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帝制文明具有足够的开放程度，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创新，能有效地利用帝制传统来引进现代化，那么，它就有可能经过变革而发展成开明专制主义。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这方面比较成功，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则相反，由于无法从传统专制转化为开明专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从戊戌变法失败可以看出，传统帝国体制本身有个“反向淘汰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统统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在野的没有受过官僚体制的浸染的、从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这类人恰恰又由于缺乏体制内的从政经验。这正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官僚体制变革的大悲剧所在。
中国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激进派医生认为，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保守派医生认为，病人病情过重，动大手术死得更快，不如采取保守疗法。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急诊室效应”是帝国文明适应西方挑战失败的明证，是对僵化的大一统体制的因果报应，是对以平争泯乱为本位的“分”的专制文明的一种历史惩罚。
以下是正文内容：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没有完成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
在这里，让我们对近代中西文明发生冲突以来的大历史，从多次政治选择的角度，作一个简要的梳理。
让我们从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过程谈起。清帝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后，最早的选择只能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因为当时的精英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帝国体制来解决面临的问题。要仿效先进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必须在帝制条件下，进行政策创新。这一过程就是帝国的开明专制化，因为只有把专制帝制转变为开明专制，才有可能适应这一历史使命。
德国、日本、奥斯曼、中国都是传统帝国，但它们的适应现代化的能力与现代化的成效都各不相同。有的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有的则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向崩溃。关键在于，这个帝国体制的制度结构是否具有相对的开放性，是否鼓励制度创新，其文化是否具有容纳自我更新的韧性。如果一个帝制文明具有足够的开放程度，能有效地进行政策创新，能有效地利用帝制传统来引进现代化，那么，它就有可能经过变革而发展成开明专制主义。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这方面比较成功，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则相反。由于无法从传统专制转化为开明专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是洋务派发起的，洋务派就是帝制下的政策创新派。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利避害意识。但这种运动一旦开启，就具有“弥散效应”，只要在军事自强运动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如此大的资金等，他们又要想其他的办法。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这种弥散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
洋务运动之所以效果很差，与中国文明的“城砖”结构有关，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平争泯乱”，各安其分，民智、民德、民力均已经衰退，难以适应变化的需要。
相反，日本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却比中国要顺利得多，日本转型的顺利，恰恰又与日本传统结构具有与欧洲文明相似的小共同体的多元性有关。众所周知，日本传统社会结构并不是中国那样的大一统郡县制，而是由二百多个藩的小共同体构成的，这些小共同体的多元性、自治性、竞争性、边界开放性与社会流动性的结构，更容易形成多元试错的机制。日本的浪人如同春秋战国时代的游走于列国的客卿，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结构很容易产生应对西方挑战的人材与制度，正因为如此，日本的明治维新比中国得以更快地、更有效地实现了现代化转变。中国与日本的巨大落差，就决定了中国甲午战争的命运，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中国的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在这种情况下，变法运动出现了。
戊戌变法由于主导者采取激进的战略而遭到失败。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精英中的危机感广泛形成，这时，一批没有经验的书生，突然被皇帝赏识，并进入决策系统，他们在危机焦虑感的支配下，提出大而无当的大改革方案，却根本不考虑实施的可能性，光绪皇帝在短短的一百天时间内，发布了近三百（中学历史书说的是184道，请核实啊）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不仅大大地触犯了保守权贵的利益，而且也影响了普通士绅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顽固守旧派（徐桐、倭仁等），以及曾经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鼎等）三股政治势力联合反对激进派。他们形成了反对激进改革的保守同盟。最终康有为在完全缺乏条件的情况下，又孤注一掷地要搞杀太后的政变，其失败是必然的。
这一事件说明了什么？百日维新的激进化与失败，可以说是对僵化的大一统官僚体制的因果报应，更具体地说，变法的实质是，当集权帝国陷入巨大危机与士绅官僚陷入群体性的焦虑时，这种排斥多元文化的大一统体制，注定在僵化封闭的官僚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材。广大的官僚士绅阶层受体制约束，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新的观念，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当时的甲午战争前夕，整个北京书铺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出售。恰恰大一统体制中的边缘知识人中，由于不受体制的约束，由于他们处于相对自主的生活状态，反而能自由获得外部世界的知识，培育了世界的眼光，又具有知识人的敏感性，因而得到皇帝的赏识，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们缺乏体制内角色的训练，对于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他们来推行改革的话，实际上就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
从戊戌变法失败可以看出，这个以“分”为组织原则的传统帝国体制本身就具有“反向淘汰机制”，它的传统科举制，把有新异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那些民间人士，这些民间精英人士由于没有受过官僚体制的浸染，不受体制的约束，能自由思考与观察问题，从而具有鲜活思想与世界眼光。然而，此类人的致命弱点也恰恰在于他们缺乏在体制内的从政经验。而这种经验又恰恰是在官僚体制内进行变革所必备的。例如，他们甚至提出把西藏卖掉，换钱来搞变法，他们要求全国老百姓穿西装，以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皇帝就在他们的鼓动下，在短短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项（中学历史书说的是184道，请核实啊）变法诏令，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切实际，甚至无法操作的。在改革没有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他们深感独立无援时，又听信社会上毫无根据的谣言，误认为慈禧即将于九月阅兵政变，于是先下手为强，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策动袁世凯去围攻颐和园，戊戌变法人士的书生误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官僚体制变革的大悲剧所在。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怪罪变法人士无能，还要看到变法失败与中国“求定息争”传统文明的弱点有关。在这样的文明中，压抑个体的自主性与创新性，使体制内官僚阶层中难以产生应对国际局势的人才。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从幕府与民间浪人中涌现大量适应环境挑战的新型人才，恰形成鲜明对比。
戊戌变法失败后满清权贵保守派进入政治中心，形成一种反向运动，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严加取缔。这种反向运动几乎走到了极端，顽冥不化的保守派甚至挑动义和团去攻打外国使馆，从而引起八国联军入侵的庚子事变。中国再次屈辱地签订了辛丑条约。
在这种危机下，清末统治者才意识到非进行大改革不可，慈禧太后也想迎合人们的改革愿望，用大幅度的，范围广、高难度的改革，来克服危机，挽回统治者的威望。但这样做的结果又形成了恶性循环，饮鸩止渴。可以说，中国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医生中就会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派医生认为，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这就是激进派的意见；另一派医生认为，病实在太重了，身体支持不了动大手术，要动大手术，病人死得更快，还不如采取保守疗法。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种“急诊室效应”的出现，是帝国文明适应西方挑战失败的明证。是对僵化的大一统体制的因果报应，是对以平争泯乱为本位的“分”的专制文明的一种历史惩罚。
清王朝在庚子事变后进行的新的改革运动，历史上称为清末新政运动，统治者下决心要通过大幅度改革，来挽救中国的命运。这场清末新政持续时间长达11年之久，禁鸦片，引进实业，奖派留学，发展新式教育，进行法制改革，建立巡警部，开设福利院，军事、国防、外交改革也齐头并进，其幅度之大，范围之广，远远超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但统治者已经陷入了权威危机，排满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崛起。清王朝气数已尽。排满革命压倒了改革。清王朝也因近代化的失败而走向了崩溃。
严复早在《原强》与《论世变之亟》中，就揭示了中国文明的“运会”的悲剧性，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只有理解了传统中国文明以“分”为基础的“城砖结构”，才能理解中国的近代化为什么失败。
至于这种“城砖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讨论中来分析。
原标题：《重新解释中国大历史系列（三）清帝国开明专制化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