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本书是钱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学风》的手稿影印，后附释文整理本。
钱先生学问渊博，著作等身，举凡经史子集四部，皆有重要论著传世，是近现代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名家。在他众多的著作中，《近百年湖南学风》是一部特别值得关注的书。该书自一九四三年刊行以来，获得学界推崇，一再翻印，影响深远。
《近百年湖南学风》是一部专研近代湖湘人物及其思想文化的著作。对地域性学术人物和思想的研究，钱基博先生用心颇深，可以称得上是他具有个人特色的独到领域。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钱先生即曾应江苏省教育厅之请，撰成《江苏学风》一书，采用《史记》合传体的形式，以人物学行事迹与学术思想为中心，评述江苏学风。此书的撰作范式对《近百年湖南学风》起到了铺垫作用。钱先生素感湖湘人物对近代历史进程与社会风气的转移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一九三八年，他避寇入湘，因缘际会，即着手湖湘人物著作的阅读与研究。据储安平称，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钱先生“来湘五载，读湘贤书逾二千卷”（《国力月刊》第三卷第五期），学术储备不可谓不充分。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专研近代湖湘学风的此部地域性学术专著，与此前的《江苏学风》并驾齐驱，俨然双璧。
虽称研究地域性人物和思想的著作，但很显然，钱基博先生的著述立意并非局限于某一地域的“方志”之学，也并非局限于为学术而学术。从《江苏学风》到《近百年湖南学风》，他在著作中皆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民族的全局观念，同时寄托着鲜明的当代意识与用世之心。因成书于日寇入侵、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下，《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更为深刻地反映出钱先生的全局观与用世心。他宣称：“余江苏人也，抑中国人也。江苏岂能外中国以独立，则吾何可限方隅以自囿！”此言可分而论之：从著者立场看，强调的是不以籍贯自限，而可广泛研究本乡之外的地域学术；从研究对象的立场说，则是表明历史人物无拘地域，只要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程，有益于天下苍生，即值得载之于书，予以表彰。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余论》中，钱先生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全方位解释了关于此书的诸多问题，包括为何从五千年历史中单单截取“近百年”的时段、为何纵横万里独取湖湘人物而论之，以及本书收录的又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他说：“其人有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不一其人，而同归于好学深思；其事涉教育、政治、军谋、外交、欧化，不一其术，而莫非以辅世长民！时限以百年，而上下五千年之演变，缩映于此百年之内；人限于湖南，而纵横九万里之纷纭，导演于若而人之手；其人为天下士，其事亦天下事！傥读吾书而通其意，斯为政不厉民以自养，而论学不生心以害政！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该书的全局观念与现实关怀，于此展露无遗。
与同时代诸多新式人物相比，钱基博先生显然是位谨守传统的学者，其著作从内容、体例到语言形式，皆偏于旧式，但他绝非身在书斋而不知天下、拘守故径而不知新变。最为鲜明的是其著作体现出博古通今、古今相证的特色，他从切身的时代观察出发，裁断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鞭辟入里，卓具史识，而非陈陈相因，人云亦云，更非肤廓隔膜、囿于史料的研究。在是书中，他即指出：“世之谭学风者，多举东林以为咨询，而余不置对；非不能对也，不欲对也！方明之衰，士大夫好议论，不顾情实，国家可毁，而门户不可毁；异己必除，而客气不可除；党同伐异以为把持，声气标榜以为结纳；而义理不以饬躬行，问学不以经世用！及其亡也，法纪荡然；武人跋扈，文人何尝不跋扈；而矜意气，张门户，以庠序为城社，以台谏为鹰犬，恩怨之私，及于疆场，不恤坏我长城以启戎心。”（《余论》）对因歧见与门户之争而产生的祸害，表达出深恶痛绝的态度。钱先生的这一历史判断，显然是以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背景为依托，他说：“而在道丧文敝之今日，行炫自耀，亦既无闻可尊，抑且何知可行……平日侈谈之学问经济、文章道德，一旦大难临头，未有片语只字，可以镇得心住，振得气壮！而丧乱孔多，以迄于今，寇深国危，土崩鱼烂，人民死亡奴虏以数千万！而庠序如林，师生多鲫，几见有明耻教战，引以己任；见危授命，视曰分内！”（《余论》）正是由于深切体察到当代士林弊病，所以对古代学风的研究，才能目光如炬，洞幽烛微。如此经过一番剔抉，他所选择表彰的历史人物，才能真正经受得住超越于一时一地局限的历史考验，成为民族永恒的脊梁骨。古今固然有异，历史人物及其所在时代也固然已经逝去，但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展现出的“独立自由之思想”与“坚强不磨之志节”（《导言》），正须后人继承与弘扬！
贰
《近百年湖南学风》全书八万言，共分九章，首为《导言》，殿以《余论》，中间主体部分则论述近百年中十七位湖湘人物，从道光年间的汤鹏、魏源，一直到作者同时代的蔡锷、章士钊。钱先生效《史记》合传之法，将身份、学行、事功有密切关联的几位人物合于一传来叙述，或以类相从，或互为比较，由人而知时代，由事而知学风，依此设为章节。诚如该书《余论》所言，这十七位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湖湘人物，有的是文人、学者，有的是循吏、良相、名将，其事迹或政治，或军事，或教育，或外交，人事虽各异，总之都是通过他们的生平遭际、他们在乱世洪流中卓尔不群的作为与品格来反映思想与学风，从而起到振起士气、改易时风的效果。
该书完成于一九四三年冬，时钱基博先生任教于一九三八年创办、建址于湖南安化蓝田（今属涟源市）的国立师范学院。从动笔到脱稿，历时颇短，足见钱先生资料准备之充分、醖酿思考之成熟。事实上，该书在尚未杀青之前，即已将部分内容交由储安平创办的袖珍书店，纳入“袖珍综合文库”印行出版，但由于战时局面的影响，以及出版营销策略的失败（薄薄一书，分为上下两册单独发行，且印数不一），袖珍书店版并未引起太大反响。次年，交由龙良臣开设的求知书店重新出版，推出完整版本，大获成功，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名著。另外，该书亦曾在民国《武汉日报》的“文史副刊”栏目上连载。
一九八五年，湖南岳麓书社再版《近百年湖南学风》，与李肖聃《湘学略》合订出版。书后附钱先生女儿钱锺霞所撰后记，提到本书的初版在蓝田印成，“当时正处在抗战的艰苦阶段，因而纸张粗劣，字迹漫漶，我一直珍藏着”。但后来这一“粗劣”印本也失去了，令锺霞女士十分惋惜。所以她说：“现在岳麓书社居然寻得了一个初版本，重新付印，让父亲的遗著得与世人见面，我很感谢。”据袖珍书店本整理的岳麓书社版是迄今通行的本子，数十年来发挥了很大的普及作用。二〇一二年，作为《钱基博集》的组成部分，《近百年湖南学风》与《江苏学风》合订本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据该书整理者言，是以袖珍书店本与求知书店本对勘整理而成。至于《武汉日报》副刊上的连载，限于条件，未能觅得参校。
除此两版之外，还有一些出版社也整理出版过，版本来源大体如此。
叁
如所周知，手稿在学术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近百年湖南学风》自问世以来，多次再版，整理者皆依赖“纸张粗劣，字迹漫漶”的民国旧版进行校订，从未见人提及该书手稿。而事实上，冥冥之中若有神灵护佑，钱基博先生亲笔书写的手稿，历经劫难，仍幸存天壤之间。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该手稿的影印本。
钱基博先生并不以书法名世，其字迹笔画虬曲，气韵朴拙，与工于书者的风格迥然不同。该稿写于“国立师范学院考试用纸”上，书法风格也正与钱先生相符合。封面题写“近百年湖南学风” ，下有小字注明“全七十六页” 。封面书名右侧有小字题跋，书写时间是“甲申首夏” ，即一九四四年农历四月，地点在“湘中之光明山” ，即当时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所在地。据题跋可知，当时“国立中央图书馆”致函钱先生索要手笔以为纪念，正好印刷所退还该书稿本，遂“检寄付藏” 。钱先生的用意，除了应对所请外，应该还在于当时战事仍殷，该书印行数量又极少，基本上都“以授及门”——送给学生了，估计他由此预判此书外间难以流传，兼以来日茫茫、世事难料，故将稿本赠送给“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以备异日公案” ，也即为著作留存人间创造机会。虽则随后求知书店出版是书成功，以及数十年后直至今日，该著一再出版，已然证明钱先生为著作流传而生的担忧并无必要，但手稿却也由此得以留存人世，洵可谓神灵呵护，学林之幸。
前面说过，目前所见诸版本，大体皆以袖珍书店或求知书店所刊行者为底本，加以互校而成。事实上，一则由于排印时手民之误难免存在，二则钱先生本人修改造成稿本及两个排印本之间文字表述上的异同，也实为情理之中的事。所以稿本的价值，就不仅仅是保存了著作最初的书写样貌与形态，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同时，也具备校勘异同、定夺是非的文献作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价值都是无可替代的。
关于手稿整理的参校版本选择，亦须交代数语。此次出版，目的是如实呈现钱基博先生手稿全貌，所附校勘仅为探明手稿的价值，与一般意义上的古籍整理有所不同。所选参校本，一是一九四五年求知书店本，二是二〇一二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钱基博集》所收《江苏学风 近百年湖南学风》。本来，我们仅拟用民国本参校。但令人感动的是，《钱基博集》整理者傅宏星教授虔心弘扬湘学，热心提供了他在整理《近百年湖南学风》时收集的多种资料，且该版本业已做了仔细校勘：多条校记详列袖珍书店本与求知书店本之异文，反映了这两个版本的面貌；而如手稿中引用《诗经·小雅·小旻》，无“维迩言是听”一句，应是偶然遗漏，华中师范本予以校补。凡此种种，我们若知而不校，显然不利于读者；如校而不用华中师范本，则又掩人之功。故谨以此二本来作为手稿本的参照。
兹略举校勘数例，以见手稿价值。
首先，尤其重要的是手稿封面保留了钱先生的一段题跋文字，除了叙述捐赠缘由之外，还直陈该书特色在于“创意造言，我怀独抒”，而非寻常等闲之著，同时也特别点出自己著书全靠手写，与近人“一柄剪刀，一瓶浆糊，剪剪帖帖”迥然有别，自信、自尊之意，跃然纸上。这段题跋是接到印刷厂退回原稿之后，转寄给“国立中央图书馆”时所写，故而各排印本均无。
至于文字异同方面，更是随处可见。当然，有些地方应该是交付求知书店出版时有所改易所致，故而手稿本与袖珍书店本多相同，而与求知书店本则往往有异。如该书“导言”中，“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出中原人文以独立”，手稿本与袖珍书店本两处皆作“中原人文”，而求知书店本第二处则作“中原人物”，从上下文意观之，显然是以“人文”为胜。华中师范本在该处特作校勘记：“人物，求知书店本作‘人物’，袖珍书店本作‘人文’，今从求知书店本。”可见虽一词之微，去取裁夺，倘无手稿本为参照，则难获精确的判断。再如，第一章征引魏源著作云：“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此处“槁”字，袖珍书店本与求知书店本，均误为“稿”，华中师范本据魏源《古微堂集》改正，而从手稿看，显然可知钱先生是一丝不苟，并未致误，此处误植是手民造成。
最后再举一例。第四章开头一段，求知书店本与华中师范本皆作“罗泽南、李续宾、王錱，三人者，披坚执锐以当太平军，身经百战，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三公，则知人善任使，指挥若定，幕府画啸，而坐享其成；身兼将相，爵至通侯。显晦不同，劳逸亦殊” ，而手稿本则作“罗泽南、李续宾、王錱，三人者，披坚执锐以当太平军，身经百战，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五公，则知人善任使，指挥若定，幕府画啸，而坐享其成；其大者身兼将相，爵至通侯；次亦开府，专城数十；显晦不同，劳逸亦殊” 。两本相校，可知手稿本将罗泽南、李续宾、王錱三人作为一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五人则为另一组，前三者属“晦”与“劳”者，后五者属“显”与“逸”者；而后五者中，以官位言之，胡、曾、左三人为“大者” ，刘、郭二人为“次”者。但是，由于在全书章节安排中，胡、曾、左为第四章，刘、郭为第五章，故而此段文字求知书店本将刘、郭删去，并修改后面关于大者、次者的表述，以达循名责实之效。但是由于删削过度，又未能很好地弥缝文句，遂至语感滞塞不畅，语意亦略显跳跃模糊。这样的细节，不经意间透露出文章之法，殊非细事。而我们只有得见手稿本，方可比勘体悟，其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肆
这一天壤间仅存的珍贵手稿，今归湘中收藏家谭国斌先生所有。谭先生留心湖湘文献有年，不吝斥资广事搜罗，日积月累，渐成规模，且复热忱慷慨，以共享珍稀文献、传扬前贤精神为乐事。鉴于《近百年湖南学风》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手稿文献的宝贵价值，谭先生秉持公心，推动该稿影印出版，化一为千百，以存文献，以广流传，其品格诚可令人感佩！
《近百年湖南学风》所列十七位人物，大多曾就学于岳麓书院，是岳麓书院培养的干国能臣、学界巨子，为千年学府之荣光。如今，岳麓书院获得藏家和热心同道的信任，俾得机缘立项整理这部有关湘学的重要著作的手稿，交付中华书局彩色高清影印出版，以飨广大读者，实属幸事，亦可谓文字有灵，因缘殊胜。
一九八五年元月，钱先生爱女锺霞女士温馨回忆道：“寒风之夜，李园四周万壑松涛在响；西侧一室，枯黄的灯焰摇晃着，父亲在灯下一笔一笔认真地写这本书稿。”她也曾无限惋惜于自己珍藏的土纸版不幸毁于劫火。而现在读者手中的这部精美书稿，应当就是她笔下父亲在写的那部书稿，也正是她念念不忘的土纸版的底本。因此，对之不能不让人感慨于文献幸存，历劫不磨，实人心之安慰、中华文化之盛事也！
在整理过程中，岳麓书院二〇一九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生赖明珠承担了许多工作，二〇二〇级中国史专业博士生程莎莎参与了复校。中华书局郭时羽编辑热心联络，商定体例，审校耐心细致，对本书贡献良多。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原载《书屋》202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