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正是二十几岁的钱锺书先生天才挥发崭露头角的时候，外间时有议论锺书先生的文章学问均在同是学者的父亲“老钱”先生之上。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1887-1957），字子泉，也是当时声名遐迩的学者，所著《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近百年湖南学风》等著作，广誉士林，深有影响。其文章遒劲恢弘，清季状元张謇膺服不已，称之为“大江以北，未见其伦。”虽然看到儿子英华绝世，后来居上，“老钱”先生的内心是高兴的，但出于对儿子的深挚关怀，出于对名利的高度警惕，也出于一个父亲对社会的高度责任，钱基博先生于1931年10月31日、1932年11月27日两次写信给钱锺书先生就何以立身，何以取名，何以处世，对儿子有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
“一缄绿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钱翊《未展芭蕉》）。六十年过去了，钟书先生已成为一代知识分子仰慕的楷模，但钱基博先生的一番深情嘱托却远未过时，对后来的莘莘学子们仍有醒世恒言般的意义。
一、“我不患此儿无名，正恐名太盛耳”
中国古籍里有一些“庭训”“家语”之类的文字，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其实象《颜氏家训》《朱子家语》《曾国藩与子弟书》等，它的影响不仅限于一个家族，而对整个社会都有借鉴意义。钱基博写给锺书先生的信，以《谕儿锺书札两通》为题，公开发表在《光华半月刊》上，足见其用心良苦，信不仅是写给儿子的，更是写给世人的。
知子莫如父，对锺书先生的卓绝天资，父亲自然了解。因此与一般父亲望子成龙的心理不同，他担心的不是儿子的功名不就事业无成，恰恰相反，他担心的是儿子高名厚实下的难以自持，钱基博引用《南史》中王僧虔的话说：“我不患此儿无名，正恐名太盛耳！”
对名誉的警惕源自他对“名人祸世”的基本思考——“我见时贤声名愈大，设心愈坏，地位愈高，做人愈错，未尝不太息痛恨，以为造物不仁，何乃为虎生翼！”确实，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名流叱咤风云的历史，而忽略了他们的另一面，名流固然可以推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一个品质卑微人格低下的名流，对社会也有超乎寻常的危害力量。一些人在成名之前尚有几分矜持几分老实，而骤得大名之后往往乖张猖狂，放言无忌，不可理喻。永远要求别人尊重，永远不会尊重别人，成了某些名人的特点，所谓名家名流之类的称号，成了他们横行无忌的护身符。一个普通人被掩盖的缺点，却在盛名之下被夸张地释放出来，钱锺书先生不无揶揄地指出：猴子爬得高，也把可笑的红臀暴露于众。声名有时也会为一个人的恶行提供市场，孔子早就说过“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圣人之所以格外珍惜假人声名，正是出于防范钱基博先生太息痛恨的“为虎生翼”。也许目睹了诸多名儒硕彦的种种言行，钱基博不无气愤地指出：“世所推称之一般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自省焉。”名流的恶化，使钱基博先生在名誉面前格外谨慎，看到锺书先生声名渐起，钱基博先生在欣慰的同时，也不无忧戚。父亲不想让儿子重蹈衮衮名流的覆辙，告诫儿子不为盛名所累，以不使一个青年人头脑发热，在名誉面前父亲送上的是一番清凉冷静。记得友人章士钊声名腾起时，钱基博曾写信规之以淡泊宁静之道，称自己当“献此一副清凉散”，同样当儿子事业有成头角渐露之际，他仍然献此一副清凉散。这也是送给浊热世界的一副清凉散。
二、“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为切要”
钱锺书先生曾毫不留情地批判过那些追风逐浪招摇街市的名流贤士，在他看来“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误会和曲解搀合成的东西。”而钱基博先生对此类名士也颇不以为然，钱基博先生写给锺书先生的信里谆谆告诫他：“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为切要。”这封信公开发表时，“老钱”先生特地于这段文字加上重点符号，可见其寄意深刻。
在才与德之间，钱基博先生更看重一个人的品德操行，在他看来“清识难尚，何如至德可师！”一个人的见识学问固然重要，但仁厚宽广超然物外的人格更可师法。自矜才情、恃才傲物，往往是文人性格的通病。《颜氏家训•文章篇》谓：“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引发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於进取。今世文人，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 有旁人。”文人常沉浸于自己营造的清辞丽句的世界，得意非凡，把它当成了世界的全部，于是乎忘乎所以，不知今夕何夕，以此傲世，忽略操行，难以自守，不少文人的悲剧也因此产生。中国文化常常保持着对智慧的警惕，孔子反复教导弟子“据于德，游于艺”“进德修业”，“德”一直是艺术活动与思想活动的出发点，钱基博先生也认为一个人才智平平“不能为大善，亦无力为大恶”，而“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正缘于此对于才辩纵横神彩飞扬的青年钱锺书，钱基博先生更有一种防患于未然的责任感，反复劝勉其“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对那些“操之以逆险之心，出之为僻坚之行”的所谓名流，老钱先生以为“在世眼见为名流，在吾家岂即亢宗。”
在儿子面前，老钱先生自然提到自己的生平，提到钱家身世，谓：“吾兄弟意气纵模，议论古今人成败，如操左右券，下笔千言，不自休，而一生竞竞自持，惟恐或入歧途”，同后来的锺书先生一样，老钱先生对自己的文章学问同样自信，毫不忸怩作态，但他并不因此傲世轻人，在人格完善上务求方正，克己自持，毫不懈怠。这种风范实令后学思之重思之，钱基博云：“我涉世三十年，无事不退一步，应得之名勿得，应取之财勿取，人或笑为拙，而在我则世味稍恬，意趣转长。”“凡事退一步”不是明哲保身的处世哲 学，而是一种人格修养一种精神境界。
饶有兴味的是，当外间议论钱锺书文章学问均超过自己时，作为父亲的“老钱”先生有一段令人深思的话——“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尤心慰！”对外间的议论，不知是出于对儿子后来居上的默认，还是出于对儿子的真诚鼓励，反正“老钱”先生一笑了之，而他却以人格的完善向儿子挑战，他希望儿子在学业上超越自己，更希望儿子在道德上超越自己。在以后的岁月里，钱锺书先生以其罕见的渊博和睿智，一任政治风云变幻，形成了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的独立品格。他是名士，也是仁人君子，当然仁人君子并不是人人称善的乡愿，他的耿介、他的正直，也常常令人生畏，锺书先生不无解嘲地说：“人谓我狂，我实狷也。”锺书先生正是以睿智与练达、耿介与圆通实现了他完整独立的人格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一种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人格萎缩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剧。在如此背景下有钱锺书式的自由独立睿智通达的人格风范，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幸事。
三、“我父子非修名不立之难，修名善其后之难”
逃名如逃役是钱氏父子的共同品格。钱氏父子的逃名当然不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也不是求名无路聊以自慰的佯装姿态，逃名源于他们对声名的自信，源于他们的学识和人生修养。“老钱”先生信中说：“我自粗有名字，汝又头角崭露，我父子非修名不立之难，修名何以善其后之难。”“恐修名之不立”是自屈原以来中国士人深深忧惧的问题，而钱基博这里忧惧的不是修名难立，而是盛名之下何以自持何以自守，这就是“所以善其后之难。”
本来关心自己的声名并不是什么坏事，人们也犯不上忸怩作态。中国士人信奉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本质上也是功名事业。不过对于大多数文人来说，“三不朽”中最实际的还是“立言”，没有立言、立德、立功之类也无从说起。问题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只以出名为目的，但求立言，但求传世，图一己之私，逞一时之快，不顾国计民生，不负社会责任，人说是，我必言非，人说此，我必言彼，哗众取宠，故发奇论，强作解人，在语言的热闹里追寻个人的声名，对这类“立言”者，钱基博斥之为“妄语”。因此钱基博关注的“修名善其后之难”，本质上还是从“善其始”起步的。
钱基博先生曾专门摘录袭匡庐先生《思辩广录》的话，以批判那些欺世盗名胆大妄语的所谓名流：
“余读近人著作，胸中辄作二疑。观其繁称博引，广列群书，则疑其人无书不读。及见 其立论之浅谬，往往于古人极浅近之旨，尚未明了，则又疑其人实未曾读过一书。
今日学术界之大患，几于无事不虚伪，不语不妄，且愈敢于妄语者享名愈盛。”
故作高深，追求语言的轰动效应已成为某些人攫取声名的百试不爽的法宝。妄语是成名的手段，祸世是成名的结果。钱基博批评这些人“操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之心理，倾动一时，今之名流硕彦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学界确一些人错把轻薄当风雅，误将纤佻作才华，闲来无事，以才子自居，逞才使智，喜发倾动一时之言论，最终败坏了学风，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作为父亲钱基博希望儿子以深厚的学养，仁爱的胸怀、淡泊的人生而名世，而耻于儿子成为儇薄尖刻有失仁厚的所谓名流。
青年钱锺书英华绝世，意气纵横，钱基博在欣悦的同时，也保持着深深的警惕。年青气盛的锺书先生在写给友人张杰的信里也说过“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之类的话，对此父亲严厉批评他“看似名隽，其实轻薄”，父亲把对儿子的教育看成是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虽然自己“无力禁止社会之一切恶化，然至少必尽力制止子弟不许恶化，以增进中国之危害”。钱老先生谓：“父母之于子女，责任有尽，意思无穷”，这无穷的意思，更多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利益的终极关怀。而从钱锺书先生的伟大人格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学风一种责任一种关怀的延续和发展。正是有了这人格这家风，钱氏父子修名远扬，而修名善其后亦不难矣！
四、“吾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在锺书先生与时贤往来文字大忙之际，钱老先生殷殷告诫之：
“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这段话颇耐人寻味，为什么钱基博对当时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胡适之徐志摩不以为然，而又对诸葛亮陶渊明如此推重呢?应该说这里涉及到传统儒林与文苑两种人格的矛盾和冲突。儒林与文苑虽然同属士人，但二者又有明显区别。儒林较之文苑更为古老，儒林传最早见于《史记》，而文苑传则在《后汉书》中才出现。大概而论，儒林更多的承载着历史与传统，承载着社会的道德与责任，《史记•儒林列传》辕固生所谓“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成为儒林信奉的格言。而文苑传统则注重个人生活兴趣与文辞才藻之精妙，侧重个人生命的质量，由于文苑人格本身就是在东汉末年反儒学环境中产生，因此文苑人格更具有叛逆意义。
中国古代似乎有点鄙薄文苑人格，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也”，这里的“文人”常指文苑中的文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专指辞章才藻之类。所以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干脆宣称“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钱基博在自己的著作里常常流露出对郑玄、诸葛亮等儒林人格的推重，他一方面感叹他们“其文其学可及，其养不可及”，一方面又对“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格风范推崇有加，因此钱基博对锺书先生的希望只能是郑玄、诸葛亮式的“述者”，而不是胡适之徐志摩式的“文士”。
与父亲大相径庭的是，锺书先生特别欣赏文人的感觉灵敏，不大瞧得起腐儒的板重闷塞，认为“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但总体来说在人格上他却不偏不执，既有儒林人格的铁肩道义，又有文苑的妙手文章。摒弃传统对文人的偏见，兼容并包，也是锺书先生逾迈前人的地方。像父亲希望的那样，他没有成为胡适之徐志摩，也不完全是诸葛亮陶渊明，但似乎又都是他们。
笔者是在《光华半月刊》上发现《谕儿钟书札两通》的，所载原件已略有残缺，我们不能说钱锺书先生终生受益于父亲一封信的教诲，但这封信反映出他父亲的胸襟学识，对锺书先生却不能没有影响。在钱锺书先生的道德文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父亲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