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觉得“北大精神”到今天依然存在, 但到底什么是“北大精神” , 实在难以界定。可是, 说蔡元培的胸襟与领导作风是“北大精神”众多因素中的核心, 一点也不夸张。如果你我都承认北京大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独特的重要角色, 那么, 蔡元培使北大成为一所伟大的学府, 他的成就显然是无出其右的。其实, 蔡元培和五四北大的种种话题那么引人注目, 以至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研究的范围, 走进传说及神话的领域了。自然, 并不是所有历史要人都受到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纪念的;这种盛事为传说而设, 也是传说赖以流传不灭的原因。要写像蔡元培这样一个超凡入圣的人物殊非易事, 因为难于在真实的历史人物本身和传说对历史事实的渲染之间持平。两者都属于历史,都不可偏废。
我想从一个简单但又常被忽视的观点说起:时势造英雄。蔡元培的伟大不光是他自身的条件造成的, 而是环境的因素造就了他的角色。蔡元培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在一九二九年的《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中, 他纠正了北大同人以为他们的大学乃天之骄子的自满, 并提醒他们, 在五四运动期间, 北大是中国惟一的国立大学, 故而影响必大。换言之, 蔡元培明白, 北大在五四时期之所以举足轻重, 泰半是由于该校显要的地位使校内的一举一动都必然备受注意。它是当时惟一的国立大学, 而且位居首都———虽然这并不能保证北大一定优良, 但那里发生的事总是惹人注目的。
当一九一六年孙中山鼓励蔡元培接受北大的聘请时,他相信蔡元培可以利用这个讲坛去影响国事。蔡元培似乎也意识到, 这所最高学府就像个扬声器, 谁通过它说话, 它就能把谁的声音放大。似乎从一开始,蔡元培晋身北大就多少怀有政治目的。这并不是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为了从政———这种想法是他所不屑的———而是说, 他清楚了解教育和文化领域是权力之所在。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关于文化的, 但很明显,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 文化权威是建筑政治权威的众多基础之一, 因此政治文化比表面上的政界更值得注意。蔡元培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于是寻求以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的权力来影响国计。
蔡元培了解到教育和政治是息息相关的, 但他仍然相信, 知识分子需要开辟自己的领地去发挥影响力。他寻求把知识分子从长期对国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好让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发展为知识而知识的能力, 而不单是为了顺应当权者的政治需要。因此, 他在北大的首要之务就是要创造高瞻远瞩的眼光, 切断学生心目中大学文凭和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 蔡元培寻求消弭遗留在学生和教授意识中的科举心态, 给与他们新的大学观:
诸君来此求学, ……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 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 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 以求学于此者, 皆有做官发财思想, 故毕业预科者, 多入法科, 入文科者甚少, 入理科者尤少, 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 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 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 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 又何必来此大学?
蔡元培的这番话是要表明, 他对北大众人寄予厚望。他认为, 如果他们有领导社会的道义, 他们就必须出类拔萃。
一年之后, 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以提倡正直的德行。他又一次表示, 他期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栋梁。要加入进德会的师生须戒酒、戒赌、戒嫖。蔡元培甚至要求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大学同人若要做社会领袖和模范, 就不能向狭隘的政治利益妥协;他们要做勇敢的人, 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伸张正义。蔡元培说:
往昔昏浊之世, 必有一部分之清流, 与敝俗奋斗, 如东汉之党人, 南宋之道学, 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 亦且踽踽独行, 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 洵千古未有之现象也。
蔡元培试图藉着前人的榜样在北大创造一种使命感, 勉励师生以继承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传统为己任, 面对挑战永不退缩。蔡校长刻意把北大与敢于反抗的精英传统联系起来, 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信念灌输到北大师生的头脑中。蔡元培对知识分子作为领袖和道德模范的强调, 是与儒家的观点一致的。不难看出, 蔡元培在努力塑造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时, 他一些最重要的想法是从中国历史的仓库中借来的。
尽管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多种多样, 而且涉及校园生活的各方面,然而, 没有一条政策的影响力比得上他那奉为金科玉律的基本哲学精神, 那就是开明的头脑, 求知的诚意, 以及批判的思维。这精神可以用“兼容并包”或“兼收并蓄”来概括。蔡元培的哲学取向基本上具有世界主义的特质, 反映出他相信各家思想都有其可取之处, 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不会去遏止其他声音, 而会去鼓励各种方向的学术探究, 从而丰富自己的资源。蔡元培对这种取向的强烈信念与他对理学正宗的憎恶是一致的。他是在清朝最后的数十年间, 在理学的薰陶下长大的, 因此认为僵化的理学正宗是造成中国百年来陷于列强围困的主要原因。
正是清朝固执、陈旧、封闭的学术体系使蔡元培反感、焦躁, 导致他在二十世纪初年采纳了革命政治, 而后旅欧寻找新思想和革命的沃土。毫无疑问, 他在德、法大学校园内所度过的岁月, 特别是德国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育哲学, 对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有过很大的影响。当然, 也不可抹煞蔡元培本身深厚的中国古史知识, 以及他从百家争鸣时代之中获得的学术活力。在其思想核心处, 蔡元培深以为国家干预国民的学习生活是错误的, 把对理念的思考和讨论定为政治罪也是错误的。蔡元培在一九一二年任教育总长时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 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 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 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蔡元培认为, 学术生活的政治化, 尤其是在北大这种与官方文化紧密联系的机构, 已导致精神生活完全呆滞, 妨碍国民进步。为确保政府不干涉校务, 蔡元培在北大掌舵之后即制定一套学术自治政策。他仿效在欧洲时考察过的一些大学, 建立大学评议会, 成员由同事互选, 并在各系开设教授会。这些体制负责起北大最重要的决策, 维护知识分子自理的权利, 使其免受政客外行的干扰和截然不同的利益所左右。
这些基本信念———相信大学是特区, 相信知识分子领导社会责无旁贷, 相信所有思想都应受到尊重并得到表达的机会———指引着蔡元培动手改革北大。蔡元培促进学术多元化的显例见于他的招聘政策。一个教授只要才能出众, 蔡元培就愿意雇用, 并不取决于政治或经验的测试。一个人不必信奉任何政治思想、赞成某家学说或年届几许, 只要学有所长便在招聘之列。因此, 北大既有陈独秀, 又有辜鸿铭, 既有钱玄同, 也有黄侃。用人而容许这样不同的学术和政治倾向并存, 可见蔡元培胸襟广阔。这意味着他不把真理定于一尊, 而且明白, 两个持相反的观点的人, 在教学上都能使学生有所得益。
蔡元培相信, 通过对同一问题不同观点的比较、对照, 学生既会在学术上增强信心, 也可获得知识。在这种信念支持下, 蔡校长很尊重学生的辨识能力, 同时他也懂得, 学生要在学术上成熟, 首先得接受学术的挑战。蔡元培就像父亲一样, 既悉心引导自己的孩子, 但又不剥夺他们自己去尝试, 去犯错的自由。他鼓励北大学生好好把握自己的学习机会, 依靠自己去求得思想解放。在实际行动中, 蔡校长大力支持学生的课外活动组织。五四运动前后年间, 北大成立了形形色色的学生社团, 例如新潮社、国民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生储蓄银行、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静坐会、哲学研究会等等。
当然, 蔡元培的改革措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根除所有师生的陋习。即使在他到任之后, 许多师生依旧寻欢作乐, 赌博、嫖妓、旷课———这些使北大的声誉在辛亥革命后最初几年严重受损的行为仍在持续。这只要翻翻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 便可一目了然。然而重要的是, 蔡元培致力在北大营造一种开明、活跃的学术氛围, 成功地使一小部分人投身于北大有史以来最严谨的生活之中。五四运动前后, 北大是全国最生气勃勃的机构, 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能源。源自北大的新思想和参与感, 以及相信中国青年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发表意见的信念, 对一个88从来都是厚古薄今、重传统轻革新的社会来说, 无疑是一大革命。从一九一七年到二十年代初, 蔡元培把北大惊人的能量释放出来, 宛如在一潭死水中发现了生命的奥秘。
不难想象, 蔡元培在这所最高学府中培育的新气象引起了政治、文化保守分子的反对。这些人当然不愿意支持新的思维方法或新的文化权威。一九一九年冬, 面对林纾等守旧分子以及与安福系结盟的政治反动派的攻击, 蔡元培义正辞严地维护了北大的各种革新实验。他的带头作用也激励了其他人站出来拥护学术开放。蔡元培来北大前已认识到, 教育和文化具有其独立的权力根源, 因此他敢于直面对他本人及其学校的恫吓。由此也可看出, 教育家的角色是可以多么的政治化。这并不是说蔡元培想挑起类似一九一九年那种与军阀政府的对抗。事实上, 学生在五月四日上街游行之前, 蔡校长就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事件发生后, 他也一再力劝他们停止抗议, 回校复课。示威行动数月后, 蔡元培在致北大及全国学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吾国人口号四万万, ……得受普通教育者, 百分之几, 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 万分之几。……诸君之责任, 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 而绝对牺牲之乎?
虽然蔡元培过去从未对政治积极性与学习的关系阐述得如此明确, 但他显然相信二者之间应泾渭分明, 而学生的爱国热忱已越雷池。然而,我却认为, 蔡元培就任校长以来, 在这个问题上, 一直向北大全体学生传递着复杂的信息。通过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在社会上担当领导角色, 蔡元培实际上为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铺了路。
蔡元培在北大任职的后期, 确实一直未能解决学校如何既在文化和教育领域行使权力, 而又不积极参与政治斗争这一棘手的问题。他认为, 政治斗争只会干扰学校贯彻其学术研究的宗旨。蔡元培于一九一七年接受北大校长一职, 是因为他知道, 这所最高学府会为他提供一个独特的讲坛去影响国事。然而, 他没有预见到其他人也同样会看中北大这一位置所能产生的威力, 而利用它来别有所图。蔡元培相信权力可以通过文化来行使, 而直接的政治行动也可以尽量避免, 这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未免过于谨小慎微。二十年代的中国, 政治与社会形势都很危急, 难怪北大的学生不满足于闭门造车, 空谈救国, 也难怪五四运动以后北大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教育与文化直接导致学生参与政治, 而蔡元培对此却束手无策。
这种情况自然使蔡元培感到沮丧;二十年代各路军阀在首都的倒行逆施也使他不满。实际上, 整个二十年代, 他与北京显然聚少离多。一九二一年的一大段时间他都不在北京, 一九二二年末又再度离京, 一去不返。虽然直到一九二七年, 他都是名义上的校长, 但其实二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 都是蒋梦麟在北大主持日常校务。正如蔡元培后来所写的:“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 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 一经回忆, 不胜惭悚。”蔡元培这样写无疑是过谦了, 但我仍然相信, 他本人认为自己在北大的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败的。他本想把北大办成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 使之与欧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大学看齐。他当然知道, 比起从前, 他的改良措施已使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变成生机勃发、充满理想的地方, 但他也认识到, 他要把北大改造成世界级研究中心的计划, 在二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形势下遭到了挫败。二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使北大偏离了学术的轨道, 这是蔡元培深感遗憾的。如前所述, 在一九二九年北大成立三十一周年之际,蔡元培正是这样提醒学生的:北大之所以卓越, 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北大。他写道:五四运动期间, 北大备受注目, 是因为它地处首都, 而且是中国的惟一国立大学;北大不能永远安于吃老本, 而应努力成为一流的研究中心, 这才是造福社会的最佳途径。在那篇文章中, 蔡元培虽然没有说得十分直露, 但他无疑是在暗示, 北大在政治中陷得太深了, 没能达到他的期望。
假如蔡元培认为他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是失败的, 那么, 为何他与北大的关系变得如此传奇?这会不会只是蔡元培的自谦之词, 而他实际上非常成功呢?我认为并非如此———起码以蔡元培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并非如此。正如我前文所指出的, 蔡元培以学生为社会领袖的哲学,创造了引起五四运动的学术气氛, 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蔡元培传奇式的声望。由于在整个二十世纪中, 五四运动都是作为伟大的爱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捩点来纪念的, 蔡元培的声誉也自然水90涨船高。这听起来有点讽刺,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二十年代由此引发的学生政治浪潮, 蔡元培都并非百分之百地支持。
然而, 我认为, 蔡元培传奇式的地位并非全然因为他与五四运动的联系。事实上, 我觉得蔡元培之所以备受尊崇, 与其说是因为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 毋宁说是因为他曾经尝试去做些什么。他有开明而宽容的胸襟, 加上他试图创造一种多元的气氛, 建立一个不受政府干预的地带, 在在都使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典范。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每当知识分子为这些理想而奋斗时, 蔡元培总是被奉为圭臬, 正如蔡元培自己总是奉“东汉之党人, 南宋之道学, 明季之东林”为圭臬一样。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他的风范与北大历史同在。北大精神乃蔡元培所孕育, 只有不断弘扬蔡元培的风范, 北大精神才可望历久不衰。
(蔡元丰、陈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