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我们读史，读的都是“大历史”，对于古人的起居生活是啥模样很少有了解。如果你问：一个混迹官场多年的清朝官员会如当今的白领那样坐班吗？他因公因私的作息时间分际应该划在哪里？恐怕没什么人能答上来。作息时间就像条波澜不惊的枯燥流线，琐碎平常，流淌不息，很难寻出什么意义。可是有人偏不这样看，杨联陛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他的看法是，作息有根本的重要性，一个人工作和游憩时间的比例，是他在社会中所取所予的一个指数。杨先生发现，中国古代王朝，越到后期官员享受的假日越少，如唐代到元代十天就有一次休假，到明清则完全取消了。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官员处理的事务越来越烦剧，繁文缛节不断增加；二是皇帝权力高度集中，皇帝自己都忙得够呛，还能轻易放过手下的这些官员吗？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皇帝上朝时间之早令人惊讶，一般都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如果上朝时间延至七八点举行就被认为相当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皇帝相当忠实地遵守早朝的时间，说明这是个恪守规矩的王朝。最近我读到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员恽毓鼎的日记，其中的一些记载也验证了这个判断。只是日记里对上朝时间的描述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如光绪廿二年二月的一天，光绪皇帝要见官员，恽毓鼎必须四点钟就到景运门朝房等候。三月初的日记则说某次上朝三点钟出门，因为道路泥泞，抵达东安门时天已黎明。也就是说，从家里赶到上朝地点，中间可能要走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如果遇到冬季下雪天，道路泥泞，车辆颠簸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设备，容易让人染上寒气，身体不适。恽毓鼎有一次见到光绪帝时感叹“天颜清减，深以为忧，竟无人敢以摄养之说为圣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脸色不好看和上朝过早脱不了干系，这声叹息颇似感同身受。如果是去颐和园上朝，就要起得更早。有一次给慈禧祝寿，恽毓鼎一点半钟起床，先到东宫门外詹事府帐篷歇息一阵，再向颐和园进发，到达时见颐和园内灯火通明，光彩如昼。

在上下朝途中，由于时间充裕，官员可以在车中选读一些书籍，恽毓鼎就读过诸如《困学纪闻》之类的经典笔记。他平常还兼悬壶行医，在车中阅读的书目也包括《难经疏证》《脉学辑要》这类医书，有时两天就可看完一本，可见在马车颠簸中阅读的效率不算低。

日记里的一些记载也会改变我们对宫廷生活的刻板印象，比如一次在颐和园仁寿殿赴筵宴，所上菜品很多带有满洲特色：斟酒和奶茶各一巡后，菜单中有羊腿四只，一大盘满语称为色食牡丹的食品，苹果、葡萄各四盘，荔枝、桂圆、黑枣、核桃仁各一盘，五色糖子四盘，五色饽饽二十盘，牛毛馓子三盘。比较好玩的是，等宴会结束后，官员可以用袋子把吃剩的食物打包。恽毓鼎记载说，除了苹果、葡萄可吃，其余或是过生，或是被虫子蛀过，让人难以下箸。还有一次皇帝宴请蒙古王公，菜单更加简单，王公行叩礼后，各赐酒一杯，宴会上只有白肉火锅、一大盘酱油咸菜和两盘馒头。宴后进入表演程序，先奏满洲乐，然后是高跷、竹马、射箭和摔跤表演，由皇帝在摔跤手名单里随意点两人比试。再后是奏僧乐、回民乐及表演各式歌舞。可见皇家平常宴请客人菜单比较简单，并不如今人想象的那样都是满汉全席， 让人大吃特吃。

皇家上朝时间虽然很早，不时逼官员天没亮就匆匆赶场，但若据此断定清朝官员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人不偿命，那可就错了。因公劳累只是个假象，一个关键证据是早朝完毕后官员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远不及当今的白领打卡那般辛苦。一旦早朝结束，官员可以立刻回家睡上一大觉，直到日落才醒也没人管你。如不打算睡觉，剩下的时间也完全归自己支配，真可以说是想干啥就干啥。

拿恽毓鼎的作息时间表来说，他的詹事府职务相当于史官，负责编纂皇帝的起居注，也就是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也兼校一些官修史书，按理说应该随侍皇帝近旁。但除举办例行仪式时他作为起居注官会陪伴皇帝左右，其余时间只是偶尔光顾史馆，平常都是史馆派人把稿子送到家中交给他审阅，交还的日子好像也没有严格的规定。审稿范围包括《儒林》《文苑》这类官修史书的稿本，也包括一些地方志。对于上朝这等公事，甚至也可以自行商量排班。如光绪廿三年年底詹事府规定有十二班，恽毓鼎自己选择四班上朝，其余班次即可免于参加。这四次上朝中，还有一次因起床过早，一点钟起来头晕呕吐，半路折回未去。到了光绪卅一年，对那些缺席早朝的官员好像也没有了处罚的规定，以至于有时上朝陪侍的官员稀稀落落，让人感觉不成体统。

与上朝这类公事相比，恽毓鼎大量时间花费在与科举同科或乡亲好友之间的团拜上面，写一些私人应酬的书法也会消耗大量精力。比如有一阵很多人送来扇面要求题字，恽毓鼎桌面上扇面常常堆积如山，应接不暇。此外，回复信函和闲逛琉璃厂淘书也是重要的活动。据他自己在光绪卅四年十二月统计，一年就收到各省的信件五六百封，内容全是委托办事、谋取差缺等。这些信虽不必一一回复，但拆阅处理也耗去相当的时间。

其他一部分时间会用来悬壶行医。恽毓鼎早年行医多是被动的，属于给朋友帮忙，后来由于经济拮据，才逐渐成了谋生手段。日记中对中国式的治病氛围有很好玩的描述，如一次给朋友的妻子治病，他诊断是实热，家人和病人自身却认为是虚寒。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虚寒的症状，但恽毓鼎凭经验坚持按实热开方治疗，服药后，“热象大现”，才使众人信服。治病时中国大夫往往不具有西方医生的权威地位，病人和家属有权对病情指手画脚，这是中医与西医处于不同的伦理情境的缘故。医生冒着风险坚持己见，要承受相当的压力，但恽毓鼎有自己的信念：“病重药轻，其杀人与庸医同罪。”

表面上看，官员受公事牵扯精力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多，但私事应酬如一张大网，常常罩得人喘不过气来。从日记中看，赶赴私人饭局几乎占去恽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到了烦不胜烦的地步，而且多属人情世故之举，不可轻易拒绝。有一次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日不有应酬，无日不有吃局”，以致“疲困浮动，颓然病矣”。所以日记中时常发出自责的声音。在光绪卅一年三月的一则日记中，恽毓鼎就自责说：“自去冬至今，会无谓之客，赴无谓之局，终日征逐，身心俱疲，求六时静坐看书而不可得，以致胸怀扰攘，往往夜不能寐。十余年所用心性工夫几全数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将为小人之归矣。” 也就是说，再这样消耗下去，和小人没什么区别了，这可是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情。有一次恽毓鼎连续接待了十几位客人，搞得腿部疼痛、不能举步，他情不自禁地开骂起来，觉得自己“究竟无一正经之事，无一关系之言，费光阴，耗精神”，发出“真冤苦”的抱怨。

光绪卅二年二月二十日午前恽毓鼎连续接待了五拨客人，感到头晕气短，客人刚离去，就呕吐起来。于是发出了一阵感喟，说西人见面时就事论事，聚会后也不迎不送。宴会上则谈论闲情私事，公事免谈。中国人恰恰相反，那些来访的人，明明有想说的事，却先说无数浮泛的言辞加以铺垫，废去许多口舌后才进入正题，已耗去无数精神。等谈到该说之事，说起来又拉里拉杂，没完没了，喋喋不休，听起来让人厌烦无比，其实几句话就能说清。如此下去，主人哪里会不困，哪里会不怕会客？他说遇到一个朋友托他办事，翻来覆去说了七八遍，送到大门，又照说一次。他感叹这种人必不能绝大疑成大事。所以他“每悬想荒江老屋，耕读自娱，不复问人间事，恐生平无此清福也”。

我们从一个清朝官员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里发现，处理公事其实只占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时间会消耗在私事应酬的漫长程式里。这些私事有些是自己能支配的行为，有些则如无法摆脱的劳役，其中甘苦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感知。

本文选自《猫眼看人：历史如何“反常识”》，杨念群 著，凤凰出版社 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