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在CCG大会议室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发表演讲，分享了他对于亚洲的崛起和亚洲价值观、以及中国在复兴亚洲价值观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以下文章由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争论，光看改革开放以后30年来解释中国未来，我想这看不清楚什么问题；加上1949年，甚至“五四运动”之前的近代历史呢？我还是觉得看不清楚。我认为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智库叫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我非常喜欢。我们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来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怎么样看中国的未来？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两百年往哪个方向走？文明的方向基本上能把握住。从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政党，其它组织也好，能够对它们把握的比较正确一点、精确一点。文明的力量很难改变，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变化不是以五年、十年为基础。我一直在反思怎么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实，我们文明怎么发展。
历经四个阶段，包容使中国更强大
先讲讲我的思路。文明的角度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佛教时代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我们不说以前的传教士这些活动，哪怕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从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我自己觉得可以看清楚一些。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具有包容性的。我们现在讲文明对话，经常不能把握这个特点。最近在博鳌论坛上提倡要进行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要对话得首先掌握你自己文明的本质性问题，否则没办法去深刻对话。
当今中国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到朱熹的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类似宋朝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文明里来。这个是老问题，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点。这也是近代以来一直所争论的。李泽厚先生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他认为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体，中学为用。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文明自信心。我觉得，如果意识到佛教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进来以后的历程。我们已经到了新的时代，这是今天的大背景。
西方看中国：停留在“亚里士多德”时代
讲到中西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梳理亚洲价值观。“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我们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国论。但我觉得，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没什么大的忌讳。
我发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有意思的是，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他们以这个区分世界。东方分为近东、中东，我们这里是远东。我觉得这是西方人犯的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把中国称为东方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没有区分来看。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
这三个人非常有名气，西方所有对中国的看法从这三个人身上来看是最系统化的。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他们有谈中国，但是还没有系统化。直到马克思第一个谈亚洲，从物质层面来分析东方专制主义。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专制的生产方式，这是第一次对东方主义的概念化，当然还包括了印度。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专制主义。第三个人是从两者的综合，他把中国称为水利社会。这三个人是现在西方看中国的理论基础。我们今天用的totalitarianism，或者totalism也好，80年代被翻译成全能主义，都离不开这三个德国人。
我觉得，他们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延续了从西方古希腊开始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今天讲怎么塑造软力量，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达不到目的。亚里士多德讲他的政治学，是把古希腊各种政治制度比较得非常透，把它概念化、理论化，成为了经典著作。这三位德国人也是这样的。
亚洲价值观，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直到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不仅如此，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也开始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
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只是新加坡的力量太小。现在中国崛起了，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觉得，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改变不了西方。中国现在讲自己的中国模式，这并不容易。很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也不在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有多强大，中国如果对西方能够有威胁的话，就是中国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我刚才说提到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无论是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争论，还是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争论都很有意思。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
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他们在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旦变成西方就会犯错误，日本犯了错误，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采用西方的方法，很多机制都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我自己对新加坡比较了解，觉得完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
塑造中国价值要找到三个传统
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
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经济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了几千年了，但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要把社会保护好。实际上，中国的很多理念都具有普世性，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些东西是普世性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是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两者的统一。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现在我们提倡的一些价值观，老百姓很难理会，因为一些是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东西。我们要把社会上已经有的东西找出来，这样老百姓才能信你。大家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人做。
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