜剧创作中出现“审美距离”感的动因，从流派思潮的影响和现实生活的具体多变的关系上回答了长久以来关于杨绛到底是喜剧作家还是悲剧作家的问题，很具启发性。最后，许道明还挖掘了杨绛喜剧人物缺乏典型、突出类型的哲学基础，也即京派张扬的“普遍人性论”，对其得失给予了辩证的公允的评价和认识。许文尽管站在京派文学的立场上，肯定了她在题材开拓和叙述手法上对京派文学的承传，但毕竟过于宽泛，而不能具体到喜剧这一文体样式的内部去进行于具体把握。
张健的专著《幽默行旅与讽刺之门——中国现代喜剧研究》则更具有专门性、具体性。张健在文中理出了现代幽默喜剧在中国三大分支：机智化、世态化和英雄化的确立及发展脉络。基于这一前提，张健认为杨绛的喜剧真正代表了幽默喜剧世态化的创作实绩，指出“对于杨绛喜剧的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杨绛的整体把握”，给予它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肯定《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两部作品题材日常化、人物形象普通化、结构艺术精良化方面的长足进步，充分挖掘出“杨绛作为一位学者型的作家，显然更关心包含世态人情当中的文化意蕴”，探索出西方文明对于一个传统社会的影响，在对喜剧世态化流程的整体气氛中，凸现杨绛在创作技巧和表现内容上的高超。不足之处与成功常常是紧密相联的，张健正是忽视了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根源对于实际创作的指导作用，从而未能拓宽广阔视野。
对杨绛的研究，其戏剧应该是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的，但事实上相比较于小说、散文来，还是个薄弱的环节，一是可能和创作较早间隔太长的客观条件有关，二来就是接受者主观上的漠然。因此，除了少数几篇论文外，我们格外看重许、张2 人将之带入客观性整体研究的思路，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新时期以来关于杨绛喜剧研究的最高的水平。文学的话题是说不尽的，对这个女性文化老人青春时代的茂盛才华，也将伴随着整个杨绛研究全面深入而继续下去。
（三）
进入新时期以后，老作家重新焕发了她的艺术青春，《干校六记》、《倒影集》，一发表立刻就引起了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兴趣。随着世事转移，人们从杨绛后来的诸多小说、散文创作中窥见更多、更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哲学基因，以小说《洗澡》为界，研究者们各有侧重地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展开了评述。
第一位推介《干校六记》是其老友敏泽，既揭示了作品的艺术特色“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怒而不怨，句句真话”，几乎成为后来者一再引用盖棺论定的概括，又以“个中人”的身份赞扬其表现的知识分子情操和有益启示价值。老作家、编辑叶至善则以书信体的形式介绍了读《倒影集》后的感触，单篇点评不成体系。严格说来，这两个的读后感都不能称之为研究论文，却都以好读者的身份敏感地发现了杨绛散文、小说创作的与众不同，为后来读者提供了一些原始资料。
杨绛首先是以“大陆近几十年来出色的女散文家”（钟玲语）的身份而蜚声于新时期文坛的，对其散文创作的研究开始得较早并历久不衰，绵延至今。继敏泽后，于晴又在《文艺报》上发表关于《干校六记》的感想，她认为杨绛的笔下是“不幸年代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在人生磨难之中心灵的追求，在小点缀中处处感到的仍是那“大背景”，仍然侧重于从思想认识意义上来评价《干校六记》的价值，指出这些篇章的内容、语言风格对当时文坛的警戒意义，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运用。
距《干校六记》出版4年之后， 张晓东在渐渐冷却的“杨绛热”之后，从杨绛作为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的节制机制入手，剖析了杨绛整个情感世界中的内在体现与外部显示的“冷静”因素的原动因。他在《杨绛的情感世界——〈干校六记〉艺术浅论》中指出，杨绛乃是置身于历史范畴的时空，从“我们感”的坐标系出发，通过艺术的节制手段，以情感世界内部诸要素交融、深化、对立统一，并以理智的爱一贯万殊。他试图从一个比较深刻的角度，将具体作品的解读和对作家本人的解读相联系，从而挖掘杨绛散文创作中超然的冷静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比起从政治思想发出的意义挖掘，张文无疑具有开拓性和转折性。
本阶段对散文的研究，占着绝对优势，而《倒影集》的有关论文却寥若星晨。田蕙兰发表于1989年而完成于1988年的《旧中国都市一角的素描——杨绛〈倒影集〉漫评》是广大的深默中的一声新啼。这篇文章立足于杨绛创作的“现实主义总体倾向”，点面结合，完成了自己的论述。她发现了小说所表现的都市中上层人家生活这一独特视野，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艺术格调、审美情趣，却因过分拘泥于现实主义的命题，而对其中的作品产生了相当多的误读。如认为《鬼》的结局缺乏对生活素材应有的提炼而令人憋气，璐璐则是个思想浅薄、游移多变的女性。挖掘的层次自然不够深刻，时有偏颇，但她对杨绛小说中表现出的都市世态一角的具体作品分析，显示了极认真而细致的态度，如果能在“民族文化劣根性”上揭示出文化意蕴来，也许就能完整了。
对《倒影集》的长期沉默和误读的状况，首先是在第二阶段被杨义所打破的。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中，杨绛首次进入了文学专题史的研究轨道。杨义仍以单篇品评的方法，运用崭新的文学方法论，从叙述学的角度结合心理学、纵向比较法出发，对《倒影集》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他推崇《玉人》和《鬼》，认为这两篇“于细致的心理体验中，增浓了风俗习尚的氛围渲染”；尤其他经过本文的解读，指出“这是以高明的现代意识和女性意识写成的‘反《聊斋》’”，尽管受篇幅限制未及全面论述，却令人耳目一新。并且，他还探讨了一下杨绛缘何被文坛冷淡的原因：未免略嫌清淡，这一评价是相当客观而公允的，可以说，杨义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至今还尚未被《倒影集》的研究者所突破，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的问题：在拓荒之后如何深掘，而不是停留在肤浅的表面浅尝辄止。
对杨绛的研究确也经历过那种主题概括、揭示思想的原始阶段，但可喜的是长篇小说《洗澡》出版，它适逢其时，既是作者本人几十年文学生涯的最高总结，同时也预示着杨绛研究的又一次新的高潮。总体来说，几个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杨绛自身的中西文化素养及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心理状态、创作意图等，与作品本文的关系，关于小说所反映的主要事件，题旨方面的认识也大体取得了一致，普遍关注着并非主要情节的“洗澡”运动背后的隐含内容。但各人的具体评论操作方式、手段和切入问题的角度又都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多样性丰富性的特点。
盛英《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杨绛〈洗澡〉读后》和王学亮的《“浴客的故事”：读杨绛长篇小说〈洗澡〉》都是从知识分子的群体角度出发，认为《洗澡》正是入木三分地展示了一幅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群象，“画出众生相，杂陈各色灵魂”，盛英并指出许彦成由于传统人性结构的缺憾，经过了宥情——忍情——抑情的复杂心路历程，而姚、杜两女性则“人性显示相对单纯”。在此基础上，两文展开了文化反思，认为“三反”本应是载入史册的“正效应”却只演成寓愚蠢于正经的喜剧“负效应”。
马风的论文《杨绛的机智和哲学心理——〈洗澡〉泛论》是这一阶段对《洗澡》的研究中较有分量的一篇。他首先指出，杨绛的题村选择就归结为她艺术家的机智慧眼。其次，他还认为这种机智的标志是以超俗的哲学心理为依托的审美心理，他指出：对题材的审美化的艺术处理，把环境当成“空白”而以人物为载体对生存环境进行批判的艺术处理，以至作者“节制与适度”的写作技巧，都是其哲学心理使然，是其理性意识的节制。他的这一论述，较早地打破了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而注意了深度挖掘，关注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双向对话交流，属于探根取源的做法。但对《洗澡》的独立研究并没有因此而达到预想的高度，研究者们的注意力还多放在艺术赏析的层面上，对主要人物、主题意蕴的讨论占很大部分，如胡平《〈围城〉第二种：长篇小说〈洗澡〉》就认为小说的“文体是最值得注意的”，“以写人物见长”，而余楠这个不在学术上占用更多精力的机会主义者型的知识分子，“是作者刻画得最生动、最深刻的一个人物。”周文萍《学者机制、女性心情》则侧重谈及《洗澡》情节高潮的淡化处理，认为对前半部“婚外恋情”的淡化是笔法的娴熟，而对后半部“洗澡”的淡化则是出于女性的善良与慈爱，宽容手下的人物。曾镇南《世态和人情就是这样》以随感的形式谈论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意义。这些文章大都有所偏重，立论具体却失之于全面深刻，未能抵达小说的灵魂深处。
独有对杨绛小说的整体回顾，在万莲子《生命的大策略：消解双性的冲突——杨绛小说侧论》一文中有耳目一新的见解。文章以感悟的尖锐性解析了杨绛的独特，认为她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理性内核：施展生命大策略，有意化解双性的冲突，她逐篇论证，并指出《洗澡》是最集中、透彻的体现，用“崇尚真诚”的立命之本化解灵魂之外的生命之重，固守心灵内的蓝天。这一策略还通过别致的话语特征：中性化来体现，既不屈从男性权威话语，也不刻意女性中心言说，以此传递一种“双性关系中庸化的情绪”，因女性文学的明智而自成一格。这篇文章论述了小说的总体策略，发人所未发，言之有据。但却因过于强调自己立论而显得相对单薄、偏狭。
随着小说研究的升温，人们对散文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并出现了良好势头，从单一走向了多侧面，并且出现了文化研究、专题比较研究等具有探索性的成果。研究者们普遍认识到了杨绛与散文之间的联系，纷纷从其散文中透视作者的人格、文化品格。如张明亮《读杨绛散文断想》指出其散文的“自传”性质、学者风范：为人为文达到旁观以照的超越意识——看人看巳，看戏看真实人生。刘传霞则以《智者的微笑——杨绛散文漫谈》为题探讨了杨绛作为女学者的严谨和智慧女性的练达，指出正是出于对内心的自由与生动的坚守，杨绛在严峻、冷淡中所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才更显可贵。与此相悖，在1994年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大潮中，罗冈等人却在一次对话中批评道“杨绛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实在很遥远”“缺乏一种求道精神，或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正说明了杨绛散文那密不可分的长处与短处。王澄霞《清幽独放的艺术奇葩——杨绛散文创作论》认为“严谨的写实作风是杨绛散文的最大特点”，更充分注意到了其散文中苏锡方言的出色运用所带来的艺术魅力。这里显示了研究者的精细。
早在1989年，李钦业就曾将《干校六记》和丁玲的《“牛棚”小品》作过比较研究，认为杨绛的写作更为淡远、蕴籍。李咏吟则在对杨绛和宗璞的散文进行分别细读之后，认为两位女作者具有相同的散文精神：知识分子存在的勇气，人格的弘扬，以“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心灵写出的沉思的诗篇，显示出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散文精神”。（《存在的勇气：杨绛与宗璞的散文精神》）文章挖出了两代知识分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悲喜剧经验和儒家性情，无疑是洞开了杨绛散文研究的一扇新的大门。
总体来说，90年代是杨绛研究的全面展开、深度挖掘的时期，不仅是针对个别文本作独立分析，而且还出现了胡河清的《杨绛论》、余杰《知、行、游的智性显示——重读杨绛》、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这样的综合性研究，有的重于人，有的重于文，有的重于当代启示意义。这些最新的成果可说是新时期以来“最美丽的收获”。
胡河清是位英年早逝、极富个人才华的青年评论家，他的艺术触角使他敏感地发现了《洗澡》是“中国文学中少有的一部以精神恋爱为题旨的小说”，从而指出，弥漫在杨绛身上的是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东方智慧，因此认为爱“闭关”的杨绛先生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对“井”“深坑”这类意象的恐惧和自我“眼藏”、“心解”。胡文把《洗澡》与散文一起分析，共同研究，以研究者的主观情感把握去感应、契合被研究者的内心心灵世界，把杨绛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其创作的影响揭示了出来，本身就是一篇极有灵气的创作。
余杰却似乎并不看重杨绛作品本身的内容，他在重读杨绛的过程中发现了智者的逍遥中矛盾的极致。“并非逍遥的逍遥游”一节在“游”的化功大法中看到了知识分子消解主体性的一面，“聪明反被‘聪明’误”一节主人为杨绛对许、姚精神恋爱的欣赏，“表现出她不愿意让‘知’落实到‘行’的层面，进而改变现实生活的一种价值趋向”，在“躲避崇高的‘崇高’”中他将杨绛散文与王朔文集并为书贩最青睐的作品的现象，归结为“它们都极为生动地象征了知识分子在创作之后的大撤退。”余杰提出了这样一个“知、行、智”三方面的问题，在90年代的今天具有十分思考价值和实践意义。林莜芳的《杨绛创作论》选择了能概括其总体风格、意义的作品，着重从哲学内容方面，结合形式分析，讨论杨绛作品对世界的双重观照：看世界喜剧性和隐藏其后的悲剧性。“看”代表了叙述者杨绛的行为伦理哲学，“隐身衣”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自足，超而不脱的氛围。论者还认为杨绛的作品在整体上具有因写实的虚化带来的中和之美，最后在此基础上她还探讨了文学史上杨绛的贡献：文学主流之外的边缘性使她“创下一片文化气较浓的，更接近文学本真的空间，使文学可能繁荣多样”。文章还就《洗澡》的反浪漫主义倾向等问题展开了论述，立论鲜明而具体，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与承续，更是自己独到的思考和阐明。
目前这些思考仍然在继续着，杨绛研究正如一棵回黄转绿之树，愈益根深叶茂起来。
（四）
对杨绛的研究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已经初具一定规模，从直觉的观感到系统的理性思考，从创作意图的联系到审美功能的联想，都为研究者们广泛注意并大力追索。但正如杨绛“人在边缘”一样，杨绛研究也一直徘徊在喧闹嚆嘈杂的文坛边缘处。我们考察、整理杨绛研究的发展脉络，目的正是为了总结成果，找出不足，将之更好地继续下去。
杨绛研究至今还尚未形成一个有机的完整格局，还需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对杨绛这个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 首先要给予其以充分的尊重，提高认识，正确评价她在文学史上地位。她在女性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也宜放长眼光进行透视，仅用一句“女性柔情”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加以全面考察。
（2）杨绛与钱钟书正如雌雄二剑，互相辉映。 他们在创作上也时有联系、影响和补充，这一文坛的特有现象值得注意。
（3）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3本一套的《杨绛文集》，为进入全面研究奠定了基础。这就意味着过去一向按文体进行个别研究的状况必须有所突破，对杨绛早期创作的触及和深入必须迅速进入研究轨道，否则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全面、客观、具体。
问题的出现意味着不断进步的可能性。新世纪即将来临，我们的期待视野里一切都可能出现，可能会变得更美好，杨绛新时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我们完全有信心预期这棵大树葱茏壮观之日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