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格局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理论属性和取向，有关国际格局的理论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假定之上，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特别是它还被现实主义导向了同外交政策的实用联系。现实主义本身既具有对国际关系的深刻洞察力，又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局限性，这两方面的特点必然影响到国际格局研究的理论品质。以此观察中国关于国际格局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国际格局的概念反映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取向和理性主义的内涵逻辑，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它营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现实主义语境，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提供了某种便利的条件。但是，从学科的进一步整合来看，对于国际格局的研究仍需要结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做出内涵和容量上的扩张，以使这一概念更加适应国际关系的实际状况。
国际格局在我国国际关系领域被视为“研究时间最长、著述最多、争论也最多”的问题，(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学习出版社，1997年，第381页。)在我国学者这里，国际格局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开始。(注：冯特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1页。)与此相对照，在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论战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曾就国际结构(即国际格局)问题发生过激辩，但双方的争论后来更多地涉及的是结构与过程、国际制度、国际合作与冲突等问题。不过，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国际格局问题一直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对象，从传统现实主义的均势学说到新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或“体系结构”理论，对国际格局问题的研究持续了很久，也获得了相当系统的成果。近年来，人们又看到，承续着这一理论发展的脉络，有关冷战后到底是单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以及到底是“单极稳定”还是“多极稳定”的问题，再次成为现实主义学派内部、特别是新古典现实主义所讨论的核心话题。(注：一般而言， 传统现实主义主张“多极稳定论”，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主张“两极稳定论”，而90年代以来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主张“单极稳定论”。)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国际格局理论与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线索是相当吻合的，但对这一问题仍需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加以关注。
一
从学科整合的角度来看，由于受到长期以来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国际格局研究的最基本特点是它明显地具有现实主义的理论属性和取向，有关国际格局的理论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假定之上，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特别是它还被现实主义导向了同外交政策的实用联系。在比较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时，基欧汉曾经指出，由于现实主义是连贯地分析世界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它对权力、利益和理性的着重研究，对从任何角度理解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 问题都至为关键。国际关系的任何研究方法都必须吸纳或至少要认真对待现实主义的根 本性洞见和思维要素。然而，现实主义在面对特定条件下的国家行为的种种问题时，没 有能够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它也特别不擅长于解释变化。(注：罗伯特·基欧汉 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145页。)这说明现实主义本身既具有深刻的重要性，又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这两方面的 特点必然影响到国际格局研究的理论品质。
国际格局研究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国际格局研究接受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有三个：第一，无政府状态的假定。这一假定说明，由于没有世界政府或中央权威凌驾于国家之上，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的行为体，所以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国际关系是“国家共存”的关系。第二，理性主义假定。国家是统一的理性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通常采取广义的理性政策。尽管国家处于国际关系的不确定的条件下，可能由于信息稀缺和外交欺骗等原因而难免出现失算，但它们倾向于用心权衡各种不同政策选择的成本，按照国际关系中的成本规律办事，以期获得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这种理性逻辑所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家将产生持续和稳定的政策偏好，并根据这种偏好诉诸自己的行为。第三，权力政治的假定。现实主义把权力看成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国家尽其努力追求权力，蓄积或保持足够的权力。它们根据权力来计算利益，不管权力是作为目标还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应该说，现实主义这三个基本假定对国际格局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借助这些基本假定，有可能理解国际格局形成和变化的基本原因和背景，也有可能从国际格局的结构类型中推测出国家的行为模式。正是由于国际格局研究接受了这三个基本假定，所以它被纳入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范畴。
实际上，国际格局研究正是在遵循无政府状态和理性原则的假定下，更多地沿着第三个假定而展开其逻辑的(这也正好与沃尔兹关于结构的第三种定义相对应)。无论是摩根 索还是沃尔兹，都求助于权力与均势的分析逻辑，并以此塑造出被深深纳入现实主义权 力政治逻辑的国际格局(或国际结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人们可以看到，由于在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国家以理性的原则采取行动，所以，权力和利益就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并且确实始终对国际格局存在着重要的影响：第一，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在国际关系中“以权力划定利益”意味着，只有在国际格局及其变化中才能界定国家利益。第二，权力关系体现了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无论是权力关系的总体形态还是国家间的互动形式，抑或是这些关系的质与量的过程，都是国际格局基本结构及其变化的反映。第三，国际和平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权力均势，即国际格局的结构平衡。权力均势或国际格局的结构平衡对战争与冲突的制约反映了权力因素所经常发挥的作用。当然，尽管现实主义认为其关于权力政治的假定对国际格局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假定仍然有过分夸大之处，例如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就把国际政治、以至于一切政治都解释成“争夺权力的斗争”，(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1948),pp.64—73.)其他现实主义者则把国际关系历史看成是以权力关系为 中心的历史，并试图仅仅在权力范围内对国际政治现实进行分析。这种主张权力万能的 观点，简直形成了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的顽固症结，也使其带有以静止和保守为特征的局 限性。而这正是后来新现实主义扬弃和新自由主义批评的所在。
2、国际格局研究被现实主义导向了与外交政策的实用联系。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深刻地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显 然现实主义的影响是更为直接的(建构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主要缘自现实主义作 为一种理论的本能特性，即它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实用性思维特质。基欧 汉在谈到这一点时认为，现实主义思维的引人之处，在于其对国际关系中实际问题的应 用性。它为那些致力于理解和应付其国家安全所受的潜在威胁的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一 目了然的措施。(注：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7页。)考克斯在谈到所谓 “问题解决型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时，更认为其中的现实主义在目标和 功能上就是要成为外交政策方面的一种指导，帮助解决问题，并且通过有效地对付制造 麻烦的具体原因，来推动政策的顺利运作。(注：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R.Keohane( 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04—254.)毫无疑问，现实主义的本能特性及其在理论和政策中的地位都严重影响了国 际格局的研究取向，使得它侧重于政策性研究，并把研究的重心和归宿放在对政策问题 的影响上。人们所熟知的摩根索、沃尔兹和基辛格等人物，尽管在学术象牙塔里创立了 理论，但他们均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够保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恰 恰是他们在塑造自己关于国际格局的理论(主要是均势理论)时的主要兴奋点之一。而被 斯派克曼视为现实主义两大理论支柱的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注：倪世雄等：《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页。)在与外交政策的互动 方面更是技高一筹。70年代，它们在两个学者兼政治家型人物的手上得到了直接的应用 ，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和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理论既深刻影响了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 又深刻影响了当时美国的外交实践。而我们知道，这两种理论都属于国际格局的范畴， 是国际格局在内容和空间上的直接体现。应该说，从摩根索到沃尔兹，在现实主义的整 体氛围中，国际格局问题被相当自然地引入了理论与政策紧密联系的领域，国际格局研 究也与外交政策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也产生了国际格局理论和外 交政策理论很难相互区分的弊端。
二
国际格局研究深受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响，但从学科整合的角度看，更应该注意的是新现实主义(注：新现实主义一般分为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格里科的新现实主义和关注安全问题的现实主义即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三种。但本文在说到新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时基本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对国际格局概念的改造和演绎。虽然新现实主义在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自助与均势等传统理论要素方面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但它也对这些理论要素做了适当的修正，这就在于它以体系结构的核心观点和系统逻辑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的整合，从而对国际格局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进行了一番更属于“结构”意义上的新的改造和进一步的演绎。因此，新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较为完整和准确地描述了国际格局(即国际体系结构)，它对传统现 实主义的修正从两个方面加深了国际格局的认识。第一，与传统现实主义依据国家利益 和国家力量概念所形成的“权力政治观”不同，新现实主义把体系结构当作自己理论的 核心概念，并完整地形成了所谓“结构政治观”。按照“结构政治观”，国际政治即被 视为一个定义精确的体系结构。应该说，体系结构概念和“结构政治观”的提出，是新 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也是前者对后者的实质性突破。由此，沃尔兹的 体系结构与摩根索的权力政治形成了相互对峙的不同的国际政治观：后者着眼于国家，强调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前者着眼于体系结构，认为国家处于体系结构之中。后者着 眼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前者着眼于全球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主张结构分析。(注：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123—125页。)在这种结构分析中，作为系统层次的结 构和作为单元层次互动的国家被严格地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从两个层次来 理解国际格局，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从“单元”这样一个层次来理解国际格局。这意 味着，新现实主义更加重视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控制和约束，强调国际关系的本质和 特征是由客观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的；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因素是重要的，但它是结构 性的。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国际格局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就权力和安全的重要性而言，新现实主义更强调安全。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者、特别是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是安全的 最大化，而不是权力的最大化。这意味着，多数国家注意的是限制或阻止任何一个国家 的权力最大化，即霸权的可能崛起；同时，对于这些国家来讲，权力不是目的，而只是 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最高目标的手段。正是这种以谋求安全为“第一要务”而又兼顾权力 均衡的基本考虑，使得国家总是尽力维护它们在国际格局系统中的地位，它们在国家行 为方面倾向于相互制衡而不是顺风使舵，其结果是它们共同努力维持均势的局面，这一 局面即便暂时遭到破坏也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建起来。因此，就权力与安全的关系来 说，新现实主义强调安全而弱化权力的观点并没有减低它对国际格局结构的重视；相反 ，它的这一基本观点与强调体系结构的观点是一致的，正是由于突出了体系结构的地位 ，强调力量对比(在结构现实主义的语言中被说成是“权力分配原则”)的作用，因而国 际格局在新现实主义的研究逻辑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国际格局被放到了一 个更为突出的位置上。而且，新现实主义在这样做的同时，它还强调国家在国际格局结 构中的地位或位置。其结果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融合了国家对权力和安全的实 际需要。这就在于：虽然跟传统现实主义一样，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生存系于由自助原 则控制的“战争状态”，但它认为在这种状态下要得到安全，就必须获得结构性的权力 。也就是说，国家生存和国际和平需要由一定的国际格局来加以保证。当所有国家在一 定的国际格局中寻找到相对的安全状态时，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局面才有可能形成。正是 由于重新解释了权力和安全的关系，新现实主义者在坚持无政府状态这一概念的同时， 其对无政府状态的解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他们并不排除国际秩序的存在，认为无政 府状态下的混乱无序、安全困境和自助并不是绝对的，在国际关系中可能存在着一定的 秩序。所谓一定的秩序取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因素，即国际格局的因素。因此，问题 是，一方面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把权力排除出国际政治，另一方面国际政治总是 与权力相关的，新现实主义仍然认为国际格局是对权力的反应，但关键是如何确定和把 握其正确的定位。
三
新现实主义在解释国际格局方面确实有比传统现实主义显著进步的地方，但它与传统现实主义一样，强调的重点仍然是国际关系的结构，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注重国际关系的动态过程；因此，它实际上没有脱离典型的静态理论的窠臼。阿希利认为，在时间和变化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在进行论证时，倾向做出这样的假定：共时性(静止的)观点和历时性(动态的)观点之间存在着绝对区别，而且历时性(动力学)存在着对共时性(静力学)的单向依赖。由于必须在结构模型的环境中去理解变化，而在复杂结构模型中，结构的组成部分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无论发生多少变化，这些变化都要受到结构的界定和限制。因而，在新现实主义中，历时性分析屈从于共时性分析，而变化只是在体系的固定逻辑下才能得到解释。也就是说，新现实主义关注变化动态的主要前提是，人们能够从理论上把握决定变化动态的结构因素。(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42—243、第264页。)对此，考克斯也认为，新现实主义重点研究国家，把国家化约为其 物质力量的维度，并同样将世界秩序结构化约为均势，把均势视为物质力量的结构。因 而，它对国际格局的理解和阐释只能是静态的。(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5 页。)阿希利和考克斯的观点说明，在对国际关系的理论解释上，新现实主义忽视或轻 视国际关系的动态过程所起的重要作用，包括可能对国际关系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这就 导致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即新现实主义在解释国际关系时倾向于维持现状。因为根 据新现实主义对结构理论的解释，结构的制衡功能稳定而强大，追求权力最大化反而会 使自己陷入受到威胁的境地，所以在结构发挥经常性制衡功能的条件下，即便是大国也 不会盲目地追求超越结构限制的目标。由此，新现实主义的这一结论将结构设定在静态 的框架内，结构的功能在于维持现状。这说明，结构作为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和新 现实主义)的“共通项”，也是有局限性的，它影响了现实主义的思想品质。正如阿希 利所说的，新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倾向于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结构，即独 立国家所形成的权力结构。由于这个原因，它是静态的、保守主义的。(注：R.K.Ashley,“Political Realism and Human Interest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5(2),1984,pp.204—236.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现实主义的分析视野 里，结构基本上被看作是物质性的，它排斥了非物质性的东西，而非物质性的东西如国 际制度等都更能说明国际关系的动态过程。)
尽管如此，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格局研究的新进展，可能使我们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诚如约瑟夫·奈所说的，在理解国际问题的复杂性之前，先要弄清现实主义理论，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深入理解国际格局问题，还要结合新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成果进行更为系统和更为扎实的研究。在这方面，迄今为止，结构现实主义对国际格局的研究是最系统的和最权威的。二是在注意到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格局的新探索时，还需注意到某些新自由主义者试图用结构与过程相结合的途径所作的动态性考察。 在这方面，新自由主义反对新现实主义只注重结构层次，而不关注过程层次的做法；反 对沃尔兹等人把国际结构仅仅看成是各国之间大炮、军舰和GDP的力量对比而忽略国际 关系中“动态密度”的观点。它认为，新现实主义特别缺乏对国际组织、国际规范和国 际制度等非权力性因素的关注；(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译序。)因而，新现实 主义的理论逻辑很难充分解释国际关系的实质和特征。基欧汉曾经说到，沃尔兹的结构 逻辑使人们在分析国际关系时把注意力放在结构上面，这固然有其简约的优点，但结构 概念过于简明，解释不了多少东西。虽然结构确实是重要的，但它的解释可以预测冲突 必然发生，却无法说明冲突的强度有多大，因而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正是由于看到新 现实主义的这种弊端，新自由主义的体系理论在保留前者某些简约性(即结构)的同时， 更加注重其所忽视的国家间互动以及战略相互依赖对互动结果的影响，把研究的触角深 入到了体系过程的层面。(注：Robert Keohane，“Th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in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175—176.)按照约瑟夫·奈和鲁杰等人的解释，结构不过描绘了权力 分布或体系内的组织，过程则指体系内持续运行的、表现为一定方式的单元间互动模式 与类型。显然，结构和过程相互影响，而且它们都可能发生变化。结构是更为基本的， 而且其变化速度比过程要缓慢，但是忽视过程可能会抹煞国际关系的动态内容。新自由 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和自身研究的新进展启示我们，在研究国际格局时必须注意到 它所存在的两个方面，即结构和过程；“假如我们不仅仅关注体系的结构，也关注体系 的过程，即国家间互动的通常模式，那么我们将学到更多的东西。”(注：小约瑟夫· 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6 页；《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26页。)因此，如果说新现实主义注重的是国际格局 的体系结构，新自由主义注重的是国际格局的过程以及其中国家间的互动模式；那么将 二者结合起来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研究国际格局的结构，而且要研究它的过程；不仅要 研究浮露于“国际问题”表面的国家间关系，而且要研究其中所内化的国家间互动模式 。也就是说，虽然目前关于国际格局的研究基本上仍限于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理论 范畴，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国际格局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而需要进行理论上的“ 新的综合”(new synthesis)。这种“新的综合”对完善和深化国际格局的研究来讲是 很有意义的，很有可能将会扩张国际格局问题的研究容量，并决定其研究内容的取舍。
四
在某种意义上讲，国际格局的概念及其理论是理解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努力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因为从词汇学的角度看，国际格局是一个完全中国式的、或者说很受中国学者偏爱的概念(尽管它与结构现实主义所说的“国际结构”或“体系结构”实际上是一回事)。按照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定势和建立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某种偏好，使用这一概念有着明显的好处和方便的地方，即它能使人们从宏观和整体上把握国际关系的发展轨迹，也能够排除许多不必要的或不稳定的干扰因素，如局部的事件或某些国家的国内因素，从而完成“理论要素”的有效整合，并使理论较为简约和有力。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就是它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的研究范畴，而且带有明显的传统现实主义倾向。这同中国国际格局理论的来源和借鉴对象、以及把这些来源和借鉴对象纳入到国际格局范畴的努力不无关系，这些来源和借鉴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均势理论，二是西方新现实主义理论中有关体系结构的部分，三是列宁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理论和力量对比分析理论。这三个方面并不是绝对相互排斥和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在理论上有机结合和融通的。但是，它们把中国国际格局理论深深嵌入在(传统)现实主义这一有限范围内，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格局理论既受到西方现实主义有关权力结构和体系结构理论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了与它相近的理论特征；但又受到列宁关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理论和力量对比分析理论的影响，从而也表现出与西方现实主义不同的理论特征。但总的讲，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以国际格局为核心概念，形成了有自己特色和风格的现实主义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
首先，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如均势理论、甚至包括地缘政治理论，是中国国际格局理论的重要来源。在概念和逻辑上，国内学者与西方现实主义学者有着不少可以产生共鸣的地方，而与理想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距离较远。究其原因 ，主要是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被引进到中国的传输方式有关，由于“我们的翻译作品以 西方现实主义著作居多，到目前为止，现实主义著作许多都被译为中文，有些名著，如 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已有不同译本；有些虽然不完全属 于学术著作但却包含很强现实主义思想的宏论，如基辛格的《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 《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也迅速译出并相当畅销”。所以，这种情况所造成 的一个失之偏颇的重要结果，就是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惯性的印象，“即西方国际关 系理论就是政治现实主义”。(注：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总序，载基欧 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而正是在这种研究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 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浸染，甚至中国式的国际格局概念及其理论本 身就带有明显的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色彩。
其次，可以说中国国际格局理论近年来开始向西方新现实主义理论借鉴了有关体系结构的部分。如前所述，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与“国际格局”相对应的概念是“国际结构”或“体系结构”。在新现实主义学派中间，沃尔兹和吉尔平的“国际结构”或“体系结构”理论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但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长期发酵相比，它们尚未渗透到中国国际格局理论的深层；因为后者显然仍固执于国家(单元)层面的分析，并未将分析上升到“体系结构”的逻辑层面。另外，应该看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已然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理论流派，它们之间的争论对于国际格局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中新自由主义理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理论空间，拥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和份量，并且实际上拓展了国际格局的研究容量。但国内的国际格局理论研究尚未充分吸收这方面的理论成果。
第三，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来源于列宁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在谈到国际格局问题时，中国学者总是要以列宁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力量对比分析理论作为总的依据。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光谱上，列宁主义是最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理论。对此，基欧汉曾说过，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现象时，某种程度上像一个现实主义者，例如，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除了核算瓜分者的实力外，……再也想象不出有其他基础”。(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68页。)而在列宁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力量对比分析的理论。前一理论是列宁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现象的科学总结，列宁认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它会导致帝国主义“分割者”的实力变化，从而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后一理论是列宁把阶级力量对比分析扩大到国际战略和国际形势领域的产物。(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515—517页；第2卷，第708—709页。)我们知道，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力量对比分析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依据，也是苏联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基本依据。可以看出，列宁的力量对比分析注重力量对比的动态和变化的特征，是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相 一致的。这些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显然都受到上述这些理论来源的影响，它导致国内学者对国际格局的研究带有明显而强烈的现实主义自然倾向，甚至这对所谓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某些素质也产生了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一旦与西方现实主义相遇，常常会产生极大的“共鸣”；但是另一方面，与西方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格局的理论相比，中国国际格局理论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说完全是“中国学派”的特征：
1、长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大量使用了有自己特色和语境限制的现实主义概念，如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两极化等是国际关系文献中最经常出现的语汇，它们与时代、主题、基本矛盾、力量对比和综合国力等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学派的理论范畴和特殊话语体系。这些概念为国内学术界所共同认定，尤其是国际格局的概念足以反映中国学者的共同意向，(注：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19页。)它们决定了研究国际问题的基本角度和基本视野，也决定了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使用。但是，国际格局和上述种种概念在国内学者这里受到特殊的偏爱，说明中国式的国际格局研究更多地囿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而尚未能完全吸 收新现实主义的全部理论成果。例如，在考虑和分析问题时它把着眼点仍然放在国家行为和国家战略的层面，所谓多极化、两极化等国际格局问题并未以体系结构的逻辑来 分析；而且，它把国际格局仅仅解释成国家间稳定的力量对比关系。应该说，从新现实 主义角度来看，这种研究是有重大缺陷的，虽然它意味着中国学者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 系统研究问题的空间仍然很大。而如果从新自由主义角度来看，这种研究的缺陷就更大 。
2、国内学者对国际格局研究的定位反映出他们的理论偏重于与外交政策的联系，有将外交政策理论取代国际关系理论、或是将二者混淆起来的显著倾向。虽然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也有将二者不加区分的问题，正如沃尔兹所反对的那样，但是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走得更远。当然，中国学者将国际格局理论和外交政策做了过于紧密的联系，是基于国际格局是制定外交政策时所需考虑的基础条件来说的，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无可挑剔。但是，必须强调的是：第一，国际格局是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基础条件，但却不能简单地说是整个国际关系的基础；第二，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这也是沃尔兹一再强调国际关系理论不等于外交政策理论的原因。(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6页。)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外交政策理论，更不是外交政策本身；反之，后者也不能取代前者。因此，中国国际格局理论有从外交政策理论中分离出来的必要性。
3、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特征，促使它关注宏观的问题而忽视微观的问题，一般来讲倾向于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做出较大的“战略划分”。这与沃尔兹努力把均势理论改造成“微观理论”(micro—theory)的原则性做法不甚相同。(注：《国际政治理论》，第141页。)其重要的结果是，这种研究偏重于国际格局所表现出来的表面数量关系，而未能进行深入的结构分析，更谈不上去研究国际格局的性质和过程。例如，国际格局在国内学者这里首先指的是一种数量关系，人们总爱谈国际格局是几极，一些著名的国际格局样式如多极格局、两极格局以及大三角关系都是在讲数量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事物的量和结构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是构成事物状态的两个层次。量的规定性可以用数量表示，而事物的结构则是指在某种数量的规定性上事物的成份排列组合及构成方式，它反映的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的不同将导致系统性质的不同。然而，在中国的国际格局研究中，数量关系并未与结构问题产生实质性的关联，更未能很好地与状态和过程相容。
4、由于受到列宁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力量对比分析理论的影响，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强调国际格局发展的不平衡或动态平衡，认为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根据这一观点，“不平衡规律”实际上提供了对国际格局进行动态的过程研究的潜在可能，只不过中国国际格局理论尚未就此进行充分的挖掘。但无论如何，正如列宁认为的，“不平衡规律”不应当被认为是静态的，而应当被认为是动态的。在时间上，“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这一理论特点与西方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把结构看成是静态的观点有较为重大的区别，也可以说是中国国际格局理论在存在自身局限性的同时却较之对方更为优越的地方。
5、中国的国际格局理论强调国际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对国际格局的决定意义，认为基本矛盾的存在是国际格局进行划分的重要依据，基本矛盾的变化是国际格局变化的根源。国际格局在内涵上所反映的就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例如，不少学者强调，基本矛盾造成了力量对比关系，由此塑造了国际格局。基本矛盾的转化必然带来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导致国际格局的变化。(注：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45页。)应该说，基本矛盾这一概念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包括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中所没有的，是更深刻地揭示国际格局问题的所在。正 因为如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一书对国际问题研究所做 的调查认为，中国对基本矛盾和国际格局的研究“处于世界的前列”，(注：《哲学社 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第394页。)虽然这话有些夸大，但也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研究确实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归结起来，国际格局的概念反映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理性主义的内涵逻辑，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它营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现实主义语境，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提供了某种便利的条件。但是，从学科的进一步整合来看，对于国际格局的研究仍需要结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做出内涵和容量上的扩张，以使这一概念更加适应国际关系的实际状况。
原文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04年第02期 第28-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