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的精准扶贫，并非从近些时候才开始的，有学者研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有精准扶贫这么一说，然而它并未在上个世纪受到如此之规模的重视。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关注精准扶贫时，笔者觉得有必要谈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贫困到底是该政府帮助还是自谋生路？2016年2月份，笔者在返乡途中时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标语——“致富首先得立志”，大意是说，要致富先得自己有致富的决心。然而，我们依稀记得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宣传口号——“要致富，先修路”、“要致富，多种树”等等。从不同的政治引导来看，到底是先立志，还是多修路，多种树？比较而言，前者是一种形而上层面的精神勉励，后者是形而下层面的资源配置。比如说，某村以生产橘子为主，但因交通不便，村民要运输橘子到外地去卖就成了大问题，即便有商人进村来规模收购，交通依然成问题。这么一看，“致富靠交通”还是很有道理。同理，种植树木可以卖钱，鼓励当地村民因地制宜种植树木或花卉，同样可以获得较大收益，实在不行，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思维，到网上去卖，不是也能致富？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致富不单是靠资源、交通、技术等，而是靠心态，岂不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政治引导？甚至在背后，不免让人怀疑，某些部门是否是在推卸责任呢？政府应该拿出更多诚意，引导农民种植有市场销路的产品，以及去外地市场更多地推介本地特色产品，而不是简单地说让农民有立志致富决心在先。农民朋友当然是想发财的，如向农民做调查，估计很多人会说，“谁嫌弃钱多？”故此，农民致富靠先立志，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假命题。他们顶多是不敢去拼，这才是真问题。何况，对于有些农村而言，又有什么特色资源去拼呢？农户个体谁又承受得起市场风险呢？如我们曾调查的Z村，一户农家因其女婿介绍，开始种植草莓，本以为会大赚一笔，不料大棚搭建、种苗等都弄好以后，没做好经营管理，未抓住市场行情，投入了几万不说，最后收获时却“亏死了”。如此情况，你让一位农民怎可能还有信心去继续种草莓？他立志了，但是没用。或有人说这是个案，其实不然，该村还有人种植了洋葱，同样也因种种原因亏得血本无归。
第二个问题是，扶贫到底要怎么扶？笔者在山西农村调查时，当地一位在基层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们，他所负责的扶贫对象共5家，自己每个月收入（他有事业编制）共2000多元。如果单纯支持每户每个月400元，那么自己基本上一个月等于白干。在收入一定，对象被安排为5个不能变动对象的情况下，他如何去完成精准扶贫？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可以想象，当旧有的输血式扶贫撤走以后，农民依然是贫困的。何况，此类平均主义思维和一对一帮扶思维的扶贫方式，很可能导致的不是贫困的减少，而是贫困的增加。中国有句古话，“穷则思变”，如果一味用钱去解决问题，那么贫困农户就可能会形成依赖感，甚至觉得“不劳动，反正每个月都有400元拿”等等。这类心理一旦形成以后，很可能导致其好吃懒做，贫困继续。进一步说，那个负责对这5户人家进行扶贫的人，每个月工资基本上都搭进去了，又不能有更多的收入，他自己的生活怎么办？他不去做，又完不成相应的指标任务，故而就可能造成新的贫困发生。笔者并非说不该帮扶，如同我们以往上学一样，一对一的帮助学习，的确有可能增加考试分数，提高学习成绩。关键是，精准扶贫得量力而行，不能简单作为政治任务摊派下去，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把具体任务执行者弄得“饭都没得吃了”，这主要是某些地方在执行政策时思路有问题，具体操作也有些欠妥。
其实，二者可以结合起来加以优化处理。如帮扶单位或基层干部将其所拥有的资源对位具体帮扶乡村，引导外部可利用资金资源进入，寻找地方性特色发展之路，进而以农民自我创富方式来实现“扶贫”。或者说，政府在城镇化方面努力做得更加完善，让农民有意愿而且能够进城打工，通过一定的技能培训，可以成为从事城市相应缺乏的结构性劳动力，如环卫工、家政服务等，把“人口红利”和“城市劳动力缺口”对位起来，从而使得进城农民可以相对“过得好些”，达到双赢结局。
从本质上说，关于社会资源再分配，这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而如何减少城乡差距，不仅仅是一对多的帮扶问题，更应从结构和制度上去考虑问题。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因为资源匮乏、信息不对称等多重因素，农村的发展被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远远抛在了后面，农民从原来的“当家人”逐渐变成了“边缘人”。农村的贫困，不仅仅是需要工业反哺乡村的问题（现在环境受到污染的乡村很多），而且更是乡村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条发展道路，尤其是发展特色农业。湖北省荆门市的“中国农谷”就是农业生态+旅游+种植农产品一体发展模式，当地人居住的房子由政府出资改成徽派建筑样式，政府主导加强宣传吸引城市市民来体验农业农村，发展农业观光休闲旅游等，农民因此逐步走向致富之路，当地每年举办的油菜花节，带动旅游文化消费，周边村民可获利上万。在蓬蓬勃勃的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如何整合资源，做好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最终实现农业农村大发展，让广大农民共同致富奔小康生活，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实践探索。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报》2016年第8期，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