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Z村位于湖北省中部。这个村庄，民风纯补，是三峡移民工程的一个安置点。同时也是“中国农谷”所在地之一。整个村庄的人口只有几千人而已。如今，和全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呈现出“空心化”的村庄模式。大多数的年轻人，受过教育之后，以此通过社会流动，完成“跃龙门”，而那些没有以教育作为“垂直流动”的年轻人，往往通过去南方打工，或者到就近的城市（而非县城，这样的调查结果或许可我们的城市化建设一个参考）谋生。他们不愿意再回到他们所出生的那个地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丢面子”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父母把所有的农业收入，省吃俭用，给他们在就近的城市里，付完住房的首付以后，就算是“大功告成”。而对于有两个儿子（当地家庭一般都只有两个子女）的父母而言，紧靠十几亩地的两季农作物的收入，完全付不起。据村民G说，现在当地的房价，在J市的郊区，至少也要五千多元。所以，一个八十平米的房子，就是一个不小的开销，而如果这个家庭有两个儿子，那么就要付出双倍的成本。所以，父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去M市的石膏矿里打工谋生或去餐厅打工赚钱，以此来完成作为父母的“义务”。这个义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帮孩子“娶妻生子”，按照当地的习俗，只要把儿子的婚事办完，就算是“完成任务”（地方语言/地方知识）。生女儿的，也就是要出嫁以后，才算是“完成任务”，但是其女儿在出嫁的时候，也得赔上礼金，少则上万。故此，在Z村，完成子女们的婚事，是他们的“养育子女任务的终结”。可能以后还会补贴，只要自己手里有点钱或者其他东西，父母都会给子女全部的所有。
进一步说，上文中我们提到的到石膏矿里打工的村民G。作为一个村庄的个案，我们在调查中得知，其工作的时候是没有健康保护的，他自己是否可能患上尘肺病，他只能“听天由命”。村庄的居民对他的评价很高，主要是觉得他身体好，能（而不是会）赚钱。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可以断定，在一个高危作业环境下，尘肺病的在石膏矿里的爆发几率应该是非常大的。只不过这样的村庄没有定期的体检，他们也不注意体检。有的村民在附近的油厂上班，熬夜加班是时常的事情。假如体检的话，按照城市现代的身体健康标准，估计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不合格的。但是他们为了子女的读书费用和生活的家庭开支，特别是子女的婚事，熬夜加班或在高危环境下作业等等是经常的事情，面对这类非常糟糕的打工环境，他们的选择几乎都是“忍着”。他们发挥着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里评述的这种民族的品格——忍。
而“忍”有时候并不是说疾病就不会来“找”村民，反倒是疾病有时候随着村民身体的衰老，以癌症或者其它疾病的形式爆发和发应出来。在Z村，我们做了一个田野调查，以系统抽样和结构式访谈的形式。仅仅一个村庄的一个组，爆发肾结石的概率，大约有90%（样本容量50人，下同）；而因为患上癌症死去的人大约有5%；其余的死亡原因是车祸或者自杀。因为癌症而去世的人，更多的都是“忍”着不去医院救治，医疗成本对于一个本来年收入只有三万多元的家庭而言，着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等死”是这个村庄的这类癌症群体最大的“村民心智特质”。它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亚文化，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主流文化。说亚文化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忍”更多的还是会“弄点药”或者“进教会”来缓解心理上的担忧。等到不能“拖”的时候就会自己“想办法”（自杀等），或者因为疾病而“自然”死亡。而对于患有肾结石的人群来说，本来在医学上就不是什么致命的疾病，加之又可以拖很长时间，并不影响日常的农村生活和劳动，只是在病发作的时候非常疼痛。据村民L讲，肾结石的主要是因为水质的问题，附近的村民几乎都有这个疾病。除了子女们在外地谋生或求学的以外，剩余在村庄里的妇女们、老人们和男人们，几乎每个家庭里都会有一个人患病。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想象”。而我们调查了该村的周围环境，没有一家工厂等对水源进行污染。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得知，他们的更多的取水方式是通过井水。众所周知，井水是通过地面渗透下去的地下水（井深度大约只有二十米）。所以，可以判定的是，村民的集体性患上肾结石的主要原因在于井水。村民Y告诉我们，他们杜绝的办法是，去堰塘里取水回来用和吃。
故此，这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缓解这一个村庄群体的“集体阵痛”，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农村社会保障的来加以解决。而学界应该站在农村生态安全和农民的疾病来反思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通过既有的文献可以得知，解决这一办法的主要方式是搬走和脱离这一区域。因为原生的水质，不是靠“换血”能够完成的。而如果站在民俗学的角度，村民们可能会搬走吗？答案非常清楚——不可能。因为每一个中国的村民，包括从底层流动至上层社会的人，都会有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种“乡土情结”（费孝通，2005）。寻根文化，不仅仅是在文学的故事中被反复的提及，却也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中也该当重视。他们的“根”在何处（该村通常认为——上至祖宗三代），他们是非常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方的，何况这个村庄本身就是移民安置点。并且，我们还通过调查得知，当我们问及“因为水质问题影响你们的身体健康，你们愿意搬离这里吗？”回答几乎是“不愿意”的占99%。除了一些人可能有别的想法。这个数据恰好说明了我们在上述中的理论假设。因为文化的原因，他们是非常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而他们的子女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和人生发展，离开的这个地方。这个“不愿意离开”和“离开”是两个时代的人不同的“生活模式”，也就是说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该对这样的生态安全视野下的Z村（个案研究）做一个就地的解决方案。
所谓就地解决，就是按照村民的意愿，采取更好的方法来缓解村民因“肾结石”而引发的集体阵痛。我们的建议是：（1）可以通过采取过滤器的方式来改善食用的水质，而类如洗衣的水质则不用改善；（2）可以通过饮用购买的水资源（如桶装水等）来饮用。村民们的收入（每个家庭均有十几亩土地耕种）对于购买桶装水而言，还是比较充足的。而平常的做饭做菜的水质，则可以采取过滤器的方式，在村民的家中所安装的自来水（通过井水自供）管道上进行安装和过滤。因为本文只是重点关注村民的疾病和饮用水的安全。所以提出这类的建议。而在全国的其他村庄，饮用水欠佳的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个数据，我们没有调查到，所以还不敢说到底有多少农村的人畜饮用水欠佳。（3）政府不能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上缺位和无视。对于因病而不能劳作，甚至是村民因病被逼迫而死的现象应该重视。以政府作为引导性的方式，进行根治。特别是在基层社会的医疗方面，应该帮扶那些患病的村民。他们毕竟是弱势群体。
总而言之，这也就是一个因为调查而得之的“故事”与解决方案。我们有理由相信，以Z村作为个案的叙述，不仅仅是说只是解决Z村这个村庄的生态安全。而是因此而反应全国的底层农民的生活状态。这种调查和叙事的方式，可能非学术化（类如《中国农民调查》、《黄河边的中国》等都是非学术化的表达），但是可以从中得知，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底层社会”和“农民的生活现状”。更是一种“地方知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问题，以小见大的来说，我们需要在不同的问题上做不同的方案来加以解决。因地制宜，加以重视。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一些村庄的垃圾污染也很严重。这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另外一种农村生态安全。本文略微提及，顿笔于此，也就不加以分析和讲述。同时，我们也觉得中国乡村的疼痛还需要格外的改善，学界和政府“任重而道远”。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作者系中国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本文刊于《中国乡村发现》2016年第1期，此为原文，发表时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