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胡适没有研究，我见过胡适，崇拜过胡适，学习过胡适，思考过胡适，今天凑个热闹，谈谈我的回忆。
胡适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他去了美国。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他由美国回台湾讲学，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回台北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六二年二月去世。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他在台湾六个年头，这六年间他对台湾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台湾报纸对他的一言一动都当作重要新闻，台湾读者闭上眼睛，都随时可以看见他的一张笑脸。
作家开会谈「胡适在台湾」，好像应该从文学的角度谈他。胡适在台湾最重要的影响不在文学，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时间几乎都拿来宣扬民主自由，这一部分说来话长，还是先谈文学。
今天回想起来，胡先生对台湾文艺的发展好像不大关心。他是反共的，一九五○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他没说话。他是主张创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现代文学已经初展，争议已经出现，他也没甚麼表示。他开创中国的白话新诗，他在台湾也不谈诗，诗人也不找他请教。
回想起来，胡先生鼓吹言论自由，不遗馀力，文艺表现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可是他从未这样说过，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总觉得他越来越跟文学不相干。
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
一九五二年，胡先生第一次回到台湾，这是大新闻，很多人自动到飞机场欢迎他。我当时在广播公司工作，也跟著采访记者赶到松山机场，还参加了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时都说他回来担任政府的职务，也有人说他要组织政党，新闻界对这两件事兴趣很大，他用太极拳应付过去。
终於有人问他对文艺运动的看法，他很认真的说，「文艺运动要由大作家领导」。这是他第一次谈到文艺，只有三言两语，那时我是个文艺青年，心里很纳闷，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艺，大作家正是被领导的对象，我不懂他是甚麼意思。终於有一天我明白了，他的看法是文学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领风骚五百年。」从他的角度看，五十年代的反共文艺运动是个政治运动。
一九五八年，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开大会，邀请胡适演讲，胡先生讲〈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演讲有现场录音，事後又记录成文字，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
政府对文艺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我们的文艺作家应该完全感觉到海阔天空，完全自由，我们的体裁，我们的作风，我们用的材料，种种都是自由的，我们只有完全自由这一个方向。
人的文学、不是非人的文学，要有人气，要有点儿人味，因为人是个人。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前，他在文协有一次演讲，提到中共改造作家，他引用外国通讯社的报导，女作家丁玲「跪」在文协的地板上擦地板。「跪」字吐音很重，声音也拉长，同时两只手做出擦地板的姿势，表情很悲怆。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听过他很多演讲，只有这一次看见他这样「柔情」。
在〈人的文学〉演讲之後，台北文化界纪念五四运动，请胡先生演讲。他说起当年他提倡文学改良，陈独秀把「改良」换成「革命」。他提到文学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学。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胡先生不管说多少遍，大家还是爱听，这是他的魅力，我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那次演讲，他特别提到他们对新文学创作「提倡有心、实行无力」，他提出鲁迅和周作人，称赞了两句。那时台湾无人敢公开说出鲁迅的名字，而且鲁迅当年骂人也没饶了他，他「外举不避仇」，我感受到他的风范。
《红楼梦》没有艺术价值？
一九五九年，中国广播公司播出《红楼梦》，我跟胡先生有近距离的接触。播送《红楼梦》是曾虚白的构想，他作过中国广播公司代总经理，他在任的时候，中国广播公司条件不足，「拿不动」这个节目。一九五九年，时机成熟，节目部主任邱楠著手实行，曾虚白虽然离开了中广，但答应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全力支持。曾虚白的老太爷就是曾朴，《孽海花》的作者。曾先生和胡适熟识，他打电话给胡先生，请他担任这个节目的顾问，然後节目部主任邱楠带著我拜访胡适，那时中广还没推行「制作人制度」，开办新节目先由编审组作业，再送到导播组，我是承办编审。
胡适答应担任顾问，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顾问名单：曾虚白，李辰冬（文学教授），李宗侗（清史专家），他提议增聘史学教授吴相湘。中广在胡先生的主持下开了三次顾问会议，「胡适气氛」名不虚传，满室如沐春风。胡先生很热心，他在台湾很少实际参加文艺活动，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
第一次会议首先谈到《红楼梦》的版本，胡先生决定选用「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程伟元刻印、高鹗修改过的本子，台北世界书局买得到，它的好处是语言比较浅显通俗，用听觉接受，困难比较少。然後讨论应该原本照播还是加以删节？胡院长显示了他的科学训练、理性主义，他认为警顽仙子、太虚幻境可删，女娲补天、顽石转世必删，宝玉失玉和尚送玉也没有播出的必要，倒是色情「诲淫」的部分，他轻轻放过了。我在旁担任纪录，暗中非常惊讶，他甚至说，《红楼梦》有很多琐碎冗长的记述都可以删掉，只选有情节的章节播出。
会後立即到世界书局买书，我和导播崔小萍女士都得埋头苦读。然後我向邱主任请示，我问，是否可以把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删掉？那时「性」是广播中的大忌，唯恐教坏了年轻人，他说可以。我问，是否把大观园对对联、行酒令、作五言排律删掉？那时文言也是广播中的一忌，因为听不明白，他说可以。至於胡先生指出的「迷信」呢，邱主任说不能删。如果不删，我担心胡先生不高兴，他再说一遍「不能删」。
第二次顾问会议，我提出作业报告，胡听了一时没有反应，我心中很有歉意。邱问大家：有没有不该删、删错了的地方？大家默然，胡先生看了我一眼，很客气的说：「删掉的都是该删的！删掉的都是该删的！」言外之意，还有没删掉的也该删。一阵温暖涌上我的心头，他明白作业程序，我是个箭靶子，他不为难我。邱主任有准备，他说节目部按照胡先生的指示，选取《红楼梦》的精采情节，另编二十个广播剧，总算把场面应付过去。会後消息公布，我接到高阳的电话，他那时正在热中跟《红楼梦》有关的事，很想分担「二十个广播剧」的编剧。其实邱主任只是虚晃一枪，并未打算实行。
即使如此，朋友们对我胆敢到《红楼梦》头上动土还是一再讽刺，他们指著我说：「你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编辑。」
编审组还有一个计画，请各位顾问对听众发表广播演说，各人以不同的角度谈谈这部小说，其中有一个题目是「红楼梦的艺术价值」，预定由李辰冬教授担任。胡院长看到这个题目忽然提高了嗓门儿，他说《红楼梦》哪有艺术价值！他的理由是《红楼梦》没有plot，他说他住院检查身体健康的时候，朋友送他一本《基督山恩仇记》，这本小说有plot，好看，那才有艺术价值。据说这是胡博士一贯的见解，可是我不知道，那天听见了，更是惊诧莫名。
《红楼梦》没有艺术价值？没有plot？字典上说plot是「情节」，红楼梦没有「情节」？我再查别的字典，终於在梁实秋编的字典中查到，plot既是情节，又是结构，还是「阴谋」。我後来知道plot是西洋传来的东西，中国没有plot，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国的结构，《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都没有plot，但是都有结构，两者「不同」，但是不等於好坏。唉，这好像要批判胡适了，罪过！罪过！
然後《红楼梦》由办公室进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导播总揽一切了。
事情一沾上胡适，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
胡适毕竟是胡适，他对台湾的文学还是发生了影响，例如他到台湾以後，大家用白话写应用文也彷佛成了风气，他在这方面没有言教，只有身教。他一九五二年回台湾的时候，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排队迎接，扯起巨幅布条，上面写的是「适之先生，我们热烈的欢迎您！」那时候，事情一沾上胡适，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
胡适提倡白话绝不放弃任何机会，例如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站出来「大义灭亲」，外国通讯社发出电报，说胡思杜「没有缄默的自由」。在那种情况下，胡博士还有心情告诉中国记者，应该翻译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有一年胡适生日，文化界许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为他祝寿，他亲笔写了一封道谢的信，影印了，寄给每一个来宾。这封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昨天小生日，惊动各位老朋友。」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儿读师范，毕业了，希望能在台北近郊找个小学教书，就近照顾家庭，这件事很难办到，除非有大力人士介绍。这位工友写签呈要求院长帮忙，胡博士并不认识任何小学的校长，姑且照那工友的意思写了介绍信，也是毛笔、亲笔、大白话，那校长把信装在镜框里，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用白话写应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响应实行，我想他是让内忧外患交迫中的胡适开心片刻。风气所被，那些年报上常有「我俩情投意合」一类的结婚启事，「我们的父亲某某先生」一类的讣闻。我认为寿序、祭文、奖状、贺词、褒扬令等等「仪式语言」才是文言最後的阵地。
胡适到各地演讲，美国之音驻台北的单位都派人录音，早期的丁秉燧常在现场拉线安置麦克风。大部分录音都交给中广节目部一份，节目部交给我听一遍，我的任务是斟酌是否适合播出，或者摘出一部分播出。我在工作中深受胡适语言风格的薰陶，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畅而有回味。我只能跟他学叙事说理，学不到抒情写景，他毕竟只是广义的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