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本质
孔夫子曾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表达了中国先哲关于教育、教育之使命的伟大理想。但这里所谓“大学”乃“大人之学”，或如何使人“成为人”的学问，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学无关。
本文要阐述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虽然从起源意义上讲，大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欧洲），但严格地说，大学及其制度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儿，这不但在于，只是在近300年内，大学才成为一种世界现象；更重要的在于，正是在近代，伴随着人类制度文明的急剧推进，大学获得了其所独有的角色定格、历史定位和本质规定性。
那么，在300年以降的历史时空内，世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让我们随便列举出几条：工业革命与商业革命，产品的生产、交换与消费借助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从乡村而地区，而全国，而世界；政治生活也不再局限于中世纪的庄园、领地，政治家们凭籍“主权”与新的民族、国家框架在更大范围内“逐鹿中原”；铁路、邮政、航空、微电子技术缩短了全球各地间的距离，使人们的交往不再囿限于自然地理强加的限制；艺术也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无论是维也纳的那位“不朽的咆哮者”乐圣贝多芬，还是充满生命活力、激烈而有些粗旷的美国民间摇滚乐，都可以在全球各个角落找到其崇拜者。一言以蔽之：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日益“敞开”的过程，它所显示出来的人类“生活世界”的无限丰富性（一方面）与文明进程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统一性（另一方面）都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昭然，越来越无可置疑。
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近现代大学的两条本质性界定：
第一，作为知识传承之所，大学之责乃在于向学生、向社会提供开放的普世化文明教育。“普世化”的意思就是说：大学要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汇总起来传授给学生，而不是局限于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一个党派、一种“主义”。世界是敞开的，学生的心灵也必须是敞开的；惟有此，人的潜能的展开与生成才会成为一个全方位的过程；他（她）才会具有包容这个五彩缤纷却又复杂怪异的世界的能力，教育作为理性的文化再生产也才会真正获得创造性的张力。
第二，要承担起这样的历史责任，大学必须荟萃一批又一批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英才，组成强有力的教育群体。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他们懂得世界发展的大势，学识宽广，又有献身社会改造的勇气。可以说，没有这样的教育群体的存在，就谈不上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然而，还不止此。普世化文明教育也好，强有力的精英教育群体也好，如果我们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结构分殊角度看，他们又赋予大学以制度现代化演进的结构含义。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近现代大学的第三条本质界定，即大学是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制度要素。
作为制度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社会重镇的大学
我所理解的制度现代化是一个与物质现代化不同、但又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伟大历史进程。从宏观意义讲，它由这样三个方面所组成：首先，是政治领域从中世纪的君主专制走向现代民主的过程。其次，制度现代化还表现为经济领域中完成从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 。公民社会则是从第三个角度对制度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概括。 鉴于大学与大学制度就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显然应多花些笔墨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顾名思义，公民社会首先是指由公民组成的社会（这里我们免去关于这个概念产生的历史的亢长的回顾）。公民不同于臣民。臣民在主子面前没有说话的权利；公民则是自由的。自由的公民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公共领域”，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贬时政。这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最直白的解释。当然，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历史永远是具体的。使公民作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是他们已经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个人存在的资格，而这是一系列政治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公民还要有必要的经济自立能力，如果一个人连肚子还填不饱，他们似乎很难对其它事情发生兴趣。以上说的是公民自由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为前提；反过来说，高质量的公民自由又会促进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然而，我们还没有说到“结构”。为什么公民社会又是制度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构要素呢？试想：公民要发表意见，总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借助一定的媒体，总不能每个人都跑到议会讲坛上去高谈阔论。这样，报纸、杂志、书籍，20世纪以来大行其道的广播、电视和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就成为这样的渠道与媒体，它们的使命就是传达“公共领域”的声音；而出版社、杂志社、广播公司、报业集团、电视台等就成为支持上述使命的“硬件”设施。此其一。其二，公民在发表意见之前，首先要有就公共问题形成独立见解的能力，而这样的能力是教育赋予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的根本使命是在完成知识传承与文化再生产的同时，造就一代代理性的、对社会负责的新人。学校就是新人的“加工厂”，大学作为“加工厂”的最后一道“工序”则尤为重要，尤为关键，因为“成品”就要从这里出来，就要送到社会上去检验，看他们是否已被培养为合格的公民。而教育又要以科学研究活动作为支撑。科学研究的根本使命是探索未知，包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活动的所有“对象性领域”的探求；然后，再把这个探求的结果融入到既有的知识结构中，作为文明的新的累积，通过教育一代代传递下去。从这个意义讲，没有高水平的科学探索，就不会有高水平的教育。
这样，出版、传媒系统与教育、科研系统就成为支持公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框架，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已经成为内在于公民社会本质要求的、从属于公民社会历史需要的结构体，它们已经是公民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家政治建构、市场经济建构鼎足而立，三分天下，共同对制度现代化的走向、进程发挥巨大的影响。
公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已如上述。那末，何以大学乃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须进一步研讨公民社会的功能，尤其是相对于政治建构、经济建构而言，公民社会的独特作用。
人们对于教育、科学促进生产力发展之类的论断早已耳熟能详；传媒有利于促进政治生活更加开放、更加民主也无须更多论证。这些都可理解为是公民社会对政治、经济建构的正面推动作用。它当然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功能。然而，我们这里想强调的是公民社会的另外一个功能，它同样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视。这个功能就是公民社会对政治建构、经济建构中负面因子的抗衡作用。
政治永远与权力相关，而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用法国政治家路易斯•博洛尔的话讲：“政治并不是等到马基雅维利的到来才变得卑鄙、龌龊、残暴与血腥。当政者们并不需要这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官场秘书兼智囊人物去教导他们怎样为恶：欺骗民众、放诼政敌并没收其财产。统治的欲望与权力的使用自然而然地教会了当政者们欺骗与残忍。”现代民主政治关于权力制衡的设计，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把这些丑恶的东西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今天民主制度相对发达、成熟的国家，官场丑闻仍不绝于耳；至于那些有着更长前现代历史、更沉重的专制传统包袱的国家，滥用权力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样的国度里，由于向民主体制的漫长进军刚刚开始，仍在途中，新与旧、光荣与罪恶的斗争往往显得曲折而激烈。统治者习惯于盗用人民的名义，用某种宗教或准宗教的教条束缚人们的思想，在他们认为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以保护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总之，在人类的行为舞台上，政治总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而且总是与“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人类学会驾驭权力的前提，乃是首先战胜对权力的贪婪。贪婪，就是政治领域中最大的负面存在。
如果说，政治领域中对利益的追逐还要采取相对迂回的形式（统治者毕竟没有忘记他们理论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末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对金钱的赤裸裸的崇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剩余价值”的追求理解为是资本存在的全部根据；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则把“利润最大化”看作厂商经济行为的自然前设。诚然，现代社会巨大的物质财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没有市场经济，人类可能仍然沉醉于中世纪小农经济田园牧歌般的酣梦里。然而，这个觉醒的代价又是沉重的。弥漫于世纪末的对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惊恐就是上述代价最生动的写照。贪婪，这个被制度化的市场机制尽情释放出来的经济推动之神，如今也作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负面存在，日益显示其本来面目。
那末，人类能否战胜贪婪？仅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自身能量恐怕不够。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运作都是“以成功为指向”的“战略行为”，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范畴，说得通俗些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评价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这里所遵循的只是强者的逻辑。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固然是对“强者逻辑”的制约，但不能指望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的现代化如果只有这两个维度，其结果显然将是一个跛脚的、残缺不全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不断产生罪恶的现代化。
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这就是公民社会。它遵循的不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如果说，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象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战车引入歧途，那末公民社会就应该象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代化战车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人性发展的目标。
这就是公民社会独有的功能。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媒体固然也很重要，但活跃在电台、电视台、报纸、出版界的无数为“公共领域”服务的斗士，他们本身也来自大学，也是大学的“成品”。不但如此，如果从结构角度看，媒体还有一个先天的弱点，那就是大部分传媒机构本身也是经济组织，或亚经济组织，它们也要赢利；而一旦维护正义与追求赢利两者发生冲突时，事情就会变得不妙起来。大学则不然。大学乃“天下之公器”，本质上自当是公益机构。维持大学运转的经费来自社会，这是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大学不是为赚钱而存在的，这是大学区别于所有经济组织的根本标志，它没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可图。这种“清白”的身份使大学面对社会时身正声朗，凛然无所畏惧。
总之，真正的大学应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党派，独立于特定意识形态，独立于商业社会的功利与短视。同时，真正的大学又必然以关怀自己的民族、关怀国家的进步、关怀社会正义、关怀人类命运为己任。有了这四“独立”、四“关怀”，大学就获得了内在的生命与品格。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经光绪皇帝奏准，由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大学，建于1895年。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1919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1904年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最初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设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其前身则是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不要看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数百年，在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把握上，对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追求上，中国第一代现代大学事业的开拓者却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勇气与胆略。
21世纪的中国大学应是中国现代早期伟大的高等教育传统的继承者。令人可喜的是，虽然中间有过一段历史曲折，随着改革事业的深入，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重构、整合、崛起之中。它必然会伴随着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前行而日益成熟起来。中国大学之“理念”不再稀缺、中国大学成为社会良知维护者与代言人的那一天，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成功就不远矣。
