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惊悉陈忠实去世，不胜悲戚，几次提笔撰文，泣而不成，索性不写，等平静下来再说吧。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我十几年前写作的旧文（当时曾在《延河》发表，发表时有删节），以此告慰已经远我而去的我最尊敬的师长和朋友，我在很遥远的地方为你祈祷，希望你安息。——陈行之 2016-5-5
1
每有信函，我总是称他为“老师”。
他在电话里数次纠正我说：“别，我们是朋友。”
我不改，仍然称他为“陈忠实老师”，“忠实老师”。
但是我从来没向他解释为什么如此固执地称他为老师。
因为，如果解释，要说的话就太多了。
2
1969年初，我和其他三万多北京知青一道插队到延安，在那里经受了生活的洗礼。3年以后，我被招工到延安。那个时候，我已经确立了最初的文学理想。我是排字工人，而我去的单位又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延安报社。那时候没有正式出版的报纸，只有一份被叫做《延安通讯》的印刷物发挥着报纸的作用，为这份印刷物提供稿件的人是延安地区通讯组的记者。这是一份准报纸。就是这样一份报纸，使本来与文化完全绝缘的我的生活有了某种程度的文化信息，尽管它极为微弱。要写出我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的想法是那样强烈，就像一个急于说清一件事的人往往不能正常叙述一样，我不知道该怎样述说它。我写了很多，但是我完全没有把它述说清楚。但是，我没有放弃，我知道，迟早，我是能够说出来的。我读书，像饥饿的人那样，颤抖着往下吞咽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1974年，我被推荐上了延安大学。在这里，我仍然不顾一切地读书，写一些短的东西，并且像好奇的孩子那样关注着能够发表作品的地方。当时能够发表作品的报刊很少，我能够看到的仅有《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和《陕西文艺》。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读到陈忠实的小说《接班以后》（1973年）、《高家兄弟》（1974年）和《公社书记》（1975年）的。我现在已经无法叙述这三篇作品的内容，在陈忠实后来陆续出版的各种选集中，他也不再收进这三篇作品，但是我清晰地记得我读到它们时的那种就像醍醐灌顶一般的奇妙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也要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状态中去寻找。
一个与文化隔绝了很久的社会对文化的期待和敏感，就像在荒原上跋涉了很久的人期待甘泉。《高家兄弟》等小说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还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气质，那种标准的只有小说才能够具有的东西。这是一种美，一种久违了的美，就像干涸了几百年的荒原突然绽放出红艳艳的花朵，你不能不为她惊奇，不能不为她倾倒。文化这种东西，有时候仅仅因为形式就能够把人征服，何况那是在那样焦渴的一个年代。这片复苏了的荒原以后还会绽放很多花朵，但是任何花朵都不能够替代最初那支在严寒中顶破僵土向人们报告复苏信息的花朵。
3
所以，现在的人也许也就不难理解，我在读到这种显示文学个性的作品的时候，在内心引起的感觉会带有某种程度宗教的意味——我难以想象是一位凡人写出了这样好的东西。我陶醉在具有鲜明的柳青风格的叙述之中，体会每一个词汇和每一个句子带给我的美感。就好像一个青春期男子突然遇到他生命中期望的情人一样，我整个生命都屈从了，蒸腾着一种使人心焦的灼热。从此，在我的文学之路上，就暗中有了一个教皇一样的人物，他吸引着我的目光，在精神上引导着我。
当然，陈忠实不是唯一的，但是，他离我肯定是最近的——七百里路程相对于欧洲、美洲，同时代相对于百年千年之前——和那个时候的哲人和作家相比，他几乎就等于站在我的身边。这就使得这个人和柏拉图、黑格尔、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我更具有现实感，我有理由期待这个神一样的人继续做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请原谅我使用“神”这个极端的词汇，我没有更准确的词汇反映我作为一个还没有入门的文学青年那种宗教般的感觉。
我身处文坛之外，我不知道关于陈忠实的任何信息，不知道他个子高矮，胖还是瘦，我只把他想象为是一个像柳青那样的老作家，脸上很不平整，充满了沧桑感。恰恰是这一点莫名其妙的想象，在八十年代我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召开的作者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陈忠实的时候得到了证实，只不过他不像柳青那样苍老和羸弱，他还不到四十岁或者四十岁多一点。我后面再说这件事情。
《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和《公社书记》等小说使让我知道了自己的渺小，知道了自己脚底下的路有多长。虽然我在上大学期间已经有了豆腐块文章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一钱不值，因为，我知道七百里地之外的关中地区有一个陈忠实。
我已经不能确切说出“巨兽”这个意象是什么时候来到我心中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把它和陈忠实联系在了一起。总之，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我的意念深处，始终存在这样一种模糊的景象：在苍茫的黄土高原的某个地方，踞蹲着一个庞大的东西，它沉重地喘息着，动作缓慢地看这里，看那里……它肯定要做些什么。
4
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精神创造力获得了有限度的解放，压抑很久了的中国人把对人性解放和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几乎全部赋予了文学，文学在人们的期望中骄傲地站立起来，一大批反映新思想、新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反映某种社会现实和人生处境的作品应运而生。此时，我已经从延安大学毕业，并且依照我的文学理想做了职业选择：谢绝了留校任教，到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去了。这是一个类似于文化馆的单位，我去的时候，整个单位不过三、四个人，做一些编辑出版不定期文艺刊物之类与文学有关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用来读书和写作。严格一点儿讲，虽然社会给人们提供了进行文学创作的条件，我却因为自身原因仍然徘徊在文学的大门之外。书已经读了不少，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也在丰富，但是这一切都并不说明这个人自然就会成为作家。从1977年到1980年，我就像一个盲人一样在摸索，写了很多后来从来没有被发表的东西。与此同时，文坛已经是那样热闹和张扬，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甚至已经经过了第一个收获期。我怀着热望和崇敬的心情看待辉煌着的人的辉煌。在这些人里面，陈忠实始终是我内心的一个目标和偶像。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大军中一员骁勇的战将。以《信任》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一系列中篇小说的发表为标志，他在中国文坛奠定了自己不可动摇的位置。
后来——我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年——经路遥鼎力推荐，我的一篇名为《合欢花》的短篇小说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延河》上发表，由此非常荣幸地成为陕西省文学作者队伍中的一员，并且获得了参加省作协定期召集的作者座谈会之类文学活动的机会。这期间，对于我来说一个极富意义的事件，是终于看到了我所崇敬的陈忠实。那是一次在陕西省文化局招待所里面召开的大会，由著名作家杜鹏程和评论家胡采讲课。主席台上坐了七、八个人。有人告诉我说，最左边的那个人是陈忠实。“陈忠实？”我当时的反应大概和现在的年轻人听到有人说前面坐着某位歌星的反应相同，心脏的跳动都改变了频率。
我的座位很靠后，看不清主席台上的人的面容，而我是那样想看看那个写出《高家兄弟》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看准一个空位，溜到最前面。正如我前面所说，从最开始我对陈忠实的想象就是：“脸上很不平整，充满了沧桑感。”这种想象在那天得到了奇妙的证实。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这个人很忧郁。这种感觉持续到了现在—即使是在陈忠实谈笑的时候，我也总是觉得他极深的内心深处很忧郁。这也许是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曾自觉的忧郁。在那次会议上，陈忠实没有讲话，会散了，人走了，仅此而已。他当然不知道台子底下有一个人在用生命的记忆端详他，思索他。
参加那次会议，我带了中篇小说处女作《小路》。《延河》主编董得理和小说组组长白描都是对初学写作者极为热心的人。年轻而才华横溢的白描先看了我的小说，热心地推荐给董得理。会议还没散，白描就对我说：“《延河》要发表这篇小说。”但是《延河》自从五十年代创刊一直以发表短篇小说为主，还从来没发表过中篇小说，因此这件事还不能被最后确认，白描让我回去等最后通知。任何人都不难想象，这件事对于在苦苦求索的文学创作之路上跋涉的我意义多么重大。我比等待恋人的来信更为迫切和痴迷地等待着《延河》的消息。
半个月以后，我终于等到了白描的亲笔来信：《延河》分两期发表这部六万字的中篇小说！能够想象，白描、董得理以及其他我不知道的人做了多么大的努力，使这本杂志破天荒分两期发表一个陌生的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并且配发了知名评论家李星的评论，对我赞赏有加。直到今天，这件事都是留在我心里的温暖的记忆，我用内心的全部温情感激着白描、董得理、李星这样的人。小说引起很大反响，我得到很多老作家的鼓励。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直接认识陈忠实，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在我心中占有独特位置的人是怎样看我这篇稚嫩的作品的。而这在当时对于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如果陈忠实说：“这东西不错。”我想，我内心得到的满足会超过听到其他任何赞扬。以后我们认识了，我有机会亲聆他的教诲了，或许因为我不愿意和人提及以前的作品的缘故，我也从来没向他就这篇作品进行讨教。
22年以后，陈忠实为我的长篇小说《危险的移动》撰写序言，谈到了我和我的这部作品：“他获得大家的尊重，首先是因为他的创作实力，确切点儿说，是出手不凡的创作实力。他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小路》在颇有文学资历的《延河》发表，曾经引起（陕西）这个青年作家群体的热烈反响。”看样子他是肯定我这篇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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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陈忠实不是一个善谈的人。我在电视上看过他的访谈节目，我觉得他谈得不好。言谈不是他最好的武器，至少不是他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他的一切都在内里，在孤独地写作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东西里面。不善谈的人有两种：一是因为不善谈而不善谈，脑子空空如也或者精神木然之类；二是因为智慧而不善谈，即老子所言：“大直若诎，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赢若黜。”意思是，最端直的看上去往往是弯曲的，最智巧的看上去往往是笨拙的，最善辩的人表面上往往是不善言谈的，内里极为充盈的人看上去倒像是不那么充盈。《老子》谈论的都是大气象、大事物。我读《老子》，常常感觉到精神在飞扬，或者遨游于沧海，或者飞翔于太空，那种境界绝不是读一般哲学著作所能够相比。正因为这样，说到陈忠实的不善谈，我很自然想到没有比上面引述的这十六个字更为准确。
有事实为据——恰恰是这个不善谈的人，写出了隐藏着大历史、大智慧的《白鹿原》，他把不善谈的那些话语都聚拢为一个庞大的载体，用与巧舌如簧的人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交谈，而他交谈的对象也无限扩张为整个国土上的人，甚至于所有人类。这样的人不正是我们平时经常讲的那种“大智若愚”的人么？
我知道陈忠实一定不同意我这样形容他，因为他“大赢若黜”，他不会同意这种“大赢”的形容。好在我这篇东西不是写给陈忠实的，而是写给读者的，那么，也就不管他了吧！我丝毫没有奉承陈忠实的意思，我仅仅是这样感觉这个人的—请想一想，他身边有多少伶牙俐齿的人，有多少看上去比他聪明的人！这些人直到现在仍然伶牙俐齿地说着，说着，却什么也没做出来。两厢比较，陈忠实是不是一个老子形容的那样的人？
不管什么场合，我很少听到陈忠实夸夸其谈。别人夸夸其谈的时候，这个脸上带着刀砍斧斫一般粗犷纹路的成熟男人，往往静静地坐着，眼睛明亮地看着夸夸其谈的人，好像真的被夸夸其谈所吸引。但是，我建议你这时候仔细看看他那黑黑的瞳仁，认真体会它的深邃和幽远……你会确认，这个人的意念根本不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它已经进入到更广袤的只能够用精神感知的世界，在那里进入到了对一件遥远事情的反应过程之中。他像体积庞大的巨兽一样，踞蹲着，倾听着，睥睨着，不为任何表面的浮华的东西所动。也许因为他看到的东西太多了，任何幼稚、不成熟和某种程度的人性弱点在他那里都成了惯常的、不值得奇怪的事物。所以他总是极为宽容。
文坛是一个奇妙的场所，在这里你总是能够看到很多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所以，奇闻逸事就特别多，让人开心的人和事就特别多。如果有的人因为发表了一两篇作品就在某个场合宣称：“其实我根本没把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之类的人放在眼里。”你有什么办法？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如果有人进而认为自己将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自己的某部作品将影响整个人类的生活，你有办法吗？你照样没办法。你能做的，充其量是——用陕北话说：“啊——咋能是这？”用北京土话说：“丫真够神的！”用河南话说：“你这是弄啥哩？你就不怕人笑话？”你还能怎样？于是文坛就经常发生一些善意的调侃，说某人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出来了，生动地描述自命不凡的人的种种异相，忍俊不禁，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陈忠实在这样的场合一般不说什么。
有一次他到北京，我陪他去圆明园，坐在车上，他也和我说到了那个经常发高烧的人一系列动人故事中新近流传的一个版本。我惊讶地注意到，他述说这个故事时没有丝毫的冷嘲热讽，他的语调竟然是亲切的—就好像在嘲笑一个不懂事、而他又极为溺爱的自家兄弟……讲完以后，还要加上一个惋惜的慨叹：“哎——呀！”你只能把这种宽容理解为博大。只有对人深藏着大爱的人才能够具有这种博大。
回想起我在陕西生活过的25个年头，回想我在文学之路上的跋涉，有两件事情让我刻骨铭心：一是我在那里开始的密集的读书生活，没有这种读书生活，我将生活在蛮荒之中；一是我身处有陈忠实、贾平凹、路遥这样的文学大家的世界之中。这些人给我人格上的感染，我从他们身上获得的力量支撑，使我认识到人生的境界竟然能够如此高远。有了这两点，面对苦难的精神历程，我的心灵就得到了平静，就有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心态，人生归于沉缓，功名利禄不再成为诱惑，真正还原为一个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么？作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至少我在这里提到的这几个人，在精神上都是巨人。当你在废都的狭窄街巷里看到一个并不魁梧的人（贾平凹）踽踽独行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在平凡的世界里行走人生的陕北汉子（路遥）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面貌粗砺的人（陈忠实）用灵魂而不是肉体站立在皇天后土的关中大地上举目四望的时候，你就应当想到：你看到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你听到了历史长河在它的尾端发出的一声回响，你触摸到了宇宙星辰中一块不朽的贵重金属……你是幸运的。的确，在陕西生活25年，陈忠实、贾平凹、路遥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的幸运。不是所有喜欢文学的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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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这就是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横空出世。这一年夏天快来的时候，关于《白鹿原》的消息先是在陕西文学圈里被谈论，人们普遍的预期是，这将是一部震撼人心的超重量级的作品。原因不在于人们对它的内容有多少了解，而是在于：这是著名作家陈忠实写作和发表9部优秀中篇小说和为数极多的短篇小说以后，用6年时间精心打造的像航空母舰一样庞大的作品。而我关于这件事的意象是：那个一直远离尘嚣，沉静地踞蹲在白鹿原深处的大家伙，终于把一件事情做成了，这件事情必定让这个世界振聋发聩。没有多久，随着这部厚重的作品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一种空前未有的阅读热潮在辽阔的国土上像海浪一样涌动了起来。由这部作品带及的其他几部也许很优秀但绝不可以与《白鹿原》相提并论的长篇小说，合成了一种所谓的现象，被称之为“陕军东征”，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上独特的一景。《白鹿原》是这个破浪前行的舰队的旗舰。这个舰队后面比前面热闹，有的军舰已经把自己装扮得花花绿绿，甚至为自己演奏起了军乐，宣称自己所向披靡，大有进军太平洋之势。但是，航行在最前面的那艘在它的动力部位装载了核动力装置的旗舰却一片肃穆安宁，它吃水线极深，它那黑糊糊的庞大身影，整体都显示出钢铁的颜色钢铁的分量；在它的甲板上，没有一面招摇的旗帜，你看到的全部都是钢铁。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感觉反复阅读《白鹿原》的。
奇妙的是，《白鹿原》在我心中鼓荡起的激情，竟然和将近二十年前阅读《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的时候产生了呼应——我又一次从陈忠实身上感觉到一种超凡入圣的东西，尽管这个时候犹如他所说，我们已经成了“朋友”。见到他，我不谈《白鹿原》，陈忠实一定有印象：我对他连一句恭维话都没说过。我知道他不缺少这些东西，而且我也知道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这个用浑厚嗓音说话的男人在我心目中，已经被我远远地推开了——你不能够认为你是他的朋友，你尚不够资格将自己称之为他的朋友。他与你不是同类，犹如上帝和子民不是同类一样。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感情。带着这种感情，我远远地看着他，在精神上追随他，然而在生活中，我们并不是经常在一起倾谈的人。和你热爱的东西保持一种距离，你反而能够更充分欣赏它。
我承认，新时期以来，还没有一部作品像《白鹿原》一样震撼我，它厚重的历史感，对历史发展动力的准确分析，对推动历史发展主体的人的心灵的细腻描述以及别人很难企及的几乎与生活本身没有任何间隙、又比原生态生活更为醇和浓郁的关中风情的展现，都使我完全被征服了。
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阅读兴趣。这里我单说小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疯狂地阅读雨果的作品，把陶醉在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描述的世界之中视为极大的幸福；我不喜欢巴尔扎克；在我遇到托尔斯泰之初，先阅读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认为这是一部杰作，但是它本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把我从雨果身边拉开。但是，我在阅读了《复活》之后，我就越过这两者之间的中线，开始向托尔斯泰这边倾斜了。接着，我开始进入《战争与和平》。我还记得阅读之初就像投身于烟波浩淼的江海之中的那种感觉，接着，我就被这位艺术巨匠博大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以及对所有事物准确逼真的描述所征服—这次是完全彻底的征服，我甚至偏激地认为现代主义小说之所以产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仅仅因为，托尔斯泰伯爵在小说家面前矗立起一座任何人也翻不过去的高山，所以，人才乖巧地绕道而行，发明了所谓现代主义。当然，这种见解是不对的。对《战争与和平》的偏爱在很长时间里阻断了我对其他作品的阅读，我整天把自己沉浸在那个沸腾着生活真实的江海之中。
一个人要是对人对事热爱得昏了头，往往会产生一些奇怪的想头。比如，我就固执地认为：托尔斯泰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让他给寂寞的人类带来美和享受——我后来在阅读卡夫卡、茨威格的时候也曾经产生这样的感觉。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有了一部《白鹿原》，这既让人惊愕，又让人感到惶惑。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迎接一部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奉献给人类作品的精神准备。阅读《白鹿原》的时候，好几次把书本举到很远的地方上下左右端详，好像不相信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真的，它当然是真的，有书为证，有我认识的那个写作了这本书的人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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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通过一篇短文《期待巨兽》对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进行了欣赏。有人问我：这篇经常被人提及的散文究竟写的是谁？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它写的是陈忠实。我也从来没把它复印给陈忠实，说我写的是你——我觉得我不具备这样和他说话的资格。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写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陈忠实。那个从我做文学青年的时候就在心中想象为一个庞大物体的人，现在我找到了他的形象标志：巨兽。这还要感谢那个叫福楼拜的法国人。这篇散文不是在西安写的。
陕西省作协曾经做过把我调到作协主编一份大型文学刊物的决定。我的挚友路遥去世以后，已经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陈忠实对我说：“作协党组做的决定仍然不变，你到这里的一切工作条件都不变，你过来。”但是，我没有过来——首先是因为我到底过不过来原来就不坚定，其次，我个人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作为北京知青，想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样，我就没有“过来”。对此，陈忠实的回忆是：“……到九十年代初，陈行之工作调动到北京，我和朋友们以一种颇为矛盾的心情为他送行，既乐见于他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发展作为—北京毕竟天高地阔，并且是他的故土——也怀有走失一位好编辑好作家兼好朋友的缺憾。”这样，我就回到了北京—此时，距我离开这座城市已经整整二十五年。
大概是1997年，陈忠实从香港归来，送我一本香港出版的印制精美的《白鹿原》。送走陈忠实，我用这本让人爱不释手的竖排版的书完成了对《白鹿原》的第三次阅读，结果，前两次阅读时一直被激发的情绪比以前更强烈地鼓荡了我。我趴在桌子上，一气呵成了《期待巨兽》这篇短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人有的时候需要时间弄清自己。这篇短文终于把我从读《高家兄弟》时就感觉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了。我很得意把对仰之弥高并将传之弥久的《白鹿原》用“巨兽”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汇概括了出来。当有的人问我这篇充满了意象的作品是否寄托着对自己的期望时，我激烈地进行了辩驳—这里面怎么可能有我呢？！我也太不自量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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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陈忠实编辑和出版包括他大部分重要作品的《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在众多约稿者中间，答应了我。我认为这是他对我的巨大支持。那种感动，那种情怀，无法诉诸笔端。陈忠实从来都鼓励我好好写小说，他担心我过于热衷公众事务而耽误了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即使我在主持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有停止写作，我把它作为是对一个我钦佩的人的无声承诺。换一句话说，我是在完成一个巨大的人对我的期望。这形成了我不懈地进行小说创作的最基本动力。每天早晨六点钟我就开车来到单位，在我的旧式电子打字机上敲打我的作品。
我们之间的交往并不频繁，他到北京来，我去看他，聊聊；我到西安，他请我吃一顿饭，还是聊聊，仅此而已。出于习惯，我从来不向任何人谈论我正在写作的作品，我也不向陈忠实交待我正在做的事情。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正在做的事情和眼前这个人有关—如果没有他的期待，如果没有他在我心中那种宗教般的崇敬感觉，如果没有我想做一件让这个人高兴的事情的决心与信心，我在文学上的跋涉就不会坚持得这样长久。人都有惰性，人常常在信念不坚强的时候自愿地把自己放逐。我坚守着信念，我没有把自己放逐。我相信，陈忠实也不会认为我这个人会把自己放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长篇小说《危险的移动》，并且认为这是一部优秀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应当对远处的那个人有所交代了—我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
他很平静，平静到对这件事没有反应的程度，他不说“哎呀！太好了！”他也不说“你写出这样的东西在我预料之中。”他根本不感到惊讶，他什么都不说。但是我在要求他为我写一篇序言的时候，他没打任何磕绊就同意了：“你把稿子寄来。”我就把稿子寄去。
时间是作家的生命。当我把四十多万字的文稿装进信袋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很残忍，很自私，很不近人情——如果你这个人心智正常，怎么能够给一个六十二岁的人寄去这么一堆让他阅读的东西？然而我又是那样渴望把这个答卷交到他的手中，那样希望让他高兴，那样希望以此作为对这个我一向认为神一样的人物一个交代，因为，这部作品始于三十年前我插队时候的选择，我说出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于是，我又给他附了一信：“非常感谢您为我的长篇小说作序，这既是对我的抬爱，也是莫大的支持。出版社很重视这部作品，会安排研讨宣传之类的活动。您的序言，肯定会为这些活动增添色彩。稿子很长，不一定逐字看过，但是有些章节可以看一看，有助于了解本书主要的东西。比如前三章，第七章中的第23节，第十四、十五章等。另外，‘后记’或许也可以看一看。我渴望听到您的议论和批评。我知道您时间极为宝贵，非常不安，然而我又急切等待您的支持。”
稿件寄出，我开始等待。我经常想到将近三十年前对陈忠实早期作品的阅读，想到我当时作为尚未入门的文学青年仰望陈忠实的那种感觉。现在，我竟然有了自己的长篇小说请他指点，不能不说这是生活给我的最为珍贵的馈赠。与此同时，我心里也怀着惴惴不安：如果他认为我写得很糟糕怎么办？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不安竟然一天天放大起来，出版社的过高评价都不足以使我安宁，我感觉自己正在等待生或者死的裁判。
终于，有一天我的手机响了。“我是忠实。”像以往一样，他用这种宣布的方式开始通话。“我把小说全都看完了。”我试图表示惊愕和不忍心，但是他不听我的，一路说下去。“用你们北京话说，你把这个东西写得太棒了！”我说您在鼓励我。“不是。”他断然说，“写得就是太棒了，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小说了……”他开始说明它“棒”在何处——这些都体现在后来为我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他说马上就写序言。没说别的——在我的印象里，他在长达十几分钟的通话中说的就是这部小说，没说任何别的东西，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没多久，我收到了陈忠实用特快专递寄来的序言。这是一个62岁的老作家一字字写在方格稿纸上的文字，整整17页，五千多言！他还附了一封信：“读大作《危险的移动》稿写成，寄上，颇多惴惴：不知解读到位能有几成？唯一可安慰的是，自以为比您提供给我的那个提纲式的思路文本要稍强一些。我当然也知道，自我评价有诸多心理障碍，尤其是如您这样修行自律的人。恕我不再复述我的文本，只请您把读后的意见告我，如有不当不及乃至偏颇的地方，还可以弥补纠正。我们是朋友，不必太谦谦。这部小说真的写得好。常引发对时下某些作品的对照性感触，略有涉及，不至于惹恼同行吧？请您与我一起斟酌，并告知。出版后应该有宣传考虑，好酒也更应有让饮者知晓的必要。祝愉快并致祝贺。”
我给他回电话时说了我读到这篇序言的感慨：“很多地方我是含着泪水读完的。您知道，写作者都很孤独，孤独的人对于理解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很多年来，还很少有人真正把我读懂，很少有人如此珍重和深刻理解我在一本小说中要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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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总结了我全部文学创作道路，准确分析和品评了我的《危险的移动》的序言。他在回顾了我在陕西的创作情况之后，还写到了这样一件事情：“陈行之在喷涌般写作的同时，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文学家》是至今仍令我这一茬年龄的陕西作家以温情兼着遗憾缅怀着的杂志。陈行之在《文学家》主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影响颇大：给陕西作家开辟专辑，有作品，有言论，有评价，有作家写真，一位作家一个专辑，占去一期刊物四十万字的大部分版面，让读者全面了解一位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成长道路。此举对刚刚形成影响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贾平凹、路遥等都上过这个专辑，我也是幸运者之一。土蚂蚱们敬重亲近这只洋蚂蚱，在于这只洋蚂蚱的文学之心文学之情是博大的也是纯真的，他自己在努力写作着，同时也在努力把他的同代朋友推荐出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和知名度。这是一个人的人品、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表现。”接着，他以深邃的眼光看待和评析了我这部十年以后奉献给他的作品：“陈行之把这部名为《危险的移动》的长篇小说书稿寄我，读罢有诸多的感动和慨叹，最强烈的竟然是一种难以抑止的灼痛。其实，在整个阅读过程中，通过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生活轨迹所呈现的波动起伏的心理脉象，就已经常常使作为读者的我忍俊不住吁出一口气来，惊叹这脉象正暗合着生活深层无形无序却得意地运行着的潜流的征候，触目惊心却无法捕捉，感知到灼痛却只能哑口。我很钦佩陈行之的这一双眼睛，这是一双既敏感又富于穿透力的眼睛。《危险的移动》避开时下依然持续热着的‘官场小说’的写法，选取处于纯官场边缘的一个‘单位’下笔，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从‘脚趾’上把握和触摸到了心脏搏动的脉象。陈行之在《危险的移动》里几乎没有涉及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也没有肮脏的权色交易，他描述和展现的只是权力网里人与人极其微妙的所谓‘关系’，处在这张网各个位置上的角色，在承上在启下在平行的关系里纵横捭阖的技巧，或者说一种别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在这张关系网里，有人把生存智慧和生存技巧练演到超绝如魔术戏法般天衣无缝，而表演过程也如魔术大师一样从容不迫矜持自如，然而却与魔术师仅仅只是取悦观众的小小目的大相径庭—发展自己扭曲对方，笑眯眯地置对方于死地而绝不心跳。被扭曲被置于死地者眼瞪得老大却找不到看不出哪儿出了毛病，接受扭曲接受龌龊的结局却说不出话来……这类富于生存技巧的人，已经形成生活深层里的一股潜流，得意地舞蹈于神圣的法典庄严和党纪政纪之下，而又不露声色，构成亵渎和蔑视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及其危险的破坏力，即所谓潜规则。《危险的移动》演绎着解析着的正是这种潜规则运动的全过程。陈行之以敏锐的眼力，把隐蔽在这一过程里的曲里拐弯的运行轨迹展示得惟妙惟肖；他以非凡的思想穿透力，把隐藏在其中的心灵污秽人格龌龊，解析得如丝如缕。我真切地感知到这种东西在当代现实生活里无声无响的渗透力，真切地感知到它对民族心理结构必然导致的异变和溃散。只是在这时，我才领悟到那个‘移动’的‘危险’的意蕴。这种危险较之于百万千万的权力金钱交易的危险可能更具破坏力，它游走在各种法典条律和公共道德评价之外，以至于使整个社会健康健全的运行机制空转。尽管本书没有大起大落的大事件大情节，却使我心灵深处感受到惊心动魄，后脊发凉，含混着难以化解的灼痛……在我的印象里，陈行之从小说创作发轫之初，就是一位呈现着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姿态的作家。《危险的移动》最终证明他的眼睛一直关注着社会现实，他的笔触一直没有离开当代社会的潮涌和病相。我想到杰克·伦敦。人们评价他是一位‘终生都把手指紧紧按住生活脉搏’的伟大作家。我喜欢这样的作家和他们对生活有独到开掘的作品，自然与我写作的兴奋点趋同有关，绝无排斥和轻视那类虫鸟花草趣味的作品的意思，读者欣赏趣味的需要是多向的，触发作家创作的兴奋点也是大相径庭的。然而，读者群中确有较大一个群体喜欢阅读离自己生活的时代较近的作品，尤其是对既富于前进活力又呈现着某些纷繁浑浊的时下生活发出深刻的独自声音的作品。《危险的移动》当属这类杰作，相信它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读者能够想象我在读到这样的文字之后受到的鼓舞和感动。我修改了作品的后记，特意增添了这样的文字：“非常感谢陈忠实对本书的抬爱，他撰写的序言比作者本人更好地概括了本书和本书作者。这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对我的激励，我相信它会对我将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产生重要的滋养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执著于作家信念的人，最好的感谢是写出让他喜欢的作品，这会成为我的创作动力之一。”
这不是虚词。这是我的真实愿望。因为，这么多年来，他是这样关心着我，期望着我。而我，从来没有把他视为与我一样的人，我的精神世界深处，总是能够感受“巨兽”的概念—犹如前面所说：“在我的意念深处，始终存在这样一种模糊的景象：在苍茫的黄土高原的某个地方，踞蹲着一个庞大的东西，它沉重地喘息着，动作缓慢地看这里，看那里……”被这样一个庞大的东西所期望，你难道还敢怠慢吗？换一句话说，你能够直接称他为朋友而不尊称他为“老师”吗？这已经是我的幸运了。
（2004年12月21日·冬至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