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某些政策和体制，带有激励工业发展、抵制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五”推进服务业主导的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着多方面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为此，加快推进投资、金融、财税、教育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改革选择。
关键词：经济转型；结构性改革；服务业市场
“十三五”，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关键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既是适应经济转型趋势、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又是下一步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一、服务业市场开放牵动转型增长全局
以往30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抓住了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机遇，主动推进工业领域的市场开放，从而形成了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政策及体制环境。“十三五”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将为我国走向服务业大国、实现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
1.“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首先，中国制造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加快由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开始向服务型制造业为主，从而形成新型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其次，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动下，规模城镇化加快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估计到2020年我国规模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以上，人口城镇化率有望从现在不到40%提高到50%左右，从而使城镇化仍然成为“十三五”发展的“最大红利”；第三，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下，“十三五”有望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转型，估计2020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将由现在的不到40%提高到50%左右，一些发达地区这个比例将达到60%以上，从而使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提升。
2.“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结构。首先，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估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比重将由2015年前三季度的51.4%提升到58%左右；其次，加快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估计未来5年消费每年还会以8%-1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0%-65%的区间；第三，初步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局面。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要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依托，以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从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估计到“十三五”末期我国的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将由2014年的12.3%提高到20%左右，从而使我国在推进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贸易进程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3.“十三五”推进经济转型的新动力。毫无疑问，我国的经济转型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并成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突出优势。问题在于，“十三五”既有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后窗口期”。抓住机遇，加快结构调整，不仅能明显缓解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将为未来5-10年保持6%-7%的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改革，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经济转型趋势破题发力。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服务业市场开放是激活市场、推进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并成为牵动转型增长全局的重要因素。
二、服务业市场开放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头戏”
现代服务业发展直接依赖于服务业市场开放：形成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环境，靠的是服务业市场开放；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服务业，靠的也是服务业市场开放；发展服务贸易，靠的更是服务业市场开放。
1.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重在服务业领域。总的看，目前的服务业市场状况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低一高”：一是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例如，现在的工业部门的市场开放程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务部门50%的垄断格局尚未打破。二是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较低，对服务贸易政策性、体制性的限制仍然较多。三是服务型水平低。以房地产为例，应当说房地产从规模上看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现在面临着规模房地产如何向服务型房地产的转型的问题。如果房地产能够以健康服务为重点，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由此就会大大提高房地产的使用价值。四是服务价格高。例如，2014年我国的宽带平均上网速度全球排在第75位，仅为韩国的15%。但是，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的3-5倍。由此看来，“十三五”推动市场化改革，重点是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开放。
2.以破除垄断为重点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一是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都面临着行政垄断或市场垄断。二是推进服务业市场的便利化改革，使社会资本可以进入相关的服务领域，激发服务领域的市场活力。三是加快放开服务业市场价格。
3.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推动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如何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取决于政府的采购规模。建议政府的公共服务采购规模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014年的11.4%提高到2020年的20%左右，服务类政府采购比重从2014年的11.2%提高到2020年的30%左右。由此，提高政府在公共服务购买当中的总量与质量。客观说，在这方面还面临着某些政策性和体制障碍，以及某些思想观念障碍。
三、推进以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为重点的自由贸易进程
适应快速上升的全球服务贸易需求，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打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管制，成为扩大服务贸易、加快自由贸易进程的重大任务。
1.服务贸易大而不强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大而不强与服务业市场开放不足紧密相关。首先，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不足；第二，发达国家对服务贸易出口管制还相当多；第三，服务业市场开放不足关键是对国内社会资本开放不够。
2.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自由贸易进程。一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区建设。目前，国内4个自贸区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自贸区的重要使命是以服务贸易开放为重要目标。在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中适应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需要国内4个自贸区在服务贸易上实现重大突破，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重要实践经验。二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双边、多边、区域性、全球性自由贸易进程。多边、双边、区域性、全球性自由贸易进程取决于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有多大的突破。适应快速上升的全球服务贸易需求，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打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管制，成为扩大服务贸易、加快自由贸易进程的重大任务。三是助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十三五”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需要高度重视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打造服务贸易新品牌上取得重要突破。
四、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关键是破题结构性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某些政策和体制，带有激励工业发展、抵制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五”推进服务业主导的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着多方面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为此，加快推进投资、金融、财税、教育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改革选择。
1.服务业市场开放面临着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比如说土地政策，服务业用地跟工业用地的价格至少相差几倍；再比如税收，“营改增”到现在尚未全面完成，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税种现在还没有全面推开，这与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的现实需求严重不相适应。就是说，走向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着一系列的政策性、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重大挑战。不解决这些政策性、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是比较困难的。
2.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一是破题投资体制改革，加快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互动和融合。不讲条件，强调“投资是关键、消费是基础”是不符合经济转型升级趋势的。在一定条件下，投资可能是关键。在一定条件下，消费可能是关键。问题在于，进入服务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投资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例如，北京再建几所儿童医院都是有需求的。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有估计指出，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到目前为止至少在1万亿元左右，而实际的供给还不到两千亿元。无论从哪方面看，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投资转型都十分重要。当然，改变投资结构，关键是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二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着眼于全面支持实体经济，使金融资源能够流向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需要加快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并使其创新发展、规范发展。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尽快推进消费税改革。形成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税种，以适应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四是加快调整教育结构，加快发展以转型升级趋势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很多企业家都说，找一百个大学生很容易，但是要找几十个高级钳工却很困难。“十三五”职业型、技术型人才的供给，主要是一个结构问题。从短期、中期来看重在调整教育结构。如果“考试型、封闭性、行政化”为特点的教育体制不转向“能力型、开放性、专业化”的教育体制，教育结构就难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客观需求。
3.服务业市场开放关键是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一是激活市场、激发企业。例如，要尽快实行企业自主登记制度，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不用或者少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的行为。二是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形成有利于市场平等竞争、透明度高的市场经济发展大环境。三是推进监管转型。比如说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问题，不能不说同监管体制转型不到位直接相关联。适应混业经营发展的大趋势，建议尽快组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4.实现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无论企业、社会、还是政府，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尤其是需要改变某些传统的发展理念。例如，走向服务业大国，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格局，不是不要制造业，不是不要工业，而恰恰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传统工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升级。更根本的在于，要改变过去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终结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以增长代替发展的理念。
“十三五”我国正处于转型改革的历史关节点。把握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实现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就能释放经济增长的巨大内需潜力，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