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也日益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跨越，这就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把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摆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面对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仅要向世界提供更多价廉质优的商品和服务，更要向世界贡献更多的思想、知识、智慧。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国际关系都是一门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学问，受制于不同的国情、历史和社会特点，不同国家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有着不同的特色，比如欧洲强调实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基础上的强权政治、美国则强调自由民主制度基础上的霸权政治。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中国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关于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自成一体的古典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称之为建基于中外关系基础上的“天下主义”“中心边缘”的华夷秩序，或者天朝礼治体系，其核心逻辑是以伦理建构国家，以文化定义天下，这一知识体系历久而弥新，长盛而不衰。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外关系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往长期维持的中原强大、四夷落后的格局被打破了，西方世界挟船坚炮利之优势，欧风美雨鱼贯而入，在物质领域、制度领域和文化精神领域均对古老的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形成巨大冲击，中西关系呈现为两种世界观和两类知识体系的相遇。西方知识体系在西方历史、哲学、宗教、科学四大支柱推动下，对全世界都有比较广泛的影响，无论是欧洲的外交学和国际法，还是美国形形色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苏联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思想，都对中国的国际知识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被提上重要日程。尤其是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领域，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办好中国的大事，也要努力解决世界的问题办好世界的大事，这一切都要求中国必须确立自主的知识体系。

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挖掘中国历史上的古典知识体系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的古典知识体系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一个知识宝库。早在周秦时期就已经组成一体，千百年来道统传承，历久弥新。经过先秦子学时代到秦汉之后转入经学时代，孔子仁学、孟子义学、朱熹礼学、王阳明心学，中华文脉千古赓续，儒墨道法百川入海，形成一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在这种伦理型知识体系下，以中华正统或道统为文化主流的框架，在国际知识方面逐渐沉淀形成两大知识成果，即边疆之学和夷狄之学。前者主要解决中华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相处之道，后者则主要回答中国与更大范围的方外社会的相处之道。所有这些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知识，都可以古为今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与近代以来的西方知识体系开展深入的对话融通。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知识体系逐渐从“天下主义”开始进入到“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轨道，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外务，适应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一个新知识体系构建的发展轨道。在这个新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中国经过了几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是外派了很多留学生去欧洲，学习欧洲的外交学。在国际关系产生之前，欧洲的外交学是处理国际事务最主要的学问。由于欧洲的外交学没有能够帮助中国解决外交上的问题，尤其是巴黎和会的屈辱让中国人逐步觉醒，便开始将目光聚焦苏俄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选择就是选择了苏联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理论。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的国际知识体系开始了第三次选择，那就是将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中国，并在中国的国际知识体系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毋庸置疑，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知识体系，离不开对欧洲、苏联和美国国际知识体系的批判、借鉴和发展，只有与之在知识体系的层次进行融通对话，才能找到中国自主国际知识体系前进的方向。

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坚持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框架内的自主创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包括解决世界面临问题时出现了危机，中国学者开始构建自己的理论，包括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共生理论、进化理论等，所有这些理论探索都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一种主动回应。总体来讲，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当今世界已经名列前茅，除美国以外，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团队、阵容、成果相当可观，但是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实际上是要走出一条新路，建立能够解决自己问题的知识体系，核心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逐步构建起中国应对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正处在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局来看，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目前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服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逻辑，推进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建设，在交叉学科框架下，超越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研究，建立适应中国国家战略需要的国际知识体系，成为助力民族复兴的经世致用之学。第二个选择是服从人类进步的学术逻辑，以开放包容的精神，推动马学、中学、西学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框架内实现新的“通三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逐步建立起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使之成为促进人类进步的胸怀天下之学。不过，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对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大有裨益。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根据“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与中国国际问题‘三大体系’建设”专题研讨会学者发言整理，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