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上年的7017万减少到5575万。年度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任务超额完成，“十二五”时期扶贫开发圆满收官。

同时也迎来了脱贫攻坚期，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从扶贫到脱贫只有一步之遥，如何扎实走好这一步十分关键。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叶兴庆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表示，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中国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而未来推进发展议程、消除绝对贫困和改善底层40％人口的收入状况，需要进一步实施政府主导的扶贫战略。

落实精准扶贫打赢攻坚战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新阶段，扶贫面临怎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叶兴庆：从国内来看，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届时若很多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村庄面貌落后，那么，全面小康的含金量就会降低。所以中央把精准扶贫作为全面小康的短板来弥补，提出新阶段脱贫攻坚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从国际社会来看，到2015年，《联合国千年宣言》确立的以减贫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告一段落。开始进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重点是以包容性增长带动可持续发展，提高底层人口的生活质量，给他们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要想在这个进程中继续发挥领先作用，就必须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创新体制机制，让低收入群体分享发展成果。

应该清醒地看到，扶贫面临不少新挑战。截至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为5575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硬骨头”，扶贫的边际效应递减，边际成本上升，每解决一个贫困人口需要投入的力度更大。通过经济发展能自发带动的那部分人已经脱离贫困了，沉淀下来的这一部分，很难通过经济发展带动。

此外，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大，农民增收的途径受到影响。比如，农产品价格波动会影响农民务农的收入；对进城务工人员来讲，新增农民工人数和收入上涨速度都在下降，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制约。

过去，国家在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的用工人员较多，农民可以借此解决就业问题，而今机械化程度较高，贫困劳动力就近寻找就业机会的难度增大。农民增收途径和空间缩小，这是“十三五”期间扶贫面临的最大挑战。

精准脱贫任务完成之后，中国减贫的下一战役，可能是农村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沉淀在农村的老龄人口比较多，其创收能力低，加上农村社会保障程度低，养老设施严重不足，农村老龄人口贫困问题将会凸显出来。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这些新挑战，我们提出了哪些解决方案？

叶兴庆：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中央在精准扶贫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

中央提出，要做到“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和“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要把低保对象和扶贫对象统一起来，做到“应扶尽扶”和“应保尽保”。要做到精准识别农村贫困人口，将符合条件的农村低保对象全部纳入建档立卡范围，给予政策扶持，帮助其脱贫增收。

同时，健全农村低保制度，完善农村低保对象认定办法，加强农村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保障其基本生活。

还有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措施。比如，东西扶贫协作，今年是全国东西扶贫协作工作开展20周年；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帮助发展地方经济，落实农村低保制度和用好扶贫开发政策。

中国经济时报：每年的10月17日是世界消除贫困日，中国已是世界减贫事业的中坚力量，未来中国在全球减贫事业中的角色将有哪些变化？

叶兴庆：中国的扶贫成就已得到国际公认，中国率先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同时，中国的减贫经验起到了示范效应，中国扶贫的做法在一些地方得到了推广。中国通过多个平台传播减贫的故事和经验，比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每年都有减贫会议。多次请发展中国家官员参观减贫成果，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也举办多次减贫培训班。

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中国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而未来推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消除绝对贫困和改善底层40％人口的收入状况，都需要继续加大政府主导的扶贫力度。

作为领跑者，中国对发展战略做出新的调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就是要缩小东西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要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解决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问题，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应对农村老龄化问题等。

需加大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

中国经济时报：你曾说过扶贫的主要力量靠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未来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吗？

叶兴庆：随着经济发展对减贫的边际效应下降，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等带来的包容性增长也难以覆盖所有贫困地区，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大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力度。

不管是中国近30年的扶贫，还是目前的精准脱贫，以及未来要展开的扶贫工作，都有政府主导这一中国特色。这是因为，中国农民集体解决贫困，基本是靠市场化改革。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等方式让中国大部分农民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摆脱了贫困。

但是总有一部分乡村和农户，涓滴效应难以惠及，包容性增长难以覆盖，这部分人摆脱贫困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那么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不了，就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在中国就是靠政府主导的力量。1980年代中期到现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扶贫项目以及专项扶贫规划，比如，《国家八七脱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现在正在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此外，政府主导的同时也动员社会力量的进入，很多慈善组织、NGO组织到西部地区做特色产业和教育医疗领域的创新，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中心扶贫办负责人，请你简要介绍一下大名县扶贫工作主要成效？

叶兴庆：2012年底，国家将大名县确定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定点扶贫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非常重视此事，动员全中心力量，充分发挥智力扶贫的优势，派了挂职副县长和驻村第一书记，帮助大名县理清发展思路，用好扶贫资金。

近一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副主任张军扩和隆国强及中心多个研究部所、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调研组，赴大名县进行扶贫调研。中心各单位特别是国研科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机关工会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捐赠图书和电脑、主办公益性政策讲座、提供项目咨询等方式促进大名县扶贫工作。

中心援建的村小学电脑室、图书室已经建立起来了，国研科技帮助贫困村建立的蔬菜合作社获得了丰收。下一步主要是帮助大名县更好地落实国家扶贫政策。(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黄俊溢)

转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