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心底再一次抽紧，平时总在憋忍着的眼泪，禁不住一下子涌了上来。
这半年来，我一直不敢想，一直不敢信，父亲真的远离我们而去了。家中他的书房、他的卧室，还是他熟悉的那些陈设；厚重的书柜中、宽大的书桌上，他常翻的书、常用的笔，也都一一照原样摆放，生怕他会临时因为找不到什么而着急。
寒冷而漫长的严冬早已过去，睡梦中，我却还是时时惊醒，问自己今天怎么还没到医院去看望病中的父亲。学校里有的老先生因病住进了友谊医院，师友们前往探望，我却不敢去，不敢踏入那以往曾经带着既焦虑又期盼的心情迈入的电梯，不敢经过那曾经如此熟悉的八区十号病房。
我也曾问自己对于这种情感是否不应放任，师长亲友也时常劝我说父亲走得尊严而又安详。可我知道，大家曾经有多少话想向他说而终于不敢；我更知道，他离开他作了一辈子的学问撒手而去是多么不甘心。
长期以来，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对于他执著于学术的顽强精神、他特立独行的处事原则，应该说体悟较深；但真正加深对于他的理解，还是在他患病住院的这半年中。
父亲住进医院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家人、师友怕我着急，起初曾把消息瞒了下来。我得知音讯匆匆归国时，父亲已经动过了手术。那个又湿又闷的晚上，我带着女儿从机场赶到医院，在姐夫的陪伴下直奔病房。父亲看到我们，高兴之余似乎有点意外，第一句话是：“呦，回来啦！”随即又略带嗔怪地说：“本来没什么大毛病，你用不着提前回来。”看着父亲显得清癯的面孔，面对他一如往日平静自若的神情，我提醒自己应该放松，安慰自己也许情形不像估计的那么严重；可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自己沿着喉咙吞咽下去的泪水，感觉到胸中搅动灼痛的强烈不安。
8月中，父亲短暂出院之后，又因为发烧再度入院。在家的那几天里，他曾经迫不及待地为自己制定了恢复工作的时间表：从阅读报刊开始，逐步半日工作，争取两周后步行锻炼；他急切地叮嘱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同志准备协助他修改《岳飞传》……以他的九十高龄，有如此众多的事情亟需着手，他在医院中格外焦躁，向主管医生、向校系领导、也向我们一次次提出出院的要求。
9月6日，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采取了紧急措置，一方面供氧、输液，一方面引流，右膊和鼻腔都插上了塑胶管子。即便如此，父亲的精神也没有垮。次日，他的老友、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先生及夫人来医院探望，起卧已经相当不便的父亲，以颤抖不已的手紧紧地握住笔，挣扎着在《邓广铭治史丛稿》的扉页签上名字，赠给德毅先生留作纪念。在其后的日子里，还有几次，父亲也是不顾我们的劝阻，为赠给其他几位先生的著作亲笔签了名。有时，为了字能成形，他让我捏着他的手写。我感觉到他的手抖动得多么厉害。每次签名之后，他总是怀有歉意地说：“手抖，写得不好。”每逢此刻，我总要悄悄地背过身去，怕父亲看到我忍不住溢出的泪。
9月13日那天，父亲的病势稍趋缓和，听到前来看望的阎步克教授称赞他“精神挺好”，他回答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精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了。”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他不曾有一刻停止对于学术事业的追求。在他病情危重的时候，医生曾经既钦敬又心痛地抱怨说：“他插着管子还看书！来了人，还跟人谈学问！”在病床上，父亲为修改讨论《辨奸论》真伪问题的文章，数次托人从医院中带出字条，条上的字迹扭曲叠压，令人读之心酸；他准备再度考辨陈亮文集的版本源流问题，反复思索着剖析问题的路径，打算与沈乃文君合写一篇寻踪溯源的文章；他考虑重写宋代几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斟酌着章节次第，甚至逐一排出了工作日程……
父亲人被“困”在医院，魂牵梦系的却是他在家中的书房。他告诉我，在他似睡非睡、神情恍惚之际，曾看见他那堆积盈室、无处不在的书。有次见他精神还好，又急于工作，我提出找一台便携式电脑，在病房中帮他写些小文章。父亲却露出不快的神色，责备我说：“你想到哪儿去了！离开我的书房，离开我的书，怎么能工作呢！”面对一心想着回到书房中去工作的父亲，我一时语塞。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校样，父亲坚持要看。起初他情况还好，《序言》部分，我先读一遍，他再读一遍。后来，他面部插了氧气管、引流管，手臂上在输液，仍然不听劝告，执意要我给他戴上花镜、拿着放大镜，把校样举到他的面前。此时此刻，我深深地体悟到支撑着父亲的那股精神力量，更加理解了父亲对于大事、小事那种近乎执拗的认真。
对于身后之事，父亲几乎没有提及。但在他很少能再工作的最后时光中，他认真地回顾过自己的一生。9月25日那天，静静的病房中只有我和父亲两人。他对我讲了长长的一段话，沉缓的语调中，流露出他的思考、他的信念。那神情、那话语，令人刻骨铭心。
父亲说：“我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不愿意留下什么遗憾——自己的遗憾、对别人的遗憾和留给社会上的遗憾。”
他说：“我这些年做的事情就是要端正学风。学术都是不断发展的，我的认识也在进步。……我这个人，既非才子也非庸人，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人。我的‘三十功名’是从‘尘与土’中爬出来的。这几十年来，我在学术上没有停顿，一是因为有大师指导；二是因为一直处在学术中心；三是因为我所交往、包括‘交战’的，都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的进步。我九十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我都是扎扎实实去做，也许有错误，自己也认错。”
谈到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将他的全部著述结集出版的计划，父亲肯定地说：“几本人物传记都要改：《岳飞传》前一部分整个重写，后面有些部分可以从书中撤出来，单独成文；《陈亮传》也不难写，有个得力的助手，半年时间可以搞出来；《辛弃疾传》基础太差，还要多做一些准备。这些旧的书不能再印了，错误太多，留给后人可怎么得了！”
父亲的一生，应该说，有声有色，有棱有角。这一特性，一直坚持到他生命中的最后时日。10月1日上午，他对我说：“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我知道，他一向反对四平八稳，反对人云亦云；他所追求的，是特立卓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精神境界。
对于自己的业绩与影响，父亲有着客观的估计。有一次，我与他谈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Tillman）教授《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一书中译本的序言，其中引述了父亲对于陈亮事迹及陈亮文集的考证意见，并且说“邓广铭教授是我的一位老师和朋友”，父亲感到十分高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詹纳尔（W. Jenner）教授请我转告父亲“我们海外汉学家都读他的著作”，父亲却笑着摇摇头，说“这怕是言过其实了”。数日后，詹纳尔教授又转达了杨宪益先生的话，称我父亲为“当今真正的历史学家”，父亲听后严肃地说，这正是他的目标。
在那段日子里，父亲数次与我姐姐提及辛弃疾祭奠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在他写于二十九岁的成名作“《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中，曾经说道：“这是宋宁宗庆元六年稼轩所作祭朱晦庵文中的几句，然而这几句竟成了任公先生的绝笔，事实上也就等于任公先生自己写就了挽词。”六十余年之后，这段沉郁而又慷慨的话语再度浮现于他的脑际。父亲的所思所想，使我们感受到他回首学术生涯、直面未知处境时的复杂心情，也感受到他在濒危之际依然坚毅刚强的意志。
10月中旬以后，父亲的病情始终在反反复复，他的心情也愈益焦虑。尽管每次与人谈话之后他总感到头痛恶心，他还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讨论学术问题、交代学术工作的机会。除我们姐妹为他代笔写信之外，他还字字口授，由曾经协助他工作的张希清、沈乃文执笔书写了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函件，安排了《宋朝诸臣奏议》的出版事宜及他本人文集的编辑工作。14日，他与刘浦江谈到新近出版的《辛弃疾诗文笺注》还要修改；26日，28日，提起《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书，他说有不少注释需要修订，并且几次说：“我现在还不能撒手人间，有这么多问题还都得改，现在呜呼哀哉可怎么行！”
以父亲的倔强秉性，他不愿意多想自己的病情，他只是一意前行，只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他曾经多次指着静脉输液的仪器，对前来探望的校系领导和朋友们说：“什么事情都不做，成天看着这个，一滴、一滴，我真不甘心！”为了争取早日出院，从来不肯服汤药的父亲，咽下了一剂剂汤药；他强忍反复的呕吐，执意自己吃饭而不全靠点滴；只要能站起来，他就坚持在楼道中散步。住在隔壁房间的一位“老延安”，翘起拇指对我们说：“这老汉（指我父亲），真行！”
父亲长期不能出院，如何宽慰老人，成了医生与我们共同面临的难题。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依偎在他的床头，抚着他日渐嶙峋的手，劝他“既来之，则安之”，和他讲“欲速则不达”；一边在说，一边内心恼恨这般絮语的空泛无力。父亲焦虑而又无奈地点着头，与其说得到了启发，不如说这正是他每日里竭力说服自己的话。
面对闻讯而来探望的校系领导、朋友、学生，父亲只要稍有精神，总是谈笑风生。他憋不住满心的话，却又担心会耽误了人家的“正事”。因此，他总是嘱咐我们不要让大家来医院看他，他总是说：“我一个人不能做事已经不好，干嘛还要牵累那么多人！”听说季羡林先生要来看他，他说：“千万别让他到医院来，告诉他，我们还是在朗润园见面。”臧伯母郑曼来看他，他“埋怨”说：“克家是个病人，离不开人照顾，你不该来！”漆侠先生来看他，他“责备”道：“你的病刚好，还跑这么远来看我！”田余庆先生来看他，他说：“我这是小毛病，你的身体才该注意！”周一良先生手术后准备出院，一向不愿在医院中拍照的父亲，与周先生和正来探望的王曾瑜先生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张合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黄宽重先生前来探望，我们不敢告诉父亲他是自海峡彼岸专程赶来。他坐在父亲床畔，父亲紧紧握着他的手。想到两岸宋史学者自84年在香港首次会面后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想到这将是永远的诀别，在场的人心中都很沉重。
12月中下旬，父亲有时已经神智恍惚，但凡他清醒之时，他仍然一如往日，敏锐地关注着学术界的研究讨论。20日，我为父亲带去了上海华东师大刘永翔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谈到了有关《辨奸论》真伪讨论的问题。我为父亲读信，他频频点头，不时让我重读未能听清的字句。片刻之后，他又说：“看看那封信……戴上大镜子（指放大镜）、小镜子（指眼镜）……”此时，父亲的视力已经相当差，他吃力地指着信上的一行行字迹，却终于难以辨识清楚。我不忍看他如此，便一字字指着，凑近耳畔，为他读了再读。读着读着，眼前的字迹愈益漫漶模糊了。
12月底，父亲说话已经困难，却仍然惦念着外面的一切。一天，我刚进屋，他便扭过头来询问什么，我一时没有听清，他便变得愈发急切，说了几次，我才明白，他是在问：“最近报上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过去，他常对人说，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确，各类电视节目，他只看新闻联播；家中订阅的多份报纸，他常要从头条读到末版。以往我们曾经为此与他开玩笑；而在此时，我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父亲在濒于弥留之际，心中似乎还惦念着许多事、许多人。偶尔开口，他曾问起系里青年教师欧阳哲生的职称问题，他曾问起研究中心“臧健、小滕的女儿怎么样了？”他曾提起“中心要开一个会”；他曾拒绝接受输血，并且说“再这样（在医院中）住下去，历史系要‘破产’了”；他嘱咐待新版《王安石》正式出书，要请诸位先生“于便中审正”……元旦过后的1月3日下午，夏自强、郑必俊先生来医院探望，称赞新近面世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父亲听明白了，指着书对郑老师说：“送你一本！”这短短数字，是父亲表述清楚的最后一句话。
1998年1月10日，张北强烈地震的那一天，父亲默默地走了。带着他毕生的成就，带着他难以释怀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他生活了九十一年的这个世界。
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父亲在晚年是否曾感到精神深处的孤寂。作为女儿，我从学业到处事，都不曾使他满意。这种愧疚，直到今日仍在啮蚀着我的心。我曾经顾虑，父亲那渴求思想交流甚至交锋、耿介执拗而不肯随和的性格，他那从不左瞻右顾而径行直前的处世方式，是否能够得到一向感情深挚的朋友们的理解。
父亲辞世后，来自海内外各地雪片般的唁电、传真、信函，唁文中哀痛诚切的悼念，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
安卧在苍松翠柏、鲜花丛中的父亲，您可曾想到来自八方“高山仰止”、“国失导师”的悼文？您可曾注意到挽联上那“直道挺儒林，矫俗唯凭孤剑勇”的字句？您可曾听到您的几代学生在遗像前痛哭失声？您可曾读到几个月来您的老友和学生在报刊上追念您的文章？您可相信，您所追求的信念、您所希望执持的原则，会在后辈青年中舒展高扬？
亲爱的爸爸，安息吧！
（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