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遇到了新的挑战，九一一事件与一系列反恐战争、全球金融危机、日益极化的美国、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美国的信心。形形色色的“美国衰落论”再度升温，甚至连一向信心满满的美国主流学界都弥漫着一种悲观气氛，世界上更是掀起了一波唱衰美国的热潮，美国遭遇到了新一轮的民主困惑。不过，美国式民主的困惑绝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美国民主在全球化中的反应，本质上是民主的全球化困惑。因此，美国学界关于民主困惑的讨论的重心并不是否定或放弃民主制度，而是竭力寻求美国式民主制度改革的思路；所谓的“美国衰落论”更是无从谈起，讨论它在本质上是着眼于全球化时代的民主重建。长期来看，民主的困惑将是全球化时代美国政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除非美国民主制度实现大规模的改革。
【关 键 词】美国政治/美国衰落论/民主困惑/治理体系/全球化
一、从“美国衰落论”说起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遇到了新的挑战。2001年爆发的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美国主动发动的反恐战争，不仅令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而无法实现地区秩序的重建，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反美主义浪潮，美国的软实力遭受了严重的损伤。①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美国总统奥巴马所推动的医疗改革更是深刻地撕裂了美国社会，日益极化的美国(Polarized America)使得新一轮改革陷入困窘，②两党在一系列重大制度改革和政策上截然对立的态度让美国在债务上限等问题上屡屡陷入立法僵局，美国政府甚至一度关门。
从历史上来看，一旦美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问题，就会引起一波“美国衰落论”的高潮，一旦美国经济好转，“美国衰落论”便销声匿迹。③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越南战争、石油危机、民权运动及“水门事件”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引发了一波“美国衰落”的大讨论，代表性的研究就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一书。该书认为，美国也难免历史上因“帝国过分扩张”而导致衰落的风险与尴尬。④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美国重新获得了信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强调美国霸权的软实力基础，认为美国并没有衰落，而是“注定要领导”。⑤美国获得冷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美国民主和霸权的信心，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大谈所谓“历史终结论”。福山继承了黑格尔主义的衣钵，认为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终结了人类对追求承认的历史探索。⑥尽管福山的看法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广泛质疑和批评，但在美国却被广泛接受，“单极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华盛顿共识”“孤独的霸权”“新帝国”等形形色色的论调流行于世，很少有人质疑美国民主制度存在什么问题，(13)即便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所提出的美国面临“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的认同危机等理论，其意也并非在于否定美国民主制度，而是强调美国面临新的“历史问题”。(14)环顾整个美国政治学界，学术争辩的重点要么转移到“究竟是总统制民主更好”还是“内阁制民主更好”等比较民主政治学议题上，(15)要么转到探寻如选举程序、投票行为、社会治理、协商民主等美国民主政治的具体技术性问题中，(16)已经很少有人质疑美国民主存在本质性谬误，也不担心其他制度会对自由民主政体形成根本性挑战。
然而，这一美国式民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2008年以后发生了松动，美国在内外面临的诸多挑战，再次引发了学界对“美国衰落论”的大讨论。(17)从对外关系角度来说，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权势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这一势头延续至今，再度引发美国会否因其制度和政策的内在矛盾和缺陷而衰落，甚至美国主导秩序会否崩塌的讨论。比如，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等人提出，世界将进入没有领导国家的时代，他称之为“G零世界”(G-Zero World)。(18)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等人认为，美国即便不是绝对衰落，也肯定面临着相对衰落，因为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降低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能力。(19)在国际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华盛顿共识”，主张“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及“当中国统治世界”的观点，认为“历史又回来了”，美国出现了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竞争对手。(20)从对内治理来说，《美国展望》杂志创办人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在2007年就指出，我们的民主体制本身已经被破坏到十分糟糕的程度。布什政府狂妄自大，错误地发动伊拉克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衰退了。(21)即便不承认美国已经衰落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和约瑟夫•奈也意识到美国的确“表现不佳”，美国应该整理内政，将提倡民主、提倡人道主义、反恐等原则“融合”起来，缔造第二个美国世纪。(22)此外，大多数美国民众中间近年来也充斥着“美国已经衰落”的声音。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滑落到“世界第二”的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在2014年的民调数据中，当询问哪个国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时，有52％的受访者回答是中国，而只有31％的受访者回答是美国。虽然事实上美国的确还是世界第一，但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这样认为，这表明美国人出现了制度自信不足的危机。(23)
然而，真正对美国近年来出现的制度性挑战做出理论回应的还是当年首倡“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福山对近代500多年以来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做出了评估，特别是在第四部分对美国政治制度出现的所谓“政治衰败”问题做出了理论回应。在福山看来，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美国宪法所信奉的“麦迪逊式民主”反而成为那些阻碍对美国制度进行必要改革的强大利益集团的合法工具，自“进步主义运动”以来的美国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支柱性制度都出现了政治衰败的问题。具体来说：第一，美国国家(state)尤其是联邦立法部门已经被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所俘获，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美国重新“世袭化”了；第二，国会和法院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美国政府变成了十足的“政党和法院主导的政府”，最终受损的是国家能力；第三，联邦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极化趋势，美国的分权制衡机制变成了否决制(vetocracy)，导致美国必要的政策调整面临着重重阻碍而无法实现。在福山看来，强大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出现的问题已经呈现盘根错节之势，美国政治制度已经不再是一个高效率、奉行法治和民主问责的政治制度，而是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衰败”。(24)福山对美国式民主的这一反思以“衰败中的美国”为题，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围绕美国衰落的制度性根源，国内学界也有热烈的讨论。(25)
与福山关注美国存在的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不同，中国学者更关注美国衰落(American Decline)。迄今为止，尽管大多数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不认为美国目前已经衰落，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在美国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力量优势、国际地位和软实力日趋下降，对国际事务的掌控力也日趋衰落，美国衰落是一种长期性趋势而不是周期性现象。(26)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则十分肯定地认为，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由于文化根源、军事和金融集团对利益的攫取和瓜分等制度性缺陷，美国衰落将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27)在胡鞍钢教授看来，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必然会带来美国实力的衰落。其实福山并没有强调美国已然衰落或即将衰落，要说服美国人重新思考美国宪法中最基本的原则进而承认美国以外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福山意识到美国政治制度出现了“政治衰败”问题，并寄希望于一个推动改革的社会阶层发动一场新的“进步主义运动”，但美国两大政党和众多利益集团都难以鼓足勇气对美国式民主制度进行比较大的手术，多数美国人对于维持现有制度现状的意愿恐怕是根深蒂固的。不过，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美国制度竞争力和战略影响力的判断事关中国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的成败，对福山提出的“美国衰败论”和中国学者提出的“美国衰落论”(两者并不是一回事)问题，需要中国学界做出审慎的研究和客观的回答，要尽可能避免先入为主的理论误判和一厢情愿的战略误判。因此，如何理解当下美国学界讨论的“美国衰落论”的本质内涵，以及美国制度的改革和前景，就是本文想要着力回答的问题。
二、非美国衰落，实民主困惑
如胡鞍钢教授所言，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福山是坚定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为了证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终结了人类对于政治制度追求的历史，他探索了数千年的世界政治制度发展史，其洋洋洒洒上百万言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建立起的是一个由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个支柱支撑起的现代政治制度模型，他借此模型认为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终结了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历史。(28)对福山而言，一个国家之所以强盛，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至少，建立起这一现代政治制度，是确保一个国家不会衰落的根本。因此，在福山看来，美国政治衰败并未导致美国实力衰落，因为美国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现代政治制度。既然如此，福山强调的政治衰败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政治衰败”一词，最初来自于福山在哈佛大学的恩师塞缪尔•亨廷顿。在亨廷顿看来，当社会现代化发展快于政治和制度现代化的时候，传统政治秩序无法容纳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要求，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政治秩序衰败就会产生，“政治衰败”特指国家政局的不稳定状态，可能导致极度混乱、失序和暴力。(29)福山发展了亨廷顿的“政治衰败”概念，亨廷顿的“政治衰败”特指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出现的传统政治秩序衰败，而福山用它来指美国和其他民主政治制度出现的政治秩序衰败，认为当民主制度出现因思维僵化和再世袭化的机能障碍，地位稳固的政治行为体就会阻碍制度改革和创新，进而造成民主制度的效率低下和改革举步维艰。(30)因此，美国政治衰败仅仅指美国民主制度出现的机能失调，而非美国已经走上永久性衰退之路，更不意味着美国的实力肯定会衰落。然而，福山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的美国政治制度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民主理想与民主实践两者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恰恰是今天美国种种问题的根源所在。
从古希腊民主开始，民主就一直存在着民主理想与民主实践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亦即民主的困惑。从民主理想来看，作为一种政治原则，追求人民当家做主是所有民主思想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民主程度越高的政治制度，越具有政治正当性；从民主实践来看，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生活，它又受到历史传统、文化价值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导致要么民主程度无法提高，要么较高的民主化水平反而造成更多的治理难题，比如“多数人暴政”、民主僵局、政治不稳定，等等。对于这一问题，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着力在所谓“增量民主”上下功夫，强调所谓“交流的民主”(communicative democracy)、“对话民主”(dialogic democracy)、“共识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协商民主(deliberate democracy)等理念，(31)以所谓“实质民主”竭力缓和“代议民主”和“程序民主”存在的问题。因此，当人们观察20世纪的时候，尽管在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不可阻止的历史潮流，塞缪尔•亨廷顿将其概括为民主浪潮的“第三波”，(32)但也不可忽视民主化浪潮间或出现的所谓“专制回潮”和“民主冷漠”，现实的代议民主制度的发展在20世纪陷入了严重的困惑之中，而每一次民主化浪潮和专制回潮都伴随着每一轮的美国实力的强盛和衰落。20世纪20、30年代和20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民主的困惑期，也是“美国衰落论”的盛行期。而20世纪40、50年代和冷战结束后的20年是美国民主的自信期，也是“美国霸权论”的膨胀期。因此，2008年以来“美国衰落论”的兴起，在表面上是新一轮美国实力衰落的开始，实质上是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进入了困惑期。“美国衰落论”的核心不是美国衰落，事实上美国经济实力一直处于膨胀过程之中，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民主制度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时代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反观100多年来，民主理想的发扬光大始终和民主实践的困惑牵手同行。20世纪是民族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并且遭遇严峻挑战的世纪，在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潮流呈现全面危机而逐步消退之后，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制度体系。随着冷战结束，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陷入了低潮，以美国式自由民主模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一时受到吹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典型代表。然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以美国式自由民主政体为代表的现代民主制度并非十全十美，原先被冷战高压抑制之下的民主张力在失去了“苏联威胁”之后，重新得到激活，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从历史纵向发展来看，美国式民主的困惑经历了从“外部困惑”向“内部困惑”的复杂演变历程。
美国式自由民主的困惑首先来自于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现代极权主义威胁的“外部困惑”，此种“自由民主”对阵“专制”的政治现象被福山称之为“历史问题”，实质上不过是一种独特的“民主困惑”，亦即自由民主和集权专制哪一方才代表未来历史的方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现代集权主义都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民主程序下的产物。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分析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她从反犹太主义的起源开始分析，认为反犹太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现代国家权力失去制约的产物，帝国主义产生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一种“为扩张而扩张的运动”，正是“无阶级社会”孕育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温床。(33)以色列学者塔尔蒙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问题。他认为，极权民主主义的产生既是欧洲民主主义传统秩序的延续，又是法国18世纪新生的一种形态，它将理性极端地夸大为衡量社会效用的唯一尺度，将政治理论与伦理标准合二为一，预先设定了一种所谓“和谐的十全十美的模式”。极权主义民主之所以很快演变成为高压政治和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并非因为它反对民主和18世纪的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对这些价值有着过于完美的追求态度。(34)一句话，过于完美的民主和失去社会制约的国家都是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许多学者进而注意到“主权在民”的倡导者卢梭之社会契约思想中也存在着极权主义的暗流，比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更是直接指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他指出卢梭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源头。而一直致力于批判唯理主义的卡尔•波普尔则称卢梭身上有一种“浪漫的集体主义”的倾向，它构成了多数人暴政的形而上学源头。(35)学者们的研究和20世纪法西斯主义给整个世界带来的灾祸，暴露了现代民主中存在的“多数人暴政”的潜在危险，也使得现代民主在坚持民主价值和程序原则的同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现代民主成为一种非常不自信的价值和制度，这种情况其实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引发的西方在冷战结束后产生的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状态。然而，福山主义者们忘记了，尽管冷战宣告了“自由世界”对“极权世界”的胜利，看上去似乎解决了“要民主，还是要专制”的困惑，但这并不能解决民主自身存在的“要什么样的民主”的内部困惑，而这一内部困惑恰恰是当下美国式民主面临的根本问题所在，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问题并不是来自外部，还是美国社会内部，亨廷顿关于“我们是谁”的追问也是“民主困惑”的一个表现。
自“进步主义运动”以来，经过“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开始日益侵蚀民主的本质和基础，这是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在20世纪中后期遭遇的更深层次的自我困惑。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现代国家的建立，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在间接民主制基础上的代议民主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选用的政府形式，代议制政府被当时的人们看做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36)然而，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创伤，迫使美国逐步转型为“大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大办公共工程，降低失业率，政府的职能迅速扩展，纷纷从“小政府”转变为“大政府”，甚至是“全能政府”，政府患上了“巨人官能症”。(37)于是，行政集权在美国政治制度中成为一个总趋势，它逐渐改变了作为代议民主制度基本原则的分权制衡原则，权力的重心逐渐从代议机构转向行政机构，政府行为越来越脱离民主政治的目标和轨道，甚至成为少数人利益的释放器。美国政府权力重心的位移，直接加剧了关于民意代表的古老矛盾：人民选举民意代表，但成为民意代表之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利益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38)在社会领域，行政集权趋势发生在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化之后，“代议悖论”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以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为代表的新多元主义者认识到，经济上的不平等直接造就了政治上的不平等，那些在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的集团，往往享有更大的权力，更多地影响政策的制定，从而对民主制度的本质造成严重的侵犯。最终，看上去十分民主的制度，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却将自己“植根于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中，这个制度把一种‘特权地位’系统地赋予了商业利益”。(39)民主的初衷导致了不民主的结果，达尔最终用“多头政体”修正了最初的多元主义民主模型，(40)以表达美国式民主存在的深层困惑。
美国式自由民主制的第三个困惑，来自于政党对民主政治的掌控及其引发的金钱卷入民主政治过程导致的金钱政治。众所周知，民主政治最初的本意是纯粹的公民民主，古典民主理论建立在“共同幸福”和“人民意志”的假设上，不存在特权、财富、荣誉等特别的限制和制约。然而，20世纪以来的民主政治却是依据熊彼特民主构建起来的“程序民主”，将民主政治等同于选举政治。(41)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无论是候选人的提名，经费的筹集，选战的组织及议会政治的运作，都是由政党控制的。因此，与其说是人民在选举民意代表，倒不如说是政党选举政党代表。根据德裔意大利籍著名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的研究，政党实际上是由少数领袖人物来领导的，政党内部存在着所谓的“寡头政治铁律”：任何现代政党组织都将趋于集权化、官僚化、寡头化，最后为少数大众的“公仆”所控制。(42)从政党选举的后果来看，代议民主由于政党的操控而转变成为少数人统治的寡头政治，而不可能是人民的统治。这一民主政治寡头化的趋势由于金钱的卷入而更加严重。代议民主制的实质是议员通过选举产生，并且必须建立在一人一票基础之上。但是，由于金钱因素的加入，一人一票的原则至少被冲淡了，民主政治等同于金钱政治，政治成为少数有钱人才能玩得起的游戏。(43)选举政治对民主政治的转换使得民主政治等同于金权政治，基于政治捐赠建立起来的“金钱—回报”关系使得美国政治充满了富人和上层社会的考虑。正是由于少数人垄断政治事务，一方面滋长了政治权利剥夺最初赋予此权力的社会民众实现利益的机会，另一方面导致了广大民众的公共精神日益衰败，越来越多的民众逐渐滋生出了一种将自身权益的实现一概交由代议士与选举出的官僚的侥幸心理。2014年4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季伦思(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教授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 Page)发表了一篇论文，考察了美国30年间的1779项政策，就富人、利益团体、普通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在收入分布中占90％的富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最大，利益集团也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普通民众对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44)这一变化所造成的后果对代议民主制度是极其严重的：它直接引发了西方民主的合法性危机，长期的政治冷漠将导致民主制度的运作和社会领域中的公共精神和民主价值失去生机与活力，最终整个民主制度的大厦将倾覆。
尽管福山在书中同样提及了上述问题，但是他并没有深思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倡导“历史终结论”的旗手，福山不大愿意承认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将问题归结于制度不能适应技术、经济和社会变化导致的“制度僵硬”和民主制度被利益集团和精英所挟制的“再世袭化”。其实，恰恰相反，不是制度僵硬和再世袭化导致了对自由民主的困惑，而是民主本身的困惑导致了制度僵硬和再世袭化。对于福山颠倒的因果逻辑，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为《金融时报》撰写的书评中客观地指出，民主作为一种正面价值和一种负面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福山始终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因为民主的正面价值是尊严，自我管理的人自我感觉更有价值，但负面价值是限制，自我管理的人有多得多的机会去抱怨他们不喜欢的政府。而真正的政治稳定是在民主的正负面达成统一的时候取得的。(45)中国学界的一些学者将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困惑等同于美国实力的衰落是有问题的。尽管民主的困惑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总体实力会有负面效果，但美国实力还取决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战略创新等众多因素。从历史经验视之，“民主的困惑”问题在美国建立民主制度(19世纪30年代)之初就一直存在，尽管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多次爆发“民主困惑综合征”，也对一段时期内的美国实力造成过消极影响，但美国几次都能从制度创新和政策改革中获得突破，从而使美国的实力不断登上新的台阶，成长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因此，以“民主的困惑”来断言美国就此衰落是武断的，美国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实力的衰落，而是民主的困惑。
三、“民主困惑”的自我革新
“民主的困惑”与美国式自由民主相伴而生，美国在200多年的历史经验中也摸索出了应对“民主的困惑”的若干经验。其中，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在面对制度领域中存在的诸多困惑时，对美国政治制度做出调整、改革和创新。作为西方最发达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美国在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成就之外，也曾经造就了一个腐败、无序与分裂的社会、一个弱肉强食的无政府世界，其社会问题一度极其严重。美国在历史上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曾经面临社会矛盾、社会安全和社会分裂的严峻挑战，饱受批评、指责和质疑之苦。关于美国是如何摆脱这些问题的秘密，耶鲁大学的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教授在1982年出版的《建立一个新美利坚国家》一书中得出结论认为，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政府的自主性、职业性和网络化趋势大大加强，美国通过制度改革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美利坚国家。(46)应当说，斯科夫罗内克教授看到了美国成功的制度基础，这一点是非常独到的。试想如果没有20世纪初以来的制度变革，单凭制宪先贤们草拟的宪法和高度分权化的政治制度，美国是难以控制现代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蔓延的。
从宏观视野考察，20世纪以来的美国自由民主制度体系经历了从以国家为中心的主权制度体系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权制度体系、从以民族为轴心的领土治理体系向以网络为轴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从以组织驱动为根本动力的政府治理体系向以制度驱动为根本动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转变。
(一)国家治理体系：从主权制度体系向人权制度体系转变
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起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民族国家制度体系，亦即以国家主权制度为核心的覆盖现代社会各个领域事务管理的制度体系，其核心是主权制度体系，涵盖了包括选举制度、议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政党制度、政治参与制度等各个领域。凡是在近代历史上横行一时的国家，莫不建立了这一主权制度体系，主权制度体系是否巩固成为区分列强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主权制度体系尽管支撑起了强大的国家，但却并未支撑起强大的社会。相反，主权制度体系给20世纪带来了惨重的灾难，对人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为了克服这些危机，从20世纪开始，一批美国“进步主义”学者掀起了反思现代社会制度规划的学术浪潮，在“主权在民”原则基础上更加注重人权至上原则，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民主制度中对人权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在市、郡、县等地方治理层面，通过建立参与民主制度来补充代议民主制度的缺陷，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美国出现的问题更多地是联邦和州层面的问题，在地方和草根治理层面，政治秩序还是非常稳固的，并没有产生严重的政党极化问题，更没有所谓的制度僵硬和再世袭化等弊病，众多公民社会组织、社会公益积极分子在基层治理中十分活跃，这也构成了维持美国实力的牢固基础和坚强堤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已经从以国家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美国不仅在国内越来越重视人权，在对外交往上也越来越强调人权外交。(47)
然而，以人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在美国却激发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所谓“后物质主义”矛盾。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当前美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随着工业化的凋零衰败，所有工业社会都将经历一场从物质价值到诸如归属感、自我实现之类的后工业价值的文化迁移。在这个新的环境里，经济冲突将会被民权、环境保护、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及和平这样的问题取而代之。(48)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物质主义”崛起了：人们越来越关心生活质量，关心人生价值，超越物质丰裕的层面思考政策的超物质的价值意义。据统计，从1972年到1992年，美国人口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从9％上升到18％，物质主义者的比例由35％降为16％，居间者的比例从55％上升为65％。(49)后物质主义哲学思潮的上升，推动人们积极参与新议题倡导组织，比如堕胎组织、同性恋组织、女性组织等，而这些边缘群体的崛起，为社会注入了新的元素，直接改变了美国民主的社会环境。在美国政治生态中，社会裂痕更多地基于身份政治而产生的道德冲突。(50)“新左派”中的自由堕胎、妇女解放、同性恋权利等新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派别，与“新右派”中的生命权利组织、反对妇女解放、反色情和同性恋、支持传统道德观念、高扬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社会派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此，后工业社会的社会问题反映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后物质主义价值内部形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势力，两者之间时常发生激烈的冲突。比如关于堕胎问题，就出现了主张保护堕胎权利的自由派全国妇女组织，也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保护生命权利的组织等；二是物质主义价值与后物质主义价值之间的矛盾，比如关于环境保护问题，产生了主张保护环境的公共利益集团和反对环境保护利益集团(主要是企业利益集团)。(51)近年来，堕胎、同性婚姻、宗教权利、环境保护、胚胎干细胞、艾滋病防治、枪支控制等问题，在美国大选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占据突出地位，形成了新的“民主困惑”。
(二)社会治理体系：从组织驱动走向治理驱动
20世纪以前的美国国家在本质上是“小政府”，政府的角色仅限于“法律和秩序”，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更多是在政党、利益集团、企业等组织驱动下展开的。选举政治为政党所操纵，作为政府权力重心的议会成为了政党和利益集团博弈的平台，经济事务为公司自由竞争所主导，社会事务则更多地由宗教组织、慈善组织及行业协会所把控。整个社会事务管理为众多组织所驱使，这些组织奉行自由竞争和法治的原则，各自治理所辖范围的事务，彼此也没有本质上的重大矛盾，“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然而，此种“自由与和谐”的局面在20世纪被打破，随着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大量的社会问题开始日益严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垄断、生产安全、贫富分化、政府腐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受关注的社会保障、社会犯罪、宗教矛盾、环境破坏、恐怖主义等诸多问题，长期以来令美国头疼不已。面对战争的威胁和经济危机的打击，随着“进步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的实行，围绕某一社会问题，美国逐步构建起了一整套社会治理体系。20世纪以来，由于商界、公民社会、利益集团等力量的上升，公民社会—国家的二分法逐渐被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三分法(所谓的BGS模型，Business，Government，Society)所取代，(52)社会治理的模式也逐渐形成了西奥多•怀特、西奥多•路威、托马斯•戴伊及杰克•沃克等学者所强调的“铁三角”(the Iron Triangle)，亦称“副政府”(a sub-government)模式，即联邦政府的大部分决策实际上是由国会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联邦行政官僚和利益集团做出的，三者具有能为对方提供的有利资源，比如资金、信息、法规等，在决策中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甚至通过“旋转门”制度，形成了不受外部干扰的决策领域。(53)从时间上来看，“铁三角”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呈现，在众多政策领域发挥作用，尤其是军事、农业、工商企业、能源、交通等各个行业，在这些领域，国会委员会、行政官僚和利益集团彼此配合默契，合作无间，许多内政外交政策都是源于它的直接影响。
近30年来，由于行政官僚规模的扩大、国会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增加，决策参与者越来越多，一些学者提出了“议题网”(issue network)和“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的概念，认为这种“议题网”代替了“副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其实，美国实力的强大，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这一社会治理体系的强大。
(三)全球治理体系：从以民族为轴心向以网络为轴心转变
除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包括冲突、环境、生态、资源、气候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非一国政府所能为，这促使美国逐步建立起了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破败景象，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观开始居于主流。此种世界秩序观具有复杂的内容，在经济上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基础上的国际管制思维，在政治上实行民族自决权原则基础上的集体安全，在国际层面，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的政治理想是在一个保证现状并加强集体安全原则的国际组织保护下进行民族自决。(54)在威尔逊方案的指导下，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确定了以标榜“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国际联盟，以国际联盟盟约的各项原则为基础，以国联行政院的调解和干涉作用为手段，形成了第一个全球意义上的国际秩序，即在集体安全保护下的民族自决权秩序。
然而，此种秩序方案是极其脆弱的，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外交公开、航海自由、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等原则，都与英法等国的秘密外交、殖民统治、海上霸权、肢解德国等特权政治思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些国家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深受打击，但依然是海陆强国。虽然它们表面上同意威尔逊的原则精神，实际上早已与美国同床异梦。从国联此后在国际上的表现来看，它不过是英法操纵的帝国主义外交工具。英国政府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国联是“英国对外政策的附属物”。列宁在揭露国联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国联实际上是一伙你抢我夺的强盗。正是由于内部存在的深刻裂痕，使得国联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狂风暴雨，以及美国式新自由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德国式法西斯主义三大制度的政治竞争时，不堪挤压而宣告破产。最终，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三种制度的大角逐，动员了几乎全世界的资源，爆发了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国际联盟治理下的民族自决秩序的破产，也进一步证实了大国秩序和霸权政治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承袭了威尔逊新自由主义的集体安全思想并汲取了国联的教训，认识到没有大国之间的协调一致的集体安全是靠不住的，必须努力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大国协调一致。为此，在战后世界政治秩序的安排上，在主张集体安全思想的同时，他更加强调大国在其中的责任、权力和协调一致。(55)在美国的积极努力下，战后建立了联合国安理会及大国否决权这样的方案，其核心是建立由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法国(后加)的五“警察”共管世界的秩序，其中美国是“警长”，承担确保世界政治秩序的任务。在世界经济秩序上，美国和英国主导建立了“嵌入其中的自由主义体制(embedded liberalism)”，(56)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美元以固定价格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以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从而建立起以美元为基础的世界货币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为核心的世界贸易秩序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为调控工具的世界金融秩序。总而言之，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在美国主导下的大国政治秩序，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门罗主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遇到了新的挑战，比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特别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美国发现既有的制度体系已经无法继续保卫美国的竞争优势，美国正在面临所谓“他者崛起”的难题。以中国为例，利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已经成为最大受益者之一。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初步统计，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21万亿美元，进口1.95万亿美元。(57)这是10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首次成为世界货物贸易冠军，也是中国继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外汇储备国和最大出口国之后的又一突破。面对来自中国这样的大国挑战，美国正在从制度上寻求破解之道。时下，美国像20世纪40年代建立起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经济体系规则一样，正在通过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双边投资协定”(BIT)、“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来构建国际制度的“升级版”，其核心是确立有助于维护美国金融霸权、自由投资和服务优势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回顾100多年来美国政治制度的自我革新，不难看出，美国政治制度越来越表现出一种超出本身逻辑的所谓“逻辑反叛”的趋向：在意识形态上，美国民主政治本身已经变得为民主而民主，或者为利益而民主，为意识形态而民主。而在现实中，现代治理体系及其运作过程把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越来越脱离了人本身，膨胀成了一台庞大的政治机器，成了外在于社会成员，也外在于权力阶层的存在，似乎不是人在控制这台政治机器，而是它在控制人。(58)这种二律背反在美国已是严重的现象，而且民主政治的这一逻辑反叛自从美国式民主创立之初就一直存在，只不过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资本主义发展及全球化的展开，这一逻辑反叛增加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压力、文明或者文化多样性的张力、政治力量分化的破坏力，以及由此引发的公民分裂日益严重等矛盾。由于这些爆炸性力量既不来自于民主价值本身，也不来自于民主程序过程，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深厚土层，因而代议民主政治的这一困惑通过自身是无法解决的。
四、制度性缺陷与美国民主“升级版”的可能
步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制度中的这一“逻辑反叛”继续向纵深发展，尤其是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分别从内外两个维度深刻地暴露出了美国政治制度内在的根深蒂固的缺陷。只要这一制度性缺陷得不到解决，美国面临的“民主的困惑”就一直存在，甚至将越来越严重。具体来说，当代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矛盾。
在分析现代政治制度时，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给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新的平台。他把历史上存在过的“合法性”(legitimacy)统治形式分为三种纯粹的类型：合理的(rational)、传统的(traditional)和魅力的(charismatic)三种类型。(59)其中，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是“合理—合法性”权威。然而，这一“合理—合法性”权威有着内在的矛盾，韦伯将其细分为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或价值合理性)。从形式合理性而言，为了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美国不断调试自己的制度设计与实践，从输出层面提供了福利制度、官僚制度、大政府等制度产品。然而，从实质合理性而言，基于合理性权威支持的制度系统却与自由、民主、人权等合法性价值存在悖论，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民众的私人空间硬化和公民社会空间的拓展，社会领域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支持不再是由政府作自我表白的正确性决定，而是由公民社会的辩论、协商和互动来决定。(60)在美国，麦迪逊式民主制度中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矛盾产生了制度性的张力，使得尽管美国是一个寻求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合法性合一的体制，但解决复杂问题所确立的却是合理性的体制，最终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合理性的一方背离了合法性的一方，最终表现为合理性政治力量与合法性政治力量的对决。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20世纪30年的金融危机中，面对基于合法性原则通过选举获胜的罗斯福总统及其所采取的“新政”，华尔街的银行家企图动员退役军人史沫特莱•巴特勒(Smedley Butler)领导军队发动政变，推翻罗斯福政府。但巴特勒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这场政变公之于众，商人们的计划也就破产了。(61)70多年后，华尔街集团又一次用类似的方式释放了合理性的矛盾，通过全球金融危机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发动了政变，最终华尔街掌控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命运，却引发了“占领华尔街”等波涛汹涌的抗议浪潮。
二是国有化与私有化的矛盾。
美国的社会治理体系矛盾尽管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表现出来，但说到底是国有化和私有化的矛盾。进入20世纪后，以私有化为主导的自由资本竞争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马克思和凯恩斯都科学地认识到了现代社会的这一根深蒂固的矛盾，各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纷纷建立起社会福利计划。尽管各国在福利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其核心都是试图通过国有化和政府管制主动干预经济和社会，缓解资本竞争和垄断产生的深刻矛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里根经济学革命等为标志，美国政治制度开始走向放松管制、私有化及自由化等方向。冷战后，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进一步推动经济自由化改革，释放社会流动性，强调私有化、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将市场原则引入公共部门，推行治道改革和善治，其本质都是扩大私有化。克林顿政府采取冒险性的货币扩张政策，在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现代化法案》关于金融证券化规定的激励下，使美国金融流动性得到极大的释放。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出过度释放市场的流动性所产生的巨大破坏性力量，这再一次表明国有化和私有化孰优孰劣仍然没有明确答案。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格•阿尔特曼(Roger C. Altman)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认为，此次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政府过低的利率政策和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共同造成的，两者结合使得大量资本涌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推向高位，形成了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一破灭，便引发了无法收拾的后果。(62)尽管美国通过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税收制度改革进行了调整，但这一问题短期内还将继续成为美国政治制度选择的难题。
三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资本主义运动的必然产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迅速扩大，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各国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取向。无论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出的全球化体系，还是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都成为全球化运动的有力证据。然而，在全球化发展越是高歌猛进的国家和地区，各种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抗议浪潮也如影随形，本土化和社区抗议也成为对美国政治制度施加压力的重要来源。有学者甚至断言，全球化与本土化也许是“硬币的两面”，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63)美国社会思想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则从文化的深层结构观察到了这一趋势：在20世纪后期，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两者之间的互相渗透。(64)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政治分离主义运动也此起彼伏，强调“地方根源”及“本土认同”的政治势力不时发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袭击，以对抗“西方印象和价值观”，这成为新的全球化现象。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非但没有改善美国的国际环境，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全世界反美主义的崛起，(65)美国“民主输出”的努力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也遭受挫折，甚至还激化了当地局势，导致“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究竟是继续推行其全球主义的国际战略，还是回归美国本土，夯实美国霸权的国内基础，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目前，奥巴马在内政外交上的犹豫不决，从根本上来讲是在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战略表现。
由于上述三重制度性矛盾的存在，使得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着再次重构的历史性课题。当然，这一过程很可能是漫长的，只要美国没有找到制度上的脱身之计，美国所面临的困惑和困境就将一直存在下去。
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九一一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曾经在冷战结束之初欢呼“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直言美国政治陷入了制度僵硬化和被利益集团俘获的“政治衰败”之中，甚至认为美国处于衰落之中。无独有偶，自2008年以来，中国国内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的发展也产生了怀疑。
其实，福山强调的美国政治的衰败并不是指美国实力的衰落，而是美国式自由民主的困惑。从当下美国民主困惑的根源来看，民主困惑的症结在于全球化给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带来的困惑，它本质上不是“美国的困惑”，而是“全球化的困惑”。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全球性与地方性并行不悖、一体化和碎片化共同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前进的过程。在全球化一体两面自我分裂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任务，这就是如何在一个以信息、权力和公共资源为主要生存轴心的社会平台上，在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化的公共空间中有效地调适差异主体之间的交往，建立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球化程度最深也是全球收益最大的国家，美国在获得了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红利之后，如今走到了承担责任和支付成本的关头。美国政治能否将全球化的一面和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一面有机地整合在一起，重新塑造美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制度，将决定着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美国政治面临的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短期现象，它是一种深刻的制度性危机和长期性现象。只要美国国家治理体系还没有找到化解全球化两面效应的有效办法，美国政治就将一直困惑下去。
当然，全球化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一个国家只要选择进入了全球化，就会面临和美国同样的问题。只不过美国作为全球化的火车头，最先获得了全球化之利，也最早感受到了全球化之弊。对其他国家而言，最应该做的恐怕是尽早未雨绸缪，在理论上、制度上和实践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破解时代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不断增强国家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筑牢抵抗全球化地震的强大地基，以防患于未然。显然，对中国而言，我们不要嘲笑美国的困惑，而要汲取美国的教训，要通过制度创新的优势来获得比美国更强大的制度吸引力和政治竞争力，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中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美]小约瑟夫•奈著：《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②Pietro S. Nivola and David W. Brady, eds., Red and Blue 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America's Polarized Politic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6), p. 53; Barbara Sinclair, Party Wars: Polar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Policy Making(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6), p. 6.
③Danald W. White,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ichael Cox,"Power Shifts,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6, No. 4, pp. 369～388.
④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1987), p. 515.
⑤Joseph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⑥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Macmillan, 1991).
⑦[美]小约瑟夫•奈著：《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⑧Pietre S. Nivola and David W. Brady, eds., Red and Blue 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America's Polarized Politic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6) , p. 53; Barbara Sinclair, Party Wars: Polar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Policy Making(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6), p. 6.
⑨Donald W. White,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ichael Cox,"Power Shifts,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6, No. 4, pp. 369～388.
⑩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1987), p. 515.
(11)Joseph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Basle Books, 1990).
(12)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 Macmillan, 1991).
(13)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 America and the World, Vol. 70, No. 1, 1990/1991, pp. 23～33; William C.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Summer 1999), pp. 5～41; 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September, 1993; Christopher Layne,"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Fall 1994; David E. Spito,"The Insignificance of the Liberal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Fall 1994; Moises Naim,"Fads and Fashion in Economic Reforms: Washington Consensus or Washington Confusion?"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6, 1999; Robert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Observer/World View Extra, Sunday, April 17,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wmdzj.xiloo.com/internationaL/interuationalrelations-html.
(14)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15)Juan J. Linz,"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 No. 1, 1990, pp. 51～69; Juan J. Linz,"The Virtues of Parliamentar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 No. 4, 1990, pp. 84～91.
(16)James E. Campbell, The American Campaign: U. 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the National Vote. College Station(T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Gary Jacobsen, The Politics of Congressional Elections(New York: Addisen-Wesley Longman, 2001).
(17)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Nina Hachigian and Mona Sutphen, The Next American Century: How the U. S. Can Thrive as Other Powers Ris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8);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Zhigniew Brs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America's Path: 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May,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_AmericasPath_FontaineAndLord.pdf.
(18)Ian Bremmer,"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 Portfolio, May 2012.
(19)Robert Kagun,"Still No. 1,"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0, 2008; Joseph S. Nye, Jr,"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0, p. 2；[美]法里德•扎卡里亚著：《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20)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另参见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Robert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End of Dreams(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8).
(21)[美]罗伯特•库特纳著：《大国的陷落：美国政治衰败与经济繁荣的终结》(曾贤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243页。
(22)Richard N.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the Case for Putting America's House in Order(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Richard N. Haass,"Bringing Our Foreign Policy Home," available at: http://www.cfr.org/us-strategy-and-politics/bringing-our-foreign-policy-home/p25514.
(23)Andrew Dugan,"Americans View China Mostly Unfavorably,"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67498/arnerieans-view-china-mostly-unfavorably.aspx? utm_source=No.％201％20Economy％20and％20China&utm_medium=search&utm_campaign=tiles.
(24)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4).
(25)Francis Fukuyama,"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1729/francis-fukuyama/america-in-decay.
(26)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失衡与重构：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4)》，2014年12月30日。
(27)胡鞍钢：《美国为何衰落》，载《学术界》，2014年第5期。
(28)Francis Fukuyama,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4).
(29)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 17, No. 3, Apr. 1965, pp. 386～430.
(30)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4), Chapter 31.
(31)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iess, 1997)；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149页。
(3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33)[美]汉娜•阿伦特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10～490页。
(34)参阅[以]塔尔蒙著：《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孙传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5)关于卢梭政治思想的极权主义特征，在朱学勤先生的著作中已经得到充分的阐述，参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6)[英]密尔著：《代议制政府》(汪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37)参阅[美]约翰•沃克等著：《美国大政府的兴起》(刘进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38)这一个问题早在密尔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出，并且将其作为代议制政府的一个主要的危险。然而，令密尔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问题在政府体制权力重心偏移的今天扭曲了民主的本质。参见密尔《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有关代议机关一章的内容。
(39)罗伯特•达尔著：《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尤正明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英]戴维•赫尔德著：《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40)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22; Robert A. Dahl,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16, 231～249.
(41)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6).
(42)[意]罗伯特•米歇尔斯著：《寡头政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
(43)Cary Jaeobson, Money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73.
(44)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e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2/No. 3, September 2014, pp. 564～581.
(45)David Runciman,"Francis Fukuyama's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6,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t.com/cms/s/0/67b8f490-4269-11e4-9818-00144feabdc0.html.
(46)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47)参阅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48)Ronald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49)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John T. Tierney,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 Haper & Row publisher, 1982), p. 150.
(50)See Raymond Tatalovich and Byron W. Daynes, The Politics of Abortion(New York: Praeger, 1981); Raymond Tatalovieh and Byron W. Daynes, Social Regulatory Policy: Moral Controversies in American Politics(Boulder, CO: Westview, 1988).
(51)Jeffery M. Berry, The Rising Power of Citizen Groups(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p. 6.
(52)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如柯亨、阿拉托等人提出“国家—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分法来代替“国家—公民社会”的二分法。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公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上述观点代表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研究的主流，反映了20世纪以来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对公民社会概念的这种新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帕森斯、哈贝马斯及柯亨和阿拉托等人。
(53)Theodore H. White, The Making of A President 1972(New York: Bantam, 1973), pp. 71～72; Theodore J. Lowi, The End of Liberalism: The Second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2nd(N. Y., W. W. Norton & Company, 1979), pp. 32～34.
(54)[美]爱德华•伯恩斯著：《当代世界政治理论》(曾炳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页。
(55)李滨著：《国际体系研究：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56)John G.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95, pp. 379～415.
(57)商务部综合司：《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参见商务部网站：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405/20140500570675.shtml.
(58)公治之：《西方式民主的困境及其理论思考》，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74页。
(59)[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版，第54～63页。
(60)[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1)Clayton Cramer,"An American Coup d'Etat? Plot Against Franklin D. Roosevelt," History Today, Vol. 45, No. 11, 1995, p. 42.
(62)Roger C. Altman,"The Great Crash, 2008: 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9, pp. 2～14.
(63)James N. Ru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9.事实上，早在1983年罗斯诺就提出了这一概念。参见James N. Rosenau,"'Fragmegrative' Challenges to National Security," in Terry Heyns, ed., Understanding U. S. Strategy: A Reader(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83), pp. 65～82.
(64)[美]罗兰•罗伯森著：《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65)Joseph S. Nye, Jr.,"America Must Regain Its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9, 2004, 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