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不仅要充分掌握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和对华交往中的语言需求,从政策层面推动我国国内外语政策改革、在实践层面对语言资源进行科学分配,还要对中国自身的对外话语建构与传播做出合理规划,在更好维护中国自身发展和对外战略利益的同时,促进语言交流合作,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声誉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观决策与塑造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

一、 南亚语言国情概述

南亚地区现实语言情况极为复杂，不仅语种众多、使用人口和范围分布极为不均，不同语言间还因受到历史文化、民族宗教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存、融合、竞争甚至冲突；囿于各国语言资源和语言能力限制，不同语言的发展前景差异巨大。除了语种多元，区域语言等级秩序复杂、跨境语言分布广泛也是南亚地区语言的重要特点。在21世纪世界多极化趋势持续深化发展的背景下，复杂的语言问题已成为制约南亚各国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水平提升的沉重负担。如何协调主体语言、民族语言和外来语之间的地位关系，如何在保护本国语言生态完整性和文化独特性与加强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之间进行权衡，始终是南亚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 南亚对华交往中的语言应用：现状及挑战

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同南亚国家交往中所涉及的语言应用问题主要集中于务实合作中的语言应用和人文交流中的语言教育合作两个方面。

第一，务实合作中的语言应用。随着“一带一路”框架下大量基础设施工程在南亚多国先期推进，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和项目落地国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参与其中，从合作早期的意向洽谈、合同谈判和前期规划，到项目施工中的技术指导与标准规范，再到项目投运后的技术支持和运营维护，语言服务始终是“一带一路”项目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总体来看，英语作为区域通用语在当前中南合作中仍具有明显优势，其他地区语言和非通用语的应用仍十分局限。

第二，人文交流中的语言教育合作。对外汉语教育是中国同南亚国家语言交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南亚多国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对外汉语教育合作机制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同时，汉语国际教育在南亚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并不相同；汉语在不同国家的接受度与认可度并不只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特定历史和政治因素等的影响。此外，在中国同南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中，由于双方发展水平差距悬殊，语言教育合作呈现明显的不对等态势，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向南亚国家语言教育资源的单向输出。因此，作为拥有资源优势的一方，中国更应审慎把握推进的力度和节奏、充分考虑南亚国家的接受度，避免令其产生不必要的压力，以至影响推广成效。

三、 构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以南亚为例

将南亚作为构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语言战略的试点地区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政策价值。基于此，本文建议从语言和话语两个层面展开谋划，同步推进构建面向南亚地区、服务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对外语言战略。

第一，加强对南亚国家语言状况的跟踪研究分析，结合“一带一路”发展需求规划外语地位。未来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南亚国家语言状况的跟踪研究和分析，应从自然国情（人口、民族、地理、资源、环境等）、观念国情（历史、文化、宗教、风俗等）和制度国情（语言相关的法律、政策、标准等）等多角度出发，全面深入地对有关国家的语言国情展开研究；应坚持中国本位的研究视角，关注目标国的语言分布、各类语言（主体语、官方语、国语、母语、日常语、外语等）的使用人口、范围、场景、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自身语言在目标国的受众度等因素。相关研究成果应为语言战略的制定提供关键依据。此外，对南亚各国语言资源现状的把握也是语言国情调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还应关注不同国家外语教育资源的分布和相关专业人才流向、汉语教育现状，以及当地华人社群的语言能力和资源等。

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南亚国家语言状况的持续跟踪和研究分析，结合应用实际及其同“一带一路”合作的关联度进行评级，为语言资源配置提供重要参考。在这一方面，建议我国将不同国家的主体语言和通用语同自身的国家利益相结合，从双边关系水平、交往频繁度、利益融合度、安全保障需求以及文化影响力等维度展开综合评估，在特定区域内筛选出若干种“关键语言”，并确定国际通用语言、区域中心语言、区域常用语言、非通用语言等几个等级。

第二，完善语言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培养方式，统筹国内外语言资源配置。

语言人才培养是语言战略得以实践的关键。在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方面，我国未来应着力完善相关语种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培养方式，并探索统筹国内外语言资源配置的新模式，以尽快缓解南亚语言人才匮乏的状况：首先应加强顶层设计，调整非通用语教学政策，结合“一带一路”的外语地位规划确定紧缺型语言专业，给予其优先发展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如适当扩大招生规模、压缩招生年限间隔、加大相关语言教学师资的引进力度，有效缩短语言人才的输送周期。其次，充分发挥我国云南、新疆和西藏等边境省份的区位优势，制定具有区域特色的外语教育布局规划，为地缘政治安全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再次，在教学模式上应探索多方联动机制，推动当地政府、高校和企业就语言人才培养展开密切协作。高校应探索“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将语言能力培养与“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专业知识通识教育相结合，并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中方企业探索“按需定制”的培养模式，为中方项目专业人员提供职业导向的语言培训；鼓励南亚非通用语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参与“一带一路”共建项目的实地调研和语言服务实习，促进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双向融合，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务实合作。最后，我国还应深度挖掘参与共建的南亚国家当地的语言资源，鼓励更多当地语言人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项目所在国提供更多就业机遇。未来我国可考虑借助双方现有的人才交流合作机制，为在华留学的南亚国家学生提供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实践机会，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适度考虑融入“一带一路”发展的专业需求。

第三，推动形成“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制度和舆论话语体系。在这一方面，中国同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成果为区域制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同南亚有关国家间在具体合作项目推进中在技术创新、标准规划、合作模式等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符合不同国家国情和现实需求的经验做法，获得了项目落地国的广泛好评。对合作成功案例的推介和宣传有助于我国未来在更广范围、更多领域和更深层次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借助国际国内、官方与非官方的多元化媒体平台开展对外传播的新路径，积极自主构建“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宣介话语体系、主动营造良好的话语氛围、努力提升“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同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中积累的宝贵制度经验可为未来双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撑，也有潜力为“一带一路”整体布局中机制化建设提供重要的规范实践资源。未来我国应加强对南亚国家各领域标准制度体系的研究，加强整合语言、法律和相关行业领域研究人员开展协同性研究，译介有关不同国家法律和制度体系、对相关行业设立的标准规范的相关文献，尽快制定出台并持续完善涵盖“一带一路”各领域合作的通行标准；在中南务实合作中重视对制度体系的塑造，以合作共建项目为载体、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共同规范的适用效力，率先在南亚地区建立系统完备的质量基础设施评价机制；探索中南共同构建面向“一带一路”合作推广的制度传播平台的可行性路径，在充分借鉴现有相关国际机制的基础上，倡导成立新的区域性标准认定组织，充分利用双边语言资源加大对外传播力度，为丰富国际标准内容、改善国际各行业各领域制度环境、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制度领域的共同话语权作出贡献。

（作者：岳圣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摘自《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