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中，一个重要的原理便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５６０页），甚至是＂历史的直接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８９页）．这一原理，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因为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认真考察的结果，又是对前此一些思想家研究成果的继承．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些阶级，曾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揭示了封建地主贵族、资产者、无产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对立斗争关系。基佐等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曾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些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历史发展，做过具体叙述．这些思想家固然都没有把阶级斗争视为一种历史的误会，或者视为一种怪物．但他们也都没有得出阶级的存在是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结论，更没有明确地指出阶级斗争的重要历史作用，特别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历史必然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09页）马克思与恩格斯则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正在勃兴的工人运动，不但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而且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正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样，他们既超越了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基佐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又超越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普鲁东等经济社会主义者．他们的＂阶级斗争动力论＂，已为他们在世时的几十年的历史所证实．他们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席捲全欧洲的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１８４８年革命，这场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却进一步扫除了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使资本主义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开始孕育起来．在他们去世后不久的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几十年间，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科技文教得到了迅速提升，成为四十年代进步人类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主力．并改变了流行于当时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中的关于＂俄国注定落后＂的偏见，出现了纷纷左倾的局面，其中一些人甚至参加了共产党。在此期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能以确立起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执行了这条路线，终于在二十世纪中叶，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几十年的前进道路上，新中国的领导者们，尽管犯了一些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毕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环顾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史，人们有理由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原理是具有高程度真理性的．即使在世界进入了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时代，人们也不能完全否定阶级斗争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示威，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它对于改善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推进民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推行反动政策时，默不作声，无所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能有今天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以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吗？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于社会阶级、阶层的新分化所带来的利益的明显分化，对于政权机关的官僚主义，对于腐败现象的横行肆虐，如果没有底层群众的维权斗争，没有公民意识较强的群体依法行动起来向非正义的社会势力进行斗争，能够有今天这种较其它国家为快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法治建设的进步吗？当然，不能讲这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但它们无疑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并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众多掌权者常常以＂破坏稳定＂为由否定这类斗争，或者勉强承认它们＂可以理解＂，却千方百计地予以压制，而不设法将斗争引向解决久拖不决的问题，并由此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主流话语不久以前还在不顾时空条件地宣传“稳定压到一切”的方针，是不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的．

（二）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只把阶级斗争视为阶级社会历史动力的观点，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它直接导向了对阶级合作的排斥，甚至导致对经济生产和科学技术作用的忽视．这种片面性，是同马克思主义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直接相关的．由于这种片面性被列宁主义者僵化起来，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消极影响，给原社会主义的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实，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片面性还不是特别明显的．他曾讲过：＂在古代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支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６０４页）在这里，马克思显然不会把自由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当成＂历史的动力＂的．事实表明，在对立阶级＂和平相处＂的时期，历史也是向前发展的，这时的＂动力＂便是基于人类需要的生产实践和科技实践，而这个时期，要比阶级激烈搏斗的时期长得多。而要有效地进行生产实践和科技实践，阶级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就成了重要的条件．在中国封建时代，凡是阶级矛盾缓和的时期，就有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较快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生活水平的提高，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就是如此．在欧美资本主义时代，更是如此．马克思谈到１８４９年英国工人阶级宪章派领袖哈尼与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领袖帕麦斯顿＂联合在一起……看起来相安无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５９页），正是这种“相安无事”，对于当时英国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１９３３年美国加州的哈里逊公司大火后，劳工与厂主通力合作，使该工司生产迅速恢复并获得大发展的事例，更说明了阶级合作的重要性．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关于＂霍桑实验＂的报告表明，阶级之间的协调，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力．由此，引发了一门新兴的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的产生．这门科学在二战后的美国，特别是日本，流行起来，使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家能以对企业进行人性化管理，不断改进同工人的关系，企业便兴旺发达起来．那些曾被左派攻击为＂小恩小惠＂的做法，例如雇主记住雇工的生日并送生日蛋糕一类做法，能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增进劳资双方的团结，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比＂不恩不惠＂自然要好．这些国家的政府亦大力倡导资本家与工人的友谊，倡导＂合作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这就是为什么当今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生产上和科学技术上比较先进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工人阶级政党死抱着＂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不放，一味号召和组织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去＂共＂那些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甚至去＂打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其结果必然会因为得不到广大工人的支持而失败，并损害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在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执政党和政府依据共同纲领，团结各个爱国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民经济恢复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国人知道，经济恢复之快（不到三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至1957年）完成之好，令全世界刮目相看。尽管那时执政党和政府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会承认那时的阶级关系和党群关系所体现出来的“阶级合作”思想，是明显地起到了“历史的动力”的作用的。只是在1957年后的二十年间，由于毛泽东把＂阶级合作论＂当成了可以用来打压党内持不同看法的同志的一种罪名，造成了整个社会一谈＂阶级合作＂即色变的心理状态，才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曲折乃至倒退的现象．在现时代的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制定了并继续制定着维护社会各阶级、阶层权益的法律和政策，努力依法依规去做协调工作，既制止和纠正乃至处罚资方侵害劳方合法权益的行径，如拖欠工资，歧视和虐待女工等，又不一味站在劳方一边，支持那些过分的和无理的要求，偏袒过激行为，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保证生产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对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同普通群体、广大民众的关系，也应如是处理。由此可见，人们在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同时，还要承认阶级合作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这两个命题都是有条件的．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应当突出不同的命题，而在突出其中之一时，不要完全忘掉另一，因为这＂另一＂，在其它条件下就有可能突出起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主流话语不顾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和党的政策指向，仍在那里或明或暗地否定阶级合作也是“历史的动力”的思想，并在世界范围内攻击主张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党是促使历史倒退的＂资产阶级政党＂．这种言说，既在理论上显得陈旧、苍白无力和不符实际，又在实践上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

（三）不但阶级合作不是暴力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也不一定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更不就是“你死我活”．诚然，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但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做了修正．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就讲到了＂和平手段＂．究竟采取那种手段，就要看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程度、阶级关系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乃至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程度愈高，愈到后期，阶级矛盾便愈加缓和，愈易＂和平过渡＂，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就是如此．反之，则应以暴力革命为主，象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如此．凡采取暴力――武装斗争者，在胜利后必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进行过斗争，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１页）什么是专政？按列宁的说法：＂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制度约束而直接慿借暴力的机关．＂（列宁全集第３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１８页）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暴力革命，胜利后自然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被毛泽东和刘少奇称为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刚被暴力推翻的敌对阶级的反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或扩大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消灭或逐步消灭剥削制度，从而开展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使全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和文明．很明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做为“阶级斗争的继续”的“专政”，是能够起到“历史的直接动力”的作用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另外一些时候，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并不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也就不必要或不可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来．这种靠和平方式取得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采取调节、限制的政策，在全力发展各项事业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保护和利用好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原来执政者所利用的人才这样的人力资源，使全体社会成员和谐共荣，如１９３２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在执政后所做的那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家考茨基，由于在总体上对暴力革命持反对的态度，因而在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的同时，批评了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行动．他在当时写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马克思偶然使用的一个＂词儿＂，要求列宁＂及时地用民主代替专政”．（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第８１页）由于考茨基的观点和主张不符合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遭到了列宁的拒斥和批判．但是，列宁的批判是有片面性的．他没能指出考茨基的观点和主张在另外的条件下的某种正确性，没能在肯定民主的阶级性的同时肯定民主的社会一般性，更没有在阐述专政的必要性时指出专政所含有的消极因素，正象暴力革命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总是具有某种消极性一样．因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使民主受到某种限制，部分社会成员（虽然是少数）的权利（如选举权）被剥夺，一些知识技能人力资源（包括专家这种资源）被浪费．从原苏联和中国的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看，在原来的剥削阶级成员中，有许多是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愿意为新政权服务，这不但会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且是为自已找到出路．还有些是剥削阶级或旧政权掌权者的子女，在新政权的教育下，决心＂走历史必由之路＂，在为人民服务中，使自己同别人一样获得自由和幸福．但他们多未能受到公正对待，在频繁的政治清洗中遭到这样那样的打击或排斥，其中许多人在大量的冤假错案中受到迫害．这种专政还培养和增大了一些＂成分好＂的人及其子女的天生优越感，人为地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恶劣情欲调动出来，以在向＂阶级敌人＂的专政中，镇压无辜和异己，获得权力，谋取私利，并为形成新的不平等，新的权贵，提供发酵素．看来，考茨基的＂及时地用民主代替专政＂的告诫，是合理的．在世界进入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潮的新时代，奉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政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不是偶然的．在苏东剧变前后没有垮台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如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都在自己的党的纲领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则．连东山再起的俄罗斯共产党，也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不再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了，并在解释的过程中突出了民主与法制这两个方面，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但在建国后六十余年的今天，那篇谈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避口不谈是那个阶级向那个阶级实行专政这一实质性的问题。这里，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蕴含着混淆是非，把与主流政治言说有所不同的政治言说攻击为“资产阶级”，并进而实行“专政”的动因或可能．十四世纪欧洲的先进分子曾用＂奥卡姆剃刀＂剃除＂基督教经院哲学中的那些关于“共相”、“本质”等无用的废话，倡导“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方法，二十世纪爱因斯坦关于“简单性”的著名原理，哲学家兼物理学家石里克（维也纳学派的首领）关于“迫切地要求持续不断地增进自然的统一”的主张，都会给今人以重要启迪。现在，仍被主流话语当作原则来信奉的“无产阶级专政＂及其衍生物――＂人民民主专政＂，尽管曾经有过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已明显地过时了，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可以考虑用＂人民民主的法制国家＂来取而代之．而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领导机关中几乎无人再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提法，来解释政权机关那些政治的或行政的举措了，例如在用强制手段惩罚违法犯罪分子王守信、赖昌星或周永康、薄熙来等人时，有谁会认为这是在实行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呢？几乎没有！人们想的和做的，只是在执行法律。一个理论工作者不顾这种现实，还在那里硬说我国正在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是很不相宜的。对这种做法，有必要用“奥卡姆剃刀”加以剃除，并由此在思维方式上，改变那种多年流行的用空话来混淆是非，甚至遮掩问题实质的话语方式的不良习惯，并用爱因斯坦的“简单性”原理和石里克的“自然的统一”的主张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水平。进而言之，有必要消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活动中广泛存在的用一些流行的、过时的教条来回避现实矛盾的思维习惯，勇于直面和回答干部、民众中经常迂到的种种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