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公元1978以前，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成功的革命，但几乎没有过成功的改革；迄今为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除了中国和越南，也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成功地完成过渐进性的经济改革。

不管人们对中国改革如何评价，但都不能否认，中国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基本上获得了成功。

以上是两个事实判断。把这两个判断放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邓小平到底用了一种什么样的“芝麻开门”式的咒语，史无前例地叫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宝藏之门，这一“咒语”在其它方面的改革中是否继续适用？

试图从哲学上给这个问题一个解释，是本文的主题。

二，邓小平的“四大法宝”

记得有位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宁可让他的强大论敌在批判他时准确地归纳他的论点，也不愿意让他外行的朋友在为他辩护时歪曲地复述他的论点。我想，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也会有同感。世界上最深刻了解我们的，往往是在思想上与我们裂痕最深的人。

有本名叫《中国与世界》的中文网络杂志（http://www.zgysj.com），从2004年第4期起开始连载署名为“水陆洲”的批判邓小平专著：《邓小平的晚年之路》。这本书虽然谈不上什么思想上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但它不失为是一部相当严肃的学术著作。在我看来，在对邓小平为什么能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搞成功的分析方面，还没有任何一本别的书比这本书的分析更到位：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在短短的十三年中，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1]，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邓小平采取的两个重要的策略。

“一个是‘摸着石头过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在邓小平的脑子里，对怎样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一个设计图。而是对干部、党员、群众不要一下子把这个目标和设计都拿出来，让他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采取这个策略，就是不搞‘休克疗法’，而是搞‘渐进式的演变’。有一个经济学家对这个策略作了非常形象的解释：目标是从北京到天津，但不说去天津，只说去丰台；到了丰台，只说再去廊坊；——这样一步一步的引导，最后就顺顺当当地到了天津。

“另一个是‘不争论’。所谓‘不争论’，并不是说社会上、党内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争论，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口号和改革措施，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包产到户，企业承包、市场经济等等在社会上、在党内、在高层领导中都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如果允许争论，就会造成更大的阻力，就会分散领导的精力，就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争论，只做不说，先做后说，我说你不说。这样就赢得了时间，减少了阻力。” [2]

对这番高论，我只在三个方面持保留意见，其余完全赞同：第一，我不赞同作者隐含的价值判断，简单地说，就是不同意作者在“巨大成就”上加引号，意思是“所谓的”；第二，不同意作者把“摸着石头过河”和“不争论”贬称为“策略”；第三，邓小平取得巨大改革成就，靠的不仅是作者提到的“摸着石头过河”[3] 和“不争论”[4] ，还有“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5] 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被他遗漏了[6] 。

这就是说，邓小平能够把中国经济改革引向成功，靠的是“四大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猫论”，即“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第二个法宝是“灯论”，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这个闯劲的最好注脚，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流传于广东的一句闯天下的口头禅：“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黄灯跑步走”，故此，我称之为“灯论”；第三个法宝是“摸论”，对它的表述就是那句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第四个法宝是“刀论”，即“不争论”。这里的“刀”，指的是“邓小平剃刀”。历史上有个“奥卡姆剃刀” [7] ，刀锋所向，是形而上学的实体概念。对这个原理的最通俗的解释，来自史蒂芬•• 霍金，即“将理论中不能被观测到的所有特征都割除掉”，像割掉阑尾一样。但“邓小平剃刀”比“奥卡姆剃刀”更锋利，奥卡姆剃刀要剃掉的是理论中的多余概念和论证，邓小平剃刀要剃掉的则是改革实践中所有意识形态争论。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本人才自豪地宣布，不搞争论是他的一个发明，而把“猫论”和“摸论”的发明权都慷慨地送给了刘伯承。

早在1989年初，我就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开的一个“十年改革反思”的专栏里提到了上述四大法宝中的三个。在那篇“把务实主义哲学彻底化”的专栏里，我把中国改革的哲学概括为“三论”：“猫论”、“灯论”和“摸论”。我当时认为这三论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哲学：“务实主义”哲学。它包括三个部分：“猫论”是它的实用性，“灯论”是它的行动性，“摸论”是它的渐进性。

今天，在我看来，这个概括还比较粗浅；而在某些网友看来，我对邓小平“四论”，特别是“猫论”和“摸论”的评价肯定是一派胡言。“百度”网路上有个“邓小平吧”，2005年6月3日有个网名叫“60.13.218”的作者为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说了几句好话，结果遭到围攻。到当年9月1日，一共有38条回复，说好的只有一条，其余的不是嘲笑就是漫骂，第10条回复说：“不事设计的‘中国经济改革总设计师’，做了个目标模糊、方略不明、路径不清的总设计。”第39条是：“我要把最美丽的鲜花献给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要把最会偷鱼的二只猫加摸来的石头送给那个邓大人!!!” [8]

显然，与“水陆洲”持同样观点的理论家，似乎是因为拒绝改革而拒绝邓小平，在他们的笔下，邓小平像是一个掩盖改革目标的阴谋家；而与第10条回复的作者有同感的人，则可能因为小看邓小平而小看改革，在他们眼里，邓小平像是一只碰到改革死耗子的瞎猫。

事实上，有目标的改革未必成功，成功的改革必定有目标。因此，一场成功的改革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还要有英明的方略。不是邓小平的改革没有目标和方略，也不是他掩藏了改革目标，而是那些误解他的人没有达到他所达到的精神和哲学层次，没有悟到，邓小平不仅领导中国进行了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还领导中国完成了一场哲学变革，我称之为“功能主义”变革。假如我们在这一点上能达成共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成功是可以指望的。

三，欧洲一体化和中国改革：20世纪功能主义的两项伟大成就

假如我指着一根竹竿问：“这是一根竹竿什么？”

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么，你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如果你回答说：“是竹竿，非竹竿，如竹竿。”那你是一名佛教徒。

如果你回答说：“它是不是竹竿，我得先看看某某伟人关于竹竿的定义。”那么，你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或本本主义者。

如果你回答说：“呵，那不是竹竿，是一条蛇！”你可能是一个疯子或一个诗人，反正疯子和诗人是表亲。

如果你回答说：“它到底是什么，要看它握在谁的手里，派什么用场，比如在洪七公的手里，它就不是竹竿，而是权杖。”那你可以被称为一名功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

美国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对“功能主义”是这样定义的：“哲学上的功能主义主张，让事物在精神上成为某种特殊类型的，并非它内部的特别构成方式，而是它作为一个部分在其所在系统内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扮演的角色。这种学说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概念，并继承了霍布斯关于思维是‘计算的机器’的概念，但此学说真正成型并被大众所接受是在20世纪最后30年。尽管‘功能主义’一词在多种学科被赋予多种意义，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建筑，本定义仅关注功能主义作为精神本质的哲学主题。” [9]

这个定义是千百个关于功能主义的定义中的一个，但它的好处是：第一，它给功能主义下了一个哲学上外延最宽泛的定义；其次，它指出了功能主义的起源和最终开花结果的时间；第三，它指明了若干领域的功能主义，包括心理学方面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面的功能主义，经济学方面的功能主义，建筑学上的功能主义，据我所知，还有语言学上的功能主义，以及国际政治学和政治学上的功能主义。

对国际政治领域的功能主义人们并不陌生，它是一种关于国际一体化和合作的理论，其奠基者是长期生活于英国的罗马尼亚人戴维•米兰尼（David Mitrany, 1888-1975年），他写于1943年的《有效的和平体制》（A Working Peace System），被公认为是一体化功能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认为，20世纪，技术问题日益增加。解决这些问题无须借助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化的民族主义，而需要相关技术专家根据具体的需要或功能实现跨国合作，这样的合作将促进合作网络、国际机制和制度的形成和巩固。他的核心概念是“扩展（ramification）” ,他确信由于认识到合作的必要，在某一功能领域合作的成功，将会推动相关国家合作态度的改变，从而实现合作领域的扩展和合作程度的深化，进而使和平规范得以创立，从而减少战争并最终消灭战争[10] 。

米兰尼一体化功能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为“二战”后从六国煤钢共同体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思想资源。厄内斯特•哈斯（Ernst B. Haas）对欧洲煤钢共同体进行了研究，细化、修正并验证了米兰尼的理论，在“扩展”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外溢（spillover）”概念。195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欧洲的统一》（The Uniting of Europe）。他认为，欧共体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外溢”的结果，“这是部门一体化的扩展逻辑”。他预测这种外溢的过程会在共同体内继续，关税同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将会导致一般经济政策的和谐，并最终外溢到政治领域，导致某种政治共同体的建立[11] 。哈斯的这个以“功能性外溢”为核心概念的理论后来被国际政治学界称为一体化的“新功能主义”。

一体化的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指导欧洲政治家取得了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成就：欧洲一体化从经济向政治的扩展；20世纪的另一项伟大政治成就则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推进和深化，这得益于另一种功能主义，它是被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展起来的不同于以往任何类型的功能主义的政治功能主义，我们姑且称之为“溶解性功能主义”。

四，功能性溶解

中国人民大学的分析哲学家单少杰博士关于功能主义有一个十分简洁的定义：功能主义就是通过它能做什么确定它是什么。比如猫，我只能通过它是更多地呆在女主人的膝盖上，还是到处找洞抓耗子，来定义它到底是一只宠物猫还是一只抓耗子的猫。根据这个定义，社会主义不是预先设定的东西，而是通过其实践的结果来判断的东西。既然这样，做优先于说。因为，你做不出来的东西，根本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有意义。

最容易说出来的东西，就是需要；其次是满足需要的某种行为模式，也就是功能；最难说的东西便是能产生这种功能的特定结构。养猫者的需要是抓耗子；遇到耗子就抓，是猫的功能；特定的毛色、眼睛和体型显示的是猫的品种，也就是猫的特定生理结构。猫的功能如何（好或坏）通过它的行为一下就能看出来，但什么生理结构的猫最能抓耗子，则要从不同品种的猫反复抓耗子的成果来判断。

社会制度的安排者也就是养“猫”者，他要养的“猫”，就是能抓“耗子”的制度安排。它要抓的是什么“耗子”呢？根据邓小平的介绍，它要抓三只“耗子”：第一只“耗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增强；第三只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12] 。这三只“耗子”，实际上就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要追求的价值目标。有人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实质上的“普遍幸福主义”[13] ，是有道理的。抓住了上述三只“耗子”，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普遍幸福。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的“猫论”以最通俗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价值论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思想是想说，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抓“耗子”（普遍幸福）的功能，不是纸面上“猫科”图谱所定义的色彩。

完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论功能主义的革命，对邓小平要进行的改革来说还只是前提性准备，更为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一只自称是“社会主义”正宗的老猫（旧体制），吃着猫粮，不抓耗子，既不能马上把它赶走，还要寻找到一只真能抓耗子的猫。怎么办呢？第一要做，“刀论”，做优先于说；第二要闯，“灯论”，首创精神；第三要试，“摸论”，循序渐进。这三条，就是邓小平创造出来的方法论功能主义，它的作用，就是对旧体制进行功能性溶解。

旧体制像一座冰山，它不溶解，不能为新体制让出空间。但它的溶解，必须图难于其易，摸着石头过河，由浅入深，渐进式的，不能让冰山突然倒塌，造成“工伤事故”，这是其一；还必须让冰山溶解出来的是“糖水”而不是“苦水”，先尝到甜头的人，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尝到甜头的人越多，冰山溶解得就越快，这是其二。中国的改革从农户责任制开始，就是这个道理：容易溶，甜得快。

因此，所谓功能性溶解，就是体制解构的一种功能性模式。这种解构不是从最上层的意识形态开始，而是悬置所有的意识形态争论，从最下层人民最基本的功能性需要（比如穿衣吃饭）开始。当人们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逐步升级的时候，这种解构进程就会产生“涟漪性”扩展效应和“渗透性”深入效应。扩展指的是体制解构的范围，从农村到城市；渗透指的是体制解构的深度，从经济到政治，再到精神。

中国改革的功能性溶解的精神虽然与欧洲一体化有共通之处，但方向相反。欧洲一体化的功能主义在价值上是解构的，它解构的是主权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民族主义；在方法上是建构的，它建构的是超国家联合体。中国改革在价值上是建构的，它建构的是功能主义的新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方法上是解构的，它解构的是过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前者（欧洲）是权力向上委托的过程，后者（中国）是权力向下分散的过程。

邓小平的政治功能主义与传统的政治功能主义也有很大不同。经过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55）引进社会与政治系统的功能主义关心的主要是社会结构的维护问题，比如，拉德克利夫-布朗主张，“任何屡现的活动的功能，诸如对罪行的惩罚或举行葬礼，都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因此，这种活动也是它对保持社会结构的延续性所起的作用” [14] 。这种政治功能主义是解释性的，而非解构性的，它是延续性的功能主义，而非溶解性的功能主义。因而，它不是改革的哲学，更可能是辩护的哲学。

功能性溶解，在我看来，就是邓小平打开中国改革宝藏之门的那句“芝麻开门”，虽然里面的宝物的完全呈现还有待于后人。

五，余论：用概念摩丝临时定型

我并不奢望读者都同意我把邓小平的改革思想称为溶解性功能主义，可以预料，有些读者还会认为我这样做是牵强附会。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邓小平阅读过功能主义的任何著作；其次，他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功能主义。这其实并没有关系，对一个思想的命名，就像对一头美发的定型。理论家和研究者所做的事情，与理发师十分相象：后者为飘散的头发，前者为活生生的思想定型；不同的是，理发师用化学摩丝，理论家用概念摩丝，而且技术有高下之分。

把邓小平的思想叫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他的思想的精髓，并让它在理论上不自相矛盾，对历史和现实具有广泛的可解释性，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和预见性，在思想史上找到它的定位。

本文只是在西方思想史的坐标系上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进行了尝试性定位，实际上，它并非只是西方思想河流的一个支流，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之树上的一根新枝，如何为它在中国思想史定位，则不是本文的任务。

（2006-4-20于北京）

注释：

[1]指改革成就，引者注。

[2] 水陆洲：《邓小平的晚年之路》，原载《中国与世界》的网络杂志（http://www.zgysj.com），该网站现已难以打开，下属网址仍能下载本书：1，http://www.slrbs.com/bbs/dispbbs.asp?boardID=22&ID=1121；2，http://15.aa12345.com/down/2005812225392082/；3，http://www.mzko.cn/down/20059/2801.htm，等等。

[3]尽管在百度网上键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可以找到30800页与该词组有关的网页，尽管无数严肃的学术文章和随意性的帖子都在引用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但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引用者注明了它的出处。事实上，无论是在三卷《邓小平文选》里，还是在《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里，都找不到“摸着石头过河”这六个字。邓小平最早可能说到这六个字的场合或许是1979年4月5日-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建议中央批准广东省委提出的创办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建议，并对广东省的领导同志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或许，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说了“摸着石头过河”，但在编辑出版他的正式著作时删掉了。但有他说过这句话的两个旁证：一是前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回忆，他说自己1980年去广东工作之前，邓小平找他谈话，邓说，特区不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几个地方，而是广东、福建两个省；办特区我们没经验，你们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央也没钱，你们要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省原省长梁灵光90年传奇人生：南洋归大陆　儒将到公仆》，《南方都市报》，2006年2月26日）。另一个旁证是在少华所著的《中共著名搭档大结局》里，作者写到“生死搭档刘邓轶事”时说，当“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格言风行全国，并被上升到“猫论”和“摸论”的哲学高度时，邓小平说：“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我从刘伯承同志那里听来的两句话。”（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4]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引自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北京。

[5] “猫论”的最早出处之一如下：“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北京。

[6]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引自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北京。

[7]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 Ockham's Razor）是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提出的一个原理。奥卡姆（Ockham）在英格兰的萨里郡，那是他出生的地方。这个原理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许多科学家接受或者（独立的）提出了奥卡姆剃刀原理，例如莱布尼兹的“不可观测事物的同一性原理”和牛顿提出的一个原则：如果某一原因既真又足以解释自然事物的特性，则我们不应当接受比这更多的原因。对于科学家，这一原理最常见的形式是： 当你有两个处于竞争地位的理论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简单的那个更好。在物理学中使用奥卡姆剃刀切掉形而上学的概念。根据奥卡姆剃刀，以太被排除了。

[8]引自http://post.baidu.com/f?kz=17994883。

[9]引自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functionalism/。

[10]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James Da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中文版，第550-551页，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3年1月中文第1版。

[11]转引自张云燕：《从功能主义到建构主义——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三种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12]这就是邓小平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参见他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北京。

[13] 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页，2004年12月，北京。

[14]拉德克利夫-布朗 ：《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1952年版，转引自詹姆斯••••A••古尔德（James A. Gould）、文森特•V•瑟斯比(Vincent V. Thursby)编：《现代政治思想》（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1969年，中文版，第23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