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诗十九首讲录

第一节  概  论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在中国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平淡。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字就是诗眼。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近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呜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近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以为，“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开始。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

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因此，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

“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 “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玉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杓”字读作biao(平)，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 “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所谓“建”，就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孟秋之月，招摇指申”。但倘若你在夜半观测呢？那时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摇，而是玉衡了。如果你在平明观测，则指在申位的又不是玉衡，而变成了天枢。北斗七星是在转的，玉衡在半夜时指着申的方位，而在后半夜到黎明这一段时间，它就逐渐转向亥的方位，也就是孟冬的方位。在这同一时间里，天枢就逐渐转向申的方位，即孟秋的方位。所以如果你在凌晨时观测，就不能再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标准，而要以天枢所指的方位为标准了。这件事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在秋天的夜空，这景象是历历可见的。

既然如此，“玉衡指孟冬”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它指的是时间而不是季节，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这时候玉衡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孟秋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方位。夜深入静，星月皎洁，再加上“促织”、“白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烘托出一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来。所以我以为，李善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时间观测应该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又把指方位的“孟冬”解释为真的孟冬季节，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矛盾。而为了解释这个矛盾，他又搬来了“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所谓“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只是把十月当成一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十月为开始，虽然是一年的开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十月”。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汉高祖元年叙事到“春正月”的时候，曾加以注解说：“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谓建寅之月为正月也，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岁首虽异，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相同，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首，未尝改月号也。”这些话足以为证，因此，李善所谓“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既然主张《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之作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我以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处”。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刚才举过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字，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面前。韩愈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终于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这种战前常见的平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

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近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感动。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近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

除了浑成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联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感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直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它果然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联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生平来做印证，多半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感觉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中国古人批评诗的时候有个习惯，总是要想方设法确定诗的作者和诗的本意。对有些诗来说这种办法是必要的，如杜甫诗就是如此，他有不少诗反映了唐代某些历史事件，写诗的时候确有所指。对这一类诗当然应该尽可能确定作者的原意。但十九首之所以妙就妙在不知作者——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你怎样去确定作者的原意？因此，对这十九首诗，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联想。正由于《古诗十九首》有这样的特色，所以它特别适合于现代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西方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曾流行一种叫作“新批评”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文学批评应该以作品为主。他们认为，作品里的形象、声音、韵律，都关系到作品的好坏，惟独作者却是不重要的。而后来流行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则是一种更新的文

学理论，它进一步把重点转移到读者身上来了。接受美学认为，一篇作品是不能够由作者单独完成的，在读者读到它之前，它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没有生命，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只有读者才能使它得到完成，只有读者通过阅读给它注入生命的力量，它才成为一个美学欣赏的对象，才有了意义和价值。然而，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经历和阅读背景，因此对同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古诗十九首》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能够使千百年来各种不同的读者读过之后都有所感动，有所发现，有所共鸣。

但《古诗十九首》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涉及它所写感情的主题了。《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的感情、失意的感情、忧虑人生无常的感情。我以为，这三类感情都是人生最基本的感情，或者也可以叫作人类感情的“基型”或“共相”。因为，古往今来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生离或死别的经历；每一个人都会因物质或精神上的不满足而感到失意；每一个人都对人生的无常怀有恐惧和忧虑之心。而《古诗十九首》就正是围绕着这三种基本的感情转圈子，有的时候单写一种，有的时候把两种结合起来写，而且它写这些感情都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含意幽微，委婉多姿。例如，我们下一次所要讲的《今日良宴会》里有这样两句：“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你为什么不鞭策你的快马，抢先去占领那个重要的路口？其实，所谓“要路津”，所代表的乃是一个重要的官职，说得通俗些，这是对争名夺利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还有一首《青青河畔草》也是我们所要讲的，它写了一个孤独而又不甘寂寞的女子，最末两句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说这几句“可谓淫鄙之尤”，然而它们之所以不被人们视为“淫词”或“鄙词”，那就是由于其感情的真挚了。其实，我说这两首诗真正的好处不仅仅在于感情的真挚，它们真正的好处在于提出了人生中一个严肃的问题：当你处于某种人生的困惑中时，你该怎么办？每个人都难免会有软弱的时候或绝望的时候，每个人在这种时候内心都会产生很多困惑和挣扎。而《古诗十九首》就提出来很多这样的问题，这是它很了不起的地方。而且，这些问题都不是直接写出来的，而是用很委婉的姿态、很幽微的笔法来引起你的感动和联想。晚清有一位诗学批评家叫陈祚明，在他的《采菽堂古诗选》里有一段话对《古诗十九首》评论得非常好。现在我把这段话抄下来：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故反言之，乃足使人思。盖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己之处，徘徊度量，常作万万不然之想。今若决绝，一言则已矣，不必再思矣。故彼弃之矣，必曰亮不弃也；见无期矣，必曰终相见也。有此不自决绝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后人不知，但谓“十九首”以自然为贵，乃其经营惨淡，则莫能寻之矣。

《古诗十九首》说出了我们人类感情的一些“基型”和“共相”。比如，每个人都希望满足自己的一切理想和愿望，但真正能够满足的又有几个人？就算他在物质生活上满足了，在精神生活上也都能满足吗？有的人已经得到高官厚禄，但仍然有不满足的地方，何况那些贫贱之人呢？如果你拥有充足的时间去追求，也许最终会有满足的那一天，然而人的生命又有多么短暂，时间并不等待任何人，你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又比如，谁不愿意和自己所爱的人永远相守在一起？但天下又有谁没经历过生离或死别？当你们相聚的时候，并不能体会到离别的悲哀，因而也就不懂得这聚会的难得和可贵；可是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懂得了它的珍贵，却又不得不承受失去它的悲哀！

人都是有感情的。所以自然界的四时变化、人世间的生死离别，所有这些物象和事象就会摇荡人的心灵和性情，从而产生诗的感发。可是，既然每个人都能产生诗的感发，为什么还有诗人和一般人的区别呢？那是因为，一般人只是“能感之”，只有诗人不但“能感之”而且“能写之”。也就是说，写诗不仅需要有感受的能力，还需要有表达的能力。讲到这里我想插上一句，我在UBC教书已经快二十年了，我常常为我的一些学生而感慨：他们有很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很深厚的感情，但却因写作的能力差而不能够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特别是我们中国血统的同学，他们在台湾或香港念了小学，中文的基础还没有打好就来到了加拿大，但他们英文的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好，因为他们毕竟是从小念的中文。我以前教过一个学生，在美学和文学上都有很高的天分。他告诉我，他有许多很好的想法。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们写出来呢？他说：“老师，我写不出来。我的中文不成，英文也不成！”这真是人生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有表达自己的能力，可是有的人却把它失落了！陆机在《文赋》的序里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所谓“意不称物”就是说，你内心的感情与要写的对象并不相合。比如我现在给你们出一个诗题《温哥华秋日感怀》，你有很好的立意和很丰富的感情写出这首诗来吗？即使你有了很好的意思和感情，也不一定就能写好这首诗。因为还有一个可忧虑的问题是“文不逮意”——你用来表达的言辞赶不上你的意思和感情，你无法把你内心产生的那种美好的情意完全表达出来。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但什么是“完全表达出来”？你说你现在内心之中有十二万分的悲哀或一百二十万分的悲哀，这就叫完全表达出来了吗？不行。因为你虽然把话说到极点，可是人家看了并不感动。就以爱情而言吧，每一个人爱情的品质和用情的态度都是不同的。最近我看到报纸上说，有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女子，后来那女子不跟他好了，他一怒之下杀了这个女子和她的全家。这或许就是现代人的感情。而中国古人用情的态度是不同的，古人所追求的标准乃是“温柔敦厚”。《古诗十九首》的感情就是如此，它是温厚缠绵而且含蓄不尽的。我们常说，某人的感情是“百转柔肠”，这种人他不能够把感情一下子切断。因为有的时候，他的理性明明知道这件事不会成功，应该放弃了，他的感情却没有办法放弃。一个人被他所爱的人抛弃了，如果干脆从此断绝关系，那么就不会再有相思怀念了，但他偏偏不肯，心里总是在猜想：对方一定不会如此绝情吧？我们最终还是要相见的吧？因此才会产生相思怀念，才不由自主地要用诗歌把这些感情表现出来。《古诗十九首》用情的态度是如此温厚缠绵，所以它表现的姿态也十分委婉曲折。它的语言表面上含蓄不尽，实际上却把人的内心之中这些复杂的感情全都表达出来了。

刚才我引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段，其实那一段接下来还有几句：“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我不久前曾在美国西部转印的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把刘勰这句话中“结体散文”的“散文”两个字解释为文学体裁中的“散文”。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古人没有这种用法。事实上，“结体”和“散文”是两个对称的动宾结构。“结体”，是说它构成的体式；“散文”是说它分布的文辞。刘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古诗十九首》体裁的结构和对文辞的使用，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特色是“直而不野”。也就是说，它写得很朴实，但不浅薄。我们大家都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在读过李杜的诗之后再返回来看《古诗十九首》，你就会发现：当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古诗十九首》并不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和感动；也不像杜甫的诗那样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你会觉得，《古诗十九首》所说的都是极为普通、寻常的话，可是如果反复吟诵，就越来越觉得它有深厚的味道。而且，你年轻时读它们有一种感受；等你年岁大了再读它们，又会有不同的感受。所谓“婉转附物”的“物”，指的是物象。作者把他内心那些千回百转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达出来，就是婉转附物。在我们中国诗歌的传统里，这属于“比”和“兴”的方法。《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个特点等下一次我们看具体作品时将作更详细的介绍。什么叫“怊怅切情”呢？“怊怅”与我们现在所说“惆怅”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情，也是诗人们常常具有的一种感情。因为，凡是真正的诗人都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常常有一种对于高远和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后天学习所得，而是他天生下来就有的。一首好诗，往往能很好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感情。“切”是切合，就是说能够表现得深刻而真切。我们都说杜甫的诗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假如你把你内心的感情表达得不够，那当然是失败的，可是你把你的感情夸大了，超出了实际情况，那也不是好诗。现在我们就要注意，把你内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达出来，这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属于什么方法？我以前讲过，是“赋”的方法。所以你们看，《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很成功地结合了中国最传统的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因而形成了我国早期五言诗最好的代表作。

与此看法类似的还有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诗薮》中曾评论这些诗，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兴象”两个字很简单，但却代表了心与物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既包括由心及物的“比”，也包括由物及心的“兴”。“玲珑”在这里有贯通、穿透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感发与它的意象之间都是能够贯穿、可以打通的。“意致深婉”的意思是说，那种感情的姿态，在诗中表现得不但很深厚，而且很婉转。因此胡应麟说，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不但人会被它感动，连天地和鬼神也会被它所感动。另外，刚才我还引过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其中也给了这些诗很高的评价，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温”，就是我在前边说过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感情；“丽”，是说它们写得也很美；“悲”，是指诗中所写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远”，是说它给读者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每个人看了这些诗内心都会发生震动，认为它们真是“一字千金”的好诗。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般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往往只选其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受，只读几首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因为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一致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中国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联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就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整个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对古诗十九首整体的介绍就到此为止，下一次我们将选一些篇章作具体的赏析。

第二节 《行行重行行》

今天我们一起欣赏《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行行重行行》，我先把它读一遍：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首诗从开头到“越鸟巢南枝”的“枝”，押的是平声支韵，接下来从“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到结尾就换了仄声韵。其中“远、缓、反、晚”四个韵脚都是上声，而“饭”是去声。这是因为，古代没有上声和去声的区别，“饭”也可以读成fan。我曾说，《古诗十九首》所写的都是人类感情的“基型”和“共相”。所以你们看这里很妙：“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是一个男子的口吻还是一个女子的口吻？是一个行者的口吻还是一个留者的口吻？中国古代传统的习惯总是喜欢先把它确定下来，所以才有很多人总是想方设法给这十九首诗确定作者。上次我说过，有人认为其中的好几首都是枚乘写的。那么枚乘既然是个男子，就可以确定这几首诗都是有寓托的，都是表示某种国家、忠爱之类的意思。可是现在我们最好先把这些都放下，只看诗的本身，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由于我们不知道这首诗所写的是男子说的话还是女子说的话，是行者说的话还是留者说的话，结果反而给这首诗增加了许多的“潜能”。“潜能”是西方接受美学中的一个词语，意思是作品中有一种潜存的能力，或者说，它潜藏有很多使读者产生联想的可能性。

另外，从《行行重行行》我们还可以看到《古诗十九首》那种质朴的特色。它没有很多花样，走了就是走了，不管是送行者说的也好，还是远行者说的也好，总而言之是两个人分离了。“行行重行行”，行人走啊走啊，越走越远。我以前讲过，中国的旧诗有古体和近体之分。近体是从南北朝以后才逐渐形成的，规定有比较严格的格律，如“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等。因为中国文字是独体单音，读起来缺乏韵律，所以必须写成平仄间隔的形式，读起来才好听。不过，在古诗里没有这种法则。而且，如果你的内容果然很好，你的声音果然能配合你的感情，那么即使没有这些法则也一样能写出好诗。“行行重行行”，就完全不符合格律诗的法则。首先，这五个字里有四个字是重复的；其次，这五个字全是阳平声，一点儿也没有声音的起伏和间隔。然而我说，正是如此，这五个字读起来才形成一种往而不返的声音。——这话真是很难讲清楚。那远行的人往前走再往前走，前边的道路是无穷无尽的，而后边留下的那个人和他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这就是往而不返，从这里边就使你感受到一种把两个人越拉越远的力量。

如果说，“行行重行行”写出了两个人分离的一个基本的现象，那么“与君生别离”就是写由这种现象所产生的痛苦了。所谓“生别离”，可以有两种讲法，现在我们先说第一种。人世间的别离有生离也有死别，二者哪一个更令人悲哀呢？大家一定会说：当然是死别，因为生别还有希望再见，而死者是再也不能够复返了。但现在我要举《红楼梦》中的一个例子来做相反的证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死了，贾宝玉糊里糊涂地和薛宝钗结婚了，但他心里老想着黛玉，所以他的病总是不好，神智总是不清楚。于是有一天薛宝钗就痛痛快快地告诉宝玉说：“你不要再想你的林妹妹了，你的林妹妹早就死了！”宝玉当时就昏过去了。大家都责备宝钗不应该故意给宝玉这样大的打击，宝钗却说：“倘若总是不敢对他说明真相，那么他心里就永远不能安定，病也就永远不能好。今天我告诉了他，他虽然如此痛苦，可是从此以后他这种思念就断了，他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你看，宝钗这个人是很有办法也很有道理的。后来，宝玉的病果然就好了。所以，死别往往是一恸而绝，而生离则是在你的有生之年永远要悬念，要悲哀。哪一个更痛苦呢？

“生别离”的“生”还有另外的一种讲法，就是“硬生生”——硬生生地被分开了。现在我打开我手中的这本书，这不叫“硬生生”地分开，因为这两页本来就不是黏结在一起的，不用费力就把它们分开了。但我把这根粉笔掰开，这就叫“硬生生”地分开，因为它本来紧密地连接为一体，我是用力量硬把它分开的。这对于物体来说当然无所谓，但对于两个亲密无间的人来说，就是很大的痛苦了。那么“与君生别离”的这个“生别离”到底用哪一种讲法更好呢？我以为两种都可以。因为这首诗的特点就是在语言上给读者提供了多方面理解的可能性，你只须用你的直觉读下去就行了，也许这两种感受同时都存在。

接下来“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说的是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你看，这就是十九首之往复缠绵了，他在叙述了离别和离别的痛苦之后，又停下来进行一个反思。这个“涯”字读yí在这里是押的“支”韵。他说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有万里之遥，我在天的这一头，而你在天的那一头，那么今后还有再见面的可能性吗？他经过反思所得出的判断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道路如此艰险而且遥远，要想再见面是很难的了。要知道：假如仅仅是道路遥远，那么只要你有决心走下去，也许还能有一半的希望，然而现在存在了双重的困难，不但道路如此遥远，而且充满了艰难险阻——所谓“阻”，既可能是高山大河的自然界的险阻，也可能是战乱流离的人世间的险阻。人的能力是多么有限，怎能敌得过这些无穷无尽的险阻呢！说到这里，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什么见面的希望了，就如陈祚明所说的“今若决绝，一言则已矣，不必再思矣”。然而诗人却不肯放下，他忽然从直接叙事之中跳了出来，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表现他的无法决绝——“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是“比兴”的方法，“胡马”和“越鸟”两个形象用得真是很有姿态。在古诗和汉魏乐府中，经常运用这样的方法：在绝望的悲哀之中突然宕开笔墨，插入两句从表现上看上文与下文都不甚连贯的比喻。例如《饮马长城窟行》，在一路叙写离别相思之苦以后，突然接上去“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似乎与上下文全不衔接，也未作任何指实的说明。可是，这两句能够使读者产生多方面的联想，作多方面的解释，因此，就使前边所写的现实的情事蓦然之间都有了一种回旋起舞的空灵之态。这其实是一种很高明的艺术手法，也是古诗和汉魏乐府的一个特色。而且，在古诗和乐府中，这类比喻多半取材于自然现象。例如，“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都是自然界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向来如此、难以改变的事情，用这些形象来做比喻，且不论其喻意何在，只是在直觉上就已经给读者一种仿佛是命里注定一样的无可奈何之感了。所以，古诗和汉乐府中的这一类比喻，往往既自然质朴，又深刻丰美。

对“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古人有不同的讲法。李善的《文选注》引《韩诗外传》说：“诗云‘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但这“不忘本”又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远行者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从正面写他的思乡念旧之情；从留居者的角度来看，则是说胡马尚且依恋故乡的北风，越鸟尚且选择遥望故乡的南枝，你作为一个游子，怎么能忘记了故乡和故乡的亲人呢？这是从反面来作比喻的。第二种说法认为，它来源于《吴越春秋》的“胡马依北风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这是取同类相求的意思。就是说，“云从龙，风从虎”，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相依相恋不忍离去之处；而我和你本来也是相亲相爱的一对，怎么竟然会分离这么久而不能再结合到一起呢？还有一种说法，是隋树森引纪昀所说的“此以一南一北申足‘各在天一涯’意，以起下相去之远”。这种说法是把出处和取意都抛开不论，只从字面上看，胡马和越鸟一南一北，在直觉上就使读者产生一种南北睽违的隔绝之感。

有这么多不同意见并不是坏的，它说明，正是由于这两句的比喻给予读者十分简明真切的意象，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联想。在这些联想中，既有行者对居者的怀念，也有居者对行者的埋怨；既有相爱之人不能相依的哀愁，也有南北睽违永难见面的悲慨。此外，由于前面说到“会面安可知”，似乎已经绝望，所以这两句放在这里还给人一种重新点燃希望的感觉，鸟兽尚且如此，我们有情的人难道还不如鸟兽吗？而且你们还要注意，这两句虽然用了《韩诗外传》和《吴越春秋》的古典，但它同时也是民间流传的比喻，你不用考证古典也一样可以明白。对这两句，如果你想向深处追求，它可以有深的东西供给你，如果你不想向深处追求，也一样可以得到一种直接的感动。它把古、今、雅、俗这么多联想的可能性都混合在一起了，这是它的微妙之处。我以为，《古诗十九首》本来是民间流传的诗歌，但后来经过了文士的改写和润色。就像屈原改写九歌一样，那并不是有意的造作，而是这些诗的感情很能感动人，当文士吟诵这些民间诗歌时，内心中也油然兴感——即所谓“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因此产生了共鸣，从而才亲自动手来加以修改和润色。我想，这也正是《古诗十九首》既可以深求也可以浅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从“行行重行行”到“越鸟巢南枝”是一个段落，前边都是平声韵，接下来从“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就换了仄声韵。从内容上来说，经过“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么一个想像的飞扬回荡之后，现在他又回到了无法改变的现实之中，因此就产生了更深的悲慨。词人冯正中有一句词说“天教心愿与身违”，事实与你的盼望往往是不相符合的。日子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尽管你不放弃希望，尽管你打算等到海枯石烂的那一天，可是人生有限，你能够等得到那一天吗？在这里，“相去日已远”和前边的“相去万余里”似乎是一个重复，但实际上并不是简单重复。因为“万余里”虽然很远，但毕竟还是一个有限的数字，而且它所代表的只是空间，并没有时间的含义，而“日已远”三个字则进一步用时间去乘空间，所得数字就更是无穷无尽了。而且更妙的是，这“日已远”三个字又带出了下一句的“日已缓”，从而使人感到：离人的相思与憔悴也是一样无穷无尽的。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许就是从此句变化出来的。但柳永的那两句却未免带有一些着力刻画的痕迹。而且那个“悔”字还隐隐含有一些计较之念，不像“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在外表上所写的只是衣带日缓的一件事实，内中却含有一种尽管消瘦也毫无反省、毫无回顾的意念。倾吐如此深刻坚毅的感情，却出以如此温柔平易的表现，这就更加令人感动。

如果说前边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两句之中含有一种希望的想像，是向上飞的；那么接下来的“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两句之中就含有一种失望的想像，是向下沉的了。我以为，这两句是这首诗中最令人伤心的地方。因为，前边所写的离别只是时间与空间的隔绝，两个相爱的人在情意上并没有阻隔，所以虽然离别，却也还有着一份聊以自慰的力量，而现在连这种自慰的力量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说，天上太阳的光芒那么强烈，但也有被浮云遮住的时候；那么，美好亲密的感情就没有被蒙蔽的时候吗？而且那远行的游子不是果然就不回来了吗？这个“游子不顾反”的“顾”字，有的版本作“愿”，但我以为应该是“顾”。因为，“不顾反”和“不愿反”的意思是不同的。例如汉乐府《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说的是一个贫苦人家，丈夫不得已而出外谋生，但他惦记着家中的妻子儿女，刚出东门又走了回来，可是回来看一看，家中实在无法生活，最后还是得走。所以这是“不顾”——不是不愿回来，而是不能回来，暂时顾不上回来。当然，这里的“游子不顾反”其实很可能就是因不愿反所以才不回来。但思念的这一方不埋怨他“不愿反”，却替他着想，说他是“不顾反”，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感情上的温柔敦厚之处了。

那么“浮云蔽白日”所比喻的是什么呢？有的人把这首诗看作思妇之辞，比如张玉谷《古诗十九首赏析》就说， “浮云蔽日，喻有所惑，游不顾反，点出负心”。那么，“白日”就指的是游子；“浮云”则指的是游子在外边所遇到的诱惑。《西厢记》里的崔莺莺送张生时说，“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像此处栖迟”，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在讲词选的时候曾提到过西方的符号学，符号学理论认为，当一个符号在它的传统文化中使用了很久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code——语码，使你一看到它就会产生某些固定的联想。“浮云蔽白日”就是这样一个语码。从《易经》开始，“日”这个符号就是国君的象征。所以饶学斌的《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说：“夫日者，君象也，浮云蔽日所谓公正之不容也，邪曲之害正也，谗毁之蔽明也。”这是以“白日”比喻国君；以“浮云”比喻谗间的小人。可是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白日”是比喻被放逐的贤臣，如李善《文选注》引陆贾《新语》说： “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彰日月。”然而实际上，游子、国君、逐臣三者本来是可以相通的。因为在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君臣关系与夫妻关系很为相似。如果那个行者是游子，则可能是说他在外另有遇合，不再想念家中的思妇了；如果那个行者是逐臣，则可能是说国君听信谗言放逐了他，使得他再也不能回到朝廷中了。杜甫的诗说：“每依北斗望京华”，又说“此生哪老蜀，不死会归秦”，那种对朝廷和君主的思念，实在并不亚于思妇对远行游子的思念。

上次我引过钟嵘《诗品》的话，说十九首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所谓“惊心动魄”，不一定非得是豪言壮语或者光怪陆离。这首诗中接下来的“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两句，就真正是惊心动魄的——纵使你不甘心放弃，纵使你决心等到底，可是你有多少时间用来等待呢？时间在不停地消失，一年很快就到了岁暮，而人生很快也就到了迟暮。一旦无常到来，一切都归于寂灭，所有相思期待的苦心都将落空，这是多么令人恐惧而又不甘心的一件事！事实上，这又是人世间绝对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这是多么平常而且朴实的语言，然而却带有如此强烈的震动人心的力量！但这首诗还没有就此打住，接下来的结尾两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令人看了更是伤心。这两句也有多种可能的解释，我们先看“弃捐”这个词。汉乐府有一首《怨歌行》说：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首诗相传是班婕妤所作。汉成帝宠爱赵飞燕，不再喜欢班婕妤，于是班婕妤主动要求到长信宫去侍奉太后，并写了这首诗。诗中说，当初我们俩的情意像白团扇这么圆满，这么纯洁，然而我经常恐惧的是：到了秋天，天气凉了，你就把扇子扔到盒子里不再使用了。“弃捐”，就是被抛弃的意思。显然，这是弃妇之辞。所以“弃捐勿复道”的意思是说：你抛弃了我，使我如此伤心，从此我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可是，如果我们不从弃妇的角度来看，则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弃捐”的本身就是“勿复道”。意思是：我们把这种不愉快的话题扔到一边，再也不要提它了。这样解释也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要“弃捐勿复道”呢？因为，说了不但没有任何用处，反而会增加自己的悲伤，而且，对于那种无可挽回的事，也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一切唠叨和埋怨都是多余的。这里，也是表现了古诗感情之温柔敦厚的地方。

“努力加餐饭”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自劝，一种是劝人。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结尾的几句是“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因此张玉谷《古诗十九首赏析》就说：“以不恨己之弃捐，惟愿彼之强饭收住，何等忠厚。”这显然是解释为劝对方加餐的意思，这样解释也未始不可。而姜任惰《古诗十九首释》则说：“惟努力加餐保此身以待君子”，又引谭友夏的话说：“人知以此劝人此并以之自劝。”另外张庚《古诗十九首解》也说：“且努力加餐，庶几留得颜色以冀他日会面也，其孤忠拳拳如此。”我比较同意自劝的说法，因为这样可以较自然地承接上面的“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两句——如果你在人之老和岁月之晚的双重恐惧之下还不肯放弃重逢的希望，那么惟一的一线指望就是努力保重自己的身体，尽量使自己多活一些岁月以延长等待的时间了。然而对于一个相思憔悴的人来说，要想加餐何尝容易！因此，就需要“努力”。所以这平平常常的“努力”两个字之中，充满了对绝望的不甘心和在绝望中强自挣扎支撑的苦心。如果把这一句解释为劝人，只是表现了一种忠厚之心；而把这一句解释为自劝，则用情更苦，立志更坚。要知道，一个人为了坚持某种希望而在无限的苦难之中强自支持，甚至想要用人力的加餐去战胜天命的无常，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而是一种极高贵极坚贞的德操了。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遇到悲哀和挫伤，如果你丝毫不作挣扎努力便自己倒下去，虽然你的遭遇令人同情，可是你的态度并不引起人们尊敬；但如果你在最大限度地尽了人力与命运争斗之后，即使你倒下去，也给人类做出了一个榜样。何况，万一真的由于你的努力而实现了那个本来好像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岂不更是一件意外的喜事！“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就隐然流露出这么一种可贵的德操。我以为，对于具有这种德操的人，无论是逐臣还是弃妇，是居者还是行者，抑或是任何一个经历过这样的离别却仍然一心抱着重逢的希望不肯放弃的人，这首诗所写的情意都有它永恒的真实性。上一次我讲过，《古诗十九首》写出了人类感情的“基型”与“共相”，《行行重行行》这首诗就可以作为第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外，在赏析这首诗的过程中，大家一定已经体会到，这首诗在语意和语法上具有含混模棱的特点。比如“胡马”两句、“浮云”两句、“弃捐”两句等，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这并不是这首诗的坏处，反而正是它的好处。因为这种含混模棱的现象，造成了这首诗对读者多种感受与解说的高度适应性，因此具有更多的西方理论所说的那种“潜能”，从而能引起更多的丰富联想。对这样的诗，我们一方面要掌握它情感的基型，另一方面则要从多种不同的看法与感受来加以探讨和解说。

第三节《青青河畔草》《今日良宴会》

在《古诗十九首》中，有些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表达了一种不十分正当的感情。然而我以为，看一首诗，切忌只看它的表面。杜甫写过《曲江二首》，那是在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肃宗刚刚回到长安时写的，诗中说，“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许多人对此很不以为然，杜甫怀有“致君尧舜”和“窃比稷契”的理想抱负，何以竟在朝廷百废待兴之时写出这种及时行乐的话来？然而如果你根据这两首诗就说杜甫把理想抱负都放弃了，想要及时行乐了，这是你不了解杜甫！因为人性本来就有软弱的一面，你说你从来就没有过任何软弱或失望的时候，你说你自己永远是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那是骗人！如果你总是说这种虚伪的话，形成了骗人的习惯，那么你就堕落了。如果整个社会都染上这种虚伪和说谎的风气，那么整个社会也就都堕落了。真正伟大的诗人从不避讳说出自己的软弱与失意。比如杜甫，他眼看着肃宗朝廷的腐败和唐朝国力的衰落，自己不但无可奈何而且不久也就被贬出京，他怎能不产生失望的情绪？《曲江二首》实在是表现了诗人那时心中十分复杂的感情。如果大家想更详细地了解这两首诗，可以参考我写的《迦陵论诗丛稿》一书中的《谈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古诗十九首》中有的诗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就来看《昭明文选》中排在第二首的《青青河畔草》。我曾说过，《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首诗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写的是春天到来时的景色。“青青”，是草木的颜色；“郁郁”，是草木盛多的样子。这两句是感发的起兴，就如同《诗•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样，也是由大自然中的生命与人类生命间相近似之处引起共鸣，因而产生了由物及心的联想。春天，是花草树木一生中最美好的季节，当你看到这些美好的生命如此欣欣向荣，就会在内心之中也产生一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之情。我可以再举另外的一个例子。唐朝的王昌龄有一首《闺怨》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中这个年轻女子本来不懂人世间的忧愁，可是当她春日登楼远望，看到路边杨柳那青青的颜色，忽然就思念起外出求官的丈夫，心里就产生了忧愁。这种忧愁，是由春意的感发而引起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也是如此，这两句写的是楼外的景色。接下来就引出了楼里的人——“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盈盈”是形容这个女子的仪态之美，而“皎皎”则是形容这个女子的光彩照人。另外你还要注意这“窗牖”两个字：楼外景色如此美好，楼上女子也是如此美好，而当他写到“当窗牖”的时候，这两种生命的美好蓦然之间就打成了一片。这就是《古诗十九首》之善用比兴——把感发一点一点的引出来，然后再一下子使它们结合。下面他说，“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个女子不但长得美，梳妆打扮也很美。“娥娥”，也是美丽的样子；“纤纤”，是说她的手指细长而洁白。而且你看，他所用的形容词“娥娥”、“纤纤”和前两句的“盈盈”、“皎皎”，都是叠字，因此进一步增强了那种美丽的姿态。同时你要知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还不仅仅是写美丽的姿态，还有很多暗示在里边。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作“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一个人的一生，总要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的传统中，男子生命的价值就是得到别人的知赏和任用，很多人终生都在追求这个理想，包括像李太白那样不羁的天才。而女子一生一世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就在于得到一个男子的赏爱，所以女子的化妆修饰都是为赏爱自己的人而做的。“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个女子把自己打扮得如此美丽，而这种做法也就暗示了她的心中有一种对感情的追求。

应该指出的是，诗里边有感发的生命，但这种生命有品质和数量上的种种不同。下一次我要讲十九首中的另一首《西北有高楼》，那首诗所写的也是一个楼上女子，也是写她有一种对于知己的向往与追求，但这两个人物在品质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西北有高楼》的那个女子是矜持的、高洁的，她所追求的乃是一种理想；而这首诗中的女子是炫耀的、世俗的，她所追求的仅仅是一种感情。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只追求感情上的满足，而有的人宁可忍受感情上的孤独寂寞，所要追求的乃是理想上的满足。这话很难讲，可事实上确实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现在我们看诗中的这个女子，从她一出场，诗中就用了“盈盈”、“皎皎”、“娥娥”等词语，这些词语所表现的都是一种向外散发的、被大家看到的美丽和光采。尤其是“纤纤出素手”的“出”字，更是隐约含有一种不甘寂寞的暗示。对于一个有才能的男子或者美丽的女子来说，当得不到别人赏识时，总会产生一种寂寞的感情，而这时候往往也是对品格操守的一个重要考验的时刻。李白被请到翰林院去做待诏，那是一个很高贵的地位，但李白认为这不合乎自己的理想，因此辞官而去。杜甫在华州做司功参军，他觉得这违背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也弃官而去。一个有才能的人必须耐得住寂寞，不能够接受那些不正当的或不够资格的赏爱，这在人生中是很重要的考验。以后我们会讲到陶渊明，那也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伟大诗人。他之所以耐得住寂寞，是因为内心之中有自己真正的持守。他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不在乎那些世俗的名誉地位，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甚至也不在乎生活的贫穷潦倒。而现在我们所讲的这首诗，在描写这个楼中女子时用了很多美丽的、外向的词语，所有这些词语中都含有一种不甘寂寞和善自炫耀的暗示。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这个女子“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所谓“倡家女”就是歌妓舞女，这样的女子平生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往往是忍受不了寂寞的，更何况她现在又嫁给了一个“荡子”。所谓“荡子”，不一定是现在所说的浪荡之人，而是指那种经常在外漫游，很少回归故乡的人，这种人一出去就再也想不起回来，把妻子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家里，所以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所谓“难独守”，是说这个女子现在还是在“守”，只不过她内心之中正在进行着守与“不守”的矛盾挣扎。

你们看，《古诗十九首》实在是很微妙的。这首诗仅仅是写一个倡家女心中的矛盾挣扎吗？不是的，这“难独守”三个字，实在是写尽了千古以来人性的软弱！写尽了千古以来人生所需要经受的考验！仅仅是女子要经受这个考验吗？也不是的，任何人生活在人类社会中都面临这样的考验。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是干事业还是做学问，都需要有一种勤勤恳恳和甘于寂寞的精神。但有些人是耐不住寂寞的，为了早日取得名利地位，往往不择手段地去表现自己，所谓“尽快打出一个知名度来”，而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有时候就会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结局。所以，这一首诗所写的乃是人生失意对你的考验，当然这也属于人生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很多人认为这首诗不好，或者根本就不选也不讲这首诗，我以为那是不对的。

上一次我曾讲到，与“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相类似的被视为不正当的感情还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是《今日良宴会》中的两句，现在我们也简单地把这首诗看一下。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撼轲长苦辛。

这首诗本来是写一种人生经验与失意不得志的哀伤，但开端几句却写得意气发扬。先写“宴会”是“良宴会”，“欢乐”是“难具陈”。又写“弹筝”的音乐演奏，而奏出的乐曲是“逸响”和“新声”。“逸响”二字既表现了发扬之意，而所谓“新声”者，则是还没有在大众之间流行，还没有被世俗所接受的曲子。所以你看，它表面上是写宴会上的弹筝，但实际上并非只写弹筝，甚至也不是只写音乐，它还含有一种很幽微的意思在里边。然而，它又不是以一字一句争奇斗胜的，它的每一个形象、每一个词语和整个一首诗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感发的力量。什么是“新声妙入神”？杜甫曾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又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那个“神”，是写一种造诣的境界。有的人写诗非常死板，一个字一个字摆在那里都是死的。但有的人就不同，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可以跳起来的，都像生龙活虎一样。你读他的诗，就觉得自己的心灵好像跟整个茫茫宇宙都结合起来了。有这种感发力量的，才是真正达到了那种“神”的境界的好诗。音乐也是一样，好的音乐也可以有这样的造诣，达到这样的境界。

下面的“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也是用音乐来作比喻的。“令德”这两个字，在过去的注解中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在《五臣注文选》中吕延济的注解说：“令德谓妙歌者。”他的意思是，“令德”指的是那个唱歌的人。但是还有人认为，“令德”指的是人生的富贵显达，就是说，这些人在这个宴会上所歌唱的内容乃是追求人生的富贵显达。具体讲就是指后边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我个人以为，吕延济的注解是按一般的文法来做解释，即动词“唱”的前边是施事的主语，后边是受事的宾语。这在文章中一般是对的，但在诗歌里就不一定如此。因为诗歌里可以有倒装的句法，可以把受事的宾语放到动词前边去。那么，这个“令德”就不是歌唱者而是歌唱的内容了。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后一种解释方法。然而后一种解释认为“令德”的内容就是指人生的富贵显达，这我就不同意了。我以为，这个“令德”不是反话而正面的意思，它直接指的就是人生中一种美好的理想和德行。因为，这首诗整个所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两句是与前边几句接下来的。“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写得一直是意气发扬，而且既然说是宴会，就一定不只是两个人，一定有许多性情、理想都比较相近的朋友聚集在一起，所以才这么开心，这么欢乐。我们可以设想，这是一群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他们聚会在一起高谈阔论，意气风发，弹奏的是“新声”，歌唱的是“令德”。“令”，是美好的意思。“令德唱高言”是说，我们把我们美好的德行和理想都通过歌曲唱出来。“识曲听其真”是说，你就会听得出我们弹奏这音乐、歌唱这曲子时内心真正的感受。大家都知道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俞伯牙弹琴的时候志在高山，钟子期听了就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俞伯牙弹琴的时候志在流水，钟子期听了就说：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就叫做“知音”，他听音乐时不是只听那外表声音的美妙，而是能够听出弹奏者内心志意之所在。

那么，假如真的有一个人能够“识曲听其真”，能够听懂这些年轻人在弹奏和歌唱时心中所存的志意，则他所听到的是什么呢？是——“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这句写得真好！不过，你一定要把“令德”两个字按我所讲的这样理解，才能够贯通下来，才能够看出这两句的感发。否则，全首诗就是支离破碎的了。这些人，他们的弹筝“奋逸响”；他们的新声“妙入神”；他们在曲子里所表现的是“令德”和“高言”的美好理想；他们说真正理解我们的人能懂得我们的追求。所以，从“今日良宴会”到“识曲听其真”，这首诗一直是飞扬的、追求的。可是现在，他们失望了；因为他们这一群人虽然有着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理想，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这种理想。这真是一种典型的“衰世之音”——战乱还没有兴起，生活还相对安宁，所以这些读书人还可以有自己的理想，还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但社会正一天天走向下坡，任何美好的理想都无法实现。而且，不是你一个人没有实现，也不是我一个人没有实现，而是我们这些“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的人都没有办法实现那些理想。那么，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所以，你不要看到他写的都是宴会、弹筝、唱歌等，就以为这首诗只写及时行乐。其实，他写到了社会，也写到了人生。

上一次我说过，《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失意、人生的无常。这也可以说是它的三个主题，而实际上，在一首诗里往往是结合两个或三个主题一起来写的。在这里，从“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起，就转入了人生无常的悲哀。其实，我上一次讲的《行行重行行》虽然是离别的主题，但也不是单纯写离别，也是结合了人生无常一起来写的。“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就是写人生无常的悲哀。然而那一首诗所写的心理状态却与这一首不同。那一首说：我虽然得不到我所期待的东西，我虽然受到人生无常的威胁恐惧，可是我不放弃，也不改变。而现在这首诗所写的则是另外一种心理状态，他说，“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世间就如同一个过客在旅店里住一晚一样，一夜的时间是如此短暂，到明天你就该离开了。“奄忽”是非常快的样子；“飙”是疾风。你就像一粒小小的尘土一样，被那强劲的风一下子就吹走了。很多古人都说过类似的话。李陵对苏武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曹孟德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既然人生这么短暂，是否还需要如此认真对待呢？你的那些“令德”、“高言”之类，难道就不可以改变吗？于是他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要不要赶着你的快马，抢先去占据一个高官厚禄的地位？需要注意的是这乃是一个疑问，并不是一个行动。不是说他现在就去走那条路了，而是他在人生的三叉路口上产生了困惑和犹豫。人非圣贤，每个人在人生选择的紧要关头都难免产生困惑和犹豫。当然，有的人就走上了富贵显达的那一条路，为了享受人生的快乐而牺牲了原来的理想，出卖了自己的人格。而如果坚持走你原来所选择的那一条路呢？说不定你就会遇到很多忧患和不幸。“无为守贫贱，辖轲长苦辛”——为什么你不去享受人生的快乐反而要自找痛苦！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他这几句的口气：“何不”是为什么不那样做，凡是说这种话的时候，是因为你还没有那样做；“无为”是不要这样做，而这也恰好证明你现在还正在这样做。想一想对不对？

所以，这首诗的结尾和《青青河畔草》那一首的结尾一样，都不是表现真正的堕落而是表现一种在人生歧路上的徘徊。这两首诗好就好在它们提出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失意的情况下，面对短暂的人生，还要不要坚持你的理想？这个问题实在是古往今来一切人都很难回避的。然而作者又没有直截了当地把这个问题说出来，它所含蓄的这种幽深委婉的情意，读者必须很仔细地去体会才可以得到。

《古诗十九首》写得实在很妙。有的时候，你可以对两首诗里边所写的情意进行比较，它们往往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青青河畔草》和《今日良宴会》所写的主人翁截然不同，却同样面临着在人生失意的情况下内心所产生的矛盾；而《行行重行行》与《今日良宴会》虽然一个是写离别，一个是写失意，但也同时引发出在短暂的人生中是坚持理想还是放弃理想去追求富贵与享乐的问题。前者表现出一种坚贞的德操，而后者则表现出一种迟疑和困惑。下一次我还要讲一首《西北有高楼》，这首诗也可以和已经讲过的几首诗作一个比较。《西北有高楼》写了一个始终没有出现的、寂寞孤独的女子，她和《青青河畔草》中那个急于表现自己的女子形成了一个对照，从而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品格和境界。在表现手法上，《青青河畔草》是直述的，《西北有高楼》是象喻的。而《西北有高楼》的象喻，又可以和《行行重行行》的那种在语意和语法上含混模棱的特色形成另一种对比。我上次曾经讲到：《行行重行行》在语意和语法上有很多地方是多义的，因此造成了后人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比较而言，《行行重行行》的多义终归能够把握，你可以从文字或语言上去推求，或者引出一些古书来印证你的解释。而《西北有高楼》则不同，它所给予读者的乃是一种象喻的联想，这种联想可以是多方面的，它的好处完全在神不在貌，你根本就无法从表面的语言文字去推求。这首诗，我们下一次讲。

第四节《西北有高楼》

今天我们一起欣赏《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这首诗在艺术上比前边那几首更富于曲折变化，而且带有一种象喻的意味。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中国旧诗有一个传统：它的文字本身往往就能引起人向某一个方面的联想。上次我说过，《青青河畔草》那一首中所用的“青青”、“盈盈”、“皎皎”、“娥娥”等词语，在诗中培养出一种外露的、不甘寂寞的气氛。而这首诗与那一首不同，它的开头第一句“西北有高楼”，就把人引向一种脱离世俗的高寒境界。因为，中国在地理形势上是西北高东南低，西北是寒冷的，东南是温暖的。所以在中国的旧诗里，一提到北方或西北，就给人一种高峻、寒冷的感觉。同时，高楼形象的本身，也往往代表着一种孤高并与世隔绝的环境。李商隐有一首诗说：“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当秋雁开始从北向南飞的时候，叫了一夏天的蝉也就停止了喧哗。诗人也许是真的听到了雁声，从而内心就产生了一种从喧哗到凄清，从炎热到寒冷的感受，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摆脱了世俗喧嚣的境界。高楼浸在如水的月光之中，不但高寒，而且晶莹皎洁。“青女”是霜神，“素娥”即嫦娥，都是居住在高寒境界里的人物。她们不但能够耐得住寒冷、孤独和寂寞，而且越是寒冷、孤独、寂寞，越是能够显示出她们的美丽。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联想，但“西北有高楼”这几个字毕竟还只是一个理性的说明，这是不够的，他还要给你一个更具体的形象，那就是“上与浮云齐”。“齐”是平的意思，那西北的高楼和天上的浮云一样高！这真是一开口就把人的目光引向半天的高处。这里这种境界，与《青青河畔草》的那种气氛显然不同。古人写诗的时候，如果是写一个女子，往往先写她出现的背景和气氛，而这些是和人物的品格结合在一起的。李商隐写一个女孩子说“碧城十二曲栏杆”，你想一想，居住在这样美丽环境之中的女孩子，她的内心应该有多么美丽、委婉！而现在我们这首诗中还未露面的女子，她所居住的环境不仅有“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的高寒，而且也有“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的美丽。“疏”，有“通”的意思，是怎样的“通”呢？就是“刻穿之”。中国旧式房屋的窗户都是木头的，上边有窗格子。讲究的木窗，上面的窗格子往往雕刻出弯弯曲曲的花纹。这花纹当然是刻通的，而且互相交叉，所以叫作“交疏”。“绮”是“文缯也”。古代的丝织品，没有花纹的是素绢，有花纹的就叫文缯。那么“结绮”是什么意思呢？李善的注解说是“刻镂以像之”，就是说，那木窗棂上刻出来的花纹就像丝织品上织出来的花纹一样美丽精致。但也有人认为，这个“结绮”是指用有花纹的丝绸制做窗帏系在窗前。诗歌可以有多义，这样讲也是可以的。总而言之，“交疏结绮窗”这五个字给人一种精致、美丽的印象，而这里边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对人物形象品格的暗示。

“阿阁三重阶”的注解比较复杂，李善引了《尚书中侯》里的一句话“凤凰巢阿阁”，又引了《周书》里的一句话“明堂咸有四阿”。明堂是一种很高大的建筑，古代各种重大的典礼活动都在明堂中举行，而明堂一般都是有“四阿”的。郑玄《周礼注》说，“四阿”就是后来的“四柱”。其实，我们也可以不必做这么详细的考证，总之凡是能够称为“阿阁”的，必然是那种很高大的建筑，而且不会只有一层。这个 “阿”字，就是极言其高大的意思。秦始皇曾经盖过一个很高大气派的宫殿就叫作“阿房宫”，那么什么是“三重阶”呢？中国古代建筑是很讲究的，它不让你笔直地一口气走上去，而是走上一些台阶之后就有一个平台，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向上走。而且，古人说到三和九这两个数字的时候常常不是确指，而是极言其多。“阿阁三重阶”，并不一定只有三层，它可以有很多层平台，所以这五个字给人的印象是极其高大雄伟、富丽堂皇。现在你看，楼中女子还没有出现，她所居住的环境已经渲染出一种背景和气氛了。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写得非常好。那悦耳的声音是从“上与浮云齐”的高楼上飘洒下来的，你要知道，越是那种高远渺茫、难以得到的东西，才越容易引起人们的追求与向往。音乐，本来就是一种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古人常说：“闻弦歌而知雅意”，所以才有“知音”的说法。“音响一何悲”，说明楼下的听者已经受到“弦歌声”的感染，和楼上的歌者产生了共鸣，在心境上打成了一片。下边他说：“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你要注意，这《古诗十九首》有时候写得实在很妙，像这个地方，就发挥了一种不受拘束的想像。因为，这首诗里一共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歌者和一个听者。但是——真的有这个歌者吗？其实她完全是由听者自己想像出来的，她的孤独寂寞也完全是听者自己想像出来的。事实上，是由于听者自己感到孤独寂寞，所以才想像高楼之上的弦歌者也是一个和他自己一样孤独寂寞的女子。其实他是把自己一分为二了。

这个“杞梁妻”是什么意思？古代有一本书叫作《琴操》，相传是东汉蔡邕所作，书中说，在琴曲里有一首曲子叫作《杞梁妻叹》，是齐邑杞梁殖之妻所作。殖死，妻叹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将何以立吾节？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终，遂自投淄水而死。崔豹《古今注》也记载了这件事，说法稍有不同，说是杞梁战死，其妻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亢声而哭，杞都城感之而崩，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后来，这件事又演化成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民间故事。总之，这里之所以用“杞梁妻”这个典故，是着重在“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这几句话。古代女子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总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倘若既无父，又无夫，又无子，那就处于极端的孤独寂寞之中了。这首诗是说听者以为一定是这样一个人，才可以弹出如此悲哀的曲子来。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两句写得也非常美。我在讲词的时候讲过，古代的音乐叫“雅乐”，南北朝时流行的音乐叫“清乐”，也叫“清商乐”，所以“清商”指的是一种曲调。但古诗中的“清商”却不是指“清商乐”，而是泛指那种给人一种凄清哀伤之感的曲子。为什么呢？因为五音之“商”在四时里边代表秋，而秋在中国传统的“五行”里边属于“金”。“金”是兵象，刀枪剑戟等武器都属于“金”，所以说，秋有一种肃杀之气，到了秋天，葱茏的草木遇到这种肃杀之气就都摧败凋零了。因此欧阳修《秋声赋》说：“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清商”之曲是悲哀的，而“清商随风发”之所以写得好，还不仅因为它写出了那种凄清和悲哀，与此同时还写出了一种美丽的姿态。难道声音还有“姿态”吗？这真的很难解释清楚。大家都知道，听音乐是不宜坐在喇叭跟前的，一定要有一个空间传送的距离，经过一种空气的振荡，那声音才美。唐人说：“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是一种远远地传过来的声音，因而显得悠扬好听。而且还不止如此，越是从很高很远的地方传下来的声音，越是你不能够看见，不能够接触，就越能够激发你的想像。王国维写过一首很好的小词《浣溪沙》，上阕是：“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他说：天已黑下来了，山顶上有一个寺庙在落日的一点点余辉之中看得不很清楚。那地方那么高，高得鸟儿都飞不上去，而且半山之下已经昏暗了，你已经没有办法上去了。可是从那个地方远远地传来了孤独的磬声——磬是用玉石做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那声音不但对人是个诱惑，连天上的云彩都被它感动，经过那里的时候都停下来不走了。当然，王国维这首词接下来讲的是哲理，我们且不去管它，我的意思是说，从高远之处飘洒下来的那种声音，总是具有一种对人诱惑和吸引的能力，它促使你想像，促使你追求。而且， “清商随风发”就更妙。因为如果没有风，声音的振动就不发生变化。如果有风呢？顺风的时候声音就大，背风的时候声音就小，你所听到的那个声音，随着风的变化时远时近、时大时小，是捉摸不定的，这就更增加了声音的美感和对你的吸引。

“中曲正徘徊”，徘徊者，是指曲调那种低回婉转、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徘徊；“中曲”，就是曲子的中间，或者说中间那一段曲子。前边我说“清商”给人一种凄清悲哀之感，而现在所说的“低回婉转”，就不仅是简单的凄清悲哀，而是在凄清悲哀之中还有一种缠绵婉曲的姿态。而且，人的内心与音乐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一段曲子的徘徊，同时也就是人的内心的徘徊。所以下面他说“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楼中那个女子，她每弹一个音符的声音都传达了那么多的哀叹。我们常说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脑子里总是回想着那美妙的声音。这里所谓“余哀”也是说，在音乐的声音结束之后，仿佛还留下说不尽的悲哀，使你继续感到激动。我们今天使用“慷慨”这个词，一般是说某人在金钱方面很大方，但古人所说的“慷慨”不是这种意思，而是内心感发激动的一种感觉。《史记•项羽本纪》写到项羽在垓下和虞姬告别时说， “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这里的“慷慨”，就是指一种悲哀之中的感发激动。“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是说，歌者如此投入地歌唱当然很辛苦——不但有歌唱的劳苦，而且有感情的悲苦——但那种苦算不了什么，如果听歌的人真能够欣赏她的歌，那么即使再辛苦也值得。但作者说，我所感到悲伤的不是她的辛苦，而是真正能够听懂她的歌、体会她的感情的人实在太少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在于有人真正认识你的价值。《水浒传》里吴用到石碣村去找阮氏三兄弟，让他们入伙同劫生辰纲，阮小五和阮小七听吴用一讲，就用手拍着脖子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不要以为只有当强盗的这么说，孔子不是也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吗？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由此可见，活在世上却没有人理解，没有人欣赏，那才是最悲苦的事情。

结尾两句“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有的本子不是“鸿鹄”，而是“鸣鹤”。要想分辨这两个词用哪一个更好，你就必须熟悉中国文化的传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鸣鹤”和“鸿鹄”这两种鸟的形象含有不同的寓意，因而可以产生不同的意境。我们先说“鸣鹤”的含义，《易经•中孚》的爻词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说有一只鹤在山阴的地方呜叫，而它的一个伴侣就在旁边和它互相应答，这是一个大自然外在形象的比喻，代表了一种和谐的欢聚，所以下边就联想到，假如我有一杯好酒，我当然也要和你一同享用。因此，如果是“愿为双鸣鹤”，其含义就是我愿意和你做一对可以互相应答的知音伴侣。联系前边的内容，这个意思是可以讲得通的。“鸿鹄”也有出处，《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宠爱戚夫人，想要废掉太子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张良给吕后出主意请来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邦看到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不肯辅佐自己却肯辅佐太子，就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他在同戚夫人饮酒的时候作了一首《鸿鹄歌》说：“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徼，尚安所施。”意思是，太子的翅膀已经长成，他已经像一只高飞的鸿鹄跨越四海，我们虽然想害他，但他已经不是弓箭所能够伤害的了。那么，这里如果是“愿为双鸿鹄”，则除了成双成对的含义之外，还含有高举远骛，不再受尘世伤害的意思。古代诗人经常作这种高飞远走的想像，李白有一篇《大鹏赋》，想像他自己变成一只大鹏，遇到了一只“稀有之鸟”，于是就“我呼尔游，尔同我翔”，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境界，一起飞向辽阔高远的天空，把那些尘世之间的龌龊卑鄙都抛得远远的。其实杜甫也有这种想法，他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述说了那些“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落魄失意之后，在结尾时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意思是：我要变成一只白鸥，消失在那烟波浩荡的大海上，离开这个使我失意和痛苦的尘世。杜甫是一个人飞走，李白是找一个知音两个人飞走。总之，远走高飞，离开这个龌龊的、勾心斗角的尘世，这是千古以来很多读书人共同的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共同的心态。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自命清高、自视不凡的心理。其实，人在心灵和品格上是有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以为，具有这种心理的人起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管别人还辗转在泥土之中，我只管自顾自地飞去。第二种是：尽管他会飞，但能抱着深厚的爱心降落下来与泥土之中那些凡俗的人们共处，而且不会沾染上那些污秽。第三种人是最了不起的：他不但自己能够高飞，而且要教会那些辗转在泥土中的人们，带着他们一起飞。然而，我们怎么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这么崇高呢？一个人如果在心灵上能有一种向高处飞去的向往，那已经是很好的了。实际上，这种想法还不仅仅存在于诗人、士大夫之中，我还可以举出另外的例子来说明这是古往今来很多人共同的想法。大陆作家浩然是农民出身，只受过三年小学教育，从小就参加了游击队，后来又参加过土改。他写过一部小说《艳阳天》，男主角叫萧长春，书中还有一个女孩子叫焦淑红，她对萧长春发生了爱慕的感情，却又不能够确知对方是不是也爱她，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两个人在路上一边走一边谈话，焦淑红就说：看到月光这么好，我真想变成一个什么飞到月亮里边去。所以你们看，不只是诗人士大夫，即使是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很多挫折和烦恼的时候，也会产生失望的情绪，也会产生这种高飞远走的想法。所以，这实在也是人类一种基本的心态，我们不宜对这种心态作过分求全的责备。

因此，“鸣鹤”的重点在于成双成对，以此比喻人世间的幸福生活；而“鸿鹄”，则包含有一种高举远骛的理想境界。再者，“双”字已经包含了成双成对的意思，“愿为双鸿鹄”则不但是愿结成伴侣，而且这一对伴侣还有着共同的高远理想。所以我个人以为，“鸿鹄”比“鸣鹤”更好。

明朝有一位学者叫陆时雍，他说这首诗所写的感情是“抚中徘徊，四顾无侣”。“抚”，是用手接触的意思；“中”是内心；“抚中”，就是你自己反省回顾，亲自领会你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四顾无侣”是说，当你向四方观望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孤独。陆时雍对这首诗还有几句评论说：“空中送情，知向谁是，言之令人悱恻。”就是说，如果你要传达你的感情，就必须有一个对象，但这首诗里边的对象完全是假想的，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个可以把感情投注进去的知音女子，可是，作者却把这种内心中最难传达的感情通过一个假想的歌者和一个假想的听者传达出来了，写得真是令人十分感动。所以，我以为这是《古诗十九首》里写得很好的一首诗，它的好处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情意方面，另一个是表现方面。现在我先谈它在情意方面的好处。这首诗的主旨是对于一个知音的向往，这是干百年来人类共有的一种感情。因为人生在世总是想要追求一些完美的、能够使自己真正满足的东西。我的一个学生对佛学有些研究，她认识一位女

法师，这位法师很年轻，还在美国念了PHD的学位，可是有一天她遇到一位佛教法师，仅仅通过很简单的几句问答她就觉悟了，后来就剃度皈依了佛法。我的学生和她很熟，有时候两个人谈起来，这位法师就讲，她从很早的时候就总觉得自己内心在追求向往一种什么东西，她在香港工作了很久，也在美国读过书，那时候她的生活是浪漫多彩的，然而总觉得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满足，内心总在渴望寻找一种真正完美的东西。其实，还不仅仅是信仰宗教的如此，自古以来，凡是有理想的人心中都有这种感情，就好像一种本能一样，也许他自己并不十分清楚到底要追求什么，但总是觉得宇宙之间应该有这种最完美的东西，并且把满腔的热情都投注到对完美的追寻之中。从《离骚》开始，在中国的诗词里抒写得最多的，就是这种向往和追寻的感情。我以前写过一本《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王国维这个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特色，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对完美理想的追求。在人生社会中，什么叫作理想？有些人认为，一个年轻人努力完成他的学业，然后有了自己的事业，将来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这就是他的理想了。我以为，这个不是真正的理想。中国古代的儒家，教训年轻人要“扬名声显父母”，主张“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个是不是理想？我以为这也不是真正的理想。凡是你要追求一种名利上的成功或是一种现实的收获，凡是你一开始就存有一种利害比较的念头，那都不是真正的理想。真正的理想既不为功名利禄，也不为扬名声显父母，也不为立德立功立言，而是属于你的一种本能，是你自己都拿它无可奈何的。例如陶渊明就说过“性刚才拙，与世多忤”，“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之类的话，那并不是为了某种道德的教条，而是他本身对某些邪恶的、污秽的、不完美的事情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还不是说为了某种利害的计较或为了维持一个清白的名声，而是一旦违背了内心这种本能，就会感到比挨冻受饿的滋味还要痛苦。一个人可以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本能，就看你将来把它投注到哪里去了。它可以成为一种宗教的信仰，可以成为一种政治的理想，也可以成为一种学术的事业。而且，同样是追求理想，又有不同的两种类型。第一种人一定要追求完美，如果追求不到，他情愿以身殉之，即如屈原《离骚》所说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人热情而且固执，往往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第二种人其实也可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那就是像苏东坡那样的人。这种人对世界有一个通达的看法，知道从来就没有所谓真正的完美无缺，任何人和事总是有美的一面也有丑的一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问题在于，你要多看人家好的那一面，鼓励人家向好的那一面发展；对于现实中的不完美，你要“自其变者而观之”，树立一种通达的、洒脱的人生观。有人认为，中国文学里一直存在这样两种类型，在早期文学作者里，屈原可以代表热情执著的那一类型，庄周则可以代表通达洒脱的这一类型。

现在就要说回来了——如果你把你那种本能的追求和向往的感情投注给宗教、哲学或者政治，那当然很好，但这种投注是单方面的。因为你作为人是有知有情的，而对方作为一种信仰、一种哲理、一种主义，是无知无情的，你的感情不能马上得到回答和共鸣。天下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把你的感情投注给另一个与你有相同理想的知音，你马上就可以得到回答，感受到一种温暖。所以古人说人生如果能得一知己，那真是死而无憾了。所以，“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这种对知音、知己渴盼追求的感情，其实也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感情的基型。这也就是《西北有高楼》这首诗之所以在情意上写得十分动人的缘故。

这首诗之写得好还在于它的表现方法。从表面上看，这首诗的句法很简单，叙述也很直接，外表是很朴实的，但实际上它有好几种表现方法用得非常好，例如背景的形象、感受和气氛、象喻的联想、若隐若现的人物等等。从“西北有高楼”到“阿阁三重阶”这四句，没有一个人物出现，整个是写背景，但从这些背景的形象中就渲染出一种气氛，给你一种感受。这是很重要的，好诗和坏诗的区别往往就在这里。有的诗里所提出来的形象没有完整统一的气氛，因此也不能给人以深刻的感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些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写诗的时候心里并没有什么想说的东西，只不过是拿一些漂亮的文字在那里拼拼凑凑而已。作者自己本来就没有什么感受，又怎么能够给读者以气氛和感受？一个好的诗人，他不但自己确实有深刻真切的感受，而且还能够找到恰当的形象把他的感受传达出来。《西北有高楼》开头四句的背景形象所提供给我们的气氛和感受是什么？刚才我说过，一个是高寒，一个是美丽，这是建筑物的形象。接下来他还有声音的形象，从“上有弦歌声”到“慷慨有余哀”是声音的形象，它起了一种交往和传达的作用。这曲调为什么如此悲哀？因为弹唱它的人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独寂寞的女子。这个女子与《青青河畔草》中那个女子显然不同，那个女子是“皎皎当窗牖”，从一开始就是很鲜明地站在那里让大家观看的，而现在所写的这个女子根本就没有出现，只是听到了她弹奏音乐的声音。事实上，不管建筑的形象也好，声音的形象也好，都未必是现实的，作者只不过是用这些形象来传达他的感受和气氛，从而提供给你一种追求向往的象喻的联想。而且他没有到此为止， “不惜歌者苦”两句是写听者与歌者的共鸣，“愿为双鸿鹄”两句是把听者与歌者合一。这真是很妙的一件事，因为楼上那个女子只是诗人的想像，而所有那些建筑的美好、声音的美好、中曲的徘徊，都是诗人自己的描写，写的是他自己内心之中的境界。过去有人给《古诗十九首》作注解，考证《西北有高楼》可能是指洛阳城里的哪个楼，这实在是把这首诗讲得死于句下了。作者制造的完全是一种气氛和感受，他所写的楼上那个女子好像是一个“对方”，其实就是他自己。建安诗人曹子建写过一篇《洛神赋》，形容洛水中的那位女神“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说她身上有一种光采，一下子你就看见了，一下子又隐没看不见了。而这首诗的妙处，也完全可以用这两句来形容，在叙述的主体和被叙述的客体之间就是这种“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的关系。在一开始它们是分开的，到最后它们就合起来了，而实际上这种分与合是在若有若无之间，因为他在说对方那个女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这真是很微妙的一件事。以前我们讲过的《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今日良宴会》虽然也很好，不过比较起来，这首诗的变化显得更丰富些。

下一次我们要讲另一首变化很丰富的诗《东城高且长》。

第五节 《东城高且长》

今天我要讲的《东城高且长》也是一首能够给读者提供丰富联想的好诗。不过在讲之前我先要说明一个问题，虽然这首诗能够给我们很多象喻的联想，但它的作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果然就一定有如我所说的这些意思吗？不一定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文学作品，往往能够给读者很多联想的可能性。由于读者的性格不同，造诣不同，学问不同，修养不同，读诗时所得的感受也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常常讲，凡是真正的好诗，都有一种感发的作用，富有一种感发的力量，因此这种诗都是含蕴丰美的，具有多种联想的可能。然而作者在创作时却不一定曾经想到把这些内容都放进去，至少在他的显意识中不一定想得到。这么说好像很奇怪，其实这正是中国文学作品与西方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那天中国的几位作家到温哥华来，我们这里搞当代小说研究的学生就向中国作家谌容提了一个问题说，你的短篇小说《周末》里写几个人在一起打扑克，最后一个人出的牌是一张红心的“K”，为什么你要讲那张牌是红心？谌容女士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只觉得出个红心才好。——这就是一种类型的中国作家，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就是凭一种感发力量作用的本能。当然，中国现在也有了受到西方影响的新派作家，像台湾的白先勇就是。白先勇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他的脑子里有一大套西方的文学理论，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每一个景象都有他的含义，比如他写今天下雨，那下雨是有含义的；他书中主人翁的门前种了一棵松树，那松树也是有含义的。在西方，很多小说家和诗人在写作时，都很明确地意识到他要用哪一个形象进行一种什么样的象征。但中国的传统不同，像李后主的词“林花谢了春红”，我说他是用落花的形象来表现有生之物对无常和苦难的共同悲哀，可是李后主当年是这样想的吗？完全没有，他就是以自己内心那种深挚的感受能力凭直觉写出来的。中国的小说也是一样。可西方人在分析这些东西的时候常常不能理解，总是想给它加上一点儿什么。这样做对白先勇那一类作家是可以的，对中国旧传统中成长起来的那一类作家则不行。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未必意识到那么多象征的或暗示的含义，但这些诗本身的感发力量却产生了这种潜力。这是读中国诗歌必须注意到的一点。下面我就来分析这一首《东城高且长》。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关于这首诗，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从“东城高且长”到“何为自结束”是一首诗，从“燕赵多佳人”到“衔泥巢君屋”是另外的一首诗，一共是两首诗，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只看到这首诗的前半首和后半首写的是两件事情，就以为是两首诗，却没有看到，这首诗的好处，也正在于它的转折变化。前边讲过的《行行重行行》，感情的发展是连续的、一直向前走的；而这一首的感情一直在跳动变化，前一句和后一句的关系经常难以确指。“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这“东城”在哪里？有人说是洛阳的东城。其实你先不用去考证，作者只是提供给你一个形象，从而使你产生一种感受。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是从远处看到整个一片城墙的远镜头的全景。城墙的形象给人一种什么感受？是阻碍隔绝的感受。一片墙，如果不高，你可以跳过去；如果不长，你可以绕过去。可是你远远地就看到东城的城墙是那么高，那么长，哪里存在一个可以让你走进去的缺口？卡夫卡有一篇小说叫《城堡》，写一个人要进入一个城堡，但却始终没有能够进去。当然，卡夫卡是有意要用城堡来表现现代人内心之中的隔绝感和孤独感，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则不见得是有意识地这样做，他只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就制造出这么一种气氛。“逶迤”，是连绵不断的样子。“属”字有两个读音，一个是归属的意思，读作shC；一个是连接的意思，读作2hoo在这里，主要是连接的意思，但也隐含有“归属”的言外之意。因为，十九首里边的句子，有时候可以互相印证，《青青陵上柏》那一首中说“驱车策驽马，游战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他说洛阳城里虽然那么繁华热闹，虽然有那么多达官贵人，可是他们自相往来，结成了一个仕宦的群体，或者说一个官场的大网，你并不归属于他们那个圈子，作为一个外来的读书人，是无法打进去的，那个圈子里的人不接受你。你看，一个是“冠带自相索”，一个是“逶迤自相属”这口气和句法多么相像！倘若这城墙有一个缺口，也许还可以挤进去，可是你看不到任何缺口，它不但又高又长，而且连绵不断，连一个缝隙也找不到，城市，代表着繁华和名利的所在；连绵不断的城墙，对你来说就是一种隔绝和排斥。在《古诗十九首》中，类似这种可以互相印证的句子很多，例如“东城高且长”和“道路阻且长”这两句的句法也是一样的，其感情和口吻也十分相似。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是这首诗中的第一个跳动变化。“回风”，就是旋风。在我小的时候，北京大多还是土路，每到春天就刮大风。由于风卷起了土，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风的形状，看到它是怎样旋转着刮过来的。前几年有一个电影叫作《阿拉伯的劳伦斯》，其中有沙漠上刮大风的场面，那风真的是动地而起，挟着黄沙远远地席卷而来。所以，这“回风动地起”的形象真是既刚健又萧条。那风挟带有十分强大的摧伤力量，整个大地顿时就都被笼罩在它的摧伤范围之中了。当然，这景象的视角仍然在城外，城里不会有这么大的风，但你进不去，你现在所处的地位就是这样四无遮蔽、空旷悲凉。诗人的感觉有时候会有相似之处，柳永《少年游》说，“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他所感受到的，也是这么一种空旷、悲凉的感觉。

“秋草萋已绿”似乎有些难解。因为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秋天草就黄了，为什么还说“绿”？杜牧之有两句诗说“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有人就认为“未”是错字，应该是“草木凋”，因为“秋尽”是秋天已经过完了，草木当然就都凋谢了。不过，这仅属于一般的常识，而杜牧之要写的是什么？是那种凄凉背景下的美丽！秋天已经过去了，江南的草却还保持着绿颜色，在这种凄凉美丽的环境之下，才有接下来的两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秋草萋已绿” 也是如此，“萋”，是草木繁茂的意思，但在古代，这个字有时候也可以和“凄”字通用；“已”字在这里并不是“已经”的意思，而是和“以”字通用，含有“而且”之意；“萋已绿”，是凄凉和绿色两种情调的结合。这种结合未免有点儿奇怪，和凄凉情调结合的一般应该是代表生命衰老的枯黄，为什么现在却是代表生命繁茂的绿色呢？其实，这种因绿色而产生的悲哀我们早就举过不少例子，比如《诗•小雅•苕之华》的“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李商隐《咏蝉》诗的“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韦庄《谒金门》的“断肠芳草碧”等。那都是一种对比或者反衬，通过无情草木的碧绿美丽，更衬托出有情之人的憔悴悲伤。有的时候，那悲哀之中也带有一种对未来的推想。如杜甫有一首《秋雨叹》，写了一株决明草在秋雨之中保持着美丽而饱满的绿叶黄花，但接下来敏感的诗人说：“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因为，这株美好的生命在秋风的摧伤中绝不能坚持多久，很快也就要枯萎凋零了。不过，以上我所说的都出于一种理性的解释，其实它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更简单的解释，那就是：它纯属一种直感——碧绿的草在强大的秋风之中摇动，那形象就给了你一种直接的感发。陶渊明说“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你说他是什么意思？那不过就是大自然中的一种动态给予诗人内心的感发，即《文心雕龙•物色》所说的“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诗人和一般人的不同就在于他比一般人感情敏锐。冯延巳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吹皱一池春水与他冯延巳何干？杜甫说“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凉风起天末又与他杜甫何干？但那一阵风吹过，就忽然引起了诗人内心的一阵动荡，这种动荡通过诗的感发又传达给了读者，这就是感发生命生生不息的传播。所以我们在欣赏诗的时候，必须把它看作一个活泼的生命，绝不能把它搞成僵死的教条，就好像分析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千万不要把它搞成一具尸体解剖的标本，那样一定会使人们望而生畏。

下边接下来说，“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季；“更”，是更迭转换的意思。春夏秋冬一个季节接着一个季节更换得如此迅速，一年的光阴马上就要过完了。“一何速”，同《西北有高楼》中的“一何悲”一样，都带有一种加重语气的含意。古人一提到光阴的消逝，很快就联想到人生的短暂。屈原《离骚》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底下马上就接着“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所以你看，《东城高且长》这首诗虽然跳宕，其实很有层次。诗人的感发从城墙、回风、秋草、大自然的四时变化，一步步地就引到了人生的短暂无常。但他接下来仍没有直接说到自己的感发。“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两句，可以有深浅两个层次的理解。从表面看起来这两句很容易懂：由于秋天到了，早晨的风很凉，所以使人的内心也产生一种光阴易逝、生命短暂的悲苦；秋天的蟋蟀叫不了多久就要死了，这也能使人感受到生命所受的局限。这种理解与诗的主题是相合的，而且也能够给你一种打动。但在中国古诗中有一件事情是很奇妙的，那就是有一些语言的符号能够引起你向某一个固定方向的联想，西方语言学的符号学把这种符号叫作“语码(code)”。“晨风”和“蟋蟀”就是两个语码，因为它们正好是《诗经》中两首诗的篇名。“晨风”是一种鹞鹰类的猛禽，出于《秦风•晨风》的“驮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说是晨风张开它的大翅膀，一下子就飞到北边的一片树林中去了，这是由鸟起兴，由此而想到了心中所思念的那个“君子”。这“君子”是谁？当然，我们可以不管汉代经学家的说法，可以把这个思念对象解释为一种理想或一种追求。不过从作者的角度着想，中国读书人从小念《诗经》读的都是牦传》。《毛诗•序》说这是秦国人讽刺秦康公不能继承秦穆公的事业、不能任用贤臣的一首诗。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穆公时代是秦国最美好最兴旺的时代，后来到了康公时期，政治十分败坏，于是人们就怀念起秦穆公来。所以，“未见君子”的“君子”指的乃是秦穆公那样的贤明君主。联系这个背景，“晨风怀苦心”就含有一种对国家政治的感慨了：为什么我所生活的时代如此黑暗？为什么我就没赶上那种君圣臣贤的好政治？“蟋蟀”出于《唐风•蟋蟀》的“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意思是：蟋蟀已经躲进屋子里来叫了，说明时间已经到了九月暮秋，一年很快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还不及时行乐，你的一辈子很快也就这样白白过去了。《毛诗•序》说，这是讽刺秦僖公“俭不中礼”，认为应该“及时以礼自虞乐”的一首诗。联系这个背景，则“蟋蟀伤局促”除了感叹生命的短暂之外，还包含一层何必如此自苦、不妨及时行乐的意思在内。这种含义，我们也可以用十九首中其他的句子来加以印证，如《生年不满百》中即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其实，这和前边讲过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以及“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一样，也是表现了一种挣扎和矛盾的心情。既然你不幸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无法实现你的理想，而人生又是那么短暂，为什么不可以及时行乐呢？所以自然就有了接下来的两句“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从这里念头一转，又是一个感情上的跳动变化。“荡”是放荡；“涤”是冲洗，冲洗什么？冲洗那一切加在你身上的拘束和限制！人生如此短暂，你何苦给自己加上这么多约束？你何苦总是要说的不敢说，要做的不敢做，要追求的不敢追求？确实有这样的人，他总是在想，我要是这样做人家会说我什么？我要是那样做人家又会说我什么？做起事来畏首畏尾。可是，你自己跑到哪里去了？别人的意见虽然也应该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你自己——你自己真正的感情，你自己真正的意愿，你自己所真正要做的事情。如果你实现了这样一种觉悟，也可算是达到了人生的一种境界。

我们这首诗的作者，他决心要放任自己的情志去大胆地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的是一个美丽女子，所谓“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中国的古人常用“燕姬赵女”来泛指美丽女子，如太史公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说“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又如王国维在他的小词《蝶恋花》中说，“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这乃是传统上的一种习惯说法。此外，中国的古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人生失意的时候，往往去向醇酒和美人之中求得安慰。辛弃疾，一个英雄豪杰的词人，当在事业上失意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韫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而我们的诗人现在所要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所谓“颜如玉”是一种本质上的洁白温润；所谓“罗裳衣”是用美丽的丝织品织成的衣服，而我在以前讲过，用服饰之美象征品德之美也是我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个女子还不止是本质美、服饰美、品德美，她还有才技之美。“理”是弹奏调理的意思，“当户理清曲”，她正在弹奏一支很好听的歌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她所弹奏出来的声音为什么如此悲哀？因为她内心有非常深刻真挚的情意。你看，这里又写出了她的情意之美——就像《西北有高楼》中的那个女子，“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这几句，是一层又一层地加深写她的美好，从本质、服饰、品德，写到才技和情意。什么是“弦急知柱促”？大家知道，琴或者瑟这一类乐器，它们的弦都绷在支柱上，靠边的地方绷得紧，发出声音就很高亢急促。不过这仅仅是物理学上的解释，而不是这一句所含的本质内容。这一句的本质内容是什么？我以为，它所传达的是感发力量之强大和紧张的程度。因为，“急”和“促”两个字表现出一种紧张激烈和力量的强大，而这同时也就暗示子弹者和听者之间在心灵上所产生的那种相互感应有多么紧张强烈。“驰情整巾带”，有的本子作“驰情整中带”，但一般以为“巾带”较胜。马不停地跑叫“驰”，那么心不停地思量也可以叫“驰”，即所谓“心动神驰”。思量的什么呢？这里他写得很妙，“整巾带”是一个动作，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京剧里边的人物，一出场都要把帽子正一正，把腰带端一端？那是表示一种严肃而郑重的态度。当他的心在 “驰”的时候，手却在下意识地把头巾和衣带整理好，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此时此地他心里所产生的是一种尊敬和严肃的感情，这里边含有一种对操守的坚持和对对方的珍重。文人有时候很不严肃，龚定庵写过一首小诗：“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赋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道寻春为汝归。”王国维对这首诗很不满意，认为他这种感情过于轻佻。而在这里，作者的感情不是随随便便的，他虽然对那个女子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但行动上仍没有冒昧向前，而是“沉吟聊踯躅”。“沉吟”者，乃是沉思吟想的意思。什么叫吟想？就是心问口，口问心：我到底该不该这样做？而这沉吟的结果终于还是在行动上自我节制，没有冒昧向前。这是对自己的珍重爱惜，也是对对方的珍重爱惜。

结尾两句更妙——“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仔细想来这两句有点儿语病：双飞燕已经是成双成对了，为什么还“衔泥巢君屋”？这个“君”是双飞燕里的一个还是另外的一个人？我以为，在这里他是一种直觉的感动。因为他的情一直在“驰”，没有一个停下来的反省，所以他那种直觉的感动也就不很科学、不很理性。其实他是要说两个愿望。第一个是，让我们两个变为一对燕子，永远双飞双栖；第二个是，如果我变成了一只燕子，而你还是你的话，那我就要筑巢在你的屋檐下，永远陪伴着你。这两个愿望未假思索奔驰而出，就变成了“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说到这里，我想起宋代有一个女子写了一首《踏莎行》：“随水落花，离弦飞箭，今生无计能相见，长江纵使向西流，也应不尽千年怨。盟誓无凭，情缘有限，此身愿化衔泥燕，一年一度一归宋，孤雌独入郎庭院。”这首词是说，这个女子和一个男子感情很好，可是终于未能结合，所以她说愿意化作一只燕子，每年独自飞入那个男子的庭院之中。这首词的想像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叙述得也很清楚，因为那是经过反省之后的一种感情，所以就比较深刻。而现在这首诗虽然话说得不很理性，但那种直觉的感动则是它的好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