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复苏带来了对文化的思考。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个颇为热衷的课题，然而不少的探讨却是在文化定义不十分明确的前提下进行的。广义的文化包括了人类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于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和北京的冰糖葫芦，就统统装进了这个被称为“文化”的大布口袋之中。这样的研究往往混同于一般的文明史。而狭义的文化则局限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考察，文化成了对思想的概括与杂糅，这与其说是对文化的研究，毋宁说是对哲学的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求一种文化的规定性。

从总体上把握文化就会发现文化具有稳定性、时代性和群体性的特点。文化的稳定性表现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继承性。一个民族区别于他民族、他地区的主要标志乃是文化的差异，因此民族常常是一种文化的代称。文化的差异性并不是一时一地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时间的积淀与冷却的结果。文化的积淀有物质的形态也有精神的形态。在物质上表现为一定社会的最高成就，在精神上则可以理解为一定时期内群体的精神风貌。例如：我们常以夏商周三代物质的最高成就——青铜器，来称它们的文化为青铜时代；宋明理学又是宋明两代高度的精神结晶，因此人们习惯称它们的文化为宋明理学。文化的积淀有一个过程，我们把这个演变过程叫做时间的冷却。而一切在这个过程中剧烈运动尚未呈现出一定稳定状态的精神和物质都只能作为文化的基因而存在。

如果我们将任何基因都作为一种文化来认识的话，势必失去了规律。英国作家勃库尔民在《英国文明史》中说：“如果把一国人的恩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能令人惊奇地发现它的动态是有一定规律的。”文化亦然。我们之所以将文化与文化基因区别开来，就是要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稳定性。文化作为物质与精神的结晶它是稳定的，而文化共因的发展则是活跃的、不稳定的。如果我们只注意对文化上的一两件器物或一个人的思想的考察，就很难发现文化的差异点与规律性。基因是文化的许多具体而生动的材料，但并非文化。因为事实上文化是物质与精神形态的一种结晶；它是一种结果的代表。例如我们把东西文化做一下比较，势必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基因是相同的，但最终形成的文化却是相异的，而文化就存在这种相异性之中。这正好象文学中素材与题材的关系，素材是题材的基础，但题材并非素材的总和。文化对于文化基因有一个扬弃的过程。

我国对文化的古老解释特别强调“化”的作用。《易•贲•彖》传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砚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止”应该理解为文明的结果。“天下”就是全体人民的精神世界，化就是渗透的作用。许慎《说文解字》释“化”为“教行也，从人从匕”。又训‘匕”为“变”也。那么《易传》对文化的解释就强调了文化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中潜在的渗透作用，在《易》传作者那里文化还是文明进化的结果。这同美国人类学家克劳伯和克曼霍斯的观点有些相近。他们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显的行为模式，它们借符号之使用而被学习或被传授，而且构成人类群体的出色成就，包括体现人工制品的成就。”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借助符号被学习和传授，并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精神现象学术，它也包括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物化现象。比如建筑上，北京的紫禁城、苏州的园林等等，它们更具有文化的特点。因为它既是一种有形的物质，也是一种物化的精神，这种文化带有稳定的特点。虽然中国古代建筑本身是多采多姿的，但是它以群体的对称结构形成的堂皇滞重的特色，区别于欧洲中世纪刺破苍穹的哥特式建筑，而这种区别正体现了文化艺术在长期发展中民族心理的积淀和冷却。差异性是演化的结果。在一定时期内，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可以活动着许多相同的文化基因，这时文化的特色是不明显的，但是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却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被一个民族舍弃的文化基因，在另一个民族那里可能会被吸收，于是在同一时间内的文化阶段上会形成不同意义的文化。在十六世纪之后，中国与西欧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欧洲产生了资本主义文化，而我们中国一直没能走出封建文化的氛围。

文化的研究当然要研究文化基因，但因为文化首先是一种结果的代表，所以即使研究文化基因是也必须以一定的结果为参照物，不然就失去了文化的规定性。不具有传承能力的文化基因，不能作为文化结果的代表。

我们讲文化的稳定性并不否定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稳定性的待点也是相对的。在某一阶段盛行，而未被下一代继承的文化我们仍然称它为文化。我们常讲的汉代文化、唐代文化、宋代文化等等就有这个意义，那只是稳定在某一历史阶段而已。文化基因有盲目的基因，也有自觉的基因。对于民族文化的主体来说，它的作用是非目的性的称为盲目基因（亦可称为朦胧基因），对于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是目的性的就叫做自觉基因，盲日的文化基因对于文化的参预是缓慢的，而自觉的文化基因对文化的作用力则比较迅速。鸿荒的远古文化的形成基本上是盲目基因作用的结果，所以在时间上就相当漫长；而近代文化的基因多以自觉的方式加入文化，这就加速了新文化的形成，也加速了文化的交流。

如果从空间的角度思考文化，就会发现文化是具有群体意义的，是指在物质与精神上群体的成就。某个人的学术与思想只有为群体消化吸收时才具有文化的意义，狭义的文化研究以学术思潮为主干，往往忽略文化的群体意义。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学术都可以称作文化的。“五四”之后泛滥过许许多多的学说与主义，但只有融进我们主体文化意识中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文化的东西。颇为崇尚西学的日本人福田泽吉认为：“要想知道一国的文明，就必须首先考察支配这个国家的风气，同时这个风气是全国人民智德的反映……这种智德或者也可以不称为人的智德，而叫做国家的智德，所以称为国家的智德，是由全国人民的智德总量而言。”对文化的研究必须牢牢掌握总体性，只注意个体文化的研究，往往会过低或过高地估计总体文化。

我们所讲的文化基因也是个相对的概念，许多文化基因构成时代文化，而时代文化对于民族文化的总体来说又具有一定的文化基因的性质，每个民族文化对于世界文化来说也就具有文化基因的属住。每个民族文化的稳定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在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特色，不能吸收的文化犹如不能进食的病人，必然失去生命力，只有不断吸收不断更新着的文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