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重大变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彰显了强大创造力、影响力和生命力，外交学正迎来范式变革的重要转型期。
大变局时代的外交学
回首外交学的发展历程，每到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外交学都经历一次范式革命。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开始，外交最初呈现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世界观，世界各地外交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宗法和伦理色彩。5世纪后，伦理世界观逐渐转型为以宗教信仰关系为基础的神学世界观，导致外交成为宫廷和教会的工具。公元1500年后，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展，神学世界观逐渐被以国家和法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学世界观所替代，以职业外交为核心的现代外交学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现代外交学被战争威胁和安全焦虑所压制，也被通信技术革命引发的大众参与所裹挟，使外交学一直处于不安的变革中。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改变了旧的国际关系格局，使西方外交理论受到挑战，外交学研究面临转向。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引发外交谱系转型。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中心和全球权力中心在大西洋两岸，欧美发达国家执世界发展之牛耳，其外交学局限于地中海文明的思想谱系，共享着一套西方文明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历史学、哲学、宗教、科学等共同哺育了西方外交学，并借助国家经济实力和文明逐渐发展。然而，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力的上升，这些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逐渐增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非西方文明思想谱系的中华文明展现出与时俱进的外交智慧，推动着外交谱系的结构性转型。
二是全球发展动能的“新旧转换”引发外交体系转变。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着整个世界的形成、发展和变革，重塑着世界外交地图，西方国家凭借其领先一步的现代化进程，构建了民族国家的外交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外交体系，迫使发展中国家被纳入其主导的世界外交体系中。然而，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加快，数据成为原材料，算法成为生产方式，平台成为基础设施，催生出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推动外交体系从传统的社会空间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空间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人口、数据优势成为全球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主动力，不断在外交事务中取得新进展，外交体系的基础正发生转变。
三是传统国际治理体系的“礼崩乐坏”引发外交规范发展。近代以来的外交规范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形成的，从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都体现着西方国家的利益和价值，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较弱。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退群”“废约”“脱钩”“筑墙”等行为层出不穷，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不断冲击国际秩序，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传统外交规范无法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外交规范。
外交范式的变迁
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外交学的历史并不久远，自15世纪末外交呈现出现代性以来，其学科成长步履缓慢，在社会科学中也长期受到忽视，甚至有学者直言“外交与理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拒斥力”。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的概念，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即“范式”（Paradigm），范式通过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从范式意义上来说，外交学迄今为止形成了四个主导范式。
一是传统主义外交范式。外交是国家的一项活动，外交学是国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传统主义外交范式的基本观点。其理论将外交作为一种职业规范和方法，也有学者将这种外交称为“规范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兴趣，早期的外交学研究最初被职业外交家所垄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关系”还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研究国家之间关系的学问在欧洲人那里一直被称为“外交”，关于“外交”的研究仍围绕职业外交家及其在国外的复杂法律地位等话题展开。进入20世纪后，学界耳熟能详的《外交实践指南》《外交方法的演变》《现代外交》等著述也都出自外交官之手，其研究注重专业外交机构、驻外使馆、正式访问的外交实践等问题，是一种“构成路径”和新信息技术在谈判过程中应用的研究。不难看出，传统主义外交范式关注的是一些规范性细则，认为外交是职业外交家的外交手册，外交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外交实践以及阐释外交人员如何从事外交活动等。这一外交范式影响了中国外交学研究的部分学者。
20世纪50年代以后，传统主义外交范式受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方现实主义学者将传统主义外交范式中的理想主义规范转变为国家权力争夺和军事战略的工具，认为一个国家外交的决定性因素是权力和国际利益，现实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的“自助原则”和实力外交成为各国政府的信条。在他们看来，外交服务于治国术，需要依靠直觉来发挥其潜能，外交谈判的真正目的是将表面上完全不相干的事务联系起来，努力维持国家的稳定，核心是达成一种“让步交易”，并尽可能地绕过外交官来实现外交目的。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家应增强军事实力和加强战略胁迫，不需要进行外交谈判，且外交谈判也没有实质性意义。因此，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极大地削弱了外交学的地位，也导致了外交的衰落。
二是制度主义外交范式。传统主义外交范式强调外交具有国家建设的功能，而制度主义外交范式则超越了“国家中心论”，认为外交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国家行为受外交、国际法、国际会议、国际制度等因素制约，这一外交范式主要为英国学派所恪守。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片面强调权力、军事、战略等物质性力量的国际体系和结构性因素不同的是，英国学派认为各国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形成一定的制度和惯例、法律准则、礼节规矩和思维习惯，以及谋求文化融合和力量平衡，在互动中逐步建立信任，通过外交可以确立一种规范的国际秩序。在英国学派看来，外交不是国家的附庸，不能取决于国家权力的大小，而是应遵循国际制度。有学者将英国学派区分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等不同传统。
总体来看，英国学派倡导的国际社会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主义外交范式，它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外交是可有可无的，其现实主义理论更相信实力，认为外交谈判是浪费时间。英国学派的外交理论则认为外交是一种制度，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制度。美国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尽管也重视制度，但认为制度是利益算计基础上的策略，是不稳定的，而英国学派的理性主义外交理论则强调制度是在国际社会中形成的，只要存在国际社会，就必然存在规范交往的制度。在中国外交学界，有关英国学派的研究不少，但更多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同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事实上，英国学派的主要贡献在外交学领域，其外交理论在国际外交学界的影响较大，也是外交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三是革命主义外交范式。与“国家中心论”“制度中心论”不同，革命主义外交范式强调“全球中心论”，是一种超越国家、重新厘定外交职能的革命主义外交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外交学研究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表面现象，国家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主义外交范式。在这一范式下，外交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工具，服务于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开展外交的目的是反对传统外交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国家把外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主义外交范式源于近代启蒙运动时期，一些早期自由主义学者明确表示职业外交和秘密外交应当被废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张抛弃职业外交和秘密外交的声音也一度高涨。他们认为，秘密外交会导致战争，国家的出路是推进外交公开化和民主化。此后，外交学中的“公开外交”被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发展为“民主和平论”，并逐渐演化为“转型外交”。西方“转型外交”学说受到我国外交学界的批判。
四是反思主义外交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一批反思西方主流外交理论的研究者。在他们看来，主流外交范式都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并没有关注非主流群体，比如女性群体、少数族裔等。在传统外交规范下，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外交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反思主义学者呼吁开展基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反思性研究。这种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国家学、法学和政治学主导的外交思维框架。
冷战结束后，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吸收了反思哲学思想，强调以国际秩序、国际正义和维系国际社会的因素为支点，重新构建国际社会新秩序，进而将个人、非国家组织以及跨国行为体引入外交学。其外交理论以超越国家体系为核心，并把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作为外交的重要维度。也有学者把建构主义和组织理论用于分析外交官个人和外交机构上，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视。还有学者将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社会人类学等运用到外交转型研究上，将外交转型看作人类社会转型的一部分。此外，女性和少数族裔研究者也在重新思考外交，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讨论不再强调利益政治的视角，而是关注认同政治视角，外交成为一种新认同政治。总体来看，反思主义外交范式还停留在对西方主流外交理论的反思、批判和解构上，在外交学知识体系建构上缺乏扛鼎之作。
构建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为包括外交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研究者须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发展需要，立足我国外交实践，奋发有为地推进外交理论创新，努力构建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我国深入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作出更多学术贡献。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方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与世界关系是我国外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才能解决我国外交实践中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成为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源泉。尤其是围绕中国应当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好外交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在学界，鲁毅等的《外交学概论》、陈志敏等的《当代外交学》、金正昆的《现代外交学概论》等，都是我国外交理论创新的成果。
第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外交实践的结合，是我国外交实践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比如，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张清敏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外交》、牛军的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和《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陈志敏的《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王逸舟的《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和《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夏莉萍的《领事保护机制改革研究——主要发达国家的视角》等。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相互交织，呈现出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新特点，出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时代课题。比如，传统的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二分的外交格局被打破。一方面，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正引发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共鸣；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紧密联系。再如，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新发展格局与新安全格局相互影响，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成为我国外交实践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没有回答，其他国家的外交理论不符合中国实际，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不断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第三，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之路。文明是多样的，也是统一的。外交是一种古老的现象，自人类文明开始，世界多样文明就孕育了不同的外交智慧。同时，世界历史也表明，不存在阻碍文明交流互鉴的天然障碍，各种文明之间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近年来，部分学者在积极与世界各国学者对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成果。比如，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提出的天下体系、阎学通在《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中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秦亚青在《世界政治中的关系理论》中提出的关系理论以及一批上海学者提出的共生思想等，都是构建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探索。中国外交学源于中国，但也属于世界。应在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的外交理论成果，努力构建能引领全球外交学研究的中国外交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构建中国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