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需要澄清与反思。首先，关于现实主义的范式，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可能追求安全、权力和经济发展等利益，但并非总是认为安全优先或者权力优先。当国家安全不面临紧迫威胁时，国家可以追求其他目标；而且对许多国家来说，它们也无法把追求权力作为主要目标。尽管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但在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看来，人性不一定是恶的，因为人性本质上是无法测量的。国际关系也未必是冲突的，现实主义理论也不仅仅是用来解释国际冲突的理论。某些要素在一些形态下会带来冲突，在另外一些形态下会促进合作。虽然现实主义认为实力结构比制度、道德和认同等因素更重要，但并非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其次，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即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解释对象是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不是国家行为。它可以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结束并部分解释苏联的解体。国际结构的量变在不断发生，但质变相对困难，而国际结构的量变和质变都能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核武器的出现增强了两极结构的稳定性，但其重要性并未超过结构。最后，现实主义理论兼具解释性与规范性，也不排斥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只有建立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和平。
关 键 词：国际关系理论 现实主义 理论范式 理论硬核 国际结构
一 引言
2004年，针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的诸多批评，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政治与社会期刊》上发表了《新现实主义：混淆与批评》一文，系统地澄清了许多同结构现实主义有关的理论问题。①围绕着现实主义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与批评至今仍未停息，这样的争论总体上是有价值的：如果相关批评能够建立在对现有理论的准确理解上，将有益于发展出新的、更好的理论。然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阵营。研究者共享一些基本的理论范式和理论硬核，但他们在一些具体理论问题上可能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构建来自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等政治哲学研究者，并在传统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这里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即我们所熟知的现实主义六原则：(1)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2)现实主义的路标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3)以权力所界定的利益这一关键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4)普遍的道德原则在抽象的普遍形式下是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的，道德原则必须经过具体时间和地点的环境的过滤；(5)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特定国家的道德愿望等同于普天之下适用的道德法则；(6)政治现实主义者保持着政治领域的独立性，现实主义者从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出发进行思考。②但现实主义六原则的一些核心观点和假设并没有被其他现实主义者完全接受，其中一些在现实主义发展后期还被扬弃。
截至目前，关于现实主义者所共享的理论范式和理论硬核，学界主要存在三点共识：其一，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组织起来，因此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其二，物质因素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内容，能力分配或者说相对实力是决定国际互动结果的主要因素。其三，国家利益应该是物质性的，不应该依据意识形态或普遍道德原则制定对外政策。为了行文的方便，下文将采取提问和回答的方式讨论有关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误解和批评，重点关注其中需要澄清之处，对于国家中心主义和国家有限理性等基本具有共识的理论假设不做讨论。本文重点探讨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些常见误解和批评，如现实主义是否为悲观的理论，③现实主义是否否认观念的重要性，现实主义者是否倾向于使用武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现实主义者是否认为国家安全一直是首要利益抑或是更加强调权力政治，国际结构是静态的吗，国际结构如何解释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等。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正本清源有助于准确地理解这些理论的核心共识，从而更好地运用这一理论解释现实世界、并更好地去发展和超越。现实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阵营，因此现实主义者在一些具体的理论上可能持有不同观点，因此我们不应将某个现实主义流派或者某位现实主义者的观点视为整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部观点。
二 现实主义是一种悲观的理论吗
在许多人看来，现实主义将国际政治描绘成一幅战争与冲突延绵不断的灰暗图景，各国为实现自身利益可以无视道德的约束，国家之间必然是弱肉强食、高度紧张的战争状态，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合作，更不用说长期和平。他们进而认为，之所以现实主义会对国际政治做出如此悲观的描述和预期，或者是因为人性的自私和对权力的追求，或者是因为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现实主义者的悲观色彩只停留在“战争和冲突无法根除”这一点上，而并未建立在“战争与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这一论断上。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百年和平”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国无战争”，都可以从现实主义角度得到解释：大国间的均势与协调、核武器的出现、战争成本的上升以及土地和人口在国家实力中重要性的下降等。
(一)人性恶假定已被新现实主义扬弃
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恶，因而它是一种悲观的理论吗?的确，一些现实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人性是“恶”的，即人性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如尼布尔曾经指出：“社会……仅仅是个人利己主义的积累，并将其转变为集体的自私自利。因此，群体的利己主义拥有了成倍于个体的力量。就此而言，没有哪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因此，更成熟的目的和倾向是争夺权力。”④然而，大部分现实主义者并不认为人性一定是恶的。一方面，即便是强调权力欲望的摩根索也指出人性中存在各种因素，体现为“政治人”“经济人”“道德人”“宗教人”，只是国际关系必须从权力的角度界定利益，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下去：“让地球上的某些民族摆脱权力欲而同时却使其他民族保有权力欲，那将是毫无意义和自取灭亡的。如果权力欲望不能从世界各个角落里被消除，那么那些可以摆脱权力欲的人就将沦为另一些握有权力的人的牺牲品。”⑤由此可见，摩根索并不认为人性完全是恶的，而且他在探讨所谓权力政治时已经开始从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去思考获取权力的重要性了。另一方面，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放弃了人性假设，原因在于从科学实证主义角度来看很难对人性进行实证考察：现实中既存在损人利己的行为，也存在舍生取义的行为。人们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此考察人类行为的关键是环境、结构而不是人性自身。“如果说某些事情的发生是由于人的愚蠢或恶，这是一种凭作者情绪而被接受或被拒绝的假设。它是一种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反驳的表述。”⑥
(二)权力政治并非国际政治常态
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因而它是一种悲观的理论吗?摩根索认为，权力是用来控制他人思想和行动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权力应该是一种强制和支配的力量，获取权力就是为了控制和统治他者，所以摩根索说“权力包含人对人的支配”。由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差异，带来这种控制和统治的可能是实际的暴力，也可能是“微妙的心理联系”。⑦既然以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那么国家的目标就是控制和统治其他国家，这会引发所谓权力斗争和权力政治。到此为止，摩根索的逻辑似乎还是清晰的。然而，再往前走一步，摩根索的现实主义逻辑就会遭遇诘问：权力或者说统治世界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吗?如果权力才是国家利益，那么安全和经济发展等国家利益又将置于何地?对大多数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安全肯定是性质上更为优先的国家利益，先有安全然后才能讨论权力，过分追求权力一定会导致本国的不安全，因为在民族主义作为国际体系中一种强大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外来的控制、支配和统治一定会激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因此，现实主义实际上并不必然主张“国强必霸”。
对于多数国家来说，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它们并不能追求所谓的“权力”。例如，新加坡、文莱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不太可能把获取权力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而会更加关注本国的安全、经济繁荣和国际形象等，谋求控制和统治他国对这些国家来说显然不切实际。即便是实力上具有优势的大国，也会因为彼此间的利益差异和互相制衡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在各国高涨而难以控制和统治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规范已成为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哪怕是就拥有最大权力(强制力)的美国而言，我们也很难说哪个美国盟友已经完全处于其控制和统治下。例如，韩国目前还没有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但这并非因为美国方面把持不放，而是韩国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一再推迟战时指挥权移交计划。⑧又如，在北约内部美国虽然是一个领导者，但也很难说美国控制了北约。北约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意味着如果有任何一个成员反对，美国也无法通过自己的主张。因此，与其用具有“控制”“统治”含义的权力概念界定国家利益，还不如采用“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这样的术语更符合现实情况。
相较于权力政治，用“实力政治”这一概念描述国际政治更为符合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分析国际关系时应该直面现实，关注那些制约我们行动的物质环境和物质条件，因而它秉持的是一种物质主义的本体论。国家间的实力分配构成了塑造各国对外政策和国际结果的一个结构性制约。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不重要，但在无政府状态下实力是各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根本来源。一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力大小追求相应范围的利益和目标。实力强大的国家更有可能追求大国地位和国际权力，而实力弱小的国家往往更关注本国的安全、经济繁荣和国际地位。事实上，在讨论国家利益时，很少有现实主义者把获得权力作为大国固定不变的首要利益。
(三)无政府状态不等于冲突与混乱
现实主义者强调无政府状态，因而它是一种悲观的理论吗?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国际社会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来维持法律与秩序，因此战争与冲突难以根除。但无政府状态不等于混乱和无序，在无政府状态下仍然可以建立起相应的秩序，如霸权稳定论就强调霸权国会建立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与之相对，即便在有政府的状态下，暴力、冲突和流血也是常见的情况，“自拿破仑战败后的百年间，最具破坏力的战争都发生在国家内部，而非国与国之间……如果将无政府状态等同于混乱、毁灭和死亡，那么对无政府和政府的区分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⑨不仅如此，华尔兹还强调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未必比无政府状态更好：“在一个缺乏凝聚力的国际社会中，如果试图通过对各部分的调控和管理来缔造和维持系统的团结，但由于中央权威无力调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资源，那么必将导致任何建立世界政府的尝试归于失败，而世界政府的失败将成为内战爆发的导火索……而中央权力越大，各国致力于争夺控制权的动机就会越强烈。”⑩
只有少数现实主义者始终将国家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崛起和对外政策只服务于国家安全这一个目标，世界上只有地区霸权国才能够获得安全。用米尔斯海默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识到，大国可能追求非安全的目标，但很少论及它们。(11)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于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持悲观态度，即现有的地区霸权国不会允许其他地区出现新的区域性霸权，但其同时认为在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两个大国之间未必会发生战争，更有可能会出现遏制和战略竞争；尽管大国希望不断扩张，但一个大国是否会发动战争仍然要基于对成本和收益的考量。同时，无论是霸权国还是新兴大国都会努力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与争取伙伴，可见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也并不一定是战争不断的最坏状态。
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相对比较悲观，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特点。与摩根索仅仅从权力角度界定国家利益不符合现实一样，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同样不符合现实。许多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并不一定需要如此紧张和悲观，完全可以追求更多的目标，因为它们并不一定面对迫切的安全问题。这部分现实主义者也被称为“乐观的现实主义者”或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如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认为：“从中世纪以来，欧洲的不安全感首要来源于安全稀缺的错误信念。”他进而宣称：“(总体而言)国家并不像它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不安全……夸大不安全的感觉及其助长的有害行为，是国家不安全感和战争的首要原因。”(12)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家未必一定要通过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主要原因在于从农业向工业的财富转移降低了土地资源的价值。(13)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兴、防御性武器有效性和可支配性的增加等因素使得侵略者想要攻占土地、征服民众和获取收益越来越困难。(14)
当然，也有一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自己既不是悲观的也不是乐观的，既不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也不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华尔兹就是其中之一，结构现实主义倾向于认为在不同的国际结构下国家的行为会面临不同的诱因。各国的对外政策不一定是进攻性或防御性的，不同的国际结构会导致不同的国际体系稳定性。在两极结构下，国际体系相对稳定，无政府状态的消极效应也会被削弱。(15)同时，多数现实主义者承认核武器、势力均衡、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等对于抑制战争具有一定的作用，国际体系并不总是处于一种战争不断、毫无秩序的状态。因此，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悲观的理论。当前现实主义者的核心共识是：无政府状态而非人性是冲突和战争难以避免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和战争必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导交往形态。
三 现实主义是“好战”的理论吗
现实主义者往往给人以“鹰派”的印象，因为他们强调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这与主张通过国际制度、多边谈判解决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实主义理论是否更倾向于通过实力甚至是武力来解决问题?现实主义是一种“好战”的理论吗?笔者认为，这并非现实主义者共享的核心观点。
(一)重视军事力量但谨慎使用
现实主义者强调军事力量，那么现实主义者好战吗?马基雅维里和米尔斯海默等研究者非常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总是处于一种非常不安全的处境。马基雅维里指出：“君主沉醉于安逸比关心军事想得更多便亡国。”(16)米尔斯海默则强调，一国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和支撑军事实力的经济基础，但一国可以使用的有效实力是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的情况。(17)但并非所有现实主义者都持同样的看法。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赋予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进入近代工业社会以后，一国若没有先进的技术和工业基础，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增长的经济可以供给最好的军事技术，使其领先于那些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对手。从此以后，社会之间相对的经济增长率、社会的经济基础规模以及总产值中用于国防的份额，将越来越多地决定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与地位。”(18)现实主义者都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但如果说现实主义者认为军事力量的作用必然比经济和科技力量更重要，这种论断未免过于武断。毕竟在不同的议题领域中，不同力量的效用是不一样的。
同时，多数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者都反对热衷使用武力的倾向，原因在于，现实主义者都是理性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往往容易为实现某一个理想目标而不计成本地去使用武力，现实主义者则强调要十分审慎地考察外交政策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战争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现代化的热兵器出现后尤其如此。即便是米尔斯海默这样鼓吹扩张有利可图的学者，也强调必须要对战争成本做理性的估算：“大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前，会仔细考虑均势以及其他国家对它们行动的反应。它们将估算进攻的代价、危险与可能的利益之间的得失。倘若利益不足以抵消危险，它们会按兵不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19)现实主义者都是理性主义者，因此他们的精神面貌中具有一种审慎的特质。现实主义者相信，最崇高的集体道德是“审慎”，不考虑政治后果就在国际上采取所谓维护道义原则的干涉行动，才是不道德的。(20)因此我们看到摩根索反对越南战争、华尔兹反对伊拉克战争。战争不是不可以使用的手段，但现实主义者对于使用军事力量是非常谨慎的。
(二)现实主义可以同时解释冲突与合作
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军事力量和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缺乏信任，也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来管理秩序，那么现实主义主要用于解释国际冲突吗?现实主义并不是只用于解释国际冲突的一种理论。现实主义的许多概念和因果机制可以同时用于解释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冲突与合作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取决于塑造合作与冲突的那些要素的具体形态。当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的时候，它们就可以进行合作；当国家存在共同安全利益的时候，它们甚至可以结成同盟。在很多国际合作的问题上，现实主义理论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可以做出简约的解释。例如，美国从支持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到逐步不满甚至阻碍这一过程，就可以经由考察欧洲经济一体化对于美国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的挑战而得到充分理解。而这是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所难以解释的，因为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美欧双方的政治体制和相互认知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21)吉尔平的很多著作也说明了大国政治关系对于国际经济领域的冲突与合作能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22)
四 现实主义是物质决定论的理论吗
现实主义者只强调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吗?对这个问题的简要回答是：现实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理论，但它并不是一种物质决定论。强调物质因素更重要，但并不意味着观念因素不重要。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并不需要一味否认观念因素和制度因素的作用。作为一种理论，现实主义不会将观念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但现实主义者并不是物质决定论者。
(一)观念因素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现实主义重视物质因素的作用，那么现实主义是否漠视了观念因素的作用?现实主义者认为，各种物质因素构成了限制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制约。因此，他们非常关注地理位置、疆域规模、经济发展、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等物质因素的作用。现实主义者的确认为物质因素要比观念因素更加重要。吉尔平对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国际关系除了单纯的概念还有许多东西，实在的东西在那儿明摆着……过去500年间英国有一项主要的目标是当时的历届政府都有的，就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敌人手中。这个目标被视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事关英国的存亡。这是一个客观的安全问题，它是由地理所塑造的，比单纯建构的东西更基本……像经济组织或军事技术的变化这些物质要素比那些本质上属于主观构造的要素更重要。”(23)社会建构主义者经常举例说，对美国来说朝鲜拥有5枚核武器比英国拥有500枚核武器所造成的威胁还要大。(24)但是现实主义者会反驳说这只是“威胁感”更大而已，并不一定是现实的威胁，因为很难想象朝鲜会对美国使用核武器，而如果英国试图发展数千枚核武器可能会促使美国重新看待与英国的关系。由此可见，虽然观念因素可以抵消或者加强某些物质因素的含义，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相较于观念对物质结构的意义赋予，物质结构的变化常常会引发观念因素的剧烈变化。例如，随着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并且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奥巴马总统甫一上任就把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
不过，现实主义者并不是物质决定论者，即认为只有物质因素具有本体地位，而观念因素只是派生的。现实主义者虽然认为物质因素比观念因素更重要，但并非认为观念因素不重要。事实上，从现实主义研究者对许多问题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排斥观念因素的重要作用。在摩根索对构成国家权力基础的那些要素的分析中，物质因素占了主要方面，但是民族士气这一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国民士气，国家权力要么只是纯粹的物质力量，要么就是徒然等待实现的潜在力量。”(25)摩根索还进一步强调了民族主义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一个特定集团道德规范的普遍性要求，与另一特定集团的同样要求是互不相容的，而世界只为其中之一准备了空间，另一方不屈服即毁灭。这样，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大众，便高举他们各自的偶像在国际竞技场上相遇了。”(26)当我们试图分析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时，如果不去深入了解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观念，就无法充分理解戈尔巴乔夫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转向。
(二)现实主义不排斥道德政策也不拒绝利用制度
现实主义重视物质因素的作用，认为国家利益只包含物质利益，那么现实主义是否漠视道德和制度等因素的作用?尽管现实主义强调不能依据普遍的道德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否定或者排斥道德和理想的重要性。一方面，现实主义者对于道德的外交政策并不持有敌视态度，也不是反道德主义者。正如摩根索所指出的：“政治现实主义不要求也不容忍对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漠不关心，但是，它的确要求明确区分希望得到的东西和可能实现的东西，即区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希望得到的东西和在一定时间、地点的具体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东西。”(27)因此，现实主义并不是反对按照道义行事，而是强调遵循道义要和本国的国家利益相统一、要力所能及。国家首先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不能为了某种国际道义目标损害本国人民利益。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认为，各国有义务在不损害国民利益的前提下适当接受外国难民。一国在不损害自己更加重要利益的情况下应尽力参与利他活动。(28)另一方面，道德的外交政策和理性的外交政策不一定是冲突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国多按照道义行事、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可以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并提高战略信誉，非常有利于促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一国实现国家利益经常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他国是否愿意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虽然在短期内出口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但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获得了东南亚国家的认可，从而为2001年开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采取损人利己、阴谋诡计等方式或许可以获得某种具体利益，但国际关系是长期博弈，这样做只会让本国越来越难以拥有合作伙伴。
虽然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因素的重要性且尤为强调国家实力的根本性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者轻视国际制度的作用。多数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制度是霸权国或者大国主导建立的，其运作也受到大国博弈的深刻影响，因此，国际制度本身的独立性没有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所说的那么强。在现实主义理论中，国际制度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自变量，而是被分析的因变量。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在讨论全球通信制度时指出，有关收音机频率安排和国际电信领域的争端都是国际资源的分配性问题。新技术的兴起导致了利益格局的变化以及新能力的兴起，最终的制度安排取决于各国讨价还价的能力。(29)国际制度关系到国际资源的分配，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正因为国际制度如此重要，现实主义才发展出一个专门的分支——实力转变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该理论包含两个主要变量：一是实力差距的转变，二是新兴大国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只有同时满足实力差距的实质性缩小和新兴大国对国际秩序现状不满这两个条件，崛起国才会成为争霸国，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战争才可能发生。(30)可见，现实主义质疑的主要是国际制度自身的独立性，而非其重要性。一部分现实主义者也承认，国际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者自主性，不过这种独立性是有限的。国际制度的运作偏离主导国利益的幅度越大，“制度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强国可以破坏那些对自己利益不利的国际制度”。(31)
五 围绕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误解
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理论，虽然这种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部分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问题。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国际结构决定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是一种国际结果，是国际体系的总体面貌。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解释对象是国际关系的结果，如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后者则是解释一国为什么制定某种外交政策或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在西方现实主义理论阵营中，传统现实主义包含了分析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结构现实主义以及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实力转变理论等主要分析的内容是国际关系的互动过程与结果；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属于外交政策理论，着眼于研究国家为什么或者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外交政策。
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华尔兹创造了“国际结构”这一核心概念，并分析了不同的国际结构对于国家间经济关系和军事关系的影响，涉及的因果机制包括大国数目的意义、集体成本的分担和国家的社会化等。在此基础上，华尔兹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推论，即由两个大国组成的国际体系是最稳定的。因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相对简单，它们既互相合作又互相制衡，可以有效避免冲突局势的恶化。扩展开来，国际结构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解释各国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包括联盟、地区合作、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制度的运作等。尽管华尔兹表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只能解释少数重大问题，但实际上国际结构作为国际体系的一个核心要素具有非常广泛的解释力。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对于实力分配的变动相当敏感：“国家之间的交易及其谈判结果主要取决于参与各方相应的威望。然而，在那类谈判的背后却隐含着这样一种共识，即谈判桌上的僵局会导致兵戎相见的后果。”(32)总的来说，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解释对象是国际结果，但它也可以解释相关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本部分主要希望澄清有关结构现实主义的三方面误解。
(一)现实主义能否解释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
结构现实主义能否解释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一些研究者认为，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对结构现实主义构成了重大挑战，因为结构现实主义无法解释苏联领导人的行为，如放弃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同意两德统一以及没有阻止苏联解体。但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并非同一个问题。苏联解体是指1991年12月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解散，本质上是国内政治问题。结构现实主义可以部分解释苏联解体，即长期的美苏军备竞赛和国际影响力的争夺对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沉重负担，从而加剧了苏联内部的各种矛盾。“过度扩张”的确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33)以及国内各种日益尖锐的阶层矛盾和民族矛盾。在两极结构下，美苏之间的战略竞争和美国的遏制战略给苏联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发展阻力，最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苏联解体，这表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于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能因为结构现实主义不能充分解释苏联解体就去指责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冷战的结束，因为两者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其次，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可以对此进行很好的解释。美苏两国因为长期的两极对抗都面临沉重的负担，改善双方关系、避免两败俱伤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例如，我们所熟知的“星球大战计划”本质上就是美国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导弹防御系统建设拖垮苏联。苏联要么承认自己无力参与军备竞赛，要么放任其本已陷入发展停滞的计划经济不堪重负，进而引发国内民众不满等政治后果。当时，苏联的军事支出已经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34)即便如此，里根政府也认识到，由于技术因素的影响，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并不能让美国在核对抗中居于绝对优势、或使苏联的核武器失去作用。因此里根政府在与苏联强硬对抗、发出不妥协信号的同时，也为双方的静默外交留出了空间。里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认识到军备竞赛毫无价值以及它可能对世界造成一触即发的毁灭，我试图给莫斯科发出信号，如果苏联人也有诚意并付诸实际行动，那么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与他们谈判降低军备竞赛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以实力求和平’成为我这届政府的座右铭之一。”(35)如果只有苏联一方想要停止冷战，而美国方面不予以积极的回应，那么苏联领导人结束冷战的努力也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最后，苏联领导人为什么决定结束冷战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通过结束冷战改善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获取西方的经济援助，同时实施战略收缩、减少本国的国际负担，无疑都是理性的选择。也就是说，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是当时国际体系压力的结果，并不是一种反常的选择，因此结构现实主义可以解释苏联领导人的政策改变。当然，苏联领导人也可以选择不这样行事，而是继续坚持原有政策路线或只做少量的改良——至少继续维持一段时间是可能的。因此，解释苏联领导人结束冷战的政策时机和力度时必须考察他们的观念，此时社会建构主义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了。(36)
(二)国际结构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
国际结构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吗?国际结构如何发生变化?按照华尔兹的界定，国际结构是指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能力分配。国际结构的质变可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国家地位变化缓慢”。(37)这主要出于三点原因：其一，尽管技术的扩散相对容易，但随着先进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严格，加上利益受损的经济部门对新技术的抵制，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广泛应用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其二，相对于技术的扩散，政治体制的学习更加困难。由于政治体制的改变势必影响到一国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学习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往往会遭遇较大阻力，而良好的国家治理是崛起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其三，国际结构的变化是不同国家间能力分配的变化。对于某个崛起国来说，尽管它可能实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但其他国家同样也在发展和崛起。在短时间内想要凭借一国的快速发展改变整个国际结构并不容易。因此，国际结构变化往往是一个长期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构本身不发生作用，也不意味着结构完全没有发生变化。某种国际结构的持续存在意味着它会持续发挥重大作用。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会自然地把两极结构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背景。例如，当中苏关系因“珍宝岛事件”而严重恶化后，中国开始着力寻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可见一旦国际结构发生变化，就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的重大变化。
国际结构的质变是指单极结构、两极结构和多极结构之间的转变，而量变是指国家间力量分配的变化没有改变现有的结构，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国际结构的量变一直都在发生。以中美关系为例，早在2001年小布什政府甫一上台，美国就已经对中国力量的增长十分警觉并试图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而当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10左右，国际结构距离两极结构显然相去甚远。在考察当前国际结构时，一方面应认识到美国、中国与其他强国之间的力量差距可能在扩大，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权力集中的趋势；另一方面也需要考察中美两国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即中国是否已经在总体上和美国处于同一实力层级。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不代表国际体系从单极结构变成了两极结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到两国大体势均力敌的程度，二是国际结构中的能力分配主要强调各国的综合实力而不仅仅是经济规模。就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在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便这种经济格局的变化还只能称得上是国际结构的量变。(38)对于国家来说，它们需要密切关注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并考察这种变化的前景，而不能等到结构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再采取行动。就如科西拉的使节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所言：“如果科林斯人首先控制了我们的(海军)，你们只有眼睁睁看着两家海军合为一家，与科西拉人和伯罗奔尼撒人同时展开海战；反之，如果你们与我们结盟，就可以将我们两家的海军合起来，与他们对抗。”(39)因此，国际结构的量变也具有重要意义，这进一步拓展了国际结构概念的解释空间。
(三)国际结构如何发生变化
国际结构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就国家实力的变化提出了各种解释，既有研究涵盖了人口和疆域规模、制度学习、技术扩散、政策制定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但由于国际结构的变化依赖于数量众多的国家的发展情况，截至目前既有研究仍未能提出一个关于国际力量结构变化的普遍性分析框架。尽管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和吉尔平等从多方面分析了导致大国兴衰的因素，(40)但从长期来看，领先的政治制度和技术革命或许是导致各国实力变动的最重要因素，但短期内国家的体量大小和政策是否理性可能更为重要。保罗(T.V.Paul)认为，促进世界政治变革的首要物质因素是经济、军事和技术层面的因素，但“人口的变化(如大量的跨国移民和气候变化)都是塑造国家和国际政治框架的因素”。他在这里使用的“国际政治框架(contours)”一词接近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主要是指国家间的能力分配。保罗还指出，在考察结构性因素的时候，需要关注不变的方面和变化的方面以及什么条件下结构会发生变化。(41)这实际上与本文所强调的质变和量变有一定的相似性。截至目前，对于国际政治结构与秩序如何变革最全面的阐述仍然来自吉尔平，但他也没有建立起一个简明的国际力量结构如何变迁的理论框架，只是探讨了地理因素、技术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等重要因素的影响。
虽然难以找出一个决定国际结构变化的单独要素，但这一情况反而增强了国际结构这一变量的独立性。因为如果某种因素的变化就可以决定国际结构的变化，则意味着国际结构因素只是该因素的附属变量。如果国际结构的变化是由一些重要的因素共同造就的，则意味着它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性比较强的变量。每一种理论都有其解释范围。对结构现实主义来说，它主要需要解释的是国际结构如何塑造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不是国际结构如何变化；国际结构是一个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其他研究者如果可以提出一种解释国际结构变动的普遍性理论无疑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但即便没有这样的理论，也并不影响结构现实主义自身的解释力和重要性。
六 现实主义只是解释性理论吗
理论通常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解释性的，另一类是规范性的。其中，解释性理论普遍被认为是科学的理论，因为它们具有可以观察与测量的因果机制，能够解释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正如戴维·辛格(J.David Singer)指出的：“应该强调的是，理论的首要目标是解释。当描述性要求和解释性要求冲突的时候，后者应该具有优先地位，即使这样做会以牺牲某些描述上的准确为代价。”(42)规范性的理论则侧重于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那么解释性理论和规范性理论一定是冲突的吗?
(一)建构规范性理论的两种路径
传统和狭义的规范性理论侧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建构一些符合某些基本价值观的国家行为规范，如有关正义战争的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战争是正义的，是一整套涵盖了开战理由和战时正义原则等问题的学说。(43)如果各国都按照这样的标准去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发动一场战争，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脱离现实世界的各种制约要求、仅仅从伦理正义的角度出发建构规范性理论，这样的规范性理论很容易会沦为“空想主义”。有现实主义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摆在当时国际议事日程上的不是“是什么和为什么”，而是脱离对现实问题根源深刻理解的乌托邦思潮即“应该如何改进、改革和翻修”。(44)这些改革方案虽然看起来很美好，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相处的世界，却不具备足够的可行性：如何让各国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实施全体一致决策的国际联盟如何才能有效运作?“1931年之后的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仅仅将愿望作为国际政治学的基础是不坚实的。”(45)
广义的规范性理论不是从伦理道德出发构建国家的行动规范或国际制度安排，而是从现实出发提出一些实现国际和平稳定的秩序方案或各国应该如何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政策方案。无论是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两极稳定论”与传统的势力均衡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和平论”与“民主和平论”，都是基于国际体系的基本现实而提出的一些规范性方案。针对外交政策，狭义的规范性理论主要讨论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更符合伦理道德要求，广义的规范性外交政策理论则讨论如何更好实现一国的国家利益。可见，广义的规范性理论建立在对现实情况深刻把握的基础上，以解释性研究为基础，但这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规范性甚至是道德的，因为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一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应该是为本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因此，规范性的目标和要求有赖于现实主义的手段和措施，研究者应更多基于现实和现实主义而不是仅仅基于道德伦理原则建构规范性理论。
(二)作为规范性理论的现实主义理论
现实主义理论纯粹是解释性理论吗?首先，现实主义学者发展和建构现实主义理论，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规范性的，即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的标题就揭示了这一点。为实现和平的目标，就必须解释战争的起源，然后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果人性是导致战争和冲突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致力于改造人性；如果无政府状态是导致战争和冲突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减少无政府状态消极效应的方法。现实主义并非没有自己的规范性判断。现实主义者认为不应该依据普遍道德来制定外交政策，根据现实主义的道义观，国家首先应该为自己的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人民照顾好，这要比承担国际道义责任更加重要。
其次，现实主义者致力于提出一些实现国际和平的理论推论，这些推论也具有很强的规范意义。例如，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多极均势更有利于和平，大国可以通过灵活变换同盟来遏制可能打破平衡的强国。莫顿·卡普兰(Morton A.Kaplan)指出了维持多极均势的三点国际规则：(1)不惜一切增强自己实力，但宁愿先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2)反对谋求霸权或建立超国家机构的国家；(3)保持基本国家行为体的数目，并互视为可接受的角色伙伴，并保持系统的开放性。(46)这些无疑都是具有很强规范性色彩的建议。尽管华尔兹没有明确说明如何才能建立一个两极结构——结构的变化取决于许多因素且是自然形成的，但他也含蓄地讨论了如何让两极结构更加持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不应该支持欧洲的联合，因为联合的欧洲将会让国际体系变成三极结构，而三极结构是不稳定的，苏联和欧洲将可能联合起来抵制美国。(47)
最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都是基于理性主义的假设，因此它们对各国行为模式的预测都是建立在国家具有理性这一假设基础之上。就外交政策研究而言，理性主义假设意味着现实主义主要用来解释那些符合国际体系要求、考虑成本—收益的行为，而那些违背国际体系要求、非理性的行为需要考察国内政治或者领导人的观念，这些要素过于复杂且难以理论化，所以建立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大多是关于国家应该如何开展对外行为的一套规范性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为了安全应该择机扩张、建立地区霸权；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获得安全的方法不是扩张，而是发展防御性力量和建立同盟，等并且国家可以追求经济发展等更多的利益；位置现实主义认为，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在于谋求和巩固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性利益，包括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两方面，但一国追求的位置性目标相对于现有的位置来说应该是合理的。(48)从国家具有理性的角度去建构外交政策理论，可以确保理论的简约性。这些规范性的理论假设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没有解释力，它们可以预期和解释那些理性的外交政策。而对于非理性的外交政策，因为形成的原因过于复杂，目前还没有看到能够对其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
七 结论
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其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对它的误解也是最多的。本文希望澄清一些常见的误解，避免对现实主义的片面认识和曲解，从而可以更好地去运用与超越现实主义理论。如果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就不正确或不准确，那么无论对其进行批评还是应用，都很可能陷入错上加错的境地。现实主义理论的内核其实是非常简单和聚焦的：其一，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处于无政府状态。其二，国家利益是物质性的，不能依据普遍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来制定外交政策。其三，国家间的实力结构及其变化是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结果的决定因素。但这些都是一般性判断，在具体案例中，国际制度或者观念认同有可能也很重要。因此，现实主义者提出理论假设的表达应该是“实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重要”，而不是“实力因素重要，其他因素不重要”。类似地，在讨论国家利益的时候，现实主义确实认为国家安全在性质上比其他国家利益更优先，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永远要把安全利益摆在第一位。当一国并不存在迫切的安全威胁时，它完全可以把其他利益置于更优先的位置。
结构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它清晰地界定了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因果机制。结构现实主义既不是悲观的也不是乐观的，既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防御性的。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而不是外交政策理论，尽管它所提炼出来的国际结构概念也是各国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面对的根本性制约之一。因此，结构现实主义只能部分解释外交政策，尤其是那些符合国际结构要求的外交政策。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对象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体系的稳定性问题)以及联盟、国际组织、区域合作等丰富多彩的国际互动结果。结构现实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结束，但并不能充分解释苏联的解体；即便是冷战的结束，也只能说结构现实主义对其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它并非唯一的解释。所有的客观现象都可能通过多种理论得到解释。国际结构一直处在变化中，尽管质变的出现是比较缓慢的，但无论是量变还是质变都可以对国际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结构没有发生质变时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旦国际结构发生了质变，那么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式也会发生质的变化。
最后，笔者还想从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的角度对其核心观点进行总结。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之一是关注现实，强调证实和证伪，不会对现实世界的进步视而不见。现实主义者对于人性的善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判断，即便是传统现实主义者也承认人性中具有各种复杂的组成部分。争夺权力并不一定是由人性恶所导致的，也可能是为了生存。新现实主义者放弃了人性假设，指出无政府状态才是冲突和战争难以避免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状态下必然缺乏秩序与合作。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深入人心、核武器的出现以及技术革命导致土地和人口的重要性下降等因素都已使国际体系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主义认为，尽管无政府状态导致的信息缺乏和信任缺乏、国家更多关注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以及国家不可能完全放弃自助等在当今世界仍然是重要的制约因素，而实力分配和实力差距的变化仍是塑造国际结果和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尽管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达到使现实主义者完全可以放弃国家中心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实力分配等核心要素的程度。一部分现实主义者的确变得更加乐观了，也十分强调国际制度和观念因素的作用。认为现实主义者就是悲观主义者、纯粹的物质主义者或实力主义者都是失之偏颇的，认为现实主义主要用来解释国际冲突而不是国际合作也是对现实主义的偏见。
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之二是谨慎，即强调国家要具备理性，关注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不能为实现某种国际道义的目标不顾一切。但这种谨慎并不等于自私。谨慎的目的在于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不顾一切地推行道义政策往往最终会失败。道德外交政策应该建立在与本国实力相一致的基础上，而且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在道义上优先于保护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现实主义者也可以支持道德的外交政策，只要这种政策力所能及并有助于改善本国的形象、提升国家的软实力。现实主义者强调谨慎，因而尤其反对那种热衷于使用武力改变他国政治制度、实现某种世界蓝图的做法。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现实主义代表人物都持反对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战争成本高于收益、没有经过谨慎的思考和计算。当然，现实主义者对于一个美好的世界也抱有很多憧憬，并愿意为此提出可行性方案。例如，现实主义者一般反对世界政府的理想，更支持通过大国协调和两极稳定等方式实现国际体系的稳定。由于关注现实，现实主义者提出的许多规范性方案可能没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但可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地迈向更好的世界。
理性主义假设是现实主义解释性与规范性兼备的方法论基础。如果没有理性主义假设，国家行为将完全没有规律、不可预测，也就无法发展出任何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基于理性主义假设，现实主义理论既可以发展出有关国际体系稳定性的规范性推论，也可以发展出国家应该如何对外行动的规范性理论。在解释力方面，这些理论主要解释那些理性的对外行为，而不是非理性的对外行为。尽管这意味着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解释力是有限的，但任何理论的解释力都是有限的，因为它们的核心概念和因果机制不可能包含所有要素。如果一种理论包含了所有要素，它就会变成对现实的描述而不再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
(截稿：2023年3月)
注释：
①Kenneth N.Waltz,"Neorealism:Confusions and Criticisms,"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Vol.15,No.1,2004,pp.2-6.
②参见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7页。
③本文主要针对中国学术界对现实主义的一些常见误解。外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就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有过热烈的讨论和回应，这些讨论和回应集中在两部讨论新现实主义的著作中，其中也涉及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辩论。参见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需要指出的是，有关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片面理解和误解在近十多年来仍然存在，参见Brian Rathbun,"Politics and Paradigm Preferences:The Implicit Ide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6,No.3,2012,pp.610-612; Paul Wolfowitz,"Realism," Foreign Policy,No.174,2009,pp.66-68,p.70,p.72。
④Michael Smith,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Los Angles: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p.107.
⑤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第62页。
⑥肯尼思·沃尔兹著，倪世雄等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⑦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第35页。
⑧参见"Speedy OPCON Transfer Unfeasible:Experts,"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nation/2022/08/205_332600.html，访问时间：2023年1月25日。
⑨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⑩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48页。
(11)米尔斯海默认为，追求全球霸权是不可能的，这是由海洋的存在和几个大国同时拥有核武器的状况所决定的。在获得地区霸权之后，如果能阻止其他地区出现霸权国，那么本国的安全就是有保障的。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12)Stephen Van Evera,"Offense,Defense,and the Cause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1998,pp.42-43.
(13)Carl Kaysen,"Is War Obsole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4,No.4,1990,pp.42-64.
(14)Klaus Knorr,The Power of Nation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1975,pp.124-125.
(15)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前言”，第20页。
(16)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9页。
(17)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79页。
(18)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19)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0页。
(20)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译序”，第6页。
(21)宋伟：《捍卫霸权利益：美国地区一体化战略的演变(194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191页。
(22)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3)罗伯特·吉尔平、刘丰：《温和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罗伯特·吉尔平教授访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67页。
(24)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
(25)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第178页。
(2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第291页。
(27)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第31页。
(28)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145页。
(29)大卫·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49页。
(30)宋伟：《实力转变理论述评》，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0期，第39-59页。
(31)斯蒂芬·D.克莱斯勒著，李小华译：《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32)参见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37页。
(33)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等译：《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27-530页。
(34)Stephen Kotkin,Armageddon Averted:The Soviet Collapse,1970-20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61.
(35)Ronald Reagan,An American Life,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0,pp.548-549.
(36)Robert G.Herman,"Identity,Norms,and National Security:The Soviet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273.
(37)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38页。
(38)不同学者对当前国际结构的判定不同，相关讨论参见宋伟：《世界政治视角下的国际战略格局(2001-2021)》，载《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期，第7页。
(39)修昔底德著，何元国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40)肯尼迪和吉尔平都提及了大国过度扩张的问题，但吉尔平对导致大国兴衰因素的分析更为全面，涵盖了技术和制度的扩散、利益集团阻碍技术革新、收益递减规律、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地理条件的阻碍等方面，但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9年版；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2007年版。对于肯尼迪和吉尔平有关追求霸权导致国家衰落的问题，威廉·沃尔弗斯提出了一些批评，如认为军事开支未必损害经济发展、盟友搭便车也可以增强盟主的谈判能力、霸权国可以实施反扩散的政策以及小国的领先技术更容易扩散等。参见William C.Wohlforth,"Hegemonic Decline and Hegemonic War Revisited," in G.John Ikenberry,ed.,Power,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15-120。
(41)T.V.Paul,"Assessing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20,No.2,2018,pp.180-184.
(42)J.David Singer,"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Vol.14,No.1,1961,p.79.
(43)例如，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正义战争时提出三个基本标准：一是“正当的理由”，即“敌方的行为已造成现实的伤害”；二是“正当的意图”，即战争本身以和平为目的；三是“合法的权威”，即战争权应当被“代表上帝意志的人”掌握。参见托马斯·阿奎那著，马清槐译：《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5-136页。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应该对使用的武力有所节制，并且区分军队和平民。参见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1997,pp.260-288。
(44)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Vol.106,No.3,1977,p.43.
(45)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8-9页。
(46)莫顿·A.卡普兰著，薄智跃译：《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222-223页。
(47)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72-273页。
(48)参见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