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正如王毅指出：“百年变局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向纵深演化，动荡变革的转型期特征更加突出。”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千年不遇的气候灾变，再加上乌克兰危机和美国对中国“变脸”，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其扩散性的政治经济冲击效应正在全球蔓延。
二战结束到今天，世界共发生了22起能源危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等危机事件，世界也目睹了211次各种规模的军事冲突、内战与区域性战乱事件。但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要么是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引起的，要么是经济金融动荡或者货币急剧贬值引起的。而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金融和汇率因素、新冠疫情和气候灾变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因素叠加，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最近表示，2023年全球1/3的国家和地区将进入经济衰退状态。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欧盟和日本也将进入艰难的经济调整期和经济低速增长期。而俄乌冲突很可能长期化，目前看不到2023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迅速启动政治谈判进程的可能性。中国不断致力于推动中美两国探求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但拜登政府从确保美国的霸权利益、霸权地位和美国长期养成的极端、自私与狭隘的霸权逻辑出发，几乎没有可能放松或者转变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与遏制。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和冲击下，世界政治的历史性转型和变革性调整正在成为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新态势，大国关系正在出现走进“后-后冷战时代”的新变化。深刻认识、观察和科学把握世界大变局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上及时调整，继续深刻与全面地统筹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坚定地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持续实现，客观上已经成为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上中国必须去面对、化解与驾驭的战略性压力和挑战。国际形势演变的新趋势、新特点可以总结如下。
一、世界政治正在回归现实主义
世界政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永无休止的权力、利益与财富的竞争。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和地缘政治殊死较量随之瓦解，从1947—1991年之间长达44年的冷战阵营对立和地缘经济分裂终结。后冷战时代，全球化席卷世界，成为主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要素。在全球化推动下，各国相互开放、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经贸关系和市场联系不断深化，主要国家之间安全领域的竞争和冲突相对弱化，传统意义上大国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地缘战略竞争和对抗走向缓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美国对华实行的“竞争、冲突与合作”战略，正在将大国对抗（great power rivalry）重新带回到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现实主义回归”已经成为中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结构性特点。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不仅成为北约的对话伙伴，更成为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油气资源进口来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开始成为欧俄关系的重要纽带。尽管冷战后30年间欧洲冲突不断，但主要是多民族国家离散聚合进程中的民族、宗教和遗留的历史恩怨所致，这些民族和宗教冲突并没有引发大国对抗。乌克兰基于同俄罗斯复杂的历史和民族纠葛，原本是在欧洲的东西方之间做出保持平衡性的选择，但2014年发生的“橙色革命”和泽连斯基政府彻头彻尾的亲西方立场，完全打破了基辅本应具备的历史智慧和战略逻辑。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则从一开始就低估了乌克兰政府和民众的抵抗意志以及美欧全力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略决心。
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和欧洲国家忌惮于俄罗斯的战略与战术核力量，选择并不直接出兵介入乌克兰危机而是通过全面制裁俄罗斯、逐步降低甚至全面停止进口俄罗斯油气，为乌克兰政府和军队源源不断地提供财政、武器、弹药、情报支持等方式，强化乌克兰政府、军队和民众对俄抗俄罗斯的战争决心和军事打击能力。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十个多月，目前基本看不到双方政治谈判能够尽快启动的可能性。除非莫斯科同样出现“颜色革命”和政权更替，否则俄罗斯不可能放弃通过公投所实现的将顿涅斯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并入俄罗斯版图的事实。泽连斯基政府基于政治合法性的选择，也不会接受失去领土的事实。拜登政府基于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构想和支持乌克兰“争取自由”的国内政治正确，同样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支持。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儿子米歇尔·里根近日撰文批评拜登政府对俄乌冲突的政策，指出美国现在对乌克兰危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进行一场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僵持战”（stalemate war）。
今天的俄乌冲突事实上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政治困局，美、俄和乌三方都无法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结果是，俄乌冲突不仅可能长期化，持续深化欧洲地缘战略版图上美欧与俄罗斯的彻底对立与对峙，更不能排除战事升级甚至出现动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即便俄乌冲突结束，由于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了要求追究战争责任、拒绝乌克兰东部四州公投合法性、要求俄罗斯赔偿战争危机损失并支付战后重建费用等多项决议，“后乌克兰危机”时代的美、欧、俄的三方较量和角力仍将长期持续，三方长期处于地缘战略对峙的“后-后冷战时代”事实上已难以避免。
世界政治回归现实主义和大国冲突的趋势，同样在今天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暴露无遗。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从克林顿时代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到1999年中美签署世贸组织准入协议，两国相互间的市场开放和经贸、社会及政治互利关系随着中国商业体制机制融入世界得到了实质性发展。当前，美国和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成为美国工业制成品最重要的进口来源，美国也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美两国的经济、社会相互依存度更是得到空前提升。2019年中美贸易额达到了6900亿美元；截止到2019年12月末，跨越太平洋访问美国的中国访客更达到创纪录的817万人次。尽管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冲击，2021年中美贸易总额上升到7500亿美元，创下了两国贸易总量的新高。
中美贸易和商业联系的扩大，不是中国对美国“强买强卖”，反而生动地体现了两国经贸关系具有在开放、合作与自由竞争环境下由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商业关系的基本性质。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里根经济学开始就全面转向“制造业外移”（outsourcing）,转而依靠美元汇率的坚挺和美国金融服务业的主导地位来实现大部分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替代”。而90年代初开始，中国正好成为全球工业化进程发展最快的国家。大量优质、廉价的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到美国，不仅顺应了美国“进口替代”产业政策转移，更是为美国民众提供了可靠的消费品保障，协助美国政府保障了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质量。
尽管中美关系的相互依存度愈发深入、互利合作不断升级，但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一改冷战后长期坚持的对华“接触”政策，第一次将中国定义为位列俄罗斯之前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全方位打压中国成为特朗普政府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提道，“全面应对中国”已成为美国全球安全战略实施的重心。2020年3月之后，新冠疫情开始肆虐全球。特朗普政府恶意宣称，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对华攻击和追责言行频出。特朗普为了在总统大选中竞选连任，疫情防控行动频频对美国选民做妥协和让步，以至于美国疫情到同年8月已经成为全球最严重的国家。特朗普为此频繁“甩锅”中国，并恶毒地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疫情报复”。到2020年末，中美关系下降到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的最低点。
拜登政府上台后，提出“重回世界领袖地位”的施政口号，回归“同盟外交”，呼吁实施“为美国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旨在重回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传统。但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依然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视中国为“最大战略对手”与威胁的强硬竞争和对抗战略，甚至变本加厉，所出台的旨在推动对华打压与遏制的政策更具战略性和长期性。拜登政府提出对华“战略竞争”，集中体现在军事、安全、意识形态、产业链重组与高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对华制裁、遏制与脱钩行动，试图以打压中国来保证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力，以重新拉开美国和中国的力量对比差距。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游戏，强调两国应该谋求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但美国今天的中国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政策话语体系与之前的对华接触政策相比已经发生了“质变”，打压中国已成为包括 “印太战略”在内的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
二、单极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危害性与不合理性正在不断深化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曾强调美主导的单极体系是一个民主、开放、和平的“良性霸权”（benign hegemon）体系，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与制度特色，更是因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责任，可以让美国推动全球化进程，各国之间不断上升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有助于缓解安全困境、促进沟通与合作。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更是出现了“贸易和平论”的理论分支，强调全球化、相互依存以及国际投资和贸易的扩大有助于降低冲突、增加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今天，拜登政府对华所奉行的战略竞争政策，事实上重新把安全置于经济之上，把美国狭隘、偏执和自私的霸权利益置于人类的共同安全与发展之上。面对中国崛起，美国的战略焦虑和已经全面启动的对华战略打压，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失败，也宣告了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回归。正如艾利森所言，美中两国作为“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逃不脱“修昔底德陷阱”。相互依存时代的大国竞争，再度显示出了权力政治的老面孔。最近有美国学者发表文章指出，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失败。但是从美中关系角度检验新自由主义理论，已很难成立，安全关系和经济关系可以平衡发展的观点已不符合事实，传统的新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假设已基本崩溃。
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但中国始终没有意图、也没有采取行动对外扩张、侵略。中国崛起不断地在给世界发展和安全注入新能量。但美国正联合西方盟国试图把新冷战强加给中国。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变化是围绕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带来的意识形态对抗、地缘政治分裂和地缘战略的势力范围竞争而展开。而当前由于中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决反对冷战分裂，美国强加给两国关系的新冷战暂时局限在科技领域。但在结构性争议、竞争和冲突的驱动下，世界政治事实上又重新走到了由大国对抗可能引发阵营对抗的严峻时刻。美国今天对中国的科技战、贸易战、经济战、媒体战、舆论战、网络战、信息战和意识形态战都在不断深化。
即便美国正在发起的对华新冷战不同于1947年到1991年的美苏争霸，但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霸权护持的霸凌主义权力逻辑来看，新冷战同样将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扩大和持续的过程。中国对此需要丢弃幻想。当前，美国对华发动的新冷战是从高科技产业链试图对华脱钩开始，强调要在高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工业化发展进程，事实上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就开始全面限制正常的中美文化、社会、教育、媒体交流，全面盘查参与对华科技交流的华人学者，中美关系的各个层面都在被过度的“安全化”。最近的事实不仅是美国要求自己和盟国的公司全面向中国断供芯片设计和制造的软件、设备和原材料，联邦调查局甚至开始调查美国准备上市的科创板公司。如果是有华人作为准备上市的科创板公司的股权持有人和主要合伙人，一定要经过联邦调查局严格审查、获批后才能上市。
美国的国内政治分裂和恶斗，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府、国会正在采取的对华强硬立场。2022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竞选造势活动中，68%的共和党议员候选人都将批评和指责中国作为捞取政治资本的重要手段。共和党议员更是在涉华问题上大做文章，指责拜登的民主党政府对华“软弱”，无力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多名共和党议员宣称，如果该党在中期选举中拿下众议院，他们将在各个领域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准备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华对峙，包括网络安全、供应链安全、芬太尼问题、太空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对华出口管制、台湾问题、亨特·拜登与中国的关系、TikTok(国际版抖音)数据安全问题等等。2022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严禁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使用抖音系统，甚至威胁说要彻底禁止抖音在美国的经营。美国今天的中国政策，事实上已经成为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政策。
三、美对华“变脸”的溢出效应正在不断显现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的国家，其对中国“变脸”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到底会有多宽多远？作为今天国际权力体系中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仍然是“老大”。“老大”对中国“变脸”了，其产生的溢出效应并非只会仅仅局限在“老大”。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和美国传统的盟国，在经济利益上不愿意跟中国脱钩，对华存在较强经济诉求和市场依赖，但在外交和战略安全上已经明显地倒向美国。2022年12月，韩国新上任的尹锡悦政府公布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报告，指出“韩美同盟是过去70年维持半岛和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的核心轴，将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共享为基础，不仅在安全领域，而且在经济、高端技术、网络空间、供应链等领域，推进全球全面战略同盟”。今后，韩国不仅在韩美双边关系上，而且将在加强韩美日三边合作、韩美澳三边合作，以及供应链、新兴技术、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卫生合作等地区和全球问题上，推进多边合作机制。另外，对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四方安全对话（QUAD）、北约合作将会是另一个外交重点。尹锡悦政府的亲美立场在这份报告中暴露无遗。虽然尹锡悦政府仍然解释说将在美中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原有战略，但政治、外交、安全与高科技等战线上，首尔已经决心“跟着美国走”。
日本更是完全站到了美国一边。日美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深度合作，在“印太战略”中“日美同谋”已成既定事实，台海、南海和东海的“三海联动”也因为日本防卫政策的突破性变化正在变得日益严峻。日本已经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完全展现出了对美“选边”和对美国的抗华战略主张“一边倒”的立场。2022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决定大规模地采购和部署进攻性武器、五年内实质性提升军费开支至突破GDP总额2%的限定，意味着日本的“专守防卫”战略已经崩溃。中日关系令人遗憾地出现了相邻大国之间因为权力再分配进程而难以避免的地缘政治对抗态势。未来，日本可能同意美国在日本领土部署针对中国的中程陆基导弹，并准备恢复日本成为美国第一舰队的锚地。美日联手强化“印太战略”和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基本已成定局。
中美博弈引发的地区和全球战略关系效应，就是尽管很多国家不愿选边、但“选边”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对中国来说，应对美国的打压，一定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美国身上，还要把更多的眼光放在中美关系和第三方等后续一系列国家，评估它们到底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并积极、务实和建设性地引导和塑造这些国家的对华关系。中美关系之外的“第三方因素”，将决定美国拼凑各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团团伙伙、以便孤立和集体打压中国的行动能否真正得逞。更重要的是，稳住“第三方因素”、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致力于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是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四、国际社会向往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仍然不可阻挡
在全球化时代的推动下，国际化、信息化、社会化使各国民众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扩大。这种进程推动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观念沟通，形成了价值依赖，也使彼此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互认识和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绝大多数国家更愿意看到一个平稳可控的中美关系。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以后，中国开展了一系列主场外交和首脑外交，如越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德国等国领导人相继到访北京。习近平主席连续出席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二十国峰会和在泰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赴沙特阿拉伯参加了中国与海湾合作组织成员国首次首脑峰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引导力得到了生动展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希望中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积极变化，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在成为推动人类共同进步、合作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已经前所未有的高度开放融合，大国竞争是不可否认的基本特征。但另外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绝大多数国家还是期待稳定和可管控的中美关系，以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今天这样的时代，世界对崛起的中国的依赖确实是在不断深化，中国如何进一步引领世界继续朝着稳定繁荣的方向发展，如何给世界及时、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这是一个面对美国对中国长期战略打压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美国今天国内政治与社会分裂导致的“内卷”态势，事实上进一步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对华强硬政策，对此我们要坚定回击。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警惕中国国内在严峻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正在不断扩散的民粹主义情绪。降低和管控中美对抗，需要的是战略智慧、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并非情绪化的爱国热情。
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实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战略局势的严峻与复杂是空前的。但危机中有转机、变局中可以开新局。国际形势正在日益深化的动荡变革期效应，既给中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之际带来了重大挑战与压力，也为中国塑造和引领国际局势的合理变化提供了动力与机遇。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应该对中国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全面评估、深入分析，科学、客观和冷静地寻找应对方案，保证中国崛起的历史性进程稳步向前，满怀信心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进发，坚定不移地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给世界的稳定、发展与繁荣提供“中国牵引”。中国自身发展势头和大政方针将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和建设性。这必然将给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信心和力量。
朱锋（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转自2023年第1期《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