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随着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取得了显著成就。纵观历史上的大国外交，其理论基础或仅为职业外交官的行为指南，或服务于殖民扩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弥合大国外交的权力优势与外交规范的价值吁求之间的鸿沟、走出一条大国外交理论的构建之路是构建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的重要任务。然而，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的既有研究对解释性理论与构成性理论不加区分，出现了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等问题。作者在梳理与反思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学理基础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指导思想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构成性理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在解释实践方面，共同体理论作为解释性理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学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华文明天下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

关 键 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习近平外交思想  共同体理论  中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思想体系日益成熟。2013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①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②2016年3月5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首次被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③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④2021年7月1日，习近平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⑤不难看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对于理解一个持续快速发展且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大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定位、对外政策以及世界影响具有深远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观察历史上的外交实践，大国外交往往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如欧洲大国的殖民理论、美国的霸权理论以及苏联的革命理论。只有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进行比较，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

(一)欧洲大国外交的殖民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外交学而非国际关系学是指导欧洲列强外交实践的理论基础，这一学问由黎塞留(Duc de Richelieu)首创，最初被称为“法国方法”，逐渐被欧洲各国采纳，成为国际谈判的理论和实践指导。该理论认为外交仅处理欧洲大国间事务，并确立了以大国势力均衡和欧洲协调为基本法则的秘密外交。然而，无论是欧内斯特·萨道义(Ernest M.Satow)的《外交实践指南》还是哈罗德·尼科松(Harold Nicolson)的《外交学》，当时指导欧洲列强外交的理论要么是一些国际法内容，要么是指导职业外交官从事外交实践的工作手册，并不是学理意义上的解释性理论。⑥同时，在指导外交实践的理论方面，无论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外交权谋论还是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合作策略论，本质上都服务于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⑦

(二)美国外交的霸权理论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强调秘密谈判和条约外交的“法国方法”名誉扫地，人们热切希望与旧的外交划清界限，建立一种新的外交关系。⑧作为新外交理论的一个重要学术回应就是国际关系学的建立，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相继发展。⑨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民主”、维护美国霸权是其战略共识。相关主张虽然强调通过“替天行道”来传播美国人深信不疑的基督教教义、移植英美式议会民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灌输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观念，但实质却是彻底抛弃现有外交范式，强迫全世界接受美国“刺刀下的和平”。⑩由此可见，作为新外交理论的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的本质是维护和巩固美国霸权。

(三)苏联外交的革命理论

十月革命后，在批判欧洲外交理论的基础上，苏联提出了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理论、无产阶级解放和世界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大国外交理论。斯大林强调世界革命的利益要服从苏联的利益。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裂痕，发展中国家日益壮大，开始自主探寻国际关系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在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系统论方法、社会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和“新政治思维”等观点，但基本都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产生的外交理论，其特点是将外交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具。总之，指导苏联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外交理论，外交服务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服务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深陷“革命范式”的治学泥潭中，停留于对阶级、革命、外交斗争和帝国主义等进行概念阐释和现象描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中贯穿着欧洲—大西洋主义、现代斯拉夫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三大主张的争论。

总的来说，以往的大国外交理论基础或仅为职业外交官的行为指南，或服务于殖民扩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实，这种状况并不难被人理解，因为从外交理论的角度出发，作为一种处理国家间事务的共享制度，其要求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遵守外交共同文化与规则，而大国意味着实力上相比其他国家拥有明显优势，强调强权且不按外交共同文化与规则行事。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飞速发展催生了全新的外交环境，欧洲的殖民理论、美国的霸权理论和苏联的革命理论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作为一个新型大国，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基础如何弥合大国外交的权力优势与外交规范的价值吁求之间的鸿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构建之路，是本文试图说明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构建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的重要任务。

二、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理论是知识的体系和实践的指南。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2)自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以来，学界相关研究不断增多。截至2021年8月5日，中国知网收集的篇名中包含“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关键词的文献有381篇，其中大量的研究或停留在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内涵与表现形式解释的层面，或更多关注中国对外政策及实践变化。对于如何从理论上科学界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学理基础及其内在逻辑，既有研究仍然相对薄弱。

一般而言，根据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区分，理论可以分为解释性理论(explanatory theory)和构成性理论(constitutive theory)。其中，解释性理论指建立在客体与主体严格分开基础上解释现实的理论，构成性理论则指建立在主客体合一基础上致力于指导实践的理论。(13)基于对解释性理论与构成性理论的理解与区分，本文将学界目前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的研究归纳为四种，其核心观点、理论根据、实践形态和战略对策如下。

(一)天下体系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赵汀阳较早从理论基础角度思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他在2005年出版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应当向世界提出一种世界观和世界制度。中国的成长方式是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天下体系是化解旋涡冲突且兼收并蓄的最优制度。面对当今的全球性挑战，西方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理论存在巨大缺陷，只有具有全球观照和世界秩序哲学基础的天下体系才是化解全球挑战的锁钥。(14)

赵汀阳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外交理论的核心问题，强调中国的政治概念是社会性而非国家性，中国政治哲学关注的是如何维护“治世”而避免“乱世”，努力寻求建立一种万民归心的世界性社会，即“天下”。按照天下理论，当一个社会完美到可以为全人类所接受的程度，就成为一种世界秩序。这一秩序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整体哲学。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不同，天下概念将世界视作一个整体的政治单位，而非多个独立的、有明确界限的政治单位。二是天下无外。天下体系取消了外人、对手和敌人的概念，世界没有绝对的我他、内外区别，是一种主客体和合共生的旋涡。三是包容和谐。天下体系的运行法则是利益互存互惠关系，强调和谐、包容、开放和合作等价值观，这是世界共荣与世界和平的条件。

总体来看，根据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不是国家秩序和国际秩序，而是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天下无外的整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根据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世界观，实践形态是西周时期创立的作为世界制度的天下体系，战略对策是中国应该跳出西方思想的框架，创造一种新的世界哲学。毫无疑问，尽管赵汀阳在主观上并非致力于解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但却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哲学基础，并对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由于天下体系理论主要是从哲学意义上给予的先验阐释，而非学理意义上的理论，因此无论是从解释性理论的角度还是构成性理论的角度来讲，其都没有完成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的任务。

(二)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与赵汀阳重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哲学基础不同，真正尝试从理论层面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出解释的是阎学通。其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的古代思想与现代权力》中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在之后不断丰富理论内容，以解释中国外交的变化。(15)阎学通认为，由权力因素与道义因素结合而来的政治领导力是各国战略竞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16)

根据阎学通的解释，道义现实主义由中国古典思想与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而来，其基本框架仍然是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政治决定论观点，将国际体系领导国的政治领导类型作为解释领导国战略取向、实力对比变化、国际格局转化、国际规范演变以及国际体系转化的核心变量，批判了传统现实主义过于偏重物质力量的缺陷，提出了既强调物质力量也强调道义的主观能动性因素的二元理论，将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贯穿起来，是基于权力和政治领导力等自变量建立起来的系统性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基于道义标准将领导类型分为四种，即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该理论认为，由于遵循和违背国际道义原则不仅会提高或削弱本国权力合法性，也可以增强或降低自身实力，因此国际领导形成了王权秩序、霸权秩序和强权秩序这三类秩序。

在阎学通看来，道义现实主义可以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这是一种新的政治领导力，其理论根据是崛起国的成功在于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实践形态是提升外交的政治领导力，战略对策是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不与美国争霸，而是创立一种将物质权力和道义权力结合起来的新型王权式领导。可以说，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解决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政治基础，但该理论致力于创建一种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探寻崛起国赢得与主导国战略竞争的原因，而非完全针对中国的大国外交实践。因此，尽管该理论有助于解释中国外交的一般变化，却对中国特色解释不足，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丰富实践。

(三)关系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与阎学通强调建立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路径不同，秦亚青遵循基于中国文化实践的特殊主义路径，将中华文化的人文情怀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认为其能够成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和价值，从而立于世界国际关系理论之林。秦亚青认为，相比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本位和理性本位，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哲学概念，关系理论成为其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世界观。(17)秦亚青提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外交实践构建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18)

关系理论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以关系性为硬核构建理论，形成了解释和观察广义社会世界的理论体系。具体来说，关系理论主要包括三个要点：一是关系本体论。在批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子本体论基础上，该理论认为社会世界由人的关系构成，世界政治最具本体意义的是关系。二是中庸辩证法的认识论。与黑格尔辩证法强调两极对抗不同，中庸辩证法注重阴阳和谐，矛盾和冲突是阴阳关系中为追求和谐状态出现的必要实践形态。三是关系性逻辑。与西方理性逻辑不同，关系理论认为关系决定身份，身份界定利益，利益驱动行动，这是一种基于关系互动的过程逻辑，过程是流动着的关系。尽管秦亚青的关系理论与赵汀阳的天下理论均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但与赵汀阳的天下理论强调中华文化的自在是世界秩序的前提和本质不同，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强调自在与共在同处于关系过程中，其并非“中国中心论”，而是基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实践基础。

在秦亚青看来，关系理论可以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这是一系列新理念、新规范的创建过程，其理论根据是强调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以及社会过程的独立本体地位。社会过程在建构国际规范与国家身份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实践形态是提出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新世界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和国家利益观等一系列新外交理念，其战略方案是认为中国应实施大国外交，根本一点就是不仅以中国观世界，也以世界观中国、以世界观世界，并在这种积极互动中展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显然，关系理论解决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基础和行为规范问题，有助于理解中国特色，但这一理论过于强调基于中华文化的理论构建，难以解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一些敏感的外交矛盾和冲突问题中的立场和行为。

(四)共生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与上述三种代表性理论不同，共生理论的提出者并非某一学者，而是以上海国际关系学者为主的学者群，以金应忠、胡守钧、杨洁勉、苏长和与任晓等为主要代表，被称为“共生学派”。(19)2011年，金应忠将“共生”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认为“‘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提出了国际社会共生关系的主体性、纽带、共生性底线和拘束性四大要素。(20)杨洁勉、苏长和与任晓从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在缺陷的角度提出以“共生”为核心概念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共生的主体多元性、平等性和情境性有助于实现在推动内生理论与外生理论的互动互补中依次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共生”与“和谐共生”三大目标。(21)2013年后，基于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中国外交实践的结合，共生理论被运用于全球治理、国际制度转型、国际安全以及区域与大国关系等研究。以胡守钧的《社会共生论》、任晓的《走向世界共生》和《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等作品为代表，共生学派初步构建起尊重多元本体、强调主体平等、倡导多元共生的外交理论。(22)

共生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关系”和“共生”，其本质是一种基于主体多元平等、和合共生基础上的描述性理论。通过文化和制度上的构建，该理论致力于创建一种基于多元价值的国际共生秩序，具体来说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多元价值。与西方理论追求价值和制度的“普世性”和一元性不同，共生理论主张多元共生是世间万物的本原状态，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3)二是主体平等。与西方理论追求形式和制度的完美不同，共生理论强调各文明主体的平等地位，反对对不同形态主体进行孰优孰劣的价值比较和制度输出，倡导应结合其依托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尊重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性。三是包容对话。与西方理论强调文明与野蛮的优劣法则不同，共生理论更强调相互借鉴和学习，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最终形成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在共生理论看来，共生理论可以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这是一种新的外交文化、外交制度和外交知识体系，其理论根据是将“共生”这一生态学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并着力挖掘中国古典文化中“和合共生”概念的哲学价值，将之运用到当代国际秩序转型的讨论中，其实践形态是中国提出的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方案是中国应致力于推动文化和制度的创新，甚至提供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尽管这一理论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张相契合，但与其他理论解释相比较，共生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对国际共生现象的描述性说明而非因果性解释，在理论体系方面有待完善，在理论解释力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的研究，长期由于对解释性理论和构成性理论不加区分而导致了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问题，相关研究或是试图构建一个全面普遍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损失了对中国外交的解释力，或仅提供一种规范性理论而忽略因果性解释，或仅仅停留在描述性研究层面。因此，基于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从理论基础的维度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在逻辑，进而从整体角度理解新时代中国外交的行为根源。

三、作为构成性理论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波澜壮阔，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4)中国对外工作之所以能取得显赫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习近平外交思想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性质上既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实现了从阶级利益联合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一)概念内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25)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内要更加积极地为国内发展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持；对外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外交工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新外交概念：对外工作

理解外交概念是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党管外交和外事无小事的规范，往往对外交、外事、外贸、外宣等不做区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贸易发展迅猛，逐渐脱离了外交外事的轨道而自成体系，推动外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大扩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26)随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复合化，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和民间或多或少都参与到相关工作中来。为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将外交外事工作界定为涉及范围更大的对外工作，中国外交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涵盖党政军民学各领域、各层次和各条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外交。

2.新外交框架：大国外交

理解大国外交是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近代以来，受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影响，中国在外交心态上的“天朝大国”与外交现实上的半殖民地国家相互激荡，形塑了中国外交的特殊身份认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以大国为自我定位。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7)邓小平则提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28)然而，由于大国身份缺乏足够的实力支撑，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坚持“韬光养晦”的基本方针。

21世纪以来，尤其是以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逐步形成。新时代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型发展中大国，这是对新时代中国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位，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的核心是强起来。首先，纵向来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29)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增强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成为当今世界舞台上一支独立自主的战略力量。其次，横向来看，中国并不追求称霸或另起炉灶，而是追求与其他国家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合共生。因此，强起来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是相对于其他大国和中小国家的强起来，大国外交意味着要赢得其他大国的尊重，赢得各国民众的拥戴，做到相互尊重(主权原则)、公平正义(价值原则)与合作共赢(利益原则)。同时，强起来还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意味着中国在“五位一体”建设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

3.新外交特征：中国特色

理解中国特色是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中国特色是学界热议的重要问题，不同学者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例如，徐进认为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独特外部环境、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思想、结伴不结盟的外交原则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工作抓手上。(30)张清敏认为，大国特色体现在发展中大国的定位、不走国强必霸老路的承诺和新的对外政策理念、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工作全面集中和统一的领导制度、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以及显著的个人特色等方面。(31)蒲俜认为，中国特色主要体现为统揽全局的大国外交能力、平等包容的大国外交胸怀以及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新路。(32)李志永和袁正清则主要强调新时代中国外交道路是一条告别传统大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大国外交之路，是致力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促进和谐世界的新型大国外交之路。(33)陈向阳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特色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4)

诚如王毅对中国特色的概括，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天下为公是中国外交的胸怀，公平正义是中国外交的坚守，互利共赢是中国外交的追求，服务发展是中国外交的使命，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的宗旨。(35)总体来看，中国特色基本上涵盖了三个维度：一是民族底色，要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二是政治本色，要求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时代特色，要求在继承优良外交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明确以运筹大国关系和经略塑造周边为重点，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是大国外交，特色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6)具体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要坚持合作共赢；要坚持正确义利观；要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37)

(二)指导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指南。习近平外交思想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形势任务、目标原则、路径手段、战略策略和体制机制，回答了作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的中国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以及新形势下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好外交等重大问题，是一个科学、系统、完备的思想体系。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是中国外交的精神标识。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数千年的中外交往经验沉淀了深厚的文化特色和民族底色。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和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38)传统文化中崇尚和为贵、协和万邦、文化天下的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外交的基本气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形成了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鲜明特色的外交传统。新时代的中国对外工作必须在弘扬优秀外交传统的基础上，坚持与时俱进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塑造中国外交新风范。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对外工作展现出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崭新风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方法。

1.新外交观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内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对外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三者共同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灵魂，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好新时代外交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图1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39)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使更多国家和民众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领导体现在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上，中国外交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始终掌握主动，就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令行禁止、步调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确保党中央对外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及时得到贯彻落实，中央统一部署对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进行了改革，切实加强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国家总体外交，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因此，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最本质的特征。

第二，战略自信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要求。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发展要求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唯一正确道路，只有这条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40)新时代的中国对外工作需要牢固树立战略自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习近平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工作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41)只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战略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对外工作就有了根和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也就会越走越宽广。

第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42)在处理国与国关系过程中，相互尊重和彼此照顾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43)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44)这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中要做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必须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坚决遏制和打击一切形式的分裂行径，积极保障经济金融安全，有效维护海外利益。我们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手段，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为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保驾护航。(45)在此基础上，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手段，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为改革发展和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2.新国际关系观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自身发展上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相互关系上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三者共同构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在使命，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应当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和如何建设这一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实现民族复兴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46)做好新时代对外工作，要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全方位、全覆盖、高质量的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争取更多理解支持。(47)习近平强调：“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努力，不是想成为所谓的‘世界警察’，更不是要取代谁。”(48)中国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外交理念，将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第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指出，“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49)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是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50)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要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是新时代中国的大战略。(51)

第三，打造全球伙伴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重要内涵。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52)打造全球伙伴关系要求深化外交布局，包括“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53)新时代的中国外交要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形成遍布全球的“朋友圈”。

3.新世界观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合作平台上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努力方向上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三者共同构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愿景追求，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应当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和如何建设这一世界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54)强大起来的中国希望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问题，中国领导人给出的答案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5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各国齐心协力。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引领人类前进方向，为中国和世界开辟一条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56)

第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总规划，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时代推动全面开放，就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而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57)要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加强同有关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进一步转化为多赢共赢的合作成果，开辟共同发展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新前景。

第三，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其变革源于力量对比变化。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提出坚持公平正义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抓住契机，勇担重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促进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平衡、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当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创新完善。(58)中国将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中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与时俱进，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总的来说，党的领导、民族复兴与和合共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支柱。党的领导、民族复兴与和合共生三者有机统一，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展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范，实现了中国外交思想的新飞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活的灵魂。习近平外交思想植根于中国外交实践，来源于中国外交实践，必将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完善。

四、作为解释性理论的学理基础：共同体理论

作为解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思想基础，共同体理论同时也构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理基础。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利益联合体和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文化基因的双重孕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

图2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共同体理论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理基础

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争论的核心在于探索人的本质是以个体为本位还是以社会为本位，究竟是个人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个人，即“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之争。其中，持个体本位的思想家坚持个体理性，追求个人权利，主张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持社会本位的思想家坚持集体理性，追求社会正义，主张建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贯穿了19世纪以来的思想史，也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回答的核心问题，从根本上属于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一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不同于个体本位的思想家，也不同于社会本位的思想家，而是致力于在个体与社会之间搭建桥梁，提出贯通个体与社会的共同体理论。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共同体”有两层含义：(1)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2)由若干国家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59)在社会科学中，“共同体”概念来自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他将共同体界定为基于自然意志(如情感、习惯、记忆等)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包括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社会是基于某种特定目的人为建立的群体，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60)因此，共同体的本质是有机的生命，社会的本质则是思想的、机械的形态。在英语世界中，共同体更多地被理解为被视作统一整体的某一地方、社区或国家的人们以及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种族和职业等拥有共同利益的人群。吴文藻和费孝通将community一词译为“社区”突出了共同体的地缘属性。“共同体”逐渐被社会思想家广泛运用，如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出“职业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提出“精神共同体”或“想象的共同体”以及马克思提出作为“真正共同体”的“自由人联合体”。(61)

共同体本位要求超越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外交思想所追求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将地球视作人类的共同家园，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是一个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平衡，兼顾了国家理性和全球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62)因此，无论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理论基础都是共同体理论。从共同体理论出发，外交不仅仅是国家的功能，更是世界的功能。中国与世界各国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坚持和平发展而非国强必霸，坚持共同发展而非本国至上，坚持共赢发展而非另起炉灶，这就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所在。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产物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社会性原理的实现形式。尽管共同体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的共同体观念以及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共同体思想，但马克思对共同体的思考贯穿了唯物史观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早期的马克思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更看重人的自我意志，确立唯物史观后则更看重物质利益对社会生活的意义，认为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强调建立把人从被奴役、被统配和被忽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真正的共同体”，最终在19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形成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63)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确立的是阶级利益联合体，“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4)在这个社会里，“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相比资产阶级利益的联合体，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利益的联合体，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有通过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最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5)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的阶级利益联合体是内在契合和一脉相承的，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提升到类本质层次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6)人的社会性原理表明，人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度的类的属性，表现为全球公民，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全球公民丢失了的邻里关系、社区关系、国家关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恢复起来，让备受全球市场和国家关系挤压的空间活动起来，探寻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魅力。(67)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共同体思想也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文明天下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68)中华文明崇尚天人合一、天下大同，主张仁政、兼爱德治，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境界。同时，与西方文明中一分为二的二元认识论不同，中华文明历来尊崇物我相与、阴阳平衡、众生平等理念，追求开放包容、和而不同、互学互鉴的精神境界。此外，中华文明在方法论上强调中庸之道，主张中正平和、不偏不倚、过犹不及，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理想境界。(69)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处世之道、治理观念与当今时代的共鸣点。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时指出：“中国人民不仅要自己过上好日子，还追求天下大同。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就是‘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的思想，也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契合。”(70)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71)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双重孕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重要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72)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规划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前进方向和工作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规划了前进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丰富，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有机统一，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构建利益共同体要求中国外交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建设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做出贡献。其次，构建责任共同体要求中国外交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事情，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每一个成员都承担着重要责任。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应当由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决定。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承担治理责任，坚定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最后，构建价值共同体要求中国外交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人类共享一个星球，命运与共，生死相依，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必须摒弃意识形态偏见，跨越民族文化的分歧，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呵护和建设我们的地球家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确定了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工作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推进各领域、各层级对外交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推动与世界的交流互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对外工作逐渐成为一项系统工程。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科学指引，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统筹协调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和民间开展对外交往，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加强各领域、各部门、各地方相互配合、协同发力，确保令行禁止、步调统一，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制度保证。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先后出现了欧洲的殖民帝国外交、美国的霸权外交和苏联的革命外交等大国外交理论形态。这些理论形态或仅仅是职业外交官的行为指南，或服务于殖民扩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冷战结束后在新的外交环境下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随着实力的快速发展，中国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然而迄今为止，既有理论在解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方面相对薄弱，出现了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等问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解释外交实践又指导外交实践的理论。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作为解释实践的理论，共同体理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学理基础。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实现了从阶级利益联合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也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其理论根据是胸怀“国之大者”，(73)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形态是在办好中国大事、办好世界大事的双重任务中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方案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展望未来，如何在理论层面继续深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及其学理基础和知识体系的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众多先进文化成果的对话交流和融合，推进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①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809/c112851-22507356.html，访问时间：2021年8月7日。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3页。

③《解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五大外交关键词》，http://www.gov.cn/xinwen/2016-03/05/content_5049461.htm，访问时间：2021年8月7日。

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⑥萨道义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外交实践指南》(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哈罗德·尼科松著，眺伟译：《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⑦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格劳秀斯著，何勤华译：《战争与和平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⑧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⑨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1919-1939)》一书中提出创立国际关系理论，伍德罗·威尔逊、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罗伯特·基欧汉和亚历山大·温特等一大批美国学者确立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理论。

⑩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Americas Image Further Erodes,Europeans Want Weaker Ties,Europeans Want Weaker Ties But Post-War Iraq Will Be.Better Off,Most Say,Washington,D.C.:Pew Research Center,March 18,2003.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5页。

(1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13)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1页。

(14)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和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15)Yan Xuetong,ed.,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16)参见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4期，第1—35页；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阎学通、张旗编著：《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阎学通：《超越韬光养晦：谈3.0版中国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7)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Yaqing Qin,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18)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75—176页；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17页。

(19)参见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2—21页；金应忠：《为何要研究“国际社会共生性”——兼议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展望》，2011年第5期，第1—17页；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43—49页；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胡守钧：《国际共生论》，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35—42页；金应忠：《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47—51页；苏长和：《以新普遍主义建构世界秩序：对共生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1期，第35—38页。

(20)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2—21页。

(21)参见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阶段性使命和建构性重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4—14页；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4—22页；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22页；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5—25页。

(22)参见任晓：《走向世界共生》，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任晓编：《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23)费孝通：《孔林片思：论文化自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03页。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26页。

(2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19、26、57页。

(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7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2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29)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30)徐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4页。

(31)张清敏：《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第17—18页。

(32)蒲俜：《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研究》，载《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9期，第77—84页。

(33)李志永、袁正清：《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之论》，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2期，第20—29页。

(34)陈向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往开来》，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第31页。

(35)钟声：《大国外交，展天下为公之胸怀》，载《人民日报》，2019年3月11日。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43页。

(37)参见《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38)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载《求是》，2018年第15期，第3—6页。

(3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0页。

(40)《人间正道开新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⑦)——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7日。

(41)《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30日。

(4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43)《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努力奋斗》，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12日。

(44)《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45)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http://cpe.people.com.cn/n1/2018/0802/c64094-30191578.html，访问时间：2021年10月24日。

(46)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

(47)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802/c64094-30191578.html，访问时间：2021年10月24日。

(48)《中国和平发展为世界创造福祉》，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1日。

(49)《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50)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51)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52)《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5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9—60页。

(5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7页。

(5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8—59页。

(56)赵可金：《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探析》，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第23页。

(5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58)《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全球治理》，载《人民日报》，2019年7月30日。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58页。

(60)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61)参见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6页。

(6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433页。

(63)《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

(64)《共产党宣言》，第28页。

(65)《共产党宣言》，第5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67)赵可金、赵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6期，第6页。

(68)《礼记·礼运》。

(69)《礼记·中庸》。

(70)《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载《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

(7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

为我国发展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7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5页。

(73)孙家斌、张汉铎：《牢记“国之大者”》，载《解放军报》，2021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