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学过语言学。商务印书馆新刊《语言战略研究》问世，编辑部向我约稿谈对语言和语言生活的想法和见解，我由此按捺不住，试谈些想法，虽够不上专业性见解的水准，但愿不揣浅陋，抛砖引玉。
我之所以愿就此发议论，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近四十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天天要处理文稿、推敲文字表述，经常参加会议、论坛、讲座发言和演讲；茶余饭后兴之所至，也写过些诗词，自然对于语言和“语言生活”积累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与心得。试分几点来讲。
第一，我认为语言是人类智力提升和智慧发挥、文化积淀的重要伴生物与催化剂。广义地讲，语言不独人类所有，鸟有“鸟语”，马有“马语”，海豚据说也有其语言。但人类脱离动物界而成为独具最高级智能的生命体，复杂的语言和文字，显然是其不可缺少的特定伴生物，使人类在分工合作中必不可缺的沟通、配合可以实现高效率，也使人类的社会交往、情感生活可以更加丰富、细腻，以至追求优雅——当然也不排除时或表现其暴戾与决绝……语言和文字可以内含百般风韵、千重感触、万种柔情，令人如醉如痴，心驰神往；也可以带来思想碰撞、灵魂激荡、意气轩昂，使人赴汤蹈火、舍生取义……活着的语言文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路演变至今的当下现实，也还在继续催化人类的智力提升和文明结晶。仅以我自己在写作和演讲中的感受而言，思路的清楚、思维的严谨、逻辑的内洽、风格的偏好与品味的追求，都必须借助语言、文字的表述，都会取益于语言的运用。整理思维，必用一种语言、语境；形成文字，更是要调动自己全部智力与知识来写作、修改、推敲。我想，这样一种人的心智与语言的互联互动之中，语言对于人类智慧的发挥和文化与文明的生发、积累、沉淀与凝炼，不仅是伴生物，更是催化剂。文字则是其带有凝固态特征的载体了。古今中外名留史册的人物，莫不运用其语言以表现和发挥其心智的作用，也莫不得益于语言文字而为我们所知，并让后人学习、借鉴或引以为戒。如何更好地运用语言文字，实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专家学者毕生求优的学习和训练功课。
第二，一个人的母语，与其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密切相联，潜移默化于生活之中；一个民族国家的气质、风范，也在其语言中融汇天成。我从小使用汉语，经过教育也是基于爱好，我对于从诗经、楚辞、汉赋、魏晋文章一路发展下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与清对之中的美感与万千气象，自认为可以心领神会；而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些实已渗透于国人的血液中，悠悠岁月里所继承、延续的，是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愫，族群认同。当然对汉语也由此成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之中无可替代的一枝秀美奇葩。外语方面，我曾听说“法语是爱情的语言”，但感知上仅是觉得其音韵、声调，与汉语中的“吴侬软语”有相似相通之处；但因为对英语稍熟一些，我还是可以评说一下其某些音像作品、文字篇章的美感，以及“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气韵与意境上的差异，而且由于在美国作过访问学者的经历，形成了自己对美式英语音调的偏好与习惯。这些，也都会渗透于现实生活的各个场合、每道风景。在人类社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取向的追求中，各种“母语”与“外语”的美美与共，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旋律，也是“命运共同体”和“包容性发展”这种人类文明前沿概念中所必然具有的内涵之一。
第三，在一种语言的成分及其发展中，需要把握不同因素的高下之分、雅致与粗鄙之别，形成必要的社会辩识与引导。语言应是没有阶级性的，如同自然科学不具备阶级性一样，其基本属性在于工具层面。往往极左而专制的斯大林，在关于语言学的这一认知上，倒是明晰而正确的（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试想，“革命的阶级”和“反革命的阶级”中的人物，显然都会“骂娘”，也都可能对心仪者说出“我爱你”之类的甜言蜜语。但是，语言的成分中，确又有高下之分，典雅与俗鄙之别：娓娓动听的经典情诗是语言，“爆粗口”的“国骂”也是语言。虽然文学成就之高如《红楼梦》，描写到薛蟠等人物角色，也难免捎上一两句出自特定形象之口的粗言秽语，但一个社会，一个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境界中要追求品位之人，毕竟要在语言的运用和选择上总体而言倾向于高雅、优秀、有教养——不妨碍有时要追求有力度，但总应自觉地摒弃粗野、鄙俗和下流——特别是在公众场合。一个社会中必然动态发展的语言风格，往往会受到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明星、专家或时尚潮流中的某些变化因素的语言示范与引领，而我认为值得推崇的这类因素发挥能动作用之方向，应是引导大众辩识美丑，引领文明与品位上升。虽不排除（甚至应追求）“雅俗共赏”，但一定要警惕“审丑”式的语言污染。愿举一例：近年在“网上语言”中首先出现、后来居然普遍流行起来的“diao丝”（恕我不直接写出意为男性生殖器的这个字）居然还一时间在汉语世界里成了气候，大姑娘小媳妇们也毫无顾忌地使用这个“新词语”，似乎是信手拈来，我真觉得匪夷所思！我都替她们脸红啊……这个世界是变化快，但我总觉得不应是这样一个变化法。早年我在农村、部队、工厂都有生活、工作的经历，在底层的摸爬滚打中是得到了值得珍惜的许多体验的，我也知道一些“话糙理不糙”的底层语言的生命力，但是，提及“文革语言”、“泼妇骂街”、“流氓地痞黑话”之类，毕竟是贬义词，总体讲属于粗鄙低格的语言要素。我认为汉语在其发展中总体上应将这些充分地边缘化，最好让其速朽可也。这一点是我的真实想法，特借此文一吐为快，希望认同者共同努力，净化我们美丽的汉语文字；当然，也欢迎各方“拍砖”讨论。
（原文发表于商务印书馆《语言战略研究》杂志2016年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