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郑愁予的名句：“出门一步，便是江湖。”离家五百里算是很远了吧，哪想到后来更远，更远……
我一生漂泊无定。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半流亡”，离开家，没离开乡。十七岁正式流亡，离开乡，没离开国。后来“国”也离开了。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说不完。
现代中国，有个名词叫流亡学生，它前后有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青年入关。第二梯次，“七七”抗战开始，沿海各省青年内迁。第三梯次，内战期间，各地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那时流亡是一种潮流，流亡的青年千万百万，流亡很苦，很孤独，有时也壮烈，危险。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离开家乡，前往安徽阜阳。一九四二，那是个什么样的年头？
那年是民国三十一年，我十七岁。
那是中国对日抗战第六个年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依照欧美人的说法）第三个年头。那年中日两军在浙赣路会战，在太行山会战，在湖北宜昌会战，在湖南长沙第三次会战。这年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军作战，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与苏联苦战。
那时，山东省铁路公路沿线的据点，腹地重要的城镇，都驻扎日军，我们称为沦陷区。但日军以线制面的构想完全失败，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由两种武力分治，那就是：国民政府派出的正规军，老百姓称为中央军，加上亲国民政府的游击队，他们的地盘称为游击区；还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老百姓通称之为八路军，开辟了解放区。今日话当年事，这些名称先要交代一番。
那时，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国变成日本的属国，先用暴力侵略，后用怀柔安抚。但是，民族主义是无法融化的冰。中国人对暴力造成的伤害不忘记，对怀柔施与的恩惠不感激，想加减换算，没那么便宜，大家指天为誓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年轻人，愤懑之情溢于言表，骂“日本鬼子”，唱《中国的青年遍地怒号》。
中国人管日本人叫“鬼子”，一直叫到抗战胜利，叫到对日和约签订，叫到一九七几年，我在台北进电视公司当编审组长，政府官员以电话指示，电视剧对白的“日本鬼子”一律换成“日军”或“日本军阀”，大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改了口。
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在台北设立大使馆，抗战时期的愤怒青年虽然渐渐老大，胸中怒气未消，每逢行经馆外，总要对着太阳旗骂句脏话。日本在台北举办第一次商展，开幕之日，群众一拥齐上，把日本馆的太阳旗扯下来。
且说华北的“沦陷区”里，日本控制学校，修改文史课程，培养以日本为宗主的思想，办理各种亲日的活动。青年人和他们的家长拒绝这样的教育，大批失学的青年另寻出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战时学校，收容他们。在日本的高压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轻人血气方刚，看鬼子不顺眼，心里窝一把火，留在家里很危险。“出门一时难”，但是在家已非千日好，家长们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出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名字，成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都说那个时代是洪炉，说这话的人自命是铁匠，他要把人百炼成钢。现成的燃料，那就是每人胸中的怒火。半个中国给日本占了，国仇家恨。铁匠以高明的技术使我们自我熔化，再乒乒乓乓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